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5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一位银发老人坐在厦门嘉庚剧院的观众席里，陪观众跨年。她就是95岁的郑小瑛，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
曾三次患癌的她，至今活跃在台前幕后以及短视频里，被年轻人称作“硬核奶奶”。不久前，记者在厦门拜访了她。
虽然腿脚不便，但郑小瑛依然思维敏捷，雷厉风行。三个多小时不间断的谈话中，无论是久远的回忆，还是中外音乐界新近发生的大事，都被她信手拈来，言语中有机锋，也有幽默。
过去这一年，郑小瑛又完成了一件“硬核”大事：她指挥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文版，10天内三次登台。她也又一次打破纪录，成为全世界指挥这部歌剧最年长的指挥家。
几天前，她还出现在福建永定的祖宅“振声楼”。这座百年老楼改建的乡村音乐课堂开放了，她说想为家乡的人开一扇窗，让乡下孩子可以在这里听见交响乐，了解自己的文化，也通过音乐认识外面世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指挥家这一统领整个交响乐团的职业被男性垄断着。1930年，28岁的安东尼娅·布里珂受邀登上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席，成为世界上首位女指挥家。
在布里珂指挥柏林爱乐前一年，郑小瑛在上海出生了。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在弄堂里长大的女孩，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歌剧女指挥。
1987年，郑小瑛访问美国时，曾登门拜访布里珂。布里珂开门见山地问她：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得知她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布里珂对她说：“你真幸运！”
但郑小瑛的人生里，拥有的不只是幸运。
弄堂里成长 妈妈鼓励她“做好自己”
周末周刊：1962年10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我国女指挥郑小瑛在莫斯科指挥演出》，记录了10月3日你指挥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公演的情景。文中写道：“观众们在每一场乐队开始演奏时都热情鼓掌，向第一位在苏联剧院指挥歌剧演出的中国女指挥致意。”据说你至今留着这张剪报，它对你来说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意义？
郑小瑛：那时候我30来岁，在莫斯科留学，傻乎乎的，只是努力做好自己，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但我妈妈在上海，看到《解放日报》的报道很高兴，就剪下来，寄给了我。我看到报纸上老师对我的评价很高，也很受鼓励。
那时候我离婚了，女儿和我妈妈一起在上海。我很想念我的女儿，指挥《托斯卡》的时候就把女儿的照片放在谱子的最后一页，一曲终了，女儿冲着我甜甜地笑。
除了那份剪报，我还有剧院特为我制作的演出海报，20多年前我从北京搬家到厦门，清理东西的时候才发现。还有一些干枯的玫瑰花瓣，是当晚收到的鲜花。莫斯科的花很贵，那些花瓣被我保存至今。
周末周刊：那篇关于《托斯卡》的报道很短，只有500多字，其中提到你的老师伊·波·巴因评价你“既有天才，又很勤奋”。但那是1962年，中苏关系在恶化，这场《托斯卡》的上演，背后一定困难重重吧？
郑小瑛：我去苏联留学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学校不再给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全靠我的几位导师顶住压力，帮我组织乐团，让我可以有机会指挥交响音乐会。指挥《托斯卡》，是出于我的歌剧导师拜因和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多年来对中国人友情的一种回报。
还有一个难题——我没有总谱。我们指挥歌剧用的总谱，每一页都有20多行，因为包含20多种乐器，指挥通过总谱才知道什么时候谁发声，彼此之间如何合作。但当时在莫斯科买不到总谱，只能买到钢琴谱。我的老师就把资料室提供给他的珍贵总谱悄悄借给我，让我把所有的乐器都标在钢琴谱上，然后，我再把这些记号全都努力记在脑子里。
演出前，剧院只让我指挥了一次全剧的连排作为考核，而半年后演出时就再也没有给我排练的机会了，现在想想都让我后怕，但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啊。一位懂行的指挥家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那场演出非常成功，我的导师第二天在课堂里对各国留学生说，你们有谁能像郑小瑛那样指挥一场《托斯卡》？这场演出奠定了我作为一个专业歌剧指挥的基础。
