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刑警写的故事，像日记，没有刻意制造悬疑，案件推进很快，看似简单却满屏艰辛，真的心疼战斗在一线的警察。”在豆瓣上，一位网友给最近热播的连续剧《刑警的日子》写下了这样的评语。
在豆瓣上，近6000位网友评价了《刑警的日子》，7.1分不算低，但对有“警匪片教父”之称的导演高群书来说，也不算高。
个人喜欢一位网友的评论标题：很高群书，但观众可就不一定能接受喽。
说《刑警的日子》“很高群书”，因为它保留了“高氏出品”的两大特色：一是纪实感强，力求细节真实；二是饱含人文关怀，加入大量“有意味的细节”。说观众难接受，因为确有一些网友抱怨“不好看”“情节太慢”“没有任何转折”……
多元时代的审美必然多元，众说纷纭是好事，不必争论谁对谁错，重要的是去思考：如何将多元捆扎成统一？怎样找到那根“绳子”？
靠真实的细节呈现沧桑感
《刑警的日子》讲述了20岁出头、从摔跤队转入刑警队的刘子明（欧豪饰），在严师、师兄弟、领导的帮助下，经一次次大案洗礼，最终成长为优秀刑警的故事。全剧以此为主干，刻画出平凡英雄的群像。然而，因工作繁忙，刘子明也遭遇了婚姻破裂的挫折。
这确实是一部“很高群书”的剧。如网友所说：“没有主角光环，没有烧脑推理，没有神技加持，没有戏剧反转，没有飞车枪战等好莱坞大场面，只有枯燥、漫长、重复的走访、摸排与蹲守，只有师傅絮絮叨叨唐僧一样骂徒弟的传承，只有老刑警抓持枪毒贩时也会有的害怕和手抖，只有破案需要的耐心、运气这种清汤寡水的日复一日。”
“追求真实如同追求真理。”高群书曾说，“我的原则是，一定要真实，哪怕放弃艺术性都要真实。”《刑警的日子》在细节的真实上不遗余力。比如，每次挨领导训后，刑警们不服气，都会偷走他的签字笔，扔到单位大门的平台上；当领导退休时，大家又把这些笔捡回，密密麻麻铺在告别之路上，表达出“顽童对慈父”式的不舍。
再如，抓捕大毒枭安平海，安平海本有机会向近在咫尺的刘子明开枪，可他犹豫了，他不理解刘子明为何如此无畏，入狱后还在追问：“抓我，你能立几等功？”当得知只有集体二等功时，他更觉郁闷：“就这？你下辈子还当警察？”而刘子明承认，他确实感到后怕，但再来一次，他还会冲上去。
还有老警察马国强，上班时总穿着警服，扎着宽腰带，因为当年他师傅有一次穿便装办案，一名精神病人不知他是警察，将他杀害了。自此马国强很少穿便装，然而，就在他即将退休，穿着便装去菜市场买菜时，却在抓小偷时牺牲……
时间并非匀速流逝，靠一个个细节给人以沧桑感，《刑警的日子》准确地抓住了这些细节。
除恶要靠“善的完全”
高群书曾说：“不管拍电影还是电视剧，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剧情不重要，人性才是最重要的。”《刑警的日子》的人文关怀体现在：它不是将犯罪分子妖魔化，而是从人的立场上予以解读。
如前文提到的大毒枭安平海，他也会敬佩刘子明，他把人生最后一件大事托付给刘子明，而不是其他人：他想给母亲换个楼层低点儿的住宅。安平海知道刘子明一定会帮他。
在《刑警的日子》中，犯罪分子行为可憎；但作为人，他们又是可悲的。人性的恶总是先吞噬了他们，再传导至其他无辜者身上。鹿冰残忍地杀死了养母王允，却少有人看到，王允对他几十年的情感控制，这让鹿冰无法体会到自我的存在，甚至无权选择爱情。
杨末杀死父亲杨教授，杨教授是社会名流、表面风光，实为人渣，家暴、以权谋色、对子女冷漠；母亲却对此视而不见，当杨末在警局中喊出“我看不起她”时，却不知母亲早就留下自首信，谎称是她杀了杨教授，并试图以自杀来保全儿子。
杀人犯周炳升落网时，求警方别告诉他在外地的儿子周晓晨，以免耽误其学业，却不知周晓晨压根没去上学，而是在异地作案，正是通过他的DNA，警方才找到周炳升……
法律可严惩罪犯，却难以处罚王允、杨教授等间接引发罪案的人。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提出：恶并非实体，而是善的不完全。换言之，社会应警惕“为除恶而生恨，因恨而生新恶”的死循环，除恶要靠“善的完全”。
