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文明的源起：早期中华文明探寻大展
展期：至2025年3月31日
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文明的源起：早期中华文明探寻大展”，以十三大中华文化遗址为展陈脉络，全景呈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及重要成就。
华夏文明 农业为基
民以食为天。文明的源起建立在食物的采集与耕作之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种植水稻的国家，可上溯到距今9000年的上山文化。
距今6000多年前，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出现了数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稻田。良渚文化更是兴建了超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由高坝和低坝系统组成，水利调节面积超过了100平方千米。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为良渚形成早期国家形态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展厅中陈列有良渚文化时期的炭化稻谷。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北地区多地就发现了驯化粟的证据。展柜中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的炭化粟可以为证。
大地湾位于渭水流域秦安县，距今约7800-4800年，一期出土的炭化稷标本，不仅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而且证明北方最早种植的粮食品种为稷，然后才是粟的推广。
展陈中红山文化时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佐证了当时的人们加工谷物的程度。聚落时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成了一系列工具的发明与发展，其中的陶器制作技术最为可观。
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时期，表现出充沛的创造力。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后，促进了人们的定居生活，饲养家畜，协作增强。大规模有序的农业生产使得粮食出现剩余，集中储存大量粮食的设施多有出土。人口数量获得显著增长后，社会分工愈发精细明确，专业化生产趋向高级物品制造领域，制玉、制漆、丝织和高等级陶器制作等手工业蓬勃兴起。
文明星芒 古陶闪耀
大地湾出土的一组陶制量具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量器，与农耕劳作息息相关。有一件泥质单环耳箕形抄出现在本展中，箕形抄是盛放谷物的器具，容积约为5288.4立方厘米。
刻划纹小口红陶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在各个仰韶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房址、灰坑、墓葬中均有出土。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颈，有的有双耳，有的无双耳。关于其功用，有汲水器、酿酒器、葬具等多种观点。近年来，考古人员对尖底瓶的用途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判定为酿酒器的可能性更大。这种小口、鼓腹、尖底，不但有利于发酵，也便于保温，减少蒸发，还能有效提高沉降率。展厅中一件来自大地湾文化四期的无双耳尖底瓶与此判断十分吻合。
酿酒的出现说明农业生产提供的谷物已达到一定的丰盛程度。物质财富得以不断积累，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
西汉《淮南子》中有：“清醠之美，始于耒耜。”清香的美酒,是从耒耜耕田开始的。耒耜就是远古祖先的农耕工具。本展一层在第一单元中，不但摆出了大量农耕的用具与生活器具，还营造出原始农业耕作环境。《淮南子》接下来说：“黼黻（音，抚福）之美，在于杼轴。”服饰的鲜艳之美，是从织布机开始的。这句话代表了古人在缝织技术上的先进。良渚文化石马兜遗址出土的刻符陶纺轮是一件泥质红褐陶，表面施黑衣，底面刻划有手握编织物的图案。大地湾文化出土6件骨针或为渔猎生活中缝制渔网的工具。作为盛水器的马家窑文化蛙纹双耳彩陶壶和作为炊煮具的大汶口文化陶鬶（音，规）均为当时生活中的典型器具。
来自良渚文化的黑陶带把杯是一件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它通体呈黑色，是采用了渗碳技术烧制而成。这需要在陶器即将烧成时，利用密闭陶窑形成的还原气氛，使燃料在不充分燃烧的情况下产生炭黑，渗入陶胎，形成漆黑的颜色。
著名的仰韶文化人面鱼纹盆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通常被认为是儿童瓮棺的棺盖。它由细泥红陶制成，内壁以黑彩绘制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以动物形纹饰为主，如鱼、鹿、蛙等，其中鱼纹最为突出。
在中国，自从距今两万年左右发明了陶器以来，陶器制作技术一直在不停创新发展，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能够代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特征的陶器群体。长江流域还出现了烧成温度很高的硬陶，成为原始瓷器的原型。
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此时各地区已然诞生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因而进入了古国时代。
古国林立 玉为至尊
古国的形成是各聚落内部整合行动的结果，进而扩大到聚落之间乃至整个区域文化的融合。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早期国家的雏形状态，阶级与等级分化呈现制度化态势，体现在考古发掘中的墓葬规格等级化差异显著，尤其是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上，以玉器为代表。
在中华文明早期的发展版图中，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展更早。具有强烈宗教特征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遗迹与出土的大量玉器共同构成了独特的礼仪文化、玉文化和龙文化，成为探索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关键密码。
