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匾额被挂上紫禁城的城门，这座昔日皇家宫殿厚重的正红宫门，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以来，首度向百姓敞开。
百年之后，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故宫，透过故宫的文化脉络，细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底，确立源远流长的文化自信。深入故宫，我们以紫禁城为样本，在传承中创造新的文明；走出故宫，我们面向世界，构建更为夺目的“中国符号”。
近日，记者专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他的故宫系列写作，被誉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宫”。
祝勇
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作品数十种，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美学散文集《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文物南迁》等。
那些灰尘都是古物啊
周末周刊：您是很有知名度的故宫文化传播者，在您眼中故宫是怎样一方天地？
祝勇：故宫独立而静谧，它似乎停留在自己的时间里，不受现代时间的干扰，又在以独特的方式与这个时代交互，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本营。
20世纪90年代，我就特别喜欢去故宫转悠，觉得它是北京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后来我进入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工作，便觉得进入了一座深不见底的宝藏，越深入研究越发现瑰宝取之不竭。
周末周刊：深入宝藏，必然有许多令您心动、感慨处。
祝勇：比如故宫的雨花阁，虽然明代就有，但在清乾隆年间，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建成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堂。阁顶上飞舞着4条巨大的蟠龙，游客站在保和殿北面的台基上就可以望见它，但它没有对游客开放。我第一次进入雨花阁时，看到里面的佛像、法器、唐卡等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上面落满了灰尘。我开玩笑说：那些灰尘都是古物啊。
在故宫里，像这样的藏传佛教遗迹、文物很多，原因是清朝的皇帝、皇后们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清朝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巨大。所以故宫里的许多建筑、古物可以与西藏的建筑、文物对应起来看。从北京到拉萨、阿里，可以说山重水复，却因文化而联结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联系既神秘又奇妙。所以，故宫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这里有中华文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
还有一次，我从冰窖餐厅的厨师那里得知，他们每年冬天还在内金水河上采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于冰镇餐饮。此后，每当我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过太和门广场，听到冰镐的声音在浩大的广场上发出空旷的回声，都会清晰地意识到，内金水河是一条历史的河，但它不是死掉的河、只能用来瞻仰和凭吊的河，它仍是一条现实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动。
周末周刊：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浮。
祝勇：故宫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有呼吸，也有情感。有形的故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外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无形的故宫延续着中华历史文脉，承载着国家记忆，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和文化自信。
周末周刊：随着文博产业的兴盛，故宫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顶级IP”，这暗合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时代情绪的变化。看懂故宫，就是看懂中国人的精神家底。那么，该如何让公众更好地认识故宫？
祝勇：故宫从规划到建筑布局，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明清两代共有24位皇帝居住于此，政令四达。正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所说，故宫博物院有它的职责和现代文化使命，应该将看向故宫的目光更多地放在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上。
文明的分量自然不言而喻，但传播手段也尤为重要，如今我们正在利用更新的传媒方式，更有效地进行传播。故宫需要文化上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的，轻松之中见严肃，活泼之中见风骨。我们要让故宫的文化传播既惹人喜爱，又特立独行。我的写作也一样，要怀着严谨的态度，在历史中找到真相，至少要接近真相，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
我们精神的来路
周末周刊：说起历史中的真相，您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故宫那么大，为什么龙榻那么窄？”这似乎透露着您解读历史的不同视角？
祝勇：是的。故宫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为满足皇家的权力需求，所以修建的建筑物很宏大。但是，另一方面，建筑和物品也要满足人的生活的需求。比如，龙榻并不大，太大的床皇上睡着也会不舒服。比如成化年间的鸡缸杯，大小很有讲究，用虎口正好能握住。古物都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生活习惯的诉求。所以，故宫里有权力的叙述，也有生活的细节。
周末周刊：您给了我们一种认识古物的新视角。您把故宫的物称作“古物”而不是“文物”，有何深意？