周末周刊：你是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怎么开始学习古典音乐的？
郑小瑛：我妈妈把我从小当淑女培养。所谓“淑女”就是让我接受全面的教育。妈妈爱看秀兰·邓波儿的电影，她说秀兰·邓波儿会什么，我也得要会，于是我6岁开始学钢琴，还学了踢踏舞。我记得小时候学校有恳亲会，老师就让我跳歌剧《卡门》里的西班牙舞曲“哈巴涅拉”，妈妈给我弄了块纱布染上颜色，还买了一把扇子当道具。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跳《卡门》的小女孩将来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指挥歌剧《卡门》的指挥家。这部歌剧，我指挥了100多场。
周末周刊：你母亲温嗣瑛是一位接受五四运动洗礼的新女性，她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郑小瑛：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女子不如男”，她一直鼓励我和妹妹“努力做好自己”。她曾经裹过小脚，但一听说可以放开，立马就放了。一听说在上海，女孩子可以学新式体育，她就从重庆跑到上海求学。后来，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女子现代体育老师。
周末周刊：《托斯卡》里最著名的咏叹调是《为艺术、为爱情》，你有过三段婚姻，你怎么看待爱情和婚姻？
郑小瑛：人的爱情、婚姻，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遇发生变化，我觉得很正常，我所幸没有在折腾里迷失自己，这一点很重要。
有时候，年轻的孩子们向我请教爱情、婚姻，我常常说，爱情和婚姻不是人生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女性，你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能够自立、自强，那么婚姻也好、家庭也好，有任何变故，你还是你，任何的困难和挫折，你都可以泰然处之。
女指挥家 与偏见对抗的漫漫长路
周末周刊：抗战爆发后，你们一家从上海迁往重庆，你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郑小瑛：我原来是上海弄堂里的小丫头，去上学，穿什么颜色的裙子就搭配什么样的蝴蝶结，一定要配套。一到重庆，我看到上山扒柴的孩子都穿草鞋、打赤脚，特别羡慕。小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觉得苦，反而觉得新鲜，自己也跟着学。
其实孩子的承受力、适应力是很强的，所以我后来教育女儿也是这样，从来不娇惯，要求她自立。她小时候去拉练，几天不洗脸，行军累了，马路边躺下就睡，吃的也很差，在干草上睡觉，满身的虱子跳蚤。但童年时代经历过困难，此后的人生才有底气来承受生活里的磨难。
周末周刊：你走上指挥之路，是偶然吗？
郑小瑛：我19岁时放弃医学专业，跟同学一起去解放区，进了文工团。团里很多人不识乐谱，学新歌时唱不对，我就帮大家纠正，就这么在大家的鼓励下当起了指挥。后来，我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进入作曲系。
1955年苏联合唱指挥专家杜马舍夫应邀来中央歌舞团组建合唱指挥班时，我被他选中，成了19个同学里唯一的女生。那时我对指挥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只是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亨德尔清唱剧《弥赛亚》的演出。然而，派我去学合唱指挥我还是很高兴的。
周末周刊：在杜马舍夫的合唱指挥班里只有你一个女生。到莫斯科留学后呢，女指挥多吗？
郑小瑛：那时候，苏联培养女指挥的风潮已经过去了。我记得我的导师安诺索夫教授带我去见他的学生、苏联的第一位女指挥杜达洛娃时，她笑着问安诺索夫：“老师，你不是说再也不收女学生了吗？”安诺索夫回答：“这个不一样，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而且特别有才能。”
后来我也忍不住问安诺索夫，为什么他不再收女学生了？他对我说，培养一个指挥的成本很高，除了课堂教学，还要提供在乐队实习的机会。但当时在莫斯科，女性结婚后基本上就在家相夫教子，很少能出现在舞台上，这在他看来是教育资源一种极大的浪费。
周末周刊：这几年出了好几部关于女指挥的电影，其中一部叫作《指挥家》，就是讲安东尼娅·布里珂的故事。你觉得，你比布里珂幸运吗？
郑小瑛：1987年我见到布里珂时，她已经80多岁了，戴着一顶白色的绒帽，披着一条大围巾，深陷在沙发中，不方便站起来，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她对我说：“你真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有很深的偏见。”
那时候，我并不理解她所说的幸运是什么，偏见是什么。直到我看了《指挥家》这部电影，我才知道布里珂当时有多难，要打破多少性别的偏见和阻碍。
