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揭示超越刻板认知的丰富面向。从秦始皇熔铸的十二金人到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希腊化浪潮，从哪吒形象的文化基因流变到宋朝财政的现代性微光，新近的历史研究正在重构我们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图景。这是最近阅读的三本书，张笑宇的《世界之中》、冯天瑜的《周制与秦制》，以及谌旭彬的《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给予我的最大启示。
超越地理环境决定论：文明传播无止境
按照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一个地区的人群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实行何种经济模式，乃至形成怎样的民族心理，皆取决于该地的自然要素。
古希腊就是例子。希腊半岛多山地丘陵，缺少开阔平原，无法发展大规模农业。但它毗邻地中海，靠航船能很方便地和中东、北非等地沟通，于是古希腊人逐渐成为擅长海洋贸易、热衷于向外拓殖的族群，古希腊文明也呈现出奔放、热烈的特质。东亚的地理环境则相对封闭——东面是苍茫大海，其他方向为崇山峻岭、高原荒漠所包围；但东亚内部又有广袤沃土可供垦殖，足以承载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这塑造了东亚人善于耕作、安土重迁的性格。相比“海洋民族”古希腊人，东亚人的精神气质也要内敛克制得多。
上述分析自有道理，否则不可能在过往一两百年间广为流传。然而在知识加速更新、观念不断蝶变的当下，这类观点的片面性和武断性日益凸显。
现在，打开任何一本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著作，都会发现，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明一直进行着或隐或现的交流，没有谁是孤岛，能孤立存在，独自演化。事实上，人类的脚步就像水一样，哪怕面对巍峨高山，只要有缝隙就能流动，四下蔓延。文明传播自带一种超越地理限制的扩散性。基于此，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才有底气说：“全球早就彼此联系。”
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常常出人意表。还是以东亚大陆为例。长久以来，其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被认为阻挡了外部因素进入，尤其在技术条件极为落后的远古，帕米尔高原堪称不可逾越的屏障。这使东亚地区的文明具有更鲜明的原生性和本土性。传统看法甚至认为，东亚与外部世界的正式连接，始于张骞“凿空西域”。公元前2世纪，张骞受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包括今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意图联络西域诸国以对抗匈奴。司马迁《史记》将此举称作“凿空”，认为开辟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使“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这成为通行叙事，张骞据此被视作打通中西陆路通道第一人。
不过，现代考古发现证实，“凿空”其实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发生了，只是超出了古人的认知范畴，因而未被记录。在新著《世界之中》里，青年政治史学者张笑宇就此进行了一番新意迭出的探索。
隐秘的网络：“十二金人”背后的异域元素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大业，为防止六国残余势力反扑，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运到咸阳，熔铸成十二金人。此事明载于《史记》，可靠性毋庸置疑，然而翻遍史册，上古中国并无铸造金人（青铜人像）的习惯。如果排除秦始皇自我发明的选项，那么他从哪儿得到的灵感，就颇值得探讨了。
无独有偶，远在希腊半岛西北部的马其顿王国竟也有“十二金人”。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在国王腓力二世的领导下制服诸多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志得意满的腓力二世命人铸奥林匹斯十二主神铜像，并与自己的铜像并列，俨然以“现世神”自居。腓力二世死后，其子亚历山大继位，十几年里征服中东，深入中亚，占据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东西纵横5000公里、疆域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马其顿帝国。马其顿大军所到之处，传播古希腊文化、艺术、宗教及政治制度，掀起了希腊化浪潮。其间，亚历山大效仿父亲腓力二世，通过造像神化自己，十二神像遂遍布欧亚大陆。
一般认为，希腊化浪潮往东一直波及今阿富汗北部——亚历山大的部将在这片区域建立了名为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国家。而横亘于巴克特里亚和中原腹地之间的帕米尔高原，就成了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分界线。但张笑宇援引考古学成果指出，这条分界线并非密不透风。公元前3世纪左右，希腊化元素可能就已经透过各种渠道进入今新疆、甘肃一带。
基于此，张笑宇推想，古希腊的十二主神正是伴随希腊化浪潮传入中国境内，并演变为“十二金人”最终为秦始皇吸纳。需要说明的是，这番推想是有考古和文献证据支撑的，论证过程也比较严谨，因而“脑洞”虽大，却能够自洽，并不像看起来那般惊世骇俗。