当红山文化开始衰落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开始发轫。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前后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算得上中国较早的王权国家，它是古国时代的代表，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
玉璧和玉琮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玉礼器代表，表明良渚先民采矿和制玉技术的高超。
外方内圆的玉九节人面纹琮由底至顶渐大，器身分为九节，每节均饰一组人面纹，以细密平行的阴刻线装饰的长横棱代表神人羽冠，以管钻琢出圆形眼睛，以阴刻回纹装饰的短横棱代表神人鼻梁。
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晚期，中原地区有殷墟引领中华文明进程，周边还有区域文明绽放璀璨星光。三星堆遗址上发现的玉石器坊中，有一些玉器与长江中游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出土的玉器具相似之处，彼此之间应有关联。
简单来讲，新石器早期的玉器，承载了我们的祖先对天与地的敬畏之心；新石器晚期至夏商时期，玉器成为权力的象征；西周和秦汉的玉器则演化为君子德行礼仪的载体；隋唐至明清之玉雕越来越沾染上人间烟火气，成为人们趋吉避凶的吉祥佩饰和把玩之物。
王朝崛起 青铜鼎力
经过碰撞与融合，古国时代逐渐走到了终点。这些古国在诸多关键性的衡量标准上，已初显夏商周三代“国”之雏形。王朝的建立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了文明时代。王朝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中华文明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首先迎来了王朝时代。
商代的青铜人面来自应国，这是先秦时期一个小国，建立于殷商时期，原本可能位于今山西应县一带，“应”在甲骨文中同“鹰”。武王伐纣后灭应国，将其民众迁到今河南平顶山境内，立周武王之子应叔达为应君，重建应国，其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被楚国所灭。后来有学者根据其他墓葬情况，以及与其同时出土青铜戈等兵器，认为这样的人面是“盾锡”，即盾牌上的装饰物。
来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的一组春秋时期的编钟，1993年出土于河南省新郑市郑韩故城。包括镈钟1套4件，钮钟2套20件，其上层钮钟用于演奏旋律，而下层镈钟则可演奏低音和声。郑国曾以“郑声”闻名，其音列设计已经是七声齐备，音乐性能有重大的提升，这批编钟的悬挂方式、音位编列、音阶的排列密度、演奏方法带来了郑国音乐的全新风格。
来自于扶风县博物馆的冬簋是目前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簋，盖内部及腹部内壁各铸有铭文，共134字，详尽记载了发生在3000年前的一场战争。
西周穆王时期的某年六月上旬乙酉这一天，周王命令冬率军抵御前来侵犯边境的淮戎，结果周军大胜，周王因此大加赏赐。在这场大捷中，冬毫发未伤，他认为自己受到母亲日庚在天之灵的护佑，为了纪念这次战斗，也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铸造了这件宝簋。
商周时期冶铸技术达到顶峰。本展特别介绍了青铜冶铸的两种方式：范铸法和失蜡法。借自河南博物院的王子午鼎是我国最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器物之一。鼎上有六条攀附器壁上的龙形怪兽，精美繁复，立体生动。这件春秋时期的礼器为楚庄王之子王子午祭祀先祖时所铸造。
这些青铜重器成为王朝气象的缩影，不仅承载了古国时代“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而且成为王朝时代更为完整统一的治政理念的象征，为秦汉以降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奠定了基础。
实证历史 文字建功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可见数量丰富的刻划符号，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古文字学家认为，汉字可能正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并吸收改造一些记号发展而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但并非古文字的源头。
来自安阳博物馆的商戊午卜其雨牛胛骨卜辞，距今约3624-3070年，1973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其正面卜辞3组共19个字，这是一片用于“占卜”商王田猎时天气状况的甲骨卜辞。
这块大肩胛骨的正面可见到“卜”形的裂纹，这就是当时占卜时得到的“卜兆”，旁边的刻辞记录了占卜时的问题，有些还记录了占卜的结果以及应验的情况。
作为表意文字，甲骨文的构形符合造字规律，与自然、社会的客观对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这块甲骨卜辞我们可以看出，甲骨“占卜”在殷墟是十分频繁而重要的活动。甲骨文的出土，为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文字资料，实证了商王朝的存在。
沙盘虽小 格局却大
本展中最大的展品其实是对各大文明进行考古发掘的遗址，这些当然无法搬运到任何展厅。于是，沙盘常常成为展示的道具。二层展厅设置了四座沙盘，分别为良渚、二里头、三星堆和殷墟遗址。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瓶窑镇，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良渚古城是一个具有宫城、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的庞大都邑。贵族住在城中央的莫角山土台上，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相当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周朝初期，横跨了夏商周三个朝代。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
位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遗址，距今3700年左右，承载着人们对于夏王朝的诸多想象。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围墙的发现，延展的长度和宽度，决定了王朝核心都城的规模，暗示着整个王朝的统御面积。
