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世界从来就不是人拥有了物，而是物倒过来拥有并记录了人的情感和记忆。小说《金农的水仙》便从一幅古画的真假悬疑，牵出都市生活的纷扰喧嚣和现世人情的冷暖炎凉，探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年少成名”的作家陈佳勇，时隔多年写下这部小说。于他而言，用虚构的故事记录当下生活是一种挑战，但值得去尝试。借由这部新作，记者与他探讨当下长篇小说的时代价值、以文字书写的“即时的当代生活”如何影响人类。在他看来，“有趣”的文字终将照亮人的内心。
“少年作家”到“中年作家”
如果没有这些年的各种摸爬滚打，我肯定写不出这样的小说
读书周刊：我们是同龄人，你是80后都熟悉的“少年作家”，1999年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一战成名”。时隔多年看你的小说《金农的水仙》，还是能感到字里行间的几分“少年气”。
陈佳勇：以前我们那批人被称作“少年作家”，《所谓青年》《在北大散步》这两本书都是我大学期间出版的，最近5年又出版了《老板不见了》《爱吃的我们没烦恼》《金农的水仙》这3本书，也就是我自己临近“中年”时写的。
我常自嘲，从“少年作家”到“中年作家”，中间“青年作家”的身份是缺失的，但这缺失的17年对我个人而言非常珍贵，如果没有这些年在职场、商场的各种“摸爬滚打”，我肯定写不出这样的小说。
读书周刊：当年的写作心态，与如今是否大不一样？
陈佳勇：是啊，年少时因写作文而“成名”，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写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表达欲，用上海话说，就是觉得自己很“来噻”。但经历的事情多了，便觉得自己有许多地方是“不来噻”的。于是，内化到写小说的时候，整个姿态就会放低，人一旦放低了自己的姿态，就会显得坦诚了。
从2019年写《老板不见了》开始，我重新捡起停摆已久的文学创作。后来将近3年时间里，我连一段闲散的文字都没有写过，我自己也觉得大概不大会再有整块的时间和闲心来写东西了。
但新冠疫情期间，过去被各种“忙”填满的时间瞬时空出一大块。于是我再次拿起笔，在纸上涂涂画画，人物框架、故事主线与副线，全部安排妥当。2022年4月9日动笔，4月26日收笔，完成了初稿，这就是《金农的水仙》整部小说的创作时间跨度。
读书周刊：文字中的从容和坦诚，也许是我一口气读完《金农的水仙》并感到愉悦的原因。
陈佳勇：我不是职业作家，纯粹是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写作计划，也不需要通过采风来搜集故事线索、找灵感。这会导致我的写作是不规律的，并让我与写作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样的写作者，在大众读者那里较难获得很大的影响力，受众就是很小的一个圈层。但这个圈层，他们的感受和我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非常接近，作者和读者再也不是知识传播层面上“上下游”的关系，而是处在同一水平面。现在的社会因为没有信息差，许多书存在的价值也渐渐从“指点”变成了“陪伴”，读者更能从我所写的现实题材中找到“共情”。
读书周刊：类似这样的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和传播，是大势所趋？
陈佳勇：我是这么认为的。描写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则和人心变化的题材比较受欢迎，实在是因为新千禧年（2000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变化太大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者，完全可以拓宽一点写作的范畴。
我20岁的时候读茅盾先生的《子夜》，只觉得是宏大叙事，很多人物和故事看不懂，也看得不够真切。等到我自己从事了那么多年企业经营工作，又切身经历了当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起伏，再读《子夜》，完全是发自内心地佩服。那种写作的即时性以及和时代贴近的程度，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也想往这个现实写作的方向努力一下。
读书周刊：有读者说，你小说中的有些情节会让他们有“会心一笑”和“秒懂”的感觉，这是否是你想要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和交流？
陈佳勇：一个作者出版了一本书，忽视读者的反应是不现实的。但如果作者为了书的畅销，或者说为了获名获利去取悦读者，那么他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文化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
这些年，文学类图书的销量一直是业界的隐秘话题，我在出书过程中对此有了深刻体会。写作者要真诚，要认认真真地讲故事，把真情实感讲出来，否则没人要看你的书。但道理人人都会说，放到自己身上就不一定了，如果是奔着“畅销”而去的，写法上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目前的这种写作的节奏和方向比较符合自己的性格和实际写作能力。
当成长的秘密被揭开
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于安全感是极度需要的，其实，男性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周刊：你的小说好像都是男性视角？
陈佳勇：是的，《老板不见了》和《金农的水仙》都是百分之百的男性视角，前一本写的是放纵与平衡，后一本写的是克制与约束。