所以，当屡遭家暴之苦，因爱喝可乐而遭家暴的妻子反杀丈夫，被带上警车时，刘子明会递给她一罐可乐；在抓获毒贩葛晓辉后，刘子明仍平等地对待他，并提醒徒弟们，搞明白嫌疑人和罪犯的区别……这都启迪观众更深入地去思考。
对真实的不同解读
《刑警的日子》既有细节真实，又有人文关怀，具备了高群书创作的全部精华，为何会有观众觉得“无聊”？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互联网时代，对“真”的理解已变。
前互联网时代，“真”即“真实存在”，被规定为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激增，各种“竞争性真相”涌现，“真”有时还意味着“新奇”。谁的传播效率高、谁能抓眼球，谁就是“真”的，越有趣就越像“真”的。对于“互联网原住民”来说，这是“常识”；对老一代创作者来说，这是“玄学”。
换句话说，在亲人病床前徘徊痛悔、因工作错过重要约会、师傅动辄就大发脾气之类，因为重复了太多次，已难增加真实感；倒是为抓罪犯而偷领导的车钥匙、反复吹嘘“我是全警队唯一受过枪伤的”等细节，反而更真。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迎合当下观众的剧，都采取了“神话叙事”，即“出现问题——英雄现身——问题解决”。观众选择警匪剧，恰恰因为它不是生活常态，能把自己想象成剧中人物，通过扮演得到深度愉悦。
当代观众关注情节，他们热爱快节奏、烧脑、逻辑性强、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将这样的故事称为“真实”，以抵抗传统意义的真实，因为传统的真实，如日常生活那般缓慢、重复、无趣、按部就班，他们渴望从中逃离。
喜爱传统真实的观众会诘问：刑警就是整天追车、枪战、斗智吗？
喜爱现代“真实”的观众会诘问：没有这些，我干吗要看？
观众带着对后者的渴望却遭遇了前者，自然会抱怨“无聊”。但我们应警惕这样的话术：当部分网友不接受传统真实时，便会立刻给剧集贴上庸俗、肤浅、碎片化等标签，以拒绝对真实的再审视。
为何没能高于生活
其实，现代“真实”与传统真实有共通性，都要“写英雄”，都要回应时代的核心关切。只要正确运用，就能发挥将多元捆扎成统一的“绳子”的功效。
可《刑警的日子》中的刘子明被塑造成了传统英雄，他有正义感，且不乏反省精神，面对婚姻危机，他意识到自己从小在父母和姐姐的宠爱中长大，只知感情索取，不懂付出，这也使他无法正确地把握情感与事业的平衡。
刘子明是那种不断成长的理性英雄，但他的爱有时居高临下：给妻子买房，却事先不告诉妻子；看到老警察马国强牺牲，他怕将来会让妻子痛苦，一度拒绝走入婚姻。但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会给被爱者以负担，很难与他站在同一高度上对话。刘子明是孤独的，他爱的人也必然孤独。
互联网时代，人们关注的是另一种英雄：有趣，宽容，能持续输出情绪价值，保持事业与情感的平衡。随着技术手段、管理水平的提升，现代人面对的问题已不同，在责任感、使命感之外，增加了对生活价值的探寻、对自我的思考、对可持续性的反省。《刑警的日子》的创作者却未能赋予刘子明这些品质，这也导致观众难以与他共情。
刘子明的思维误区在于：他想当然地认为，工作是“大事”，家庭是“小事”，但正如法国哲学家庞加莱所说，数学上的“大”，意味着包含“小”——4中有3，4才大于3；而在情感上，“大事”又并不包含“小事”，二者不是谁大于谁的关系，而是同等重要。好社会既需要工作中的刘子明，也需要家庭中的刘子明，后者并不是“锦上添花”，它也是人生义务。可《刑警的日子》始终没有抵达这样的思辨，反而被“大事小事”之辨误导。当英雄无法启迪现实人生时，就会沦为“源于生活却没高于生活”。
时代在迅跑，十年前的高群书能准确把握观众的脉搏，十年后就略显隔靴搔痒。这说明，与时俱进并非易事，当旧药渐失疗效，创作需再从“真正理解当代观众的需求”做起。