周末周刊：电影里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布里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肯教她钢琴的老师时，老师对她的忠告是不如去找一门好姻缘。当她终于被柏林国立音乐学院录取，指挥家卡尔·穆克却当面撕掉了推荐信。你作为女指挥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阻碍？
郑小瑛：我没有。我觉得在中国，男女平等的意识要比西方进步很多。我所成长的年代，一直的主张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我从未感觉到自己因为女性的身份被歧视，需要去冲破什么、战胜什么。
布里珂终其一生的努力，都没能获得一个职业乐团常任指挥的职位，而我在1978年就担任了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
在西方乐团担任要职的女性，第一个要算2005年澳大利亚女指挥西蒙娜·杨担任德国汉堡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第二个就是马琳·阿尔索普，她在2007年成为美国巴尔的摩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我登上重要指挥岗位的时间比西方的女指挥早了近30年，真的很幸运。但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当时不在西方评论界的视野之内，所以我1994年应邀在哈佛大学讲“西方歌剧在中国”时，还被媒体问到：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我也才第一次知道我这个中国女指挥的成就在西方人眼里竟是一朵奇葩。
周末周刊：说起马琳·阿尔索普，她最近带着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了。有着“世界头号女指挥家”之称的她，成长的过程同样是对抗偏见的漫漫长路。
郑小瑛：阿尔索普来中国演出，给我写信表示问候。在第二封来信中，她转来了关于她的一部纪录片，里面讲到，20世纪70年代，她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班时期，告诉小提琴老师自己希望成为一个指挥家，而她得到的回应是“女孩子是不能成为指挥家的”。
我在给她的回信中，聊了聊我所了解的华人女指挥的情况。据我的统计，目前已有38位华人女指挥活跃在中外舞台上，她们或是获得了国际比赛奖项，或是以指挥为职业。时代赋予了女指挥新的可能，希望我们可以用音乐的力量，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爱、理解和包容。
倒在指挥台上 是最浪漫的事
周末周刊：1997年，当你退休后，正打算到厦门筹建乐团的时候，突然检查出了直肠癌。但知道这个消息的下午，你照常去北大给年轻人上课。面对癌症，内心不害怕吗？
郑小瑛：癌症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对我来说，当时还没有发作，身体上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我就不想打乱原来的计划。我每年都会去清华、北大给学生们讲课，那天讲完了，学生们还让我带着他们唱歌，我就站到桌子上，指挥他们唱了国歌，完全忘记我马上就要进医院这件事。
其实刚开始也紧张过，因为还有很多事没做完，有点不甘心。平静下来后，我决定好好治疗。我问过我的主治大夫：我还能再指挥吗？他说，飞行员都还能上天，你有什么不能？是他给了我面对癌症的勇气，我想，如果有一天倒在指挥台上，那是最浪漫的事了。
周末周刊：1998年，你出院后一个月，就飞去爱沙尼亚演出了。那时候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你为什么要坚持演出？
郑小瑛：那一次好像是有点冒险，化疗掉的头发没长出来，我是戴着假发去的，还带了一箱子中药。但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一直在等我的消息，那是一场请我来介绍中国交响乐作品的音乐会，机会难得啊。我放疗结束后问大夫，我一个月以后可不可以去指挥，大夫说可以，我就在医院的楼梯上来回锻炼，以求恢复体力。
在爱沙尼亚，我指挥了两场中国交响乐音乐会，包括章红艳演奏的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等。爱沙尼亚国家歌剧院很热情，他们趁我来爱沙尼亚，就诚邀我在他们的国家歌剧院再指挥一场法国歌剧《卡门》，但没有排练时间了，只能直接上演。那时候我犹豫了，我懂得了这个难度，就不像33岁指挥《托斯卡》的时候那么勇敢了。后来看了一场他们的演出，了解了这是一个训练有素、音乐能力相当高的歌剧团，我就答应了。
我记得，那场演出刚结束，章红艳就给还在乐池里的我送来一束花。她说：“这里的2000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有多么不容易！”
周末周刊：艺术家很不容易的一点就在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上台，表演都要继续。
郑小瑛：我是不愿意向观众解释也不愿祈求他们原谅的，有时候带着病痛去排练，也不会让演奏员知道我今天不舒服，请大家原谅我。因为我是来率领大家前进的。