坦率地讲，《金农的水仙》主要讲的就是一个男人40岁之后的“慌张”与“放下”，同时想表达的是，人不应为物所累，这世界从来就不是人拥有了物，而是物倒过来拥有并记录了人的情感和记忆。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冬心，其名字脱胎于清代大画家金农的号“冬心先生”，我把他定位成现在时髦的所谓“财务自由”人士。一个多金的单身中年男人，无疑是都市人茶余饭后最喜欢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仿佛在很多人眼里，只有实现了“财务自由”这般最实在、最确定的事情，方能对抗未来各种不可预知的不确定。
事实上，男性内心的恐慌和害怕也是层次丰富的，尤其感觉一过40岁的门槛，“慌张”明显多了起来，这其中有对年龄的担心，既谈不上年轻又说不上老，半吊子卡在中间，着实尴尬。还有各种世俗的标尺，比如身体、金钱、名望，都明晃晃地摆在眼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于安全感是极度需要的，其实，男性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周刊：也有人说，你写到的一些现代人成长、成熟过程中的小秘密，读起来很过瘾。
陈佳勇：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很多小秘密，就男性来说，进入成人社会之后，随着欲望的放大、男性意识的扩容，各种特有的隐秘便会越积越多。而能量越大的男性，这些隐秘的能级就有可能被成倍放大。但有时候，隐秘被撕开之后，常会让人惊讶为何如此不堪。
我感觉这次写张冬心，包括写到小说里的其他支线上的男性，与《老板不见了》里的那些男性相比，虽然降维了一个层级，但写得更真实，把人性中的“害怕”写了出来。小说里，张冬心对“死党”马成功说，“这人啊，受点限制和约束，其实挺好的”，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限制是外在的，克制才是主观的、自觉的。
至于女性角色，《金农的水仙》里的李可白和《老板不见了》里的姚婷婷，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对于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始终都是清醒的，也都有一定的主动权。小说里，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女性角色是端木，是一种更洒脱又点到为止的女性形象。
表达“即时的当代生活”
日子么就是一天天过的，认认真真地吃一餐饭，看似不够“勤精进”，但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本真状态
读书周刊：这几年，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数量持续增加，然而，不少年轻人觉得，花钱买一本小说，几小时就看完了，这笔消费“不划算”，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文学作品的价值可以从这个维度来考量吗？
陈佳勇：我在《当代》杂志上发表《金农的水仙》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对于国内的文学刊物，出版社还是习惯于用字数来划分小说形式，中篇小说篇幅控制在6万字以内，长篇小说至少11万字，要成为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则必须是20万字以上。《金农的水仙》的字数是8.5万字，处在中篇和小长篇的中段，两头不靠，我的责编很敬业，建议我扩容到11万字，变成一个小长篇。但我实在不想硬凑字数，在出单行本的时候，我和出版社商量决定就是现在这个篇幅。
小说的阅读，还是要故事“好看”，文体上的标新立异不是我所追求的。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讨论应该读什么样的小说，或讨论什么是好小说，而是还有多少人愿意读小说。习惯文字信息传播的一代，和习惯视频影像传播的一代，是有本质差别的。说不定，以后阅读文学小说纸质书的人群，也会和收藏中国书画的人群一样，变成小众人群。受众群体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一定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方向，因而，还是要结合时代的变化，来评判所谓文学作品的价值。更何况，价值评定的标准，本身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读书周刊：你喜欢用文字表达“即时的当代生活”，写美食、职场、饮食男女，都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吗？
陈佳勇：是的。人一辈子其实是很短暂的。我们小时候写作文都写过“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样的开头，但其实，小时候的时光像织布机，得可劲地织呢，其实挺漫长的。真的是成年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才觉得时间过得快。我对于世俗生活一直抱有“尊敬”的态度，日子么就是一天天过的，认认真真地吃一餐饭，看似不够“勤精进”，但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本真状态。
我从小喜欢看历史书，也看过许多人物传记，我发现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其实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也很生动。那些名字摆出来，个个都是响当当的，我看人家日子也过了，事情也做了，那才是真本事。
2023年我出版了美食随笔集《爱吃的我们没烦恼》，就是想通过写食物，来勾勒食物背后那些温暖的人情故事。小馄饨、大排面、奶油小方，这些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没有理由不被珍视。现在我每个月会写一到两篇美食散文，发表在报纸上，这个写作节奏是我现在能把控的，写作时间、写作的情绪积累，都比较自然。