“一位刑警写的故事，像日记，没有刻意制造悬疑，案件推进很快，看似简单却满屏艰辛，真的心疼战斗在一线的警察。”在豆瓣上，一位网友给最近热播的连续剧《刑警的日子》写下了这样的评语。
在豆瓣上，近6000位网友评价了《刑警的日子》，7.1分不算低，但对有“警匪片教父”之称的导演高群书来说，也不算高。
个人喜欢一位网友的评论标题：很高群书，但观众可就不一定能接受喽。
说《刑警的日子》“很高群书”，因为它保留了“高氏出品”的两大特色：一是纪实感强，力求细节真实；二是饱含人文关怀，加入大量“有意味的细节”。说观众难接受，因为确有一些网友抱怨“不好看”“情节太慢”“没有任何转折”……
多元时代的审美必然多元，众说纷纭是好事，不必争论谁对谁错，重要的是去思考：如何将多元捆扎成统一？怎样找到那根“绳子”？
靠真实的细节呈现沧桑感
《刑警的日子》讲述了20岁出头、从摔跤队转入刑警队的刘子明（欧豪饰），在严师、师兄弟、领导的帮助下，经一次次大案洗礼，最终成长为优秀刑警的故事。全剧以此为主干，刻画出平凡英雄的群像。然而，因工作繁忙，刘子明也遭遇了婚姻破裂的挫折。
这确实是一部“很高群书”的剧。如网友所说：“没有主角光环，没有烧脑推理，没有神技加持，没有戏剧反转，没有飞车枪战等好莱坞大场面，只有枯燥、漫长、重复的走访、摸排与蹲守，只有师傅絮絮叨叨唐僧一样骂徒弟的传承，只有老刑警抓持枪毒贩时也会有的害怕和手抖，只有破案需要的耐心、运气这种清汤寡水的日复一日。”
“追求真实如同追求真理。”高群书曾说，“我的原则是，一定要真实，哪怕放弃艺术性都要真实。”《刑警的日子》在细节的真实上不遗余力。比如，每次挨领导训后，刑警们不服气，都会偷走他的签字笔，扔到单位大门的平台上；当领导退休时，大家又把这些笔捡回，密密麻麻铺在告别之路上，表达出“顽童对慈父”式的不舍。
再如，抓捕大毒枭安平海，安平海本有机会向近在咫尺的刘子明开枪，可他犹豫了，他不理解刘子明为何如此无畏，入狱后还在追问：“抓我，你能立几等功？”当得知只有集体二等功时，他更觉郁闷：“就这？你下辈子还当警察？”而刘子明承认，他确实感到后怕，但再来一次，他还会冲上去。
还有老警察马国强，上班时总穿着警服，扎着宽腰带，因为当年他师傅有一次穿便装办案，一名精神病人不知他是警察，将他杀害了。自此马国强很少穿便装，然而，就在他即将退休，穿着便装去菜市场买菜时，却在抓小偷时牺牲……
时间并非匀速流逝，靠一个个细节给人以沧桑感，《刑警的日子》准确地抓住了这些细节。
除恶要靠“善的完全”
高群书曾说：“不管拍电影还是电视剧，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剧情不重要，人性才是最重要的。”《刑警的日子》的人文关怀体现在：它不是将犯罪分子妖魔化，而是从人的立场上予以解读。
如前文提到的大毒枭安平海，他也会敬佩刘子明，他把人生最后一件大事托付给刘子明，而不是其他人：他想给母亲换个楼层低点儿的住宅。安平海知道刘子明一定会帮他。
在《刑警的日子》中，犯罪分子行为可憎；但作为人，他们又是可悲的。人性的恶总是先吞噬了他们，再传导至其他无辜者身上。鹿冰残忍地杀死了养母王允，却少有人看到，王允对他几十年的情感控制，这让鹿冰无法体会到自我的存在，甚至无权选择爱情。
杨末杀死父亲杨教授，杨教授是社会名流、表面风光，实为人渣，家暴、以权谋色、对子女冷漠；母亲却对此视而不见，当杨末在警局中喊出“我看不起她”时，却不知母亲早就留下自首信，谎称是她杀了杨教授，并试图以自杀来保全儿子。
杀人犯周炳升落网时，求警方别告诉他在外地的儿子周晓晨，以免耽误其学业，却不知周晓晨压根没去上学，而是在异地作案，正是通过他的DNA，警方才找到周炳升……
法律可严惩罪犯，却难以处罚王允、杨教授等间接引发罪案的人。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提出：恶并非实体，而是善的不完全。换言之，社会应警惕“为除恶而生恨，因恨而生新恶”的死循环，除恶要靠“善的完全”。
所以，当屡遭家暴之苦，因爱喝可乐而遭家暴的妻子反杀丈夫，被带上警车时，刘子明会递给她一罐可乐；在抓获毒贩葛晓辉后，刘子明仍平等地对待他，并提醒徒弟们，搞明白嫌疑人和罪犯的区别……这都启迪观众更深入地去思考。