祝勇：故宫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博物馆，珍藏的文物有186万件之多，故宫的文物贯穿中华民族至少7000年历史。
1914年在紫禁城内成立中国第一个皇家藏品博物馆，就是以“古物”来命名的“古物陈列所”。我用“古物”二字，正是为了强调其时间属性，因为每一件物品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
故宫的无穷时间里包含着无穷的物，可见的物或者消失的物。其中又包含着无穷的思绪、情感、盛衰、哀荣，我们面对如此磅礴的物质，其实也是面对无尽的时间。
周末周刊：您创作的《故宫古物之美》，字里行间像是进行了一场精神上的寻根之旅。
祝勇：面对古物，我相信那时的画家或工匠，在完成旷世名作时脑子里未必会装那么多的理念、术语，更多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就拿观看古画来说，作画与观画，心动都是第一位的，假若心不动，则一切都不动。我们与古画隔了百岁千载，古人作画的时间、空间都已不再，假若观者心无触动，又如何能够穿透时间的隔阂，去与作画者心神相接？观画即是观人，指向的终究是人的精神脉动。
我们透过纸页去体会人的气息、去透视历史的命运，我们可以循着线条、笔墨的指引，一步步往回走，去贴近历史原初的形迹，去体会创作者在特定环境下的呼喊与彷徨。
周末周刊：与古物的对话犹如“逆光之旅”，能给当下的时代带来什么？
祝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古物是萧萧落木，透过它们，我们看到的是滚滚长江。
故宫的价值早已不限于朱红高墙内的宫阙亭台，故宫可以承载国家记忆、彰显中华文化实力，并担负起中外文化的交流。
优秀传统文化是由故宫建成600多年以来的建筑和贯穿中华文明至少7000年历史的古物共同建构的。这些物质文明属于表层，反映的是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等。所以，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去理解故宫，还应该透过物质去看人性、看人心、看中华民族的文明，那是我们精神的来路。
一墙之隔的寂寞与坚守
周末周刊：谈到古物背后的古人，自然会令人想到今天的故宫人。
祝勇：如今的故宫周边都是闹市，穿越闹市进入故宫，心就特别静。我相信大部分故宫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一辈子从事研究或文物修复、古画临摹等，其实他们稍作转型可以去搞文物鉴定、书画创作等，都可以赚大钱，但故宫人只想守着故宫，把一辈子奉献给这里。不同门类的专家年复一年在故宫开展研究，喧嚣的现代生活与故纸堆里枯燥而绚烂的历史似乎只有一墙之隔。
前几天我去文物医院，看到新来的年轻摹画师正在十分耐心地临摹古画。按照我的眼光来看，她画得与古画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老师傅说，她还在练习，水平还不够摹画呢。我想，这种耐心一半出于喜欢，一半出于责任感吧。故宫里的这些行当虽然寂寞，但它们不会消失，它们在传承中更新换代，把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周末周刊：越是寂寞越见坚守的精神与价值。
祝勇：这样的故事有很多。著名的故宫摹画师冯忠莲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主攻山水、人物、佛像等。就在她的国画创作才华大展时，因国家需要来到故宫博物院，默默无闻地从事古画临摹复制工作。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即使不算战火辗转，书画卷轴也只能保存800年。临摹应该算是最好的“保存”方式。冯忠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临摹《清明上河图》，至1980年完成，历经20年之久，她的作品已成国家一级文物。2015年，《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展出十分轰动，但文物保护规定，脆弱的文物展览时间不超过3个月，展品回到库房休眠至少3年，让它“恢复体力”。所以，冯先生临摹的《清明上河图》也成为重要的展品。
周末周刊：忘我与时间，成就了最好的“保存”。
祝勇：故宫有古铜、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等行当的修复师。例如，上过央视的“故宫男神”王津，在故宫修了40多年钟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戴着放大镜、皱着眉头，专心修复某座复杂的钟表。让我特别震撼的是，他的大工作台上，零件铺了一台面，我问他，记得住吗？是否需要照相才能复原？他说不用，完全记得住。王津是古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身上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折射着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
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
周末周刊：您最近的故宫写作聚焦哪些方面？
祝勇：我这几年的创作以及未来的影视转化，都围绕着故宫文物南迁这一主题。
1933年，中国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000多箱故宫文物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都已经漫漶不清；另一方面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
近年来，我陆续到访一些南迁途经地，写下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和长篇小说《国宝》这两部书稿。我希望通过写作抵抗遗忘，让那段珍贵的历史记忆不被时光湮没。历史主题写作的强大意义正蕴含于此。
周末周刊：在抵抗遗忘的过程中，您有何新发现？
祝勇：在寻访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中，我与许多参与南迁故宫人的后代有联络，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忘年交，也从他们口中得到许多细节。
老故宫人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老先生记忆力非常好，他的回忆复原了许多历史细节。庄尚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1924年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入职故宫博物院。庄灵先生回忆，当时他们一家走的是西迁南路，在云贵高原上的边塞小城安顺，他们生活窘困，内心却从容。当时，吃的是掺杂着沙子、石子、虫子的“五子饭”，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他们白天护着古物赶路，晚上在一起看书、做功课，全家人的心与桌上那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一样，一直亮着。