周末周刊：2014年、2015年你第二次、第三次发现患癌时，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放疗，为什么？
郑小瑛：因为已经有过面对癌症的经验了，再一次查出来，我就很听大夫的话，很配合治疗。当时的技术已不用住院，连续五天去医院做半小时靶向放疗就可以了。那我就想，何必麻烦别人呢，我自己去就行了。
周末周刊：是不是对自己太严苛了？从来不允许自己软弱？
郑小瑛：指挥家就像部队的司令员，你要不以身作则，怎么带领好这个队伍？
有人说，乐队里所有的乐手都是自己的乐器，我不赞成这样的比喻。他们都是有修养的艺术家呀，如果指挥家的能力不够，人格魅力不足，不被大家接受，乐手们是不会买你的账的，他们可能不会投入热情，不会奏出有生命力的音乐。指挥家需要依靠所有的乐手合力去创造出美好的音乐，离开他们，你就是真正的光杆司令啊！
一辈子 就干这一件小事
周末周刊：去年你指挥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文版的首演，为什么一定要推出中文版？
郑小瑛：我1963年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很想把这部歌剧带给中国观众。当时中央歌剧院正要排演《托斯卡》，但剧本审批没通过。极左派的理由是，托斯卡不是个英雄人物，她供出了革命者，怎么能够当主角呢？还有，男主角临死前唱了一首《星光灿烂》，还留恋生命和爱情，英雄人物不是应该视死如归吗？
所以去年，我把《托斯卡》译配成中文，就是想让我们的观众听懂里面每一句唱词，了解托斯卡只是一个纯粹的、天真善良的艺术家，她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她受不了眼睁睁地看着爱人被折磨，而脱口供出了革命者藏身的地方。她热爱的画家也不是革命者，但他同情革命和正义，宁可牺牲自己的爱情和生命。
一部艺术作品，应该容许人性复杂多样的呈现，让观众自己去判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这一次，我们用中文把《托斯卡》清清楚楚地介绍给我们的观众，也算是了了一个心愿。
周末周刊：你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洋戏中唱”，把经典歌剧翻译成中文演唱，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欣赏西方歌剧最好去欣赏原文的演唱。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观点的碰撞？
郑小瑛：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介绍外国歌剧的时候主要用他们本国的语言，为本国人民服务。就拿歌剧来讲，有几个人能听懂原文？
如果是看一幅画，我可以先看上半部，然后看下半部，回头再看某个细节。但音乐不是这样的，它永远随着时间的流动向前，一个瞬间没懂，新的信息又来了。所以要高效地传递你的信息，打动人，必须让语言和音乐很好地结合。多数以世界文学名著为脚本的歌剧，通过精彩音乐塑造的戏剧形象，会更深刻地传递其思想内容，关键是，人们需要每句都听得懂。
艺术家不要做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搞艺术不是为炫耀个人成就，而是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这才是艺术的价值。
周末周刊：走上艺术的道路不难，难的是一直保持自己的艺术生命力。你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创业，动力来自哪里？
郑小瑛：这些年老有人来采访我，问我许多为什么。我说，我有一个座右铭，叫作“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我要是发现一件事有人需要，而我恰巧会干，我就会去干，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只看重我的观众给我的反馈，他们是我的服务对象，也是我的力量源泉。
很多时候，如果你做一件事的出发点仅仅来自自我的话，是很容易枯竭的。如果来自社会对你的需要，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朝着自己的理想去走。
周末周刊：你一直未变的理想是什么？
郑小瑛：其实，我一辈子干的事儿就是一件小事。我知道，从世界范围来看，自己的指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但我要把我知道的这一点东西尽可能地跟我的同胞分享，让别人的起点可以高一点。虽然这是件很小的事，但我要尽力把它做好、做到极致。
郑小瑛
1929年出生于上海，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第一位登上海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爱乐女”室内乐团音乐指导、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现任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当2025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一位银发老人坐在厦门嘉庚剧院的观众席里，陪观众跨年。她就是95岁的郑小瑛，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
