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揭示超越刻板认知的丰富面向。从秦始皇熔铸的十二金人到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希腊化浪潮，从哪吒形象的文化基因流变到宋朝财政的现代性微光，新近的历史研究正在重构我们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图景。这是最近阅读的三本书，张笑宇的《世界之中》、冯天瑜的《周制与秦制》，以及谌旭彬的《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给予我的最大启示。
超越地理环境决定论：文明传播无止境
按照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一个地区的人群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实行何种经济模式，乃至形成怎样的民族心理，皆取决于该地的自然要素。
古希腊就是例子。希腊半岛多山地丘陵，缺少开阔平原，无法发展大规模农业。但它毗邻地中海，靠航船能很方便地和中东、北非等地沟通，于是古希腊人逐渐成为擅长海洋贸易、热衷于向外拓殖的族群，古希腊文明也呈现出奔放、热烈的特质。东亚的地理环境则相对封闭——东面是苍茫大海，其他方向为崇山峻岭、高原荒漠所包围；但东亚内部又有广袤沃土可供垦殖，足以承载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这塑造了东亚人善于耕作、安土重迁的性格。相比“海洋民族”古希腊人，东亚人的精神气质也要内敛克制得多。
上述分析自有道理，否则不可能在过往一两百年间广为流传。然而在知识加速更新、观念不断蝶变的当下，这类观点的片面性和武断性日益凸显。
现在，打开任何一本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著作，都会发现，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明一直进行着或隐或现的交流，没有谁是孤岛，能孤立存在，独自演化。事实上，人类的脚步就像水一样，哪怕面对巍峨高山，只要有缝隙就能流动，四下蔓延。文明传播自带一种超越地理限制的扩散性。基于此，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才有底气说：“全球早就彼此联系。”
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常常出人意表。还是以东亚大陆为例。长久以来，其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被认为阻挡了外部因素进入，尤其在技术条件极为落后的远古，帕米尔高原堪称不可逾越的屏障。这使东亚地区的文明具有更鲜明的原生性和本土性。传统看法甚至认为，东亚与外部世界的正式连接，始于张骞“凿空西域”。公元前2世纪，张骞受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包括今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意图联络西域诸国以对抗匈奴。司马迁《史记》将此举称作“凿空”，认为开辟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使“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这成为通行叙事，张骞据此被视作打通中西陆路通道第一人。
不过，现代考古发现证实，“凿空”其实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发生了，只是超出了古人的认知范畴，因而未被记录。在新著《世界之中》里，青年政治史学者张笑宇就此进行了一番新意迭出的探索。
隐秘的网络：“十二金人”背后的异域元素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大业，为防止六国残余势力反扑，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运到咸阳，熔铸成十二金人。此事明载于《史记》，可靠性毋庸置疑，然而翻遍史册，上古中国并无铸造金人（青铜人像）的习惯。如果排除秦始皇自我发明的选项，那么他从哪儿得到的灵感，就颇值得探讨了。
无独有偶，远在希腊半岛西北部的马其顿王国竟也有“十二金人”。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在国王腓力二世的领导下制服诸多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志得意满的腓力二世命人铸奥林匹斯十二主神铜像，并与自己的铜像并列，俨然以“现世神”自居。腓力二世死后，其子亚历山大继位，十几年里征服中东，深入中亚，占据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东西纵横5000公里、疆域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马其顿帝国。马其顿大军所到之处，传播古希腊文化、艺术、宗教及政治制度，掀起了希腊化浪潮。其间，亚历山大效仿父亲腓力二世，通过造像神化自己，十二神像遂遍布欧亚大陆。
一般认为，希腊化浪潮往东一直波及今阿富汗北部——亚历山大的部将在这片区域建立了名为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国家。而横亘于巴克特里亚和中原腹地之间的帕米尔高原，就成了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分界线。但张笑宇援引考古学成果指出，这条分界线并非密不透风。公元前3世纪左右，希腊化元素可能就已经透过各种渠道进入今新疆、甘肃一带。
基于此，张笑宇推想，古希腊的十二主神正是伴随希腊化浪潮传入中国境内，并演变为“十二金人”最终为秦始皇吸纳。需要说明的是，这番推想是有考古和文献证据支撑的，论证过程也比较严谨，因而“脑洞”虽大，却能够自洽，并不像看起来那般惊世骇俗。
东亚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深刻得多。在《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中，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及历史系教授杨斌就钩沉出，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哪吒形象，实为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及华夏本土多种文化杂糅交融的产物。杨斌的《季风之北，彩云之南》《海贝与贝币》《人海之间》等著作，更揭示出东亚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等地的交往绵延数千年，形成了一张复杂而隐秘的网络。说它复杂，是因为越了解就越惊叹中国与周边交融之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说它隐秘，是因为囿于认知，以“正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对此基本无视，致使中华文明的这一面向长期湮没无闻，留给世人以相对封闭保守的印象。