在洛阳二里头遗址东北方向，大约300公里之外的安阳，殷墟遗址继续讲述着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纵横交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搭起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商代都城的轮廓进一步浮出水面。
考古证据表明，这些集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于一体的核心都邑性城市有城墙环绕，内部规划严谨周密，涵盖宫殿、仓储、仪式场所等一系列大型公共设施，建造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正是在这样的建设协作中，文明得以发展。
可圈可点 仍有缺憾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这几年的展览动静挺大，搞得颇有声色。但是，由于最初在收藏性质上的定位，导致其主办的展览存在种种先天不足。因为这是一家以收藏现当代美术作品为主的机构，连续主攻文物展，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办文物展需要从全国各大公立的文博机构借取大量藏品，借展的基础是交换，以自己的藏品对换他方的藏品。而民生现代美术馆可能由于无法对等换展藏品，造成了借而不得或借A得B甚至只得到了C，退而求其次是常见现象，进而导致展陈线路难免有混乱不清之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展方只好以复制品来补上空当，另一个办法是以数字展品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尽管存在种种缺憾，但一家大型民间美术机构志在做好综合文物展的愿望与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红山的中华玉龙到仰韶的彩陶芳华，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神秘莫测到良渚玉器的天地通灵，从殷墟甲骨惊天下到峄山碑刻传小篆，从远古文明的满天星斗到早期国家的月明星稀，华夏大地上的先民在不同路径上多元发展，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源起画卷，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筑牢根基。
展览：文明的源起：早期中华文明探寻大展
展期：至2025年3月31日
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文明的源起：早期中华文明探寻大展”，以十三大中华文化遗址为展陈脉络，全景呈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及重要成就。
华夏文明 农业为基
民以食为天。文明的源起建立在食物的采集与耕作之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种植水稻的国家，可上溯到距今9000年的上山文化。
距今6000多年前，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出现了数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稻田。良渚文化更是兴建了超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由高坝和低坝系统组成，水利调节面积超过了100平方千米。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为良渚形成早期国家形态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展厅中陈列有良渚文化时期的炭化稻谷。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北地区多地就发现了驯化粟的证据。展柜中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的炭化粟可以为证。
大地湾位于渭水流域秦安县，距今约7800-4800年，一期出土的炭化稷标本，不仅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而且证明北方最早种植的粮食品种为稷，然后才是粟的推广。
展陈中红山文化时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佐证了当时的人们加工谷物的程度。聚落时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成了一系列工具的发明与发展，其中的陶器制作技术最为可观。
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时期，表现出充沛的创造力。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后，促进了人们的定居生活，饲养家畜，协作增强。大规模有序的农业生产使得粮食出现剩余，集中储存大量粮食的设施多有出土。人口数量获得显著增长后，社会分工愈发精细明确，专业化生产趋向高级物品制造领域，制玉、制漆、丝织和高等级陶器制作等手工业蓬勃兴起。
文明星芒 古陶闪耀
大地湾出土的一组陶制量具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量器，与农耕劳作息息相关。有一件泥质单环耳箕形抄出现在本展中，箕形抄是盛放谷物的器具，容积约为5288.4立方厘米。
刻划纹小口红陶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在各个仰韶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房址、灰坑、墓葬中均有出土。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颈，有的有双耳，有的无双耳。关于其功用，有汲水器、酿酒器、葬具等多种观点。近年来，考古人员对尖底瓶的用途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判定为酿酒器的可能性更大。这种小口、鼓腹、尖底，不但有利于发酵，也便于保温，减少蒸发，还能有效提高沉降率。展厅中一件来自大地湾文化四期的无双耳尖底瓶与此判断十分吻合。
酿酒的出现说明农业生产提供的谷物已达到一定的丰盛程度。物质财富得以不断积累，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
西汉《淮南子》中有：“清醠之美，始于耒耜。”清香的美酒,是从耒耜耕田开始的。耒耜就是远古祖先的农耕工具。本展一层在第一单元中，不但摆出了大量农耕的用具与生活器具，还营造出原始农业耕作环境。《淮南子》接下来说：“黼黻（音，抚福）之美，在于杼轴。”服饰的鲜艳之美，是从织布机开始的。这句话代表了古人在缝织技术上的先进。良渚文化石马兜遗址出土的刻符陶纺轮是一件泥质红褐陶，表面施黑衣，底面刻划有手握编织物的图案。大地湾文化出土6件骨针或为渔猎生活中缝制渔网的工具。作为盛水器的马家窑文化蛙纹双耳彩陶壶和作为炊煮具的大汶口文化陶鬶（音，规）均为当时生活中的典型器具。
来自良渚文化的黑陶带把杯是一件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它通体呈黑色，是采用了