曾三次患癌的她，至今活跃在台前幕后以及短视频里，被年轻人称作“硬核奶奶”。不久前，记者在厦门拜访了她。
虽然腿脚不便，但郑小瑛依然思维敏捷，雷厉风行。三个多小时不间断的谈话中，无论是久远的回忆，还是中外音乐界新近发生的大事，都被她信手拈来，言语中有机锋，也有幽默。
过去这一年，郑小瑛又完成了一件“硬核”大事：她指挥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文版，10天内三次登台。她也又一次打破纪录，成为全世界指挥这部歌剧最年长的指挥家。
几天前，她还出现在福建永定的祖宅“振声楼”。这座百年老楼改建的乡村音乐课堂开放了，她说想为家乡的人开一扇窗，让乡下孩子可以在这里听见交响乐，了解自己的文化，也通过音乐认识外面世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指挥家这一统领整个交响乐团的职业被男性垄断着。1930年，28岁的安东尼娅·布里珂受邀登上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席，成为世界上首位女指挥家。
在布里珂指挥柏林爱乐前一年，郑小瑛在上海出生了。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在弄堂里长大的女孩，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歌剧女指挥。
1987年，郑小瑛访问美国时，曾登门拜访布里珂。布里珂开门见山地问她：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得知她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布里珂对她说：“你真幸运！”
但郑小瑛的人生里，拥有的不只是幸运。
弄堂里成长 妈妈鼓励她“做好自己”
周末周刊：1962年10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我国女指挥郑小瑛在莫斯科指挥演出》，记录了10月3日你指挥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公演的情景。文中写道：“观众们在每一场乐队开始演奏时都热情鼓掌，向第一位在苏联剧院指挥歌剧演出的中国女指挥致意。”据说你至今留着这张剪报，它对你来说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意义？
郑小瑛：那时候我30来岁，在莫斯科留学，傻乎乎的，只是努力做好自己，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但我妈妈在上海，看到《解放日报》的报道很高兴，就剪下来，寄给了我。我看到报纸上老师对我的评价很高，也很受鼓励。
那时候我离婚了，女儿和我妈妈一起在上海。我很想念我的女儿，指挥《托斯卡》的时候就把女儿的照片放在谱子的最后一页，一曲终了，女儿冲着我甜甜地笑。
除了那份剪报，我还有剧院特为我制作的演出海报，20多年前我从北京搬家到厦门，清理东西的时候才发现。还有一些干枯的玫瑰花瓣，是当晚收到的鲜花。莫斯科的花很贵，那些花瓣被我保存至今。
周末周刊：那篇关于《托斯卡》的报道很短，只有500多字，其中提到你的老师伊·波·巴因评价你“既有天才，又很勤奋”。但那是1962年，中苏关系在恶化，这场《托斯卡》的上演，背后一定困难重重吧？
郑小瑛：我去苏联留学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学校不再给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全靠我的几位导师顶住压力，帮我组织乐团，让我可以有机会指挥交响音乐会。指挥《托斯卡》，是出于我的歌剧导师拜因和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多年来对中国人友情的一种回报。
还有一个难题——我没有总谱。我们指挥歌剧用的总谱，每一页都有20多行，因为包含20多种乐器，指挥通过总谱才知道什么时候谁发声，彼此之间如何合作。但当时在莫斯科买不到总谱，只能买到钢琴谱。我的老师就把资料室提供给他的珍贵总谱悄悄借给我，让我把所有的乐器都标在钢琴谱上，然后，我再把这些记号全都努力记在脑子里。
演出前，剧院只让我指挥了一次全剧的连排作为考核，而半年后演出时就再也没有给我排练的机会了，现在想想都让我后怕，但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啊。一位懂行的指挥家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那场演出非常成功，我的导师第二天在课堂里对各国留学生说，你们有谁能像郑小瑛那样指挥一场《托斯卡》？这场演出奠定了我作为一个专业歌剧指挥的基础。
周末周刊：你是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怎么开始学习古典音乐的？