对真实的不同解读
《刑警的日子》既有细节真实，又有人文关怀，具备了高群书创作的全部精华，为何会有观众觉得“无聊”？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互联网时代，对“真”的理解已变。
前互联网时代，“真”即“真实存在”，被规定为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激增，各种“竞争性真相”涌现，“真”有时还意味着“新奇”。谁的传播效率高、谁能抓眼球，谁就是“真”的，越有趣就越像“真”的。对于“互联网原住民”来说，这是“常识”；对老一代创作者来说，这是“玄学”。
换句话说，在亲人病床前徘徊痛悔、因工作错过重要约会、师傅动辄就大发脾气之类，因为重复了太多次，已难增加真实感；倒是为抓罪犯而偷领导的车钥匙、反复吹嘘“我是全警队唯一受过枪伤的”等细节，反而更真。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迎合当下观众的剧，都采取了“神话叙事”，即“出现问题——英雄现身——问题解决”。观众选择警匪剧，恰恰因为它不是生活常态，能把自己想象成剧中人物，通过扮演得到深度愉悦。
当代观众关注情节，他们热爱快节奏、烧脑、逻辑性强、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将这样的故事称为“真实”，以抵抗传统意义的真实，因为传统的真实，如日常生活那般缓慢、重复、无趣、按部就班，他们渴望从中逃离。
喜爱传统真实的观众会诘问：刑警就是整天追车、枪战、斗智吗？
喜爱现代“真实”的观众会诘问：没有这些，我干吗要看？
观众带着对后者的渴望却遭遇了前者，自然会抱怨“无聊”。但我们应警惕这样的话术：当部分网友不接受传统真实时，便会立刻给剧集贴上庸俗、肤浅、碎片化等标签，以拒绝对真实的再审视。
为何没能高于生活
其实，现代“真实”与传统真实有共通性，都要“写英雄”，都要回应时代的核心关切。只要正确运用，就能发挥将多元捆扎成统一的“绳子”的功效。
可《刑警的日子》中的刘子明被塑造成了传统英雄，他有正义感，且不乏反省精神，面对婚姻危机，他意识到自己从小在父母和姐姐的宠爱中长大，只知感情索取，不懂付出，这也使他无法正确地把握情感与事业的平衡。
刘子明是那种不断成长的理性英雄，但他的爱有时居高临下：给妻子买房，却事先不告诉妻子；看到老警察马国强牺牲，他怕将来会让妻子痛苦，一度拒绝走入婚姻。但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会给被爱者以负担，很难与他站在同一高度上对话。刘子明是孤独的，他爱的人也必然孤独。
互联网时代，人们关注的是另一种英雄：有趣，宽容，能持续输出情绪价值，保持事业与情感的平衡。随着技术手段、管理水平的提升，现代人面对的问题已不同，在责任感、使命感之外，增加了对生活价值的探寻、对自我的思考、对可持续性的反省。《刑警的日子》的创作者却未能赋予刘子明这些品质，这也导致观众难以与他共情。
刘子明的思维误区在于：他想当然地认为，工作是“大事”，家庭是“小事”，但正如法国哲学家庞加莱所说，数学上的“大”，意味着包含“小”——4中有3，4才大于3；而在情感上，“大事”又并不包含“小事”，二者不是谁大于谁的关系，而是同等重要。好社会既需要工作中的刘子明，也需要家庭中的刘子明，后者并不是“锦上添花”，它也是人生义务。可《刑警的日子》始终没有抵达这样的思辨，反而被“大事小事”之辨误导。当英雄无法启迪现实人生时，就会沦为“源于生活却没高于生活”。
时代在迅跑，十年前的高群书能准确把握观众的脉搏，十年后就略显隔靴搔痒。这说明，与时俱进并非易事，当旧药渐失疗效，创作需再从“真正理解当代观众的需求”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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