北京是一座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有人说“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北京的金名片……”那么，它究竟源于哪里？
1995年，当时的宣武区人民政府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内竖起了一根高30多米的“蓟城纪念柱”，上书16个汉隶大字。书曰：“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柱前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撰写的碑文——《北京建城记》。碑文言简意赅，对北京的起源及其历史演进作了阐述。
应该说，这篇《北京建城记》虽然仅有短短的几百字，但是，它既是侯仁之先生自1946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读博士时撰写的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以来，数十年研究成果的高度浓缩版，也是对历史上蓟城所在位置的确定——蓟城是孕育在由永定河所形成的洪冲积平原之上，并仰仗永定河的“乳汁”哺育成长起来的。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有两个自然生长的奴隶制小国——蓟和燕。它们之中，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史书并无明文记载。于是，学者们便以周武王“伐纣灭商”和分封的日子，作为北京城的诞生之日。
1996年，我国有关部门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经过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们仔细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还对相关的文物作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武王“伐纣灭商”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个日子与出土于陕西宝鸡的青铜器——利簋上的铭文所记的“甲子日”也完全吻合。因之，也是可信的。而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便“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氏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记·周本记》）。《礼记·乐记》则又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这也就是说，“蓟国”是周武王褒封出来的。而这个“褒封”，又是周武王为巩固其政权，对原本有人民、有土地的旧有部族，只需在名义上“嘉之”，承认其在当地原有的权力，但归附于周。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名义上的嘉封，而这种嘉封也说明“蓟国”原有势力的雄厚及其根基之深。
史书上所记的与“蓟”并存的“燕”，位居蓟城之南，相去约百里之遥。这是一座位于太行山东麓，仰仗着东流的琉璃河水哺育成长起来的城邑，即后来的“燕都”。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部门对“燕都”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文物达数千件之多，成果斐然。特别是在1193号大墓中出土的、带有“成周”铭文的卜甲和戈，它们对确定“燕都”的时代划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周武王在“伐纣灭商”之后两年，便因病去世，其子成王即位，并由辅政大臣周公、召公遵照武王遗愿，在洛阳卜地建新都——“东都”。而在琉璃河遗址中发掘的带有“成周”铭文的卜甲和戈，既说明了1193号大墓墓主人葬的是召公，也证明了它们是由召公带到“燕都”来的。至于后来，由于“燕都”背依中原的宗周实力雄厚、势力强大，却又受到“燕都”城南琉璃河夏季洪水，乃至泥石流的严重威胁，遂北上吞并了地处华北大平原北端，且处于南北交通地理枢纽位置的蓟城，并把“燕”的都城也迁到了“蓟”。蓟城自此之后更得以迅速发展，它从战国时“富冠天下的名都”，到秦汉时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蓟城，隋唐时期则成为中国北方的边防重镇——幽州，东北契丹族崛起，又成为辽代的陪都——南京城（也称“燕京”）；女真族继起，这里又成了金代的中都城；中国北方大漠的游牧民族起兵南下，号称“大元”，又在北京建起了赫赫有名的大都城；明清两代这里又建成了北京城……先后相沿数千年未有间断。
而位于琉璃河旁的古城“燕都”，虽规模宏大（整个遗址面积有5.35平方千米），却也并不是城市发展的理想之地，因而在迁都以后的数千年里，再也没有发展成为更大的城市，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处“燕都遗址”，并一直遗存至今。也因此，才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得以考古发掘的理想场所，并取得重大的成果。1958年国务院将原属于河北省房山等五县划归北京市，琉璃河燕都遗址也就随之进入了北京地区……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满怀自信地说：位于今广安门内外一带的“蓟城”是北京的起源地，它的“建城日”就是武王“伐纣灭商”的日子——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作者：朱祖希 著名史地学者
北京是一座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有人说“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北京的金名片……”那么，它究竟源于哪里？
1995年，当时的宣武区人民政府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内竖起了一根高30多米的“蓟城纪念柱”，上书16个汉隶大字。书曰：“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柱前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撰写的碑文——《北京建城记》。碑文言简意赅，对北京的起源及其历史演进作了阐述。
应该说，这篇《北京建城记》虽然仅有短短的几百字，但是，它既是侯仁之先生自1946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读博士时撰写的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以来，数十年研究成果的高度浓缩版，也是对历史上蓟城所在位置的确定——蓟城是孕育在由永定河所形成的洪冲积平原之上，并仰仗永定河的“乳汁”哺育成长起来的。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有两个自然生长的奴隶制小国——蓟和燕。它们之中，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史书并无明文记载。于是，学者们便以周武王“伐纣灭商”和分封的日子，作为北京城的诞生之日。
1996年，我国有关部门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经过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们仔细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还对相关的文物作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武王“伐纣灭商”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个日子与出土于陕西宝鸡的青铜器——利簋上的铭文所记的“甲子日”也完全吻合。因之，也是可信的。而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便“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氏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记·周本记》）。《礼记·乐记》则又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这也就是说，“蓟国”是周武王褒封出来的。而这个“褒封”，又是周武王为巩固其政权，对原本有人民、有土地的旧有部族，只需在名义上“嘉之”，承认其在当地原有的权力，但归附于周。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名义上的嘉封，而这种嘉封也说明“蓟国”原有势力的雄厚及其根基之深。
史书上所记的与“蓟”并存的“燕”，位居蓟城之南，相去约百里之遥。这是一座位于太行山东麓，仰仗着东流的琉璃河水哺育成长起来的城邑，即后来的“燕都”。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部门对“燕都”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文物达数千件之多，成果斐然。特别是在1193号大墓中出土的、带有“成周”铭文的卜甲和戈，它们对确定“燕都”的时代划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周武王在“伐纣灭商”之后两年，便因病去世，其子成王即位，并由辅政大臣周公、召公遵照武王遗愿，在洛阳卜地建新都——“东都”。而在琉璃河遗址中发掘的带有“成周”铭文的卜甲和戈，既说明了1193号大墓墓主人葬的是召公，也证明了它们是由召公带到“燕都”来的。至于后来，由于“燕都”背依中原的宗周实力雄厚、势力强大，却又受到“燕都”城南琉璃河夏季洪水，乃至泥石流的严重威胁，遂北上吞并了地处华北大平原北端，且处于南北交通地理枢纽位置的蓟城，并把“燕”的都城也迁到了“蓟”。蓟城自此之后更得以迅速发展，它从战国时“富冠天下的名都”，到秦汉时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蓟城，隋唐时期则成为中国北方的边防重镇——幽州，东北契丹族崛起，又成为辽代的陪都——南京城（也称“燕京”）；女真族继起，这里又成了金代的中都城；中国北方大漠的游牧民族起兵南下，号称“大元”，又在北京建起了赫赫有名的大都城；明清两代这里又建成了北京城……先后相沿数千年未有间断。
而位于琉璃河旁的古城“燕都”，虽规模宏大（整个遗址面积有5.35平方千米），却也并不是城市发展的理想之地，因而在迁都以后的数千年里，再也没有发展成为更大的城市，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处“燕都遗址”，并一直遗存至今。也因此，才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得以考古发掘的理想场所，并取得重大的成果。1958年国务院将原属于河北省房山等五县划归北京市，琉璃河燕都遗址也就随之进入了北京地区……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满怀自信地说：位于今广安门内外一带的“蓟城”是北京的起源地，它的“建城日”就是武王“伐纣灭商”的日子——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作者：朱祖希 著名史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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