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博物志》记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指出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带回了胡桃种子。“胡桃”和“核桃”这两个概念，胡桃指植物，核桃则为胡桃这一植物的种子，《博物志》谓张骞带回的“胡桃种”，即是核桃。后人根据该记载，多认为核桃原产域外，因张骞“凿空”，始传入中土。
其实，核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来之物。
植物分类学上，胡桃归入壳斗目，胡桃科，胡桃属。胡桃科植物可能最早出现于1.05亿年前白垩纪的北美地区，此后通过北大西洋陆桥向欧洲迁移，继而向东扩散至东亚。数千万年来，地球经历过多次气候变冷的冰期，大量胡桃科植物灭绝。幸存者向南退却，躲进一个个适宜生存的避难所，形成了间断分布格局。
中国境内分布着许多植物避难所，经过漫长的演变，“躲”在中国的胡桃属植物独立分化出多种中国特有的植物，如俗称“山核桃”的野核桃、适合把玩的核桃楸和麻核桃。而我们日常食用的普通核桃，虽然不是在中国独立分化起源，但13万年前至7.5万年前的第四纪末次间冰期，也已经广泛生长在中国南北方。重庆铜梁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2.5万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距今11000—9000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7000年）均出土过核桃碎块、坚果壳或整颗坚果。
可惜的是，西汉以前，中国分布的普通核桃很少被栽培。而中国原产的一些品种，像核桃楸和麻核桃，壳厚肉少，充当文玩得其所哉；拿来食用，实在不太方便——花大力气砸开一颗，果仁却少得可怜。张骞及其后继者的贡献，与其说带回了核桃，不如说让国人分清了哪种核桃皮薄肉多。自张骞通西域后，汉地开始有意识地种植适合食用的胡桃。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应是最早下令在中国大规模种植胡桃的人：“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胡桃，出西域。”上林苑正是汉武帝时期“初修”起来的，修造之时，群臣竞献奇花异木，西域胡桃树也引种了进来，随后在宫苑之外开枝散叶。李时珍《本草纲目》“（胡桃）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指出了胡桃的传播轨迹。
胡桃向东传播，洛阳必是其中一站。东汉甚至将洛阳的一座宫殿直接命名为胡桃宫。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直言“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痰饮”，说明核桃产量可观，足以构成“多食”的条件，且食用过量引发不适的病例一定不少，才被医家留意。汉末孔融曾收到过朋友赠送的核桃，他感激地写信致谢道：“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核桃在士人之间作为礼物流通，又是“多惠”，亦反映了产出之丰。
自汉武帝在御花园里种胡桃，后世纷纷效仿。西晋洛阳的华林园，据载也种了八十四株胡桃树。这个数字看上去似乎不多，但华林园的性质是皇家宫苑，给皇上一家散心的园子，不是专门的果园。再看华林园栽植的其他花木：橘子十一株，栀子花五株，枇杷四株，栗子一株，相比之下，八十四株胡桃已经不少。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介绍石栗的味道，举了核桃为参照，说石栗味像核桃。另一位西晋名士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提及一种榛栗，也取核桃参照。能够用来做参照物的，必是寻常之物，世人熟知其味，方能用作类比。
晋代的核桃产量大，品质也不错。晋人郭义恭的《广志》记录了类似现代纸皮核桃的品种：陈仓（陕西宝鸡）的核桃，皮薄肉多；阴平（在今甘肃）的核桃，大而皮脆，“急捉则碎”，使劲一捏就能裂开。
其实，直到晋代，关于胡桃异域产地信息的文献记载都不多见，当年张骞究竟是从何地带回的核桃，尚不明确。张骞第二次西使，他的副手率领一支团队于公元前115年抵达波斯（安息）。帕提亚国王米特里达提二世派出两万骑兵迎接汉使，如此郑重其事，汉使辞别之际，行囊会不会被热情过头的国王塞满包括核桃在内的“土特产”，大有想象空间。
波斯核桃可谓驰名世界。在西方，核桃被直接称为“波斯核桃”。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一些楔形铭文揭示了4500年前，新亚述帝国尼姆鲁德皇家花园和尼尼微空中花园里胡桃林的存在。历史上，波斯与罗马那没完没了的战争，以及两大帝国的征服和扩张，加速了胡桃在近东及欧洲的传播。胡桃的拉丁名“Juglans”，由古拉丁语两个单词合成，“Jovis”指罗马神话 至高神朱庇特，“glans”意为坚果，合起来就是“朱庇特的坚果”。在古罗马时代，出于对朱庇特的崇拜，婚礼上的新郎会将核桃撒向宾客，核桃跌落的声音象征朱庇特的祝福，声音越响亮，婚姻越美满。