读书周刊：你的表达中有一些名家、名作的影子，哪些作品对你有过影响？
陈佳勇：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作家，或者应该说是思想家，就是鲁迅和克尔凯郭尔。鲁迅的著作，我是高中阶段全部读完的；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则是在大学里读的。他们作品的底色都具有一种“荒凉感”，导致我现在去看绘画作品，尤其是油画，我喜欢的那些画作也都具有一种空旷的“荒凉感”。
因为时光流逝、种种的不完美和局限性，人生的本质，也一定是“荒凉”的。但正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些“荒凉”，你对人生的本质抱有这样的认知，因而对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才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想做的事情会更加努力去做，同时又对结局抱有清醒的认识。我读鲁迅的作品、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些。
写作不该成为一种“特权”
文学家也更应是对人生有所感知的人，只要对生活有真情实感，都可以写出有趣的文字
读书周刊：我从你的文字中，也从许多当代作家的文字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底蕴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陈佳勇：中国传统文化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传统文人书画，主要是在视觉上对我的冲击以及意境上的体会。
我曾经从事过16年影视传媒工作，影视是真正的大众文化消费，节奏快、口味重、情节强，我一度满脑子都是这些。回归到个体的时候，我常在工作之余跑到各地的美术馆看展览，跑到北京、上海的拍卖公司看预展，每当看到那些画面空旷、荒凉，意境悠远的作品，我都会停留很长时间。中国传统书法里，一些有趣味的对联作品，也是我经常关注的内容。因为喜欢，我就有意识地买了许多相关书籍，手机里也存了许多相关的图片，写小说时就写到了这些艺术品、古籍善本的内容。后来，机缘巧合到艺术行业里面去工作了，感受更加不一样了。
这些日常工作中的观察和体会，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肯定是很好的故事。而且，通过一个中国传统书画作品，探讨当代中国人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读书周刊：这让我想起作家王蒙的一个观点：文学是艺术的硬通货，舞蹈、美术、建筑，这都是视觉的艺术。但是如果你想说明白它们，你需要用语言、你需要有一个说明书……传统艺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于你来说是怎样的？
陈佳勇：在我的理解中，这段话的核心还是围绕着“人”的，语言、文字、各种艺术形式，表达的主体永远是人。即便是建筑，在建造的工艺上，讲究的是技术，但在建造的形式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审美，包括人怎么去看待空间的使用，这也是人的价值观和审美的延伸。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舞蹈、建筑，如果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很难看，那一定是创作者缺失了趣味，至少他内心里没把“有趣”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看待。
读书周刊：你的写作也是为了“有趣”吧。
陈佳勇：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时光片段里，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写作能力可能是一种天赋，但写作这件事情本身，不应该成为一种“特权”。只要你对生活抱有热情，你对生活里的各种细节观察得足够细致，而你恰好喜欢表达，愿意表达，那你就应该有“表达的途径”。
写作是一种表达方式，表达的工具是文字，我看现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短视频，有许多创意很好的内容，这其实就是当代的大众表达方式，表达的工具就是影像。两相比较，我真正担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究竟还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不能因为它是用文字记录的，就一定认为它比影像记录得更高级、更有生命力，这个是说不通的。
我经常劝别人写作，写作不是一种特权，文学家也不仅仅指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而更应是对人生有所感知的人，不管你是律师、医生，还是教师，只要对生活有真情实感，都可以写出有趣的文字。
打磨作品的“都市气质”
不能狭隘地将一百年前的“都市”概念，简单地平移到现在的“都市”实景上来，那是对于“都市”的误读
读书周刊：近些年来，以上海为背景、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并不太多，这也是《繁花》《千里江山图》等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造成这类作品缺乏的原因何在？
陈佳勇：我是上海人，生活工作在上海这座城市，因为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在晚清的世情小说里，我就读到了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文学表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例如“新感觉派小说”，也是我读大学时专门研究过的题目，里面涉及的上海城市形象也是十分丰富的。