东亚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深刻得多。在《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中，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及历史系教授杨斌就钩沉出，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哪吒形象，实为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及华夏本土多种文化杂糅交融的产物。杨斌的《季风之北，彩云之南》《海贝与贝币》《人海之间》等著作，更揭示出东亚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等地的交往绵延数千年，形成了一张复杂而隐秘的网络。说它复杂，是因为越了解就越惊叹中国与周边交融之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说它隐秘，是因为囿于认知，以“正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对此基本无视，致使中华文明的这一面向长期湮没无闻，留给世人以相对封闭保守的印象。
文明主体性：绵延两千多年的秦制
人类似乎普遍怀有一种隐秘心理：仿佛承认受了外界影响，便有自我矮化之嫌。因此无论古今，许多文明喜欢强调内生性和本土性。其实这是两码事。全球史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文明自古以来是互相影响的，而由此带来的碰撞，恰恰促使了文明进步。试想，如果没有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那么欧洲文明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势必大为逊色。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依托自身主体性吸收其他文明的。仍以“十二金人”为例。张笑宇指出，即便十二金人果真源自十二主神，秦始皇选中它们，也是基于自身情境的深思熟虑。彼时，秦国以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势实现统一，秦始皇“千古一帝”的心态正与亚历山大相同，铸造金人自比神格，彰显皇权，是符合情理的。
更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在比较了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统治方式后，认为三者颇为相似，相互应当是有所借鉴的（详见晏绍祥《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研究》）。毫无疑问，波斯、罗马、秦汉均为各自文明的产物，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并不构成对其原生性和独创性的否定。只要稍具常识，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三个文明体的差异。
质言之，秦汉不同于波斯和罗马的关键点在于“秦制”。何谓秦制？历史学家冯天瑜在《周制与秦制》一书中指出：全面采取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法律、度量衡，修驰道、长城等，凡此种种，为秦制的构成要件。而秦制之所以能推行，依托于中央集权。实际上，秦制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始终能维系大一统的根本原因。
于是我们看到，当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尽皆分崩离析，古代中国却以王朝更替的方式存续不绝，靠的便是秦制这一强力粘合剂。
对于秦制的弊病，冯天瑜多有批判。从学术史脉络看，他致力于辨析所谓“周秦之变”，而内心更倾向周制。但他承认，秦制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机体”，秦制“使陈旧的与新生的、本土的与外来的文化因素相与共存，如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耕与游牧、王道与霸道、儒家与法家、儒学与佛学等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竟然可以为这同一制度所容纳”。以此观之，秦始皇将奥林匹斯十二主神化为十二金人，用来增强统治合法性，便不足为奇了。古人兼容并包的胸襟远比今人想象的要开阔。
罕见的例外：宋朝是“财政国家”吗？
清末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曾感叹：“两千年之政，秦政也。”冯天瑜认为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恐怕有个例外，那就是宋朝。我们知道，无论相比之前的汉朝和唐朝，还是和之后的明朝、清朝对照，宋朝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氛围都要宽松得多，这造就了经济和文化的双繁荣。难怪近代学者提及宋朝常有溢美之词。陈寅恪就声称，中华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确实在很多方面和通常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不太一样。以财政结构来说，历朝历代田赋都是王朝最为重要的收入，占比通常高达70%，“以农立国”名副其实。唯独宋朝，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居然不是田赋，而是商业税。南宋时，田赋仅占朝廷财政收入的20%，简直闻所未闻。
