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长河中的北朝星光

发布时间: 2025-07-04 10:35:37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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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同铸山河——北朝历史文物主题展

展期：2025年5月1日起

地点：天津博物馆

北朝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政权更替频繁，然而民族交流融合之势却如百川入海势不可挡。正在天津博物馆举办的“同铸山河——北朝历史文物主题展”汇聚了来自天津、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宁夏等8个省市（自治区）的14家文博单位的220余件/套文物，共同讲述了这段由纷乱到统一的历史。

远道而来：从迁徙到入主中原

这段长达300多年的统一故事中的主角是北魏。在《西游记》中，有一段孙悟空在花果山中发现水帘洞的情节。吴承恩的这段文学描述在现实世界似乎成了拓跋鲜卑祖源的投射，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大山洞，名叫嘎仙洞，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森林公园内，这是一个在半山腰的花岗岩峭壁上出现的天然山洞，从中孕育出一个日后震撼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拓跋鲜卑建立的魏。

1980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距嘎仙洞洞口很近的西侧石壁上，发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43年（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祭祖时所刻的祝文，验证了这个山洞的不凡来历。祝文共19行201字，字体古拙，介于隶楷之间。这一重大发现与《魏书》中提到的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相吻合。

这座高出平地约5米的巨大山洞内有约2000平方米，洞内堆积有较丰富的文化层。本展出现的两件最不起眼的带孔骨器即来自于此，指向拓跋鲜卑的祖源地。

现藏于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狩猎图》壁画出土于大同南郊仝家湾梁拔胡墓，面积约5平方米，描绘了鲜卑人的大型狩猎场景。连绵的群山由红黑两色勾勒出来，动物受到猎队的惊吓，向画面两侧狂奔。惊鹿疾驰，虎豹腾跃，狐兔奔逃，猎手们紧追不舍，猎狗穿插其间，围猎即将成功。

在鲜卑的动物纹饰中，“鹿纹”也许是最能体现鲜卑人的民族性、社会文化和原始宗教信仰的一种纹饰，同时也是古代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展柜中的三鹿纹金牌饰和双鹿纹金饰牌最为典型，这些金饰中还有最吸引观众的鹿角金步摇冠饰。

发端于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拓跋部属东胡后裔。从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初，鲜卑诸部一直处于大迁徙的浪潮之中。本展以一张《拓跋鲜卑南迁路线图》清晰地展示了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

东汉早期，由于占据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被中原王朝彻底打垮，一部分消亡，一部分西迁，造成了此区域的权力真空。游弋于东北地区的各支鲜卑部落开始沿长城地带进入匈奴故地。史书记有“南迁大泽”，说明鲜卑族群到达呼伦湖，主要活跃于呼伦贝尔地区，而有些族群继续西迁，最远达到了河西走廊，成为后来的吐谷（yù）浑（鲜卑族地方政权）。

考古人员在这条线路上发掘出多处遗存，除包含早期拓跋鲜卑的文化因素外，还包含檀石槐鲜卑、匈奴、慕容鲜卑、中原汉人等多种文化因素。

在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后旗三道湾墓地出土的东汉四乳四禽纹铜镜是被毁坏后葬入墓中的。“毁镜”葬本是匈奴的一种特殊葬俗，可能源自秦人的影响。拓跋鲜卑占据匈奴故地之后，墓葬中开始出现毁坏的铜镜，是拓跋鲜卑深受匈奴文化因素影响而延续匈奴葬俗的表现。铜镜又是典型的汉式器物，在拓跋鲜卑墓葬中多有发现，也反映出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往来。漩涡纹金耳坠上出现的涡纹与东汉晚期檀石槐鲜卑大联盟的崛起密切相关，是该时期鲜卑独立自主文化政策的产物。

因为这样的大迁徙，各鲜卑部落与中原文明的接触机会逐渐增多，其经济模式发生转变，社会结构不断演进，政权意识也开始萌发，由游牧部落的松散联盟向中原农耕文明的中央集权转化。

在北方游牧民族中，鲜卑虽不如匈奴在欧亚大陆影响广泛，但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却比匈奴更值得重视。匈奴虽然活跃了三四百年时间，但它并没有真正入主中原，而鲜卑不仅和匈奴一样在北方建立过地域广袤的（军事）大联盟，还建立了一系列政权。所谓“十六国”中，鲜卑建立的政权有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和南燕，还有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

早在公元258年，拓跋力微把统治中心移到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北），联合乌桓、匈奴及汉人等，组建了以拓跋鲜卑为首的部落联盟，并与魏晋互通贸易，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公元310年，拓跋猗卢被西晋加封为代公，5年后，他晋升为 “代王”，拓跋鲜卑所控地域进一步扩大，这威胁到了当时北方地区最强大的前秦。376年，符坚发兵灭代。到了386年，拓跋珪复建代国，改称魏王，国号“魏”，史称“北魏”，从此开启了北魏统一北方的正式进程，最终入主中原，是为北朝。