我看到庄尚严先生一家的照片，丝毫不曾感觉他们是离乱的书生。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怅惘伤感。正是古物给了他们信心，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他们衣履简陋，捉襟见肘，表情里却蕴藏着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坚不可摧的。我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了人的选择，又从人的选择中看到了未来。
那次与庄灵先生交谈，他说了一件事。他父亲晚年病重，在台北的医院里抢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微弱含混，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先生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心念念的地方还是他的故乡——北平。那是故宫文物南迁出发的地方，也是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
周末周刊：这一路上还有许多当地老百姓的鼎力相助，大家同心协力保护这份人类文化的遗产。
祝勇：我曾翻过许多史料，考证了南迁路上发生的许多意外。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发生的一场火灾，危及故宫文物，《峨眉县志》中记载了这件事。
我曾经不止一次到峨眉考察。今天的峨眉县城，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一条青石板砌成的主街两边，全是木构的房屋。那时的峨眉还没有自来水，更没有自来水枪，人们从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灭火，只能是杯水车薪。大火一旦烧出西门，故宫文物将遭受灭顶之灾。峨眉百姓和驻守士兵一起动手，纷纷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庙库房周围拆出了一片“隔离带”，终于使文物躲过一劫，安然无恙。
周末周刊：在书中您以什么方式来再现这些感人的故事？
祝勇：我的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小说即将出版，下一步还将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整体计划，对此进行影视转化和话剧转化，让故宫文物南迁之旅中可歌可泣的人物一个个重新“活起来”。
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
周末周刊：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历经百年发展，故宫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
祝勇：就像李文儒先生多年前说过的，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绝不是让我们去崇拜皇权，他希望人们在了解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有鉴戒、有以史为镜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故宫从统治整个国家的皇权象征，变成人民的博物馆、变成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变迁，目的是要建设新的文明和文化。
周末周刊：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正在全力打造“活力故宫”，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举措与活动让公众感受到，这种活力意味着让古代的文物与今天的生命发生互动，让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与今天的时代产生对话。
祝勇：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说：“故宫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着文化养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予了故宫文化以现代力量。”一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读懂故宫。而读懂了故宫，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周末周刊：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中而来，在今天依然滋养着我们的日常。
祝勇：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固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
古人早已学会了区分生命的有意义和无意义，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他们既不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也不会以世外桃源安慰自己，因此他们崇儒、爱道、尊佛。最终，中国人将其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匾额被挂上紫禁城的城门，这座昔日皇家宫殿厚重的正红宫门，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以来，首度向百姓敞开。
百年之后，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故宫，透过故宫的文化脉络，细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底，确立源远流长的文化自信。深入故宫，我们以紫禁城为样本，在传承中创造新的文明；走出故宫，我们面向世界，构建更为夺目的“中国符号”。
近日，记者专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他的故宫系列写作，被誉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宫”。
祝勇
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作品数十种，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美学散文集《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文物南迁》等。