具体到文学创作上，这些年其实有许多新生代、更年轻的写作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应该会在不久的将来，诞生出许多符合新时代上海都市气质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一定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那种“上海故事”，可能切入点会更小，聚焦个体命运的细节会更多。与文学创作相匹配的，其实还有文学批评，这个上海也是有基础的，关键是把专业的人聚合起来。
我个人觉得，文学作品“都市气质”的内核，应该是具有工商业文明特征的，比如契约精神、讲究逻辑，但不能狭隘地将一百年前的“都市”概念，简单地平移到现在的“都市”实景上来，那是对于“都市”的误读。
读书周刊：短视频时代、碎片化阅读时代，读者的欣赏水平是否也是“不进则退”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如何面对这种趋势？
陈佳勇：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时空维度里的，如果我们觉得读者的欣赏水平“不进则退”，凭什么就一定认为创作者的水准始终保持在高位呢？我有时候看到一种观点，说纸质阅读的人数在下降，说严肃文学没人关注了，大家的时间都被其他文化消费形态侵占了。但是，那些在创作之初就认真投入、精心打磨的作品，依旧是有市场的。真正被淘汰和忽略的，是那些低质量的内容供给。印刷在纸质书刊上的文字，和存储在云服务器上的文字，区分优劣的唯一标准应该是文字表达的精神内核，而不是它们依存的介质。
创作者还是要回归到创作的本真状态。倘若你对世间冷暖的观察和体会，没有独到之处，甚至连最基本的坦诚都做不到，这种作品肯定是没有价值的。
有人说，这世界从来就不是人拥有了物，而是物倒过来拥有并记录了人的情感和记忆。小说《金农的水仙》便从一幅古画的真假悬疑，牵出都市生活的纷扰喧嚣和现世人情的冷暖炎凉，探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年少成名”的作家陈佳勇，时隔多年写下这部小说。于他而言，用虚构的故事记录当下生活是一种挑战，但值得去尝试。借由这部新作，记者与他探讨当下长篇小说的时代价值、以文字书写的“即时的当代生活”如何影响人类。在他看来，“有趣”的文字终将照亮人的内心。
“少年作家”到“中年作家”
如果没有这些年的各种摸爬滚打，我肯定写不出这样的小说
读书周刊：我们是同龄人，你是80后都熟悉的“少年作家”，1999年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一战成名”。时隔多年看你的小说《金农的水仙》，还是能感到字里行间的几分“少年气”。
陈佳勇：以前我们那批人被称作“少年作家”，《所谓青年》《在北大散步》这两本书都是我大学期间出版的，最近5年又出版了《老板不见了》《爱吃的我们没烦恼》《金农的水仙》这3本书，也就是我自己临近“中年”时写的。
我常自嘲，从“少年作家”到“中年作家”，中间“青年作家”的身份是缺失的，但这缺失的17年对我个人而言非常珍贵，如果没有这些年在职场、商场的各种“摸爬滚打”，我肯定写不出这样的小说。
读书周刊：当年的写作心态，与如今是否大不一样？
陈佳勇：是啊，年少时因写作文而“成名”，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写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表达欲，用上海话说，就是觉得自己很“来噻”。但经历的事情多了，便觉得自己有许多地方是“不来噻”的。于是，内化到写小说的时候，整个姿态就会放低，人一旦放低了自己的姿态，就会显得坦诚了。
从2019年写《老板不见了》开始，我重新捡起停摆已久的文学创作。后来将近3年时间里，我连一段闲散的文字都没有写过，我自己也觉得大概不大会再有整块的时间和闲心来写东西了。
但新冠疫情期间，过去被各种“忙”填满的时间瞬时空出一大块。于是我再次拿起笔，在纸上涂涂画画，人物框架、故事主线与副线，全部安排妥当。2022年4月9日动笔，4月26日收笔，完成了初稿，这就是《金农的水仙》整部小说的创作时间跨度。
读书周刊：文字中的从容和坦诚，也许是我一口气读完《金农的水仙》并感到愉悦的原因。
陈佳勇：我不是职业作家，纯粹是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写作计划，也不需要通过采风来搜集故事线索、找灵感。这会导致我的写作是不规律的，并让我与写作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样的写作者，在大众读者那里较难获得很大的影响力，受众就是很小的一个圈层。但这个圈层，他们的感受和我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非常接近，作者和读者再也不是知识传播层面上“上下游”的关系，而是处在同一水平面。现在的社会因为没有信息差，许多书存在的价值也渐渐从“指点”变成了“陪伴”，读者更能从我所写的现实题材中找到“共情”。
读书周刊：类似这样的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和传播，是大势所趋？
陈佳勇：我是这么认为的。描写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则和人心变化的题材比较受欢迎，实在是因为新千禧年（2000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变化太大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者，完全可以拓宽一点写作的范畴。