南征北战：从骑兵到步兵

自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曹魏”，中国陷入分裂状态，直至西晋重新统一，却是短暂的，只有51年。公元317年，中国再次分裂。晋室南迁，渡长江，定都建康（今南京），是为东晋，勉强安顿下来。长江以北则陷入长期的动荡与战乱之中。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权最终收束于北魏，北朝的天下是拓跋鲜卑南征北战打下来的。

为了展示这一历史进程，“同铸山河”策展人借四枚铜印加以表述。首先是前赵的“率义侯印”。前赵由匈奴人刘渊于304年建立，定都长安，329年亡于后赵。后赵由羯族石勒建立，都城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一枚“关内侯印”是政权存在的物证，后赵亡于冉魏。一枚“龙骧将军章”鎏银铜印来自后燕，由鲜卑族的慕容垂于384年建立，都城设在龙城（今辽宁朝阳），407年亡于北燕。北凉的“四角羌王”鎏金铜印暗示了该国的位置在河西走廊一带，都城姑臧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市。439年，北凉被北魏攻灭。至此，中国北方地区实现了重新的统一。后面就是北朝与南朝之间的攻伐了。

长期的游牧生活塑造了北魏的游牧文化，军事组织结构也由此决定，骑兵的作用尤为突出。虽然北魏进占中原后，步兵的作用日益增强，但由于柔然在北方草原迅速崛起，对北魏北境构成巨大威胁，使得北魏必须保持强大的骑兵武装，采取大纵深、短时间攻击的骑兵运动战模式。

由北魏时期非常流行甲骑具装武士俑可知骑兵受重视的程度。“甲骑具装”为人甲和马甲的合称，是古代重装骑兵的防护装备。西域人将甲骑具装和优良战马带入中原，使其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甲骑具装的出现说明来自草原的游牧骑兵由骑射为主的单兵迂回战术转变为正面冲击的集体战术。

展厅中的核心展区之一就是武士俑组成的仪仗队。1965年，洛阳老城区的北魏元劭墓出土了8件形制相同的彩绘甲骑具装武士俑，骑兵头戴兜鍪（móu），身披铠甲，左手牵缰，右手执兵器，马俑身披铠甲，马脸上披有面帘。这说明，拓跋鲜卑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政权结构和战术形态的转型。

随着北方的敌人或被歼灭或被打跑，北魏的敌人换成占据河北、河南、河西与江南的对手，这些对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据城而战。北魏在军事上的下一步重大调整就是适应中原作战模式，它要求步骑兵协同作战和持久的攻、守城战能力。从拓跋珪到拓跋弘，北魏军队的步兵比例逐渐增加。比如拓跋珪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与南朝宋军征战时期，魏军多用汉人步兵协助拓跋骑兵作战。魏军还掌握了攻城的基本战术手段，如挖掘堑壕、地道，制造攻城车辆、器械等。

与450年拓跋焘对刘宋的战争相比，拓跋弘时期的北魏政权及军队更加适应中原的战争形式，不但能够较为熟练地进行城池攻坚战，还改革了后勤补给方式，从曾经的劫掠当地人的物产到依靠后方运输粮草，使战争的可持续性大大加强。到了北魏后期，随着魏军的主要对手转为南朝军队，其作战方式已经高度中原化，并开始学习如何在河网纵横、山林密布的区域为己方部队选择有利的进攻与防守的位置，逐渐积累水战经验，以图渡淮河南下。

虽然北魏在“河阴之变”后陷入动荡与分裂，但继起的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仍基本继承了北魏的汉化政治基础与行政管理架构，其模式一直影响到了隋的统一。

确立中轴：从平城到洛阳

北魏历史上曾先后建立过三座都城：盛乐、平城和洛阳。盛乐城的营建是鲜卑修建城邑的开始，因此在城市的布局上还看不出明确的规划，它标志着鲜卑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定居生活。当鲜卑族进一步发展，考虑将位于和林格尔的都城南迁时，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自然资源，今天的大同，当年的平城，都成为了首选。当时的大同地处农牧业文化的交界地带，是连接长城内外的重要军事枢纽，因而专门从汉语“平成”中挑出“平”这个字，大概是作为对交界地带各自为安、互不争斗的祝福吧。

北魏的平城依汉朝平城县扩建而成。从道武帝拓跋珪398年迁都至此，至494年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建都于此长达97年，前后经历六位皇帝，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无可争议的中心，也是丝绸之路东端的出发点与终点。

平城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中原后建立的第一座都城，体现了游牧文化和汉族文化融合共生。在这里，以拓跋鲜卑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积极学习汉文化，重用汉族名士，从胡汉杂糅到完全融入汉文化，为后来南迁洛阳打下了伏笔。