那些灰尘都是古物啊
周末周刊：您是很有知名度的故宫文化传播者，在您眼中故宫是怎样一方天地？
祝勇：故宫独立而静谧，它似乎停留在自己的时间里，不受现代时间的干扰，又在以独特的方式与这个时代交互，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本营。
20世纪90年代，我就特别喜欢去故宫转悠，觉得它是北京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后来我进入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工作，便觉得进入了一座深不见底的宝藏，越深入研究越发现瑰宝取之不竭。
周末周刊：深入宝藏，必然有许多令您心动、感慨处。
祝勇：比如故宫的雨花阁，虽然明代就有，但在清乾隆年间，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建成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堂。阁顶上飞舞着4条巨大的蟠龙，游客站在保和殿北面的台基上就可以望见它，但它没有对游客开放。我第一次进入雨花阁时，看到里面的佛像、法器、唐卡等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上面落满了灰尘。我开玩笑说：那些灰尘都是古物啊。
在故宫里，像这样的藏传佛教遗迹、文物很多，原因是清朝的皇帝、皇后们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清朝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巨大。所以故宫里的许多建筑、古物可以与西藏的建筑、文物对应起来看。从北京到拉萨、阿里，可以说山重水复，却因文化而联结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联系既神秘又奇妙。所以，故宫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这里有中华文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
还有一次，我从冰窖餐厅的厨师那里得知，他们每年冬天还在内金水河上采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于冰镇餐饮。此后，每当我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过太和门广场，听到冰镐的声音在浩大的广场上发出空旷的回声，都会清晰地意识到，内金水河是一条历史的河，但它不是死掉的河、只能用来瞻仰和凭吊的河，它仍是一条现实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动。
周末周刊：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浮。
祝勇：故宫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有呼吸，也有情感。有形的故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外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无形的故宫延续着中华历史文脉，承载着国家记忆，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和文化自信。
周末周刊：随着文博产业的兴盛，故宫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顶级IP”，这暗合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时代情绪的变化。看懂故宫，就是看懂中国人的精神家底。那么，该如何让公众更好地认识故宫？
祝勇：故宫从规划到建筑布局，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明清两代共有24位皇帝居住于此，政令四达。正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所说，故宫博物院有它的职责和现代文化使命，应该将看向故宫的目光更多地放在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上。
文明的分量自然不言而喻，但传播手段也尤为重要，如今我们正在利用更新的传媒方式，更有效地进行传播。故宫需要文化上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的，轻松之中见严肃，活泼之中见风骨。我们要让故宫的文化传播既惹人喜爱，又特立独行。我的写作也一样，要怀着严谨的态度，在历史中找到真相，至少要接近真相，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
我们精神的来路
周末周刊：说起历史中的真相，您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故宫那么大，为什么龙榻那么窄？”这似乎透露着您解读历史的不同视角？
祝勇：是的。故宫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为满足皇家的权力需求，所以修建的建筑物很宏大。但是，另一方面，建筑和物品也要满足人的生活的需求。比如，龙榻并不大，太大的床皇上睡着也会不舒服。比如成化年间的鸡缸杯，大小很有讲究，用虎口正好能握住。古物都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生活习惯的诉求。所以，故宫里有权力的叙述，也有生活的细节。
周末周刊：您给了我们一种认识古物的新视角。您把故宫的物称作“古物”而不是“文物”，有何深意？
祝勇：故宫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博物馆，珍藏的文物有186万件之多，故宫的文物贯穿中华民族至少7000年历史。
1914年在紫禁城内成立中国第一个皇家藏品博物馆，就是以“古物”来命名的“古物陈列所”。我用“古物”二字，正是为了强调其时间属性，因为每一件物品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
故宫的无穷时间里包含着无穷的物，可见的物或者消失的物。其中又包含着无穷的思绪、情感、盛衰、哀荣，我们面对如此磅礴的物质，其实也是面对无尽的时间。
周末周刊：您创作的《故宫古物之美》，字里行间像是进行了一场精神上的寻根之旅。
祝勇：面对古物，我相信那时的画家或工匠，在完成旷世名作时脑子里未必会装那么多的理念、术语，更多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就拿观看古画来说，作画与观画，心动都是第一位的，假若心不动，则一切都不动。我们与古画隔了百岁千载，古人作画的时间、空间都已不再，假若观者心无触动，又如何能够穿透时间的隔阂，去与作画者心神相接？观画即是观人，指向的终究是人的精神脉动。