中国人给核桃取名“胡桃”，跟西方人说的“波斯核桃”异曲同工，都是指“胡地的著名核桃”。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说“胡人常食核桃而名胡桃”，中原未必没有原产的核桃，但由于“胡人常食”，就取名叫“胡桃”了。
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提供了丝绸之路沿线“胡人”聚居之地，食用核桃的大量资料。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墓室随葬品中发现了核桃，与之一同陪葬的还有干枣、葡萄和梨。一份出自唐代于阗的《唐菓物状》记录了两千颗核桃的大交易。那时核桃售价不菲，唐玄宗天宝二年（743）交河（今属吐鲁番）市场上，一两核桃仁，上品者要价6文钱，次品5文，下品4文；同样的价钱，足够买1升大枣，或者三分之一升葡萄干。开元盛世国力鼎盛、物价最便宜的时候，长安城的即食熟核桃，也卖到10钱一盘，而那时1斗米（将近10斤）售价才3钱而已。
唐风豪迈众所周知，唐人玩核桃也玩得豪迈，“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要玩就玩大的，跳过文玩阶段，直接将核桃开发成了兵器投入战争。这里说的兵器，并不是像武侠小说摘叶飞花那样，取核桃为暗器投掷伤敌。核桃硬归硬，可毕竟小而轻，杀伤力肯定比不上同等大小的石块，在战场上投掷核桃，除了投喂敌军零食外，毫无作用。唐人的办法，乃是用核桃制造燃烧弹。挖空的核桃填充适量火药，扦入引信，挂在野鸡脖子上。点燃后，持针猛刺鸡屁股，野鸡飞奔扑向前方草丛引燃，可谓货真价实的生物化学武器，名副其实的“核弹”。唐人杜佑《通典》记载道：“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实艾火，开两孔，复合。系野鸡项下，针其尾而纵之奔入草中，器败火发。”说不定双方一场厮杀，战后清理战场，顺便回收烤鸡，晚餐就有着落了。
唐代之后，文献关于核桃的记载益发丰富，有捣碎了烙饼的，有榨油的，有制作微雕的，但所取核桃似乎多出本土，不再提及域外输入。
西晋《博物志》记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指出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带回了胡桃种子。“胡桃”和“核桃”这两个概念，胡桃指植物，核桃则为胡桃这一植物的种子，《博物志》谓张骞带回的“胡桃种”，即是核桃。后人根据该记载，多认为核桃原产域外，因张骞“凿空”，始传入中土。
其实，核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来之物。
植物分类学上，胡桃归入壳斗目，胡桃科，胡桃属。胡桃科植物可能最早出现于1.05亿年前白垩纪的北美地区，此后通过北大西洋陆桥向欧洲迁移，继而向东扩散至东亚。数千万年来，地球经历过多次气候变冷的冰期，大量胡桃科植物灭绝。幸存者向南退却，躲进一个个适宜生存的避难所，形成了间断分布格局。
中国境内分布着许多植物避难所，经过漫长的演变，“躲”在中国的胡桃属植物独立分化出多种中国特有的植物，如俗称“山核桃”的野核桃、适合把玩的核桃楸和麻核桃。而我们日常食用的普通核桃，虽然不是在中国独立分化起源，但13万年前至7.5万年前的第四纪末次间冰期，也已经广泛生长在中国南北方。重庆铜梁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2.5万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距今11000—9000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7000年）均出土过核桃碎块、坚果壳或整颗坚果。
可惜的是，西汉以前，中国分布的普通核桃很少被栽培。而中国原产的一些品种，像核桃楸和麻核桃，壳厚肉少，充当文玩得其所哉；拿来食用，实在不太方便——花大力气砸开一颗，果仁却少得可怜。张骞及其后继者的贡献，与其说带回了核桃，不如说让国人分清了哪种核桃皮薄肉多。自张骞通西域后，汉地开始有意识地种植适合食用的胡桃。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应是最早下令在中国大规模种植胡桃的人：“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胡桃，出西域。”上林苑正是汉武帝时期“初修”起来的，修造之时，群臣竞献奇花异木，西域胡桃树也引种了进来，随后在宫苑之外开枝散叶。李时珍《本草纲目》“（胡桃）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指出了胡桃的传播轨迹。