宋代何以如此特殊呢？这跟地缘形势有关。两宋300年，始终面临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压力，几乎连年征战，为此投入巨额军费。以农业社会的生产力，这样的消耗水平，迟早将国计民生拖垮。这方面的教训，前有汉武帝为筹措对匈战争的军费，不断加征田赋，导致天下户口减半；后有明朝为应付内忧外患，千方百计增收田赋和杂税，结果官逼民反，大明王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吞噬。宋朝统治者则另辟蹊径，大力扶持工商业，从而收取商业税，同时通过海外贸易谋利。
张笑宇据此认为，宋朝具有某些现代财政国家的色彩。现代财政国家和传统王朝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靠征收商业税运作，田赋越来越不重要，逐渐退居边缘位置。这与宋朝的情形相似。在《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一书中，历史作家谌旭彬也描绘了宋朝工商业高度发达、经济高度活跃、人口高速增长的场景，认为的确有别于传统王朝。
不过，谌旭彬并不认同宋朝已经或可能成为现代财政国家。这里的关键是，英、法等欧洲国家在向财政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作为财政主要贡献者的工商阶层话语权越来越大。他们要求参与政治决策及社会分配，和统治者分享权力。至18、19世纪，工商阶层已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冲击旧制度，爆发大革命。但这些从未在古代中国发生，“士农工商”一直是基本的社会结构，工商阶层始终居于下流。宋代同样如此。其实细观王安石变法就能发现，不管支持变法抑或反对变法，均为士大夫的内部分歧，作为变法后果最主要的承受者，工商业者和农民是“失声”的。说到底，宋朝还是秦制。
这决定了“大宋繁华”是罕见的例外，昙花一现后，明清两代又回到了以农立国的老路。直到近代，中国被强行拽入现代化转型，情况才有所改变。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一个成熟文明的主体性有多么强韧。
历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揭示超越刻板认知的丰富面向。从秦始皇熔铸的十二金人到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希腊化浪潮，从哪吒形象的文化基因流变到宋朝财政的现代性微光，新近的历史研究正在重构我们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图景。这是最近阅读的三本书，张笑宇的《世界之中》、冯天瑜的《周制与秦制》，以及谌旭彬的《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给予我的最大启示。
超越地理环境决定论：文明传播无止境
按照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一个地区的人群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实行何种经济模式，乃至形成怎样的民族心理，皆取决于该地的自然要素。
古希腊就是例子。希腊半岛多山地丘陵，缺少开阔平原，无法发展大规模农业。但它毗邻地中海，靠航船能很方便地和中东、北非等地沟通，于是古希腊人逐渐成为擅长海洋贸易、热衷于向外拓殖的族群，古希腊文明也呈现出奔放、热烈的特质。东亚的地理环境则相对封闭——东面是苍茫大海，其他方向为崇山峻岭、高原荒漠所包围；但东亚内部又有广袤沃土可供垦殖，足以承载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这塑造了东亚人善于耕作、安土重迁的性格。相比“海洋民族”古希腊人，东亚人的精神气质也要内敛克制得多。
上述分析自有道理，否则不可能在过往一两百年间广为流传。然而在知识加速更新、观念不断蝶变的当下，这类观点的片面性和武断性日益凸显。
现在，打开任何一本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著作，都会发现，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明一直进行着或隐或现的交流，没有谁是孤岛，能孤立存在，独自演化。事实上，人类的脚步就像水一样，哪怕面对巍峨高山，只要有缝隙就能流动，四下蔓延。文明传播自带一种超越地理限制的扩散性。基于此，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才有底气说：“全球早就彼此联系。”
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常常出人意表。还是以东亚大陆为例。长久以来，其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被认为阻挡了外部因素进入，尤其在技术条件极为落后的远古，帕米尔高原堪称不可逾越的屏障。这使东亚地区的文明具有更鲜明的原生性和本土性。传统看法甚至认为，东亚与外部世界的正式连接，始于张骞“凿空西域”。公元前2世纪，张骞受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包括今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意图联络西域诸国以对抗匈奴。司马迁《史记》将此举称作“凿空”，认为开辟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使“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这成为通行叙事，张骞据此被视作打通中西陆路通道第一人。
不过，现代考古发现证实，“凿空”其实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发生了，只是超出了古人的认知范畴，因而未被记录。在新著《世界之中》里，青年政治史学者张笑宇就此进行了一番新意迭出的探索。
隐秘的网络：“十二金人”背后的异域元素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大业，为防止六国残余势力反扑，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运到咸阳，熔铸成十二金人。此事明载于《史记》，可靠性毋庸置疑，然而翻遍史册，上古中国并无铸造金人（青铜人像）的习惯。如果排除秦始皇自我发明的选项，那么他从哪儿得到的灵感，就颇值得探讨了。