我20岁的时候读茅盾先生的《子夜》，只觉得是宏大叙事，很多人物和故事看不懂，也看得不够真切。等到我自己从事了那么多年企业经营工作，又切身经历了当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起伏，再读《子夜》，完全是发自内心地佩服。那种写作的即时性以及和时代贴近的程度，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也想往这个现实写作的方向努力一下。
读书周刊：有读者说，你小说中的有些情节会让他们有“会心一笑”和“秒懂”的感觉，这是否是你想要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和交流？
陈佳勇：一个作者出版了一本书，忽视读者的反应是不现实的。但如果作者为了书的畅销，或者说为了获名获利去取悦读者，那么他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文化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
这些年，文学类图书的销量一直是业界的隐秘话题，我在出书过程中对此有了深刻体会。写作者要真诚，要认认真真地讲故事，把真情实感讲出来，否则没人要看你的书。但道理人人都会说，放到自己身上就不一定了，如果是奔着“畅销”而去的，写法上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目前的这种写作的节奏和方向比较符合自己的性格和实际写作能力。
当成长的秘密被揭开
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于安全感是极度需要的，其实，男性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周刊：你的小说好像都是男性视角？
陈佳勇：是的，《老板不见了》和《金农的水仙》都是百分之百的男性视角，前一本写的是放纵与平衡，后一本写的是克制与约束。
坦率地讲，《金农的水仙》主要讲的就是一个男人40岁之后的“慌张”与“放下”，同时想表达的是，人不应为物所累，这世界从来就不是人拥有了物，而是物倒过来拥有并记录了人的情感和记忆。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冬心，其名字脱胎于清代大画家金农的号“冬心先生”，我把他定位成现在时髦的所谓“财务自由”人士。一个多金的单身中年男人，无疑是都市人茶余饭后最喜欢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仿佛在很多人眼里，只有实现了“财务自由”这般最实在、最确定的事情，方能对抗未来各种不可预知的不确定。
事实上，男性内心的恐慌和害怕也是层次丰富的，尤其感觉一过40岁的门槛，“慌张”明显多了起来，这其中有对年龄的担心，既谈不上年轻又说不上老，半吊子卡在中间，着实尴尬。还有各种世俗的标尺，比如身体、金钱、名望，都明晃晃地摆在眼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于安全感是极度需要的，其实，男性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周刊：也有人说，你写到的一些现代人成长、成熟过程中的小秘密，读起来很过瘾。
陈佳勇：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很多小秘密，就男性来说，进入成人社会之后，随着欲望的放大、男性意识的扩容，各种特有的隐秘便会越积越多。而能量越大的男性，这些隐秘的能级就有可能被成倍放大。但有时候，隐秘被撕开之后，常会让人惊讶为何如此不堪。
我感觉这次写张冬心，包括写到小说里的其他支线上的男性，与《老板不见了》里的那些男性相比，虽然降维了一个层级，但写得更真实，把人性中的“害怕”写了出来。小说里，张冬心对“死党”马成功说，“这人啊，受点限制和约束，其实挺好的”，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限制是外在的，克制才是主观的、自觉的。
至于女性角色，《金农的水仙》里的李可白和《老板不见了》里的姚婷婷，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对于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始终都是清醒的，也都有一定的主动权。小说里，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女性角色是端木，是一种更洒脱又点到为止的女性形象。
表达“即时的当代生活”
日子么就是一天天过的，认认真真地吃一餐饭，看似不够“勤精进”，但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本真状态
读书周刊：这几年，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数量持续增加，然而，不少年轻人觉得，花钱买一本小说，几小时就看完了，这笔消费“不划算”，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文学作品的价值可以从这个维度来考量吗？
陈佳勇：我在《当代》杂志上发表《金农的水仙》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对于国内的文学刊物，出版社还是习惯于用字数来划分小说形式，中篇小说篇幅控制在6万字以内，长篇小说至少11万字，要成为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则必须是20万字以上。《金农的水仙》的字数是8.5万字，处在中篇和小长篇的中段，两头不靠，我的责编很敬业，建议我扩容到11万字，变成一个小长篇。但我实在不想硬凑字数，在出单行本的时候，我和出版社商量决定就是现在这个篇幅。