文明主体性：绵延两千多年的秦制
人类似乎普遍怀有一种隐秘心理：仿佛承认受了外界影响，便有自我矮化之嫌。因此无论古今，许多文明喜欢强调内生性和本土性。其实这是两码事。全球史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文明自古以来是互相影响的，而由此带来的碰撞，恰恰促使了文明进步。试想，如果没有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那么欧洲文明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势必大为逊色。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依托自身主体性吸收其他文明的。仍以“十二金人”为例。张笑宇指出，即便十二金人果真源自十二主神，秦始皇选中它们，也是基于自身情境的深思熟虑。彼时，秦国以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势实现统一，秦始皇“千古一帝”的心态正与亚历山大相同，铸造金人自比神格，彰显皇权，是符合情理的。
更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在比较了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统治方式后，认为三者颇为相似，相互应当是有所借鉴的（详见晏绍祥《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研究》）。毫无疑问，波斯、罗马、秦汉均为各自文明的产物，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并不构成对其原生性和独创性的否定。只要稍具常识，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三个文明体的差异。
质言之，秦汉不同于波斯和罗马的关键点在于“秦制”。何谓秦制？历史学家冯天瑜在《周制与秦制》一书中指出：全面采取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法律、度量衡，修驰道、长城等，凡此种种，为秦制的构成要件。而秦制之所以能推行，依托于中央集权。实际上，秦制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始终能维系大一统的根本原因。
于是我们看到，当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尽皆分崩离析，古代中国却以王朝更替的方式存续不绝，靠的便是秦制这一强力粘合剂。
对于秦制的弊病，冯天瑜多有批判。从学术史脉络看，他致力于辨析所谓“周秦之变”，而内心更倾向周制。但他承认，秦制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机体”，秦制“使陈旧的与新生的、本土的与外来的文化因素相与共存，如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耕与游牧、王道与霸道、儒家与法家、儒学与佛学等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竟然可以为这同一制度所容纳”。以此观之，秦始皇将奥林匹斯十二主神化为十二金人，用来增强统治合法性，便不足为奇了。古人兼容并包的胸襟远比今人想象的要开阔。
罕见的例外：宋朝是“财政国家”吗？
清末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曾感叹：“两千年之政，秦政也。”冯天瑜认为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恐怕有个例外，那就是宋朝。我们知道，无论相比之前的汉朝和唐朝，还是和之后的明朝、清朝对照，宋朝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氛围都要宽松得多，这造就了经济和文化的双繁荣。难怪近代学者提及宋朝常有溢美之词。陈寅恪就声称，中华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确实在很多方面和通常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不太一样。以财政结构来说，历朝历代田赋都是王朝最为重要的收入，占比通常高达70%，“以农立国”名副其实。唯独宋朝，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居然不是田赋，而是商业税。南宋时，田赋仅占朝廷财政收入的20%，简直闻所未闻。
宋代何以如此特殊呢？这跟地缘形势有关。两宋300年，始终面临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压力，几乎连年征战，为此投入巨额军费。以农业社会的生产力，这样的消耗水平，迟早将国计民生拖垮。这方面的教训，前有汉武帝为筹措对匈战争的军费，不断加征田赋，导致天下户口减半；后有明朝为应付内忧外患，千方百计增收田赋和杂税，结果官逼民反，大明王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吞噬。宋朝统治者则另辟蹊径，大力扶持工商业，从而收取商业税，同时通过海外贸易谋利。
张笑宇据此认为，宋朝具有某些现代财政国家的色彩。现代财政国家和传统王朝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靠征收商业税运作，田赋越来越不重要，逐渐退居边缘位置。这与宋朝的情形相似。在《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一书中，历史作家谌旭彬也描绘了宋朝工商业高度发达、经济高度活跃、人口高速增长的场景，认为的确有别于传统王朝。
不过，谌旭彬并不认同宋朝已经或可能成为现代财政国家。这里的关键是，英、法等欧洲国家在向财政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作为财政主要贡献者的工商阶层话语权越来越大。他们要求参与政治决策及社会分配，和统治者分享权力。至18、19世纪，工商阶层已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冲击旧制度，爆发大革命。但这些从未在古代中国发生，“士农工商”一直是基本的社会结构，工商阶层始终居于下流。宋代同样如此。其实细观王安石变法就能发现，不管支持变法抑或反对变法，均为士大夫的内部分歧，作为变法后果最主要的承受者，工商业者和农民是“失声”的。说到底，宋朝还是秦制。
这决定了“大宋繁华”是罕见的例外，昙花一现后，明清两代又回到了以农立国的老路。直到近代，中国被强行拽入现代化转型，情况才有所改变。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一个成熟文明的主体性有多么强韧。