郑小瑛：我妈妈把我从小当淑女培养。所谓“淑女”就是让我接受全面的教育。妈妈爱看秀兰·邓波儿的电影，她说秀兰·邓波儿会什么，我也得要会，于是我6岁开始学钢琴，还学了踢踏舞。我记得小时候学校有恳亲会，老师就让我跳歌剧《卡门》里的西班牙舞曲“哈巴涅拉”，妈妈给我弄了块纱布染上颜色，还买了一把扇子当道具。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跳《卡门》的小女孩将来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指挥歌剧《卡门》的指挥家。这部歌剧，我指挥了100多场。
周末周刊：你母亲温嗣瑛是一位接受五四运动洗礼的新女性，她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郑小瑛：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女子不如男”，她一直鼓励我和妹妹“努力做好自己”。她曾经裹过小脚，但一听说可以放开，立马就放了。一听说在上海，女孩子可以学新式体育，她就从重庆跑到上海求学。后来，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女子现代体育老师。
周末周刊：《托斯卡》里最著名的咏叹调是《为艺术、为爱情》，你有过三段婚姻，你怎么看待爱情和婚姻？
郑小瑛：人的爱情、婚姻，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遇发生变化，我觉得很正常，我所幸没有在折腾里迷失自己，这一点很重要。
有时候，年轻的孩子们向我请教爱情、婚姻，我常常说，爱情和婚姻不是人生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女性，你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能够自立、自强，那么婚姻也好、家庭也好，有任何变故，你还是你，任何的困难和挫折，你都可以泰然处之。
女指挥家 与偏见对抗的漫漫长路
周末周刊：抗战爆发后，你们一家从上海迁往重庆，你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郑小瑛：我原来是上海弄堂里的小丫头，去上学，穿什么颜色的裙子就搭配什么样的蝴蝶结，一定要配套。一到重庆，我看到上山扒柴的孩子都穿草鞋、打赤脚，特别羡慕。小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觉得苦，反而觉得新鲜，自己也跟着学。
其实孩子的承受力、适应力是很强的，所以我后来教育女儿也是这样，从来不娇惯，要求她自立。她小时候去拉练，几天不洗脸，行军累了，马路边躺下就睡，吃的也很差，在干草上睡觉，满身的虱子跳蚤。但童年时代经历过困难，此后的人生才有底气来承受生活里的磨难。
周末周刊：你走上指挥之路，是偶然吗？
郑小瑛：我19岁时放弃医学专业，跟同学一起去解放区，进了文工团。团里很多人不识乐谱，学新歌时唱不对，我就帮大家纠正，就这么在大家的鼓励下当起了指挥。后来，我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进入作曲系。
1955年苏联合唱指挥专家杜马舍夫应邀来中央歌舞团组建合唱指挥班时，我被他选中，成了19个同学里唯一的女生。那时我对指挥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只是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亨德尔清唱剧《弥赛亚》的演出。然而，派我去学合唱指挥我还是很高兴的。
周末周刊：在杜马舍夫的合唱指挥班里只有你一个女生。到莫斯科留学后呢，女指挥多吗？
郑小瑛：那时候，苏联培养女指挥的风潮已经过去了。我记得我的导师安诺索夫教授带我去见他的学生、苏联的第一位女指挥杜达洛娃时，她笑着问安诺索夫：“老师，你不是说再也不收女学生了吗？”安诺索夫回答：“这个不一样，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而且特别有才能。”
后来我也忍不住问安诺索夫，为什么他不再收女学生了？他对我说，培养一个指挥的成本很高，除了课堂教学，还要提供在乐队实习的机会。但当时在莫斯科，女性结婚后基本上就在家相夫教子，很少能出现在舞台上，这在他看来是教育资源一种极大的浪费。
周末周刊：这几年出了好几部关于女指挥的电影，其中一部叫作《指挥家》，就是讲安东尼娅·布里珂的故事。你觉得，你比布里珂幸运吗？
郑小瑛：1987年我见到布里珂时，她已经80多岁了，戴着一顶白色的绒帽，披着一条大围巾，深陷在沙发中，不方便站起来，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她对我说：“你真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有很深的偏见。”
那时候，我并不理解她所说的幸运是什么，偏见是什么。直到我看了《指挥家》这部电影，我才知道布里珂当时有多难，要打破多少性别的偏见和阻碍。
周末周刊：电影里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布里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肯教她钢琴的老师时，老师对她的忠告是不如去找一门好姻缘。当她终于被柏林国立音乐学院录取，指挥家卡尔·穆克却当面撕掉了推荐信。你作为女指挥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阻碍？