小说的阅读，还是要故事“好看”，文体上的标新立异不是我所追求的。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讨论应该读什么样的小说，或讨论什么是好小说，而是还有多少人愿意读小说。习惯文字信息传播的一代，和习惯视频影像传播的一代，是有本质差别的。说不定，以后阅读文学小说纸质书的人群，也会和收藏中国书画的人群一样，变成小众人群。受众群体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一定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方向，因而，还是要结合时代的变化，来评判所谓文学作品的价值。更何况，价值评定的标准，本身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读书周刊：你喜欢用文字表达“即时的当代生活”，写美食、职场、饮食男女，都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吗？
陈佳勇：是的。人一辈子其实是很短暂的。我们小时候写作文都写过“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样的开头，但其实，小时候的时光像织布机，得可劲地织呢，其实挺漫长的。真的是成年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才觉得时间过得快。我对于世俗生活一直抱有“尊敬”的态度，日子么就是一天天过的，认认真真地吃一餐饭，看似不够“勤精进”，但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本真状态。
我从小喜欢看历史书，也看过许多人物传记，我发现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其实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也很生动。那些名字摆出来，个个都是响当当的，我看人家日子也过了，事情也做了，那才是真本事。
2023年我出版了美食随笔集《爱吃的我们没烦恼》，就是想通过写食物，来勾勒食物背后那些温暖的人情故事。小馄饨、大排面、奶油小方，这些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没有理由不被珍视。现在我每个月会写一到两篇美食散文，发表在报纸上，这个写作节奏是我现在能把控的，写作时间、写作的情绪积累，都比较自然。
读书周刊：你的表达中有一些名家、名作的影子，哪些作品对你有过影响？
陈佳勇：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作家，或者应该说是思想家，就是鲁迅和克尔凯郭尔。鲁迅的著作，我是高中阶段全部读完的；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则是在大学里读的。他们作品的底色都具有一种“荒凉感”，导致我现在去看绘画作品，尤其是油画，我喜欢的那些画作也都具有一种空旷的“荒凉感”。
因为时光流逝、种种的不完美和局限性，人生的本质，也一定是“荒凉”的。但正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些“荒凉”，你对人生的本质抱有这样的认知，因而对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才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想做的事情会更加努力去做，同时又对结局抱有清醒的认识。我读鲁迅的作品、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些。
写作不该成为一种“特权”
文学家也更应是对人生有所感知的人，只要对生活有真情实感，都可以写出有趣的文字
读书周刊：我从你的文字中，也从许多当代作家的文字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底蕴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陈佳勇：中国传统文化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传统文人书画，主要是在视觉上对我的冲击以及意境上的体会。
我曾经从事过16年影视传媒工作，影视是真正的大众文化消费，节奏快、口味重、情节强，我一度满脑子都是这些。回归到个体的时候，我常在工作之余跑到各地的美术馆看展览，跑到北京、上海的拍卖公司看预展，每当看到那些画面空旷、荒凉，意境悠远的作品，我都会停留很长时间。中国传统书法里，一些有趣味的对联作品，也是我经常关注的内容。因为喜欢，我就有意识地买了许多相关书籍，手机里也存了许多相关的图片，写小说时就写到了这些艺术品、古籍善本的内容。后来，机缘巧合到艺术行业里面去工作了，感受更加不一样了。
这些日常工作中的观察和体会，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肯定是很好的故事。而且，通过一个中国传统书画作品，探讨当代中国人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读书周刊：这让我想起作家王蒙的一个观点：文学是艺术的硬通货，舞蹈、美术、建筑，这都是视觉的艺术。但是如果你想说明白它们，你需要用语言、你需要有一个说明书……传统艺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于你来说是怎样的？
陈佳勇：在我的理解中，这段话的核心还是围绕着“人”的，语言、文字、各种艺术形式，表达的主体永远是人。即便是建筑，在建造的工艺上，讲究的是技术，但在建造的形式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审美，包括人怎么去看待空间的使用，这也是人的价值观和审美的延伸。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舞蹈、建筑，如果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很难看，那一定是创作者缺失了趣味，至少他内心里没把“有趣”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看待。
读书周刊：你的写作也是为了“有趣”吧。
陈佳勇：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时光片段里，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写作能力可能是一种天赋，但写作这件事情本身，不应该成为一种“特权”。只要你对生活抱有热情，你对生活里的各种细节观察得足够细致，而你恰好喜欢表达，愿意表达，那你就应该有“表达的途径”。