我们透过纸页去体会人的气息、去透视历史的命运，我们可以循着线条、笔墨的指引，一步步往回走，去贴近历史原初的形迹，去体会创作者在特定环境下的呼喊与彷徨。
周末周刊：与古物的对话犹如“逆光之旅”，能给当下的时代带来什么？
祝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古物是萧萧落木，透过它们，我们看到的是滚滚长江。
故宫的价值早已不限于朱红高墙内的宫阙亭台，故宫可以承载国家记忆、彰显中华文化实力，并担负起中外文化的交流。
优秀传统文化是由故宫建成600多年以来的建筑和贯穿中华文明至少7000年历史的古物共同建构的。这些物质文明属于表层，反映的是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等。所以，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去理解故宫，还应该透过物质去看人性、看人心、看中华民族的文明，那是我们精神的来路。
一墙之隔的寂寞与坚守
周末周刊：谈到古物背后的古人，自然会令人想到今天的故宫人。
祝勇：如今的故宫周边都是闹市，穿越闹市进入故宫，心就特别静。我相信大部分故宫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一辈子从事研究或文物修复、古画临摹等，其实他们稍作转型可以去搞文物鉴定、书画创作等，都可以赚大钱，但故宫人只想守着故宫，把一辈子奉献给这里。不同门类的专家年复一年在故宫开展研究，喧嚣的现代生活与故纸堆里枯燥而绚烂的历史似乎只有一墙之隔。
前几天我去文物医院，看到新来的年轻摹画师正在十分耐心地临摹古画。按照我的眼光来看，她画得与古画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老师傅说，她还在练习，水平还不够摹画呢。我想，这种耐心一半出于喜欢，一半出于责任感吧。故宫里的这些行当虽然寂寞，但它们不会消失，它们在传承中更新换代，把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周末周刊：越是寂寞越见坚守的精神与价值。
祝勇：这样的故事有很多。著名的故宫摹画师冯忠莲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主攻山水、人物、佛像等。就在她的国画创作才华大展时，因国家需要来到故宫博物院，默默无闻地从事古画临摹复制工作。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即使不算战火辗转，书画卷轴也只能保存800年。临摹应该算是最好的“保存”方式。冯忠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临摹《清明上河图》，至1980年完成，历经20年之久，她的作品已成国家一级文物。2015年，《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展出十分轰动，但文物保护规定，脆弱的文物展览时间不超过3个月，展品回到库房休眠至少3年，让它“恢复体力”。所以，冯先生临摹的《清明上河图》也成为重要的展品。
周末周刊：忘我与时间，成就了最好的“保存”。
祝勇：故宫有古铜、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等行当的修复师。例如，上过央视的“故宫男神”王津，在故宫修了40多年钟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戴着放大镜、皱着眉头，专心修复某座复杂的钟表。让我特别震撼的是，他的大工作台上，零件铺了一台面，我问他，记得住吗？是否需要照相才能复原？他说不用，完全记得住。王津是古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身上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折射着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
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
周末周刊：您最近的故宫写作聚焦哪些方面？
祝勇：我这几年的创作以及未来的影视转化，都围绕着故宫文物南迁这一主题。
1933年，中国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000多箱故宫文物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都已经漫漶不清；另一方面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
近年来，我陆续到访一些南迁途经地，写下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和长篇小说《国宝》这两部书稿。我希望通过写作抵抗遗忘，让那段珍贵的历史记忆不被时光湮没。历史主题写作的强大意义正蕴含于此。
周末周刊：在抵抗遗忘的过程中，您有何新发现？
祝勇：在寻访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中，我与许多参与南迁故宫人的后代有联络，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忘年交，也从他们口中得到许多细节。
老故宫人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老先生记忆力非常好，他的回忆复原了许多历史细节。庄尚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1924年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入职故宫博物院。庄灵先生回忆，当时他们一家走的是西迁南路，在云贵高原上的边塞小城安顺，他们生活窘困，内心却从容。当时，吃的是掺杂着沙子、石子、虫子的“五子饭”，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他们白天护着古物赶路，晚上在一起看书、做功课，全家人的心与桌上那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一样，一直亮着。
我看到庄尚严先生一家的照片，丝毫不曾感觉他们是离乱的书生。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怅惘伤感。正是古物给了他们信心，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他们衣履简陋，捉襟见肘，表情里却蕴藏着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坚不可摧的。我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了人的选择，又从人的选择中看到了未来。
那次与庄灵先生交谈，他说了一件事。他父亲晚年病重，在台北的医院里抢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微弱含混，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先生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心念念的地方还是他的故乡——北平。那是故宫文物南迁出发的地方，也是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