无独有偶，远在希腊半岛西北部的马其顿王国竟也有“十二金人”。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在国王腓力二世的领导下制服诸多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志得意满的腓力二世命人铸奥林匹斯十二主神铜像，并与自己的铜像并列，俨然以“现世神”自居。腓力二世死后，其子亚历山大继位，十几年里征服中东，深入中亚，占据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东西纵横5000公里、疆域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马其顿帝国。马其顿大军所到之处，传播古希腊文化、艺术、宗教及政治制度，掀起了希腊化浪潮。其间，亚历山大效仿父亲腓力二世，通过造像神化自己，十二神像遂遍布欧亚大陆。
一般认为，希腊化浪潮往东一直波及今阿富汗北部——亚历山大的部将在这片区域建立了名为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国家。而横亘于巴克特里亚和中原腹地之间的帕米尔高原，就成了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分界线。但张笑宇援引考古学成果指出，这条分界线并非密不透风。公元前3世纪左右，希腊化元素可能就已经透过各种渠道进入今新疆、甘肃一带。
基于此，张笑宇推想，古希腊的十二主神正是伴随希腊化浪潮传入中国境内，并演变为“十二金人”最终为秦始皇吸纳。需要说明的是，这番推想是有考古和文献证据支撑的，论证过程也比较严谨，因而“脑洞”虽大，却能够自洽，并不像看起来那般惊世骇俗。
东亚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深刻得多。在《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中，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及历史系教授杨斌就钩沉出，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哪吒形象，实为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及华夏本土多种文化杂糅交融的产物。杨斌的《季风之北，彩云之南》《海贝与贝币》《人海之间》等著作，更揭示出东亚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等地的交往绵延数千年，形成了一张复杂而隐秘的网络。说它复杂，是因为越了解就越惊叹中国与周边交融之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说它隐秘，是因为囿于认知，以“正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对此基本无视，致使中华文明的这一面向长期湮没无闻，留给世人以相对封闭保守的印象。
文明主体性：绵延两千多年的秦制
人类似乎普遍怀有一种隐秘心理：仿佛承认受了外界影响，便有自我矮化之嫌。因此无论古今，许多文明喜欢强调内生性和本土性。其实这是两码事。全球史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文明自古以来是互相影响的，而由此带来的碰撞，恰恰促使了文明进步。试想，如果没有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那么欧洲文明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势必大为逊色。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依托自身主体性吸收其他文明的。仍以“十二金人”为例。张笑宇指出，即便十二金人果真源自十二主神，秦始皇选中它们，也是基于自身情境的深思熟虑。彼时，秦国以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势实现统一，秦始皇“千古一帝”的心态正与亚历山大相同，铸造金人自比神格，彰显皇权，是符合情理的。
更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在比较了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统治方式后，认为三者颇为相似，相互应当是有所借鉴的（详见晏绍祥《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研究》）。毫无疑问，波斯、罗马、秦汉均为各自文明的产物，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并不构成对其原生性和独创性的否定。只要稍具常识，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三个文明体的差异。
质言之，秦汉不同于波斯和罗马的关键点在于“秦制”。何谓秦制？历史学家冯天瑜在《周制与秦制》一书中指出：全面采取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法律、度量衡，修驰道、长城等，凡此种种，为秦制的构成要件。而秦制之所以能推行，依托于中央集权。实际上，秦制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始终能维系大一统的根本原因。
于是我们看到，当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尽皆分崩离析，古代中国却以王朝更替的方式存续不绝，靠的便是秦制这一强力粘合剂。