写作是一种表达方式，表达的工具是文字，我看现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短视频，有许多创意很好的内容，这其实就是当代的大众表达方式，表达的工具就是影像。两相比较，我真正担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究竟还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不能因为它是用文字记录的，就一定认为它比影像记录得更高级、更有生命力，这个是说不通的。
我经常劝别人写作，写作不是一种特权，文学家也不仅仅指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而更应是对人生有所感知的人，不管你是律师、医生，还是教师，只要对生活有真情实感，都可以写出有趣的文字。
打磨作品的“都市气质”
不能狭隘地将一百年前的“都市”概念，简单地平移到现在的“都市”实景上来，那是对于“都市”的误读
读书周刊：近些年来，以上海为背景、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并不太多，这也是《繁花》《千里江山图》等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造成这类作品缺乏的原因何在？
陈佳勇：我是上海人，生活工作在上海这座城市，因为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在晚清的世情小说里，我就读到了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文学表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例如“新感觉派小说”，也是我读大学时专门研究过的题目，里面涉及的上海城市形象也是十分丰富的。
具体到文学创作上，这些年其实有许多新生代、更年轻的写作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应该会在不久的将来，诞生出许多符合新时代上海都市气质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一定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那种“上海故事”，可能切入点会更小，聚焦个体命运的细节会更多。与文学创作相匹配的，其实还有文学批评，这个上海也是有基础的，关键是把专业的人聚合起来。
我个人觉得，文学作品“都市气质”的内核，应该是具有工商业文明特征的，比如契约精神、讲究逻辑，但不能狭隘地将一百年前的“都市”概念，简单地平移到现在的“都市”实景上来，那是对于“都市”的误读。
读书周刊：短视频时代、碎片化阅读时代，读者的欣赏水平是否也是“不进则退”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如何面对这种趋势？
陈佳勇：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时空维度里的，如果我们觉得读者的欣赏水平“不进则退”，凭什么就一定认为创作者的水准始终保持在高位呢？我有时候看到一种观点，说纸质阅读的人数在下降，说严肃文学没人关注了，大家的时间都被其他文化消费形态侵占了。但是，那些在创作之初就认真投入、精心打磨的作品，依旧是有市场的。真正被淘汰和忽略的，是那些低质量的内容供给。印刷在纸质书刊上的文字，和存储在云服务器上的文字，区分优劣的唯一标准应该是文字表达的精神内核，而不是它们依存的介质。
创作者还是要回归到创作的本真状态。倘若你对世间冷暖的观察和体会，没有独到之处，甚至连最基本的坦诚都做不到，这种作品肯定是没有价值的。
“五一”假期是一扇窗口，折射中国假日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挖掘假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是提升消费质量、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一招”，优化消费环境又是提振假日经济的关键所在。消费关乎民生，以消费放心提振消费信心。 4月29日，钱江晚报消息，为进一步规范餐饮酒店行业无线电频率、无线电台设置使用行为，维护良好电波秩序，促进行业合法合规经营、健康有序发展，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 《近处看名家》是由一位资深编辑倾情撰写的与名家交往故事的散文集。在书中，通过一位资深编辑的回忆，便可走近一个时代的大家风采，走近杨宪益、铁凝、高晓声等多位名家的日常。这些日常既是对这 近日，山西省浑源县人民政府与北京恒久厚道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举行永安坊文化旅游街区项目签约仪式。 据介绍，浑源古城——永安坊旅游街区项目北邻永安禅寺南广场，西邻圆觉寺，南到郭家巷，东至现状民房。项目站位城 亮马河向东六七里，一路绿篱蜿蜒，海棠缤纷。夹岸数百步，忽逢铂宫闸，坐落在河畔的“亮马港湾大厦”黄墙拱窗，尽显欧式建筑风情。新的艺术空间“土作社”依傍其间，推开它的玻璃门，走进光影里的人们，像是 “美食的终极意义在于获得生理和心理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有时候和食物本身相关，有时候和生活经历相关，吃家常菜得到的满足感，吃燕鲍翅并不一定能得到。”陈晓卿说。陈晓卿因其执导 。本文链接：让“有趣的文字”回归创作本身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56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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