郑小瑛：我没有。我觉得在中国，男女平等的意识要比西方进步很多。我所成长的年代，一直的主张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我从未感觉到自己因为女性的身份被歧视，需要去冲破什么、战胜什么。
布里珂终其一生的努力，都没能获得一个职业乐团常任指挥的职位，而我在1978年就担任了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
在西方乐团担任要职的女性，第一个要算2005年澳大利亚女指挥西蒙娜·杨担任德国汉堡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第二个就是马琳·阿尔索普，她在2007年成为美国巴尔的摩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我登上重要指挥岗位的时间比西方的女指挥早了近30年，真的很幸运。但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当时不在西方评论界的视野之内，所以我1994年应邀在哈佛大学讲“西方歌剧在中国”时，还被媒体问到：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我也才第一次知道我这个中国女指挥的成就在西方人眼里竟是一朵奇葩。
周末周刊：说起马琳·阿尔索普，她最近带着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了。有着“世界头号女指挥家”之称的她，成长的过程同样是对抗偏见的漫漫长路。
郑小瑛：阿尔索普来中国演出，给我写信表示问候。在第二封来信中，她转来了关于她的一部纪录片，里面讲到，20世纪70年代，她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班时期，告诉小提琴老师自己希望成为一个指挥家，而她得到的回应是“女孩子是不能成为指挥家的”。
我在给她的回信中，聊了聊我所了解的华人女指挥的情况。据我的统计，目前已有38位华人女指挥活跃在中外舞台上，她们或是获得了国际比赛奖项，或是以指挥为职业。时代赋予了女指挥新的可能，希望我们可以用音乐的力量，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爱、理解和包容。
倒在指挥台上 是最浪漫的事
周末周刊：1997年，当你退休后，正打算到厦门筹建乐团的时候，突然检查出了直肠癌。但知道这个消息的下午，你照常去北大给年轻人上课。面对癌症，内心不害怕吗？
郑小瑛：癌症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对我来说，当时还没有发作，身体上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我就不想打乱原来的计划。我每年都会去清华、北大给学生们讲课，那天讲完了，学生们还让我带着他们唱歌，我就站到桌子上，指挥他们唱了国歌，完全忘记我马上就要进医院这件事。
其实刚开始也紧张过，因为还有很多事没做完，有点不甘心。平静下来后，我决定好好治疗。我问过我的主治大夫：我还能再指挥吗？他说，飞行员都还能上天，你有什么不能？是他给了我面对癌症的勇气，我想，如果有一天倒在指挥台上，那是最浪漫的事了。
周末周刊：1998年，你出院后一个月，就飞去爱沙尼亚演出了。那时候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你为什么要坚持演出？
郑小瑛：那一次好像是有点冒险，化疗掉的头发没长出来，我是戴着假发去的，还带了一箱子中药。但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一直在等我的消息，那是一场请我来介绍中国交响乐作品的音乐会，机会难得啊。我放疗结束后问大夫，我一个月以后可不可以去指挥，大夫说可以，我就在医院的楼梯上来回锻炼，以求恢复体力。
在爱沙尼亚，我指挥了两场中国交响乐音乐会，包括章红艳演奏的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等。爱沙尼亚国家歌剧院很热情，他们趁我来爱沙尼亚，就诚邀我在他们的国家歌剧院再指挥一场法国歌剧《卡门》，但没有排练时间了，只能直接上演。那时候我犹豫了，我懂得了这个难度，就不像33岁指挥《托斯卡》的时候那么勇敢了。后来看了一场他们的演出，了解了这是一个训练有素、音乐能力相当高的歌剧团，我就答应了。
我记得，那场演出刚结束，章红艳就给还在乐池里的我送来一束花。她说：“这里的2000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有多么不容易！”
周末周刊：艺术家很不容易的一点就在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上台，表演都要继续。
郑小瑛：我是不愿意向观众解释也不愿祈求他们原谅的，有时候带着病痛去排练，也不会让演奏员知道我今天不舒服，请大家原谅我。因为我是来率领大家前进的。
周末周刊：2014年、2015年你第二次、第三次发现患癌时，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放疗，为什么？