北魏定都平城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建设。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墙环绕组成的城市格局是古代封闭式里坊城市的典型代表，深刻影响了东魏北齐邺城、隋唐长安城的规划思路，进而延续到宋元明清时期的都城建设。

从这个角度讲，本展中一块来自大同博物馆的汉瓦当显得尤为重要。圆形瓦当上由双竖线界格分为四区，靠近边轮处各饰一朵卷云纹，中心凸弦纹中模印隶书“平城”二字，朴素大方，简直可以作为大同市的最佳标识。

除了这样的瓦当，今天的大同经考古发现的墓葬达百余处，出土文物千余件，其中既有古拙朴素的陶瓷器、璀璨夺目的金银器，又有别致精美的玻璃器。在大同城西约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开凿了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造像群，堪称佛教与雕塑艺术的典范，它们见证着鲜卑社会生活从粗犷向精致的转变，同时折射出平城时代北魏强劲的国势与文化的包容。

然而孝文帝并未满足于此，为适应更大的发展，以期统一中国，他于494年启动了迁都洛阳的行动。此后的洛阳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及至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秩序中心。洛阳邙山是北魏皇陵和王公贵族墓葬聚集区，成队的武士俑以及众多的伎乐俑、劳作俑，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富足与强大，而出土器物上的胡人形象更直观、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洛阳的国际大都市形象。

北魏三次建都的历程，是古代城市设计由多元趋向形成较为固定样貌的时期，城市空间布局理念上的变化，反映出北方民族由游牧转为定居且不断汉化的过程，它既是地理上的迁移，更是文化意识上的更迭、融合和演绎的过程。

北魏末年爆发的六镇起义极大地削弱了元氏皇族的统治力量，在战争中催生的一批新兴军阀集团逐渐控制了政局。经过短暂的政治纷争，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之后不久，高洋和宇文觉又分别自立，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历史进入了又一个三国鼎立的时期。

东魏北齐邺城是在曹魏十六国邺城之南增筑的南城，又称为“邺南城”，延续了平城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组成的城市体系，并以朱明门大道为中轴线，辅以其他道路作为经纬线，各功能区据此对称分布，将宫城、市集、居民区安置其间，成为隋唐都城的直接蓝本。

文化交融：从器物服饰到造像

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实施对河西走廊至西域地区的有效军事管理，因魏晋战乱割据而阻塞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东来弘法的僧侣、从事朝贡贸易的使团络绎不绝。萨珊波斯、粟特等地的商人带来了宝石饰物、金银器皿，还带来了先进的玻璃制造技术，提高了中原地区工匠的技艺。展中的野猪纹圆形金饰中的野猪形象与大同封和穾（yào）北魏墓出土的狩猎纹银盘上的野猪形象十分相似，应该是由波斯传入北魏的东西文化交流证据。

在展厅浏览时，几乎每一位观众都会流连于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三件玻璃半球形泡饰前，令人惊艳的是著名的北魏蓝。史载平城时期，有大月氏人来华传授西方玻璃制造技法，这些存世稀少的北魏蓝色玻璃器皿代表了中国工匠学习之后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呈现平城时代特色的玻璃文化。

有趣的是，经孝文帝“太和改制”后逐渐消失的鲜卑服到了北齐、北周时期重新出现。此时的鲜卑服已在平城时代融入了西域胡服的元素，以风帽、圆领窄袖袍、腰带、窄裤、鞋靴搭配成套，广泛流行，从此确定了中国常服的走向，至唐代逐渐发展为幞头、圆领袍衫、腰带、裤与靴搭配成套的样式。此外，在东魏、北齐时期的陶俑上还可见风帽、左祍、袒肩、翻领等带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服饰元素，这也是“胡风”影响中原社会的表现。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北朝时期的中国仍处于分裂状态，战争一直是进行式。在战乱年代，佛国往往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

本展中以山东青州地区龙兴寺为代表的北朝晚期佛造像仍是观众瞩目的焦点。这些单人造像，特别是立像，身材修长、挺拔而秀美，在面容和衣纹装饰上尤其特别。那种紧贴佛像身体的线条塑绘，给人一种质薄透体的感觉。这种称为“曹衣出水”般的美感，将凝神沉思的神态寓于肉身的健美之中，成为佛教造像历史上“汉化”的典范，从此，“青州的微笑”永驻中国人的心间。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北朝是嵌入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大变革大转折之中的一段漫长的历史。由于北方草原民族气势日盛，前后建立了许多政权，而中原政权在冲突中每每处于下风，以至仓皇南渡，尽管得以苟延残喘，但最终改变不了被消灭的命运。

本次特展名为“同铸山河”，借文物侧写了一段古代中国北方的政权演变史。前有十六国，后有北朝，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权，或坚持民族文化的纯洁性，或胡法、汉法并存，或全面融入汉文化，在激起一阵阵小小的浪花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唯有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卓尔不群，它本是后进的，但它不仅主动融入历史长河之中，还塑造了这条长河的形态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