历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揭示超越刻板认知的丰富面向。从秦始皇熔铸的十二金人到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希腊化浪潮，从哪吒形象的文化基因流变到宋朝财政的现代性微光，新近的历史研究正在重构我们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图景。这是最近阅读的三本书，张笑宇的《世界之中》、冯天瑜的《周制与秦制》，以及谌旭彬的《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给予我的最大启示。
超越地理环境决定论：文明传播无止境
按照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一个地区的人群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实行何种经济模式，乃至形成怎样的民族心理，皆取决于该地的自然要素。
古希腊就是例子。希腊半岛多山地丘陵，缺少开阔平原，无法发展大规模农业。但它毗邻地中海，靠航船能很方便地和中东、北非等地沟通，于是古希腊人逐渐成为擅长海洋贸易、热衷于向外拓殖的族群，古希腊文明也呈现出奔放、热烈的特质。东亚的地理环境则相对封闭——东面是苍茫大海，其他方向为崇山峻岭、高原荒漠所包围；但东亚内部又有广袤沃土可供垦殖，足以承载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这塑造了东亚人善于耕作、安土重迁的性格。相比“海洋民族”古希腊人，东亚人的精神气质也要内敛克制得多。
上述分析自有道理，否则不可能在过往一两百年间广为流传。然而在知识加速更新、观念不断蝶变的当下，这类观点的片面性和武断性日益凸显。
现在，打开任何一本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著作，都会发现，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明一直进行着或隐或现的交流，没有谁是孤岛，能孤立存在，独自演化。事实上，人类的脚步就像水一样，哪怕面对巍峨高山，只要有缝隙就能流动，四下蔓延。文明传播自带一种超越地理限制的扩散性。基于此，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才有底气说：“全球早就彼此联系。”
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常常出人意表。还是以东亚大陆为例。长久以来，其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被认为阻挡了外部因素进入，尤其在技术条件极为落后的远古，帕米尔高原堪称不可逾越的屏障。这使东亚地区的文明具有更鲜明的原生性和本土性。传统看法甚至认为，东亚与外部世界的正式连接，始于张骞“凿空西域”。公元前2世纪，张骞受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包括今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意图联络西域诸国以对抗匈奴。司马迁《史记》将此举称作“凿空”，认为开辟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使“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这成为通行叙事，张骞据此被视作打通中西陆路通道第一人。
不过，现代考古发现证实，“凿空”其实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发生了，只是超出了古人的认知范畴，因而未被记录。在新著《世界之中》里，青年政治史学者张笑宇就此进行了一番新意迭出的探索。
隐秘的网络：“十二金人”背后的异域元素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大业，为防止六国残余势力反扑，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运到咸阳，熔铸成十二金人。此事明载于《史记》，可靠性毋庸置疑，然而翻遍史册，上古中国并无铸造金人（青铜人像）的习惯。如果排除秦始皇自我发明的选项，那么他从哪儿得到的灵感，就颇值得探讨了。
无独有偶，远在希腊半岛西北部的马其顿王国竟也有“十二金人”。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在国王腓力二世的领导下制服诸多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志得意满的腓力二世命人铸奥林匹斯十二主神铜像，并与自己的铜像并列，俨然以“现世神”自居。腓力二世死后，其子亚历山大继位，十几年里征服中东，深入中亚，占据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东西纵横5000公里、疆域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马其顿帝国。马其顿大军所到之处，传播古希腊文化、艺术、宗教及政治制度，掀起了希腊化浪潮。其间，亚历山大效仿父亲腓力二世，通过造像神化自己，十二神像遂遍布欧亚大陆。
一般认为，希腊化浪潮往东一直波及今阿富汗北部——亚历山大的部将在这片区域建立了名为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国家。而横亘于巴克特里亚和中原腹地之间的帕米尔高原，就成了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分界线。但张笑宇援引考古学成果指出，这条分界线并非密不透风。公元前3世纪左右，希腊化元素可能就已经透过各种渠道进入今新疆、甘肃一带。
基于此，张笑宇推想，古希腊的十二主神正是伴随希腊化浪潮传入中国境内，并演变为“十二金人”最终为秦始皇吸纳。需要说明的是，这番推想是有考古和文献证据支撑的，论证过程也比较严谨，因而“脑洞”虽大，却能够自洽，并不像看起来那般惊世骇俗。
东亚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深刻得多。在《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中，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及历史系教授杨斌就钩沉出，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哪吒形象，实为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及华夏本土多种文化杂糅交融的产物。杨斌的《季风之北，彩云之南》《海贝与贝币》《人海之间》等著作，更揭示出东亚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等地的交往绵延数千年，形成了一张复杂而隐秘的网络。说它复杂，是因为越了解就越惊叹中国与周边交融之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说它隐秘，是因为囿于认知，以“正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对此基本无视，致使中华文明的这一面向长期湮没无闻，留给世人以相对封闭保守的印象。