郑小瑛：因为已经有过面对癌症的经验了，再一次查出来，我就很听大夫的话，很配合治疗。当时的技术已不用住院，连续五天去医院做半小时靶向放疗就可以了。那我就想，何必麻烦别人呢，我自己去就行了。
周末周刊：是不是对自己太严苛了？从来不允许自己软弱？
郑小瑛：指挥家就像部队的司令员，你要不以身作则，怎么带领好这个队伍？
有人说，乐队里所有的乐手都是自己的乐器，我不赞成这样的比喻。他们都是有修养的艺术家呀，如果指挥家的能力不够，人格魅力不足，不被大家接受，乐手们是不会买你的账的，他们可能不会投入热情，不会奏出有生命力的音乐。指挥家需要依靠所有的乐手合力去创造出美好的音乐，离开他们，你就是真正的光杆司令啊！
一辈子 就干这一件小事
周末周刊：去年你指挥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文版的首演，为什么一定要推出中文版？
郑小瑛：我1963年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很想把这部歌剧带给中国观众。当时中央歌剧院正要排演《托斯卡》，但剧本审批没通过。极左派的理由是，托斯卡不是个英雄人物，她供出了革命者，怎么能够当主角呢？还有，男主角临死前唱了一首《星光灿烂》，还留恋生命和爱情，英雄人物不是应该视死如归吗？
所以去年，我把《托斯卡》译配成中文，就是想让我们的观众听懂里面每一句唱词，了解托斯卡只是一个纯粹的、天真善良的艺术家，她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她受不了眼睁睁地看着爱人被折磨，而脱口供出了革命者藏身的地方。她热爱的画家也不是革命者，但他同情革命和正义，宁可牺牲自己的爱情和生命。
一部艺术作品，应该容许人性复杂多样的呈现，让观众自己去判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这一次，我们用中文把《托斯卡》清清楚楚地介绍给我们的观众，也算是了了一个心愿。
周末周刊：你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洋戏中唱”，把经典歌剧翻译成中文演唱，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欣赏西方歌剧最好去欣赏原文的演唱。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观点的碰撞？
郑小瑛：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介绍外国歌剧的时候主要用他们本国的语言，为本国人民服务。就拿歌剧来讲，有几个人能听懂原文？
如果是看一幅画，我可以先看上半部，然后看下半部，回头再看某个细节。但音乐不是这样的，它永远随着时间的流动向前，一个瞬间没懂，新的信息又来了。所以要高效地传递你的信息，打动人，必须让语言和音乐很好地结合。多数以世界文学名著为脚本的歌剧，通过精彩音乐塑造的戏剧形象，会更深刻地传递其思想内容，关键是，人们需要每句都听得懂。
艺术家不要做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搞艺术不是为炫耀个人成就，而是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这才是艺术的价值。
周末周刊：走上艺术的道路不难，难的是一直保持自己的艺术生命力。你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创业，动力来自哪里？
郑小瑛：这些年老有人来采访我，问我许多为什么。我说，我有一个座右铭，叫作“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我要是发现一件事有人需要，而我恰巧会干，我就会去干，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只看重我的观众给我的反馈，他们是我的服务对象，也是我的力量源泉。
很多时候，如果你做一件事的出发点仅仅来自自我的话，是很容易枯竭的。如果来自社会对你的需要，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朝着自己的理想去走。
周末周刊：你一直未变的理想是什么？
郑小瑛：其实，我一辈子干的事儿就是一件小事。我知道，从世界范围来看，自己的指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但我要把我知道的这一点东西尽可能地跟我的同胞分享，让别人的起点可以高一点。虽然这是件很小的事，但我要尽力把它做好、做到极致。
郑小瑛
1929年出生于上海，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第一位登上海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爱乐女”室内乐团音乐指导、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现任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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