胡桃向东传播，洛阳必是其中一站。东汉甚至将洛阳的一座宫殿直接命名为胡桃宫。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直言“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痰饮”，说明核桃产量可观，足以构成“多食”的条件，且食用过量引发不适的病例一定不少，才被医家留意。汉末孔融曾收到过朋友赠送的核桃，他感激地写信致谢道：“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核桃在士人之间作为礼物流通，又是“多惠”，亦反映了产出之丰。
自汉武帝在御花园里种胡桃，后世纷纷效仿。西晋洛阳的华林园，据载也种了八十四株胡桃树。这个数字看上去似乎不多，但华林园的性质是皇家宫苑，给皇上一家散心的园子，不是专门的果园。再看华林园栽植的其他花木：橘子十一株，栀子花五株，枇杷四株，栗子一株，相比之下，八十四株胡桃已经不少。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介绍石栗的味道，举了核桃为参照，说石栗味像核桃。另一位西晋名士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提及一种榛栗，也取核桃参照。能够用来做参照物的，必是寻常之物，世人熟知其味，方能用作类比。
晋代的核桃产量大，品质也不错。晋人郭义恭的《广志》记录了类似现代纸皮核桃的品种：陈仓（陕西宝鸡）的核桃，皮薄肉多；阴平（在今甘肃）的核桃，大而皮脆，“急捉则碎”，使劲一捏就能裂开。
其实，直到晋代，关于胡桃异域产地信息的文献记载都不多见，当年张骞究竟是从何地带回的核桃，尚不明确。张骞第二次西使，他的副手率领一支团队于公元前115年抵达波斯（安息）。帕提亚国王米特里达提二世派出两万骑兵迎接汉使，如此郑重其事，汉使辞别之际，行囊会不会被热情过头的国王塞满包括核桃在内的“土特产”，大有想象空间。
波斯核桃可谓驰名世界。在西方，核桃被直接称为“波斯核桃”。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一些楔形铭文揭示了4500年前，新亚述帝国尼姆鲁德皇家花园和尼尼微空中花园里胡桃林的存在。历史上，波斯与罗马那没完没了的战争，以及两大帝国的征服和扩张，加速了胡桃在近东及欧洲的传播。胡桃的拉丁名“Juglans”，由古拉丁语两个单词合成，“Jovis”指罗马神话 至高神朱庇特，“glans”意为坚果，合起来就是“朱庇特的坚果”。在古罗马时代，出于对朱庇特的崇拜，婚礼上的新郎会将核桃撒向宾客，核桃跌落的声音象征朱庇特的祝福，声音越响亮，婚姻越美满。
中国人给核桃取名“胡桃”，跟西方人说的“波斯核桃”异曲同工，都是指“胡地的著名核桃”。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说“胡人常食核桃而名胡桃”，中原未必没有原产的核桃，但由于“胡人常食”，就取名叫“胡桃”了。
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提供了丝绸之路沿线“胡人”聚居之地，食用核桃的大量资料。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墓室随葬品中发现了核桃，与之一同陪葬的还有干枣、葡萄和梨。一份出自唐代于阗的《唐菓物状》记录了两千颗核桃的大交易。那时核桃售价不菲，唐玄宗天宝二年（743）交河（今属吐鲁番）市场上，一两核桃仁，上品者要价6文钱，次品5文，下品4文；同样的价钱，足够买1升大枣，或者三分之一升葡萄干。开元盛世国力鼎盛、物价最便宜的时候，长安城的即食熟核桃，也卖到10钱一盘，而那时1斗米（将近10斤）售价才3钱而已。
唐风豪迈众所周知，唐人玩核桃也玩得豪迈，“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要玩就玩大的，跳过文玩阶段，直接将核桃开发成了兵器投入战争。这里说的兵器，并不是像武侠小说摘叶飞花那样，取核桃为暗器投掷伤敌。核桃硬归硬，可毕竟小而轻，杀伤力肯定比不上同等大小的石块，在战场上投掷核桃，除了投喂敌军零食外，毫无作用。唐人的办法，乃是用核桃制造燃烧弹。挖空的核桃填充适量火药，扦入引信，挂在野鸡脖子上。点燃后，持针猛刺鸡屁股，野鸡飞奔扑向前方草丛引燃，可谓货真价实的生物化学武器，名副其实的“核弹”。唐人杜佑《通典》记载道：“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实艾火，开两孔，复合。系野鸡项下，针其尾而纵之奔入草中，器败火发。”说不定双方一场厮杀，战后清理战场，顺便回收烤鸡，晚餐就有着落了。
唐代之后，文献关于核桃的记载益发丰富，有捣碎了烙饼的，有榨油的，有制作微雕的，但所取核桃似乎多出本土，不再提及域外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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