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与贝聿铭的“上海梦”

发布时间: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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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行的“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黄永玉新作展”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大展，是沪上当下的两大“顶流”展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观展。

黄永玉与贝聿铭的人生并无交集，但他们年轻时都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座城市牵引着他们的梦，也汲取了他们的笑容。

背着木刻工具闯荡上海

“这辈子，我最倾心的地方莫过于上海了。”2021年11月，97岁高龄的黄永玉为中华艺术宫、北京画院主办的“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撰文回忆道。

自称“湘西老刁民”的他，对上海一往情深：“我永远喜欢上海，虽然我年轻时代的生活无一天不紧张、不艰苦，我仍然怀念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

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行的“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黄永玉新作展”呈现了黄永玉90岁后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彩墨、版画、雕塑及手稿等，其中的第一个板块就是“要到上海来”。

1924年，黄永玉生于湖南，上中学时就爱上了木刻。二十多岁时，他为了凑齐来沪的路费，在厦门教了半年书。1946年底，他背着一袋木刻工具和他最爱的书，独自闯荡梦想中的上海。

《行囊》作于2021年，画面中一个蓝衣青年背着一袋重重的行囊，行囊是寒碜的，肩膀是瘦弱的。他在题跋中这样写道：“在上海，一个老人家开我的玩笑说：看这小瘪三，讨饭还背满口袋书，还有十几斤重的磨刀石……其实我那大口袋里岂只（止）书和磨刀石？还有刻过和没刻过的木刻板、木刻刀、笔墨纸砚跟颜料盒。现在想来好笑，那时候谁个敢笑？具备这副家当的青年并不多，有的人连木刻刀怕还没看见过。唉！那时候一个孩子在外，自己要养大自己、教育自己，真不容易。到得老来，一身里里外外都是伤，本老头已算是个非常走运的人了！”

黄永玉初学木刻时“还不懂得木刻工作的意义，只尝到它的快乐和兴奋”。他曾按照野夫的《怎样学习木刻》一边自学，一边创作。1948年，他创作的木刻作品《讲故事》成为野夫《怎样研究木刻》修订版《木刻手册》的封面。

到上海后，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等人的介绍，黄永玉加入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投入鲁迅所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中，创作了《你这个坏东西》《消灭打手》等木刻作品。

1947年，冯雪峰的《今寓言》出版，需要木刻版画作为插图。经楼适夷介绍，黄永玉认识了冯雪峰，并为《今寓言》做了第一次木刻插图。8年后，冯雪峰重新编选出版《寓言》，再次邀请黄永玉为其设计封面与插图。

黄永玉还为沈从文的小说集画过不少精彩的插图，沈从文称他是一位“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

上海是艺术家的天堂

“上海，过去是冒险家的乐园，如今是艺术家的天堂。谁不信，我揍他！”展厅中，许多观众在黄永玉诙谐的文字前莞尔。

黄永玉眼前的上海，不仅是中国最摩登的都市，也是前沿艺术的发源地，还是中国最早出现“漫画”一词的城市。

年少时，黄永玉便喜欢模仿《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的风格，在乡间壁报上画讽刺当地陋习的漫画。而父亲送他的礼物《漫画小事典》，令他爱不释手。他从中认识了张正宇、张光宇、叶浅予、张乐平，他们笔下的“三毛”“王先生”“小陈”……仿佛是他身边的朋友。黄永玉曾说：“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我抱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不放，它们既是让我认识世界的恩物，又是我有可能掌握的批判世界的武器。”

来到上海后，黄永玉不仅结识了李桦、野夫、陈烟桥等木刻界前辈，并与巴金、臧克家、楼适夷等文学名家交往，还与曾经在《漫画小事典》中“认识”的一些漫画家成了真正的朋友，并与陆志庠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多年后，他这样写道：“很多小时候崇拜的人逐渐在上海成了自己的朋友，这种感觉太妙了。”

黄永玉、汪曾祺、黄裳曾被称为上海文化界的“三剑客”。当时，黄永玉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致远中学教书。每到周末，黄永玉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汪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

虽然黄永玉在上海只停留了一年，但这座包容的城市接纳了这个外乡人的才情，并将他淬炼成中国艺术的“跨界浪子”，在他的人生和艺术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建筑梦开始的地方

对黄永玉来说，上海是他一生最倾心的地方；对贝聿铭而言，上海则是他建筑梦想的启航之地。

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大展呈现了他当年在上海生活的印记。1927年，10岁的贝聿铭随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青年会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从1927年到1935年赴美留学，这8年时间里，贝聿铭主要居于上海，偶尔去苏州。这种穿梭于江南庭院建筑与国际大都会现代景观之间的多元文化空间体验，为他日后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建筑上的探索带来了启发。

在贝聿铭的记忆中，上海很国际化，也很开明和包容。“我在上海读中学，许多新的思想令我获益不浅。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我从上海看到了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或是未来的开始。”

1934年落成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是贝聿铭当时最喜欢的建筑。其设计者是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在设计国际饭店之前，他已经设计了8层高的诺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楼）、大光明电影院等多栋上海当时的地标性建筑。

每逢周末，贝聿铭都会去国际饭店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顺便看一看建造中的国际饭店是如何一层一层“长高”的。回家后，他还像模像样地画了一张国际饭店的“建筑图纸”。“在那时的上海，我已经看到西方新建筑的萌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国际饭店）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贝聿铭的建筑梦就这样开启了。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大展的联合策展人王蕾在研究中发现，贝聿铭对国际饭店的兴趣不仅在于建筑本身。国际饭店的主要投资方是由华人精英创立的四行储蓄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他之所以选择从事建筑事业，也带有一定的实业救国的情怀。

创造属于中国的建筑语言

1935年，18岁的贝聿铭离开上海前往美国求学。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深造，师从包豪斯建筑学派创始人格罗皮乌斯教授。

1946年，贝聿铭的硕士毕业设计是一座位于上海的中华艺术博物馆。在此次展览现场，观众可以看到贝聿铭当年设计的“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模型。有别于当时盛行的飞檐翘角式大屋顶设计，贝聿铭构思了一座扁平方正的混凝土结构建筑，外覆大理石饰面。博物馆的展厅围绕景色优美的庭院而建，使建筑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他认为，博物馆应当让人同时体验艺术和自然。

格罗皮乌斯教授对这份毕业设计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欣赏他设计的独立庭院天井花园和素净的中式围墙，认为其既凸显了“中国建筑的特色”，又“无损前卫的设计概念”。

展览中还呈现了贝聿铭写给同学弗雷德里克·罗斯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他做这份毕业设计的初衷：“我始终在思考如何寻求建筑中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表达……难就难在如何不借助任何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建筑装饰元素与符号体系，创造出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建筑语言。”

有趣的是，这份未建成的设计与60年后他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有着诸多关联。贝聿铭始终在探索如何超越对传统形式的简单模仿，他设计的不只是建筑，而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