文明主体性：绵延两千多年的秦制
人类似乎普遍怀有一种隐秘心理：仿佛承认受了外界影响，便有自我矮化之嫌。因此无论古今，许多文明喜欢强调内生性和本土性。其实这是两码事。全球史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文明自古以来是互相影响的，而由此带来的碰撞，恰恰促使了文明进步。试想，如果没有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那么欧洲文明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势必大为逊色。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依托自身主体性吸收其他文明的。仍以“十二金人”为例。张笑宇指出，即便十二金人果真源自十二主神，秦始皇选中它们，也是基于自身情境的深思熟虑。彼时，秦国以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势实现统一，秦始皇“千古一帝”的心态正与亚历山大相同，铸造金人自比神格，彰显皇权，是符合情理的。
更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在比较了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统治方式后，认为三者颇为相似，相互应当是有所借鉴的（详见晏绍祥《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研究》）。毫无疑问，波斯、罗马、秦汉均为各自文明的产物，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并不构成对其原生性和独创性的否定。只要稍具常识，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三个文明体的差异。
质言之，秦汉不同于波斯和罗马的关键点在于“秦制”。何谓秦制？历史学家冯天瑜在《周制与秦制》一书中指出：全面采取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法律、度量衡，修驰道、长城等，凡此种种，为秦制的构成要件。而秦制之所以能推行，依托于中央集权。实际上，秦制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始终能维系大一统的根本原因。
于是我们看到，当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尽皆分崩离析，古代中国却以王朝更替的方式存续不绝，靠的便是秦制这一强力粘合剂。
对于秦制的弊病，冯天瑜多有批判。从学术史脉络看，他致力于辨析所谓“周秦之变”，而内心更倾向周制。但他承认，秦制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机体”，秦制“使陈旧的与新生的、本土的与外来的文化因素相与共存，如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耕与游牧、王道与霸道、儒家与法家、儒学与佛学等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竟然可以为这同一制度所容纳”。以此观之，秦始皇将奥林匹斯十二主神化为十二金人，用来增强统治合法性，便不足为奇了。古人兼容并包的胸襟远比今人想象的要开阔。
罕见的例外：宋朝是“财政国家”吗？
清末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曾感叹：“两千年之政，秦政也。”冯天瑜认为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恐怕有个例外，那就是宋朝。我们知道，无论相比之前的汉朝和唐朝，还是和之后的明朝、清朝对照，宋朝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氛围都要宽松得多，这造就了经济和文化的双繁荣。难怪近代学者提及宋朝常有溢美之词。陈寅恪就声称，中华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确实在很多方面和通常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不太一样。以财政结构来说，历朝历代田赋都是王朝最为重要的收入，占比通常高达70%，“以农立国”名副其实。唯独宋朝，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居然不是田赋，而是商业税。南宋时，田赋仅占朝廷财政收入的20%，简直闻所未闻。
宋代何以如此特殊呢？这跟地缘形势有关。两宋300年，始终面临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压力，几乎连年征战，为此投入巨额军费。以农业社会的生产力，这样的消耗水平，迟早将国计民生拖垮。这方面的教训，前有汉武帝为筹措对匈战争的军费，不断加征田赋，导致天下户口减半；后有明朝为应付内忧外患，千方百计增收田赋和杂税，结果官逼民反，大明王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吞噬。宋朝统治者则另辟蹊径，大力扶持工商业，从而收取商业税，同时通过海外贸易谋利。
张笑宇据此认为，宋朝具有某些现代财政国家的色彩。现代财政国家和传统王朝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靠征收商业税运作，田赋越来越不重要，逐渐退居边缘位置。这与宋朝的情形相似。在《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一书中，历史作家谌旭彬也描绘了宋朝工商业高度发达、经济高度活跃、人口高速增长的场景，认为的确有别于传统王朝。
不过，谌旭彬并不认同宋朝已经或可能成为现代财政国家。这里的关键是，英、法等欧洲国家在向财政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作为财政主要贡献者的工商阶层话语权越来越大。他们要求参与政治决策及社会分配，和统治者分享权力。至18、19世纪，工商阶层已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冲击旧制度，爆发大革命。但这些从未在古代中国发生，“士农工商”一直是基本的社会结构，工商阶层始终居于下流。宋代同样如此。其实细观王安石变法就能发现，不管支持变法抑或反对变法，均为士大夫的内部分歧，作为变法后果最主要的承受者，工商业者和农民是“失声”的。说到底，宋朝还是秦制。
这决定了“大宋繁华”是罕见的例外，昙花一现后，明清两代又回到了以农立国的老路。直到近代，中国被强行拽入现代化转型，情况才有所改变。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一个成熟文明的主体性有多么强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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