对于秦制的弊病，冯天瑜多有批判。从学术史脉络看，他致力于辨析所谓“周秦之变”，而内心更倾向周制。但他承认，秦制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机体”，秦制“使陈旧的与新生的、本土的与外来的文化因素相与共存，如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耕与游牧、王道与霸道、儒家与法家、儒学与佛学等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竟然可以为这同一制度所容纳”。以此观之，秦始皇将奥林匹斯十二主神化为十二金人，用来增强统治合法性，便不足为奇了。古人兼容并包的胸襟远比今人想象的要开阔。
罕见的例外：宋朝是“财政国家”吗？
清末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曾感叹：“两千年之政，秦政也。”冯天瑜认为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恐怕有个例外，那就是宋朝。我们知道，无论相比之前的汉朝和唐朝，还是和之后的明朝、清朝对照，宋朝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氛围都要宽松得多，这造就了经济和文化的双繁荣。难怪近代学者提及宋朝常有溢美之词。陈寅恪就声称，中华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确实在很多方面和通常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不太一样。以财政结构来说，历朝历代田赋都是王朝最为重要的收入，占比通常高达70%，“以农立国”名副其实。唯独宋朝，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居然不是田赋，而是商业税。南宋时，田赋仅占朝廷财政收入的20%，简直闻所未闻。
宋代何以如此特殊呢？这跟地缘形势有关。两宋300年，始终面临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压力，几乎连年征战，为此投入巨额军费。以农业社会的生产力，这样的消耗水平，迟早将国计民生拖垮。这方面的教训，前有汉武帝为筹措对匈战争的军费，不断加征田赋，导致天下户口减半；后有明朝为应付内忧外患，千方百计增收田赋和杂税，结果官逼民反，大明王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吞噬。宋朝统治者则另辟蹊径，大力扶持工商业，从而收取商业税，同时通过海外贸易谋利。
张笑宇据此认为，宋朝具有某些现代财政国家的色彩。现代财政国家和传统王朝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靠征收商业税运作，田赋越来越不重要，逐渐退居边缘位置。这与宋朝的情形相似。在《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一书中，历史作家谌旭彬也描绘了宋朝工商业高度发达、经济高度活跃、人口高速增长的场景，认为的确有别于传统王朝。
不过，谌旭彬并不认同宋朝已经或可能成为现代财政国家。这里的关键是，英、法等欧洲国家在向财政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作为财政主要贡献者的工商阶层话语权越来越大。他们要求参与政治决策及社会分配，和统治者分享权力。至18、19世纪，工商阶层已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冲击旧制度，爆发大革命。但这些从未在古代中国发生，“士农工商”一直是基本的社会结构，工商阶层始终居于下流。宋代同样如此。其实细观王安石变法就能发现，不管支持变法抑或反对变法，均为士大夫的内部分歧，作为变法后果最主要的承受者，工商业者和农民是“失声”的。说到底，宋朝还是秦制。
这决定了“大宋繁华”是罕见的例外，昙花一现后，明清两代又回到了以农立国的老路。直到近代，中国被强行拽入现代化转型，情况才有所改变。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一个成熟文明的主体性有多么强韧。
近日，大悦城发布了2023年年报。报告显示，2023年，大悦城在巩固现有住宅与商业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轻重并举”的发展策略，持续扩大购物中心、写字楼与产业地产、酒店、长租公寓等经营业务的业务版图，增强发展稳定性。其中，在酒 《孔秀》是导演王超的第九部电影，也是王超第一次改编他人的作品。这部影片改编自作家张秀珍的半自传小说《梦》，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位名叫孔秀的印染厂女工，生命中的三次感情经历，并抚 《金翅鱼之歌》是一部在生态保护的底色下，讲述一个北漂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信念，而历经曲折与现实对抗的小说。作者用了“伪纪实”的方法来构思小说，并且虚构了金翅鱼这一濒临灭绝的生物，为贯 近日，杭州市政府网站发布关于《杭州市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配售管理办法》共31条，包括总则、定价和供应、申请和审核、售后管理、附则共五章，明确了保障性住房的概念 据江城日报消息，日前，地处吉林省桦甸市桦甸大街繁华路段的华宇国际酒店项目已完成主体封闭，全面进入内部装修阶段，预计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营业。这标志着桦甸市继白云国际酒店后的第二座五星级标准酒店即将建成投用。据悉 5月7日，据阿里资产拍卖网显示，三亚市天涯区南边海路113-2号三亚南海方舟旅游度假酒店（又名金都蔚景温德姆酒）将于6月11日公开拍卖，起拍价5.25亿元，评估价5.84亿元。据了解，金都蔚景温德姆酒证载土地面积10684.36㎡，总建筑面积 。本文链接：“十二金人”之谜思：当秦始皇遇到亚历山大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46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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