周末周刊：这一路上还有许多当地老百姓的鼎力相助，大家同心协力保护这份人类文化的遗产。
祝勇：我曾翻过许多史料，考证了南迁路上发生的许多意外。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发生的一场火灾，危及故宫文物，《峨眉县志》中记载了这件事。
我曾经不止一次到峨眉考察。今天的峨眉县城，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一条青石板砌成的主街两边，全是木构的房屋。那时的峨眉还没有自来水，更没有自来水枪，人们从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灭火，只能是杯水车薪。大火一旦烧出西门，故宫文物将遭受灭顶之灾。峨眉百姓和驻守士兵一起动手，纷纷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庙库房周围拆出了一片“隔离带”，终于使文物躲过一劫，安然无恙。
周末周刊：在书中您以什么方式来再现这些感人的故事？
祝勇：我的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小说即将出版，下一步还将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整体计划，对此进行影视转化和话剧转化，让故宫文物南迁之旅中可歌可泣的人物一个个重新“活起来”。
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
周末周刊：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历经百年发展，故宫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
祝勇：就像李文儒先生多年前说过的，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绝不是让我们去崇拜皇权，他希望人们在了解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有鉴戒、有以史为镜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故宫从统治整个国家的皇权象征，变成人民的博物馆、变成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变迁，目的是要建设新的文明和文化。
周末周刊：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正在全力打造“活力故宫”，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举措与活动让公众感受到，这种活力意味着让古代的文物与今天的生命发生互动，让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与今天的时代产生对话。
祝勇：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说：“故宫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着文化养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予了故宫文化以现代力量。”一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读懂故宫。而读懂了故宫，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周末周刊：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中而来，在今天依然滋养着我们的日常。
祝勇：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固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
古人早已学会了区分生命的有意义和无意义，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他们既不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也不会以世外桃源安慰自己，因此他们崇儒、爱道、尊佛。最终，中国人将其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
近日，东莞市安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天产城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项目托管运营协议。根据协议，位于东莞松山湖的莞寓·中天国际金融园即将入市，可提供优质房源470套，租金1000元/月起，预计5月面市招租。 据悉，该项目 近日，广东、湖南等多地因暴雨天气登上热搜。考虑突发强降雨天气给市民及游客带来的不便影响， “同程小站爱心酒店联盟”面向广东、湖南的多个城市推出“暴雨守护计划”，为市民和游客提供避雨休憩等服务。目前，同程旅行旗 近日，美团发布的五一假期“吃喝玩乐”消费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三天，全国本地生活服务消费同比增长25%，全国餐饮堂食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73%。其中，上海本地生活服务消费位居全国城市第一。 旅游方面，五一假期市民出 去年以来，国内文旅热度只增不减，众人纷纷踏出家门，在阳光或霓虹灯下置身人海，感受久违的市井烟火。但在体验过人海的热闹和城市的喧嚣之后，人们对文旅的热情不知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亲近自然，感受文化。 据相关数 近日，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郑州市加快推进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试行)》。 细则显示：组织招徕来郑旅游的国内包机团队，游客上座率60%以上且不少于100人，在郑游览1个以上收费景 5月8日，据上海发布消息，上海耀雪冰雪世界、世博文化公园和长滩音乐厅项目计划今年开放。 据悉，耀雪冰雪世界项目位于临港新片区，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室内滑雪娱乐场，目标是打造一站式“全球顶级都市冰雪度假胜地”; 。本文链接：百年之后，如何理解故宫博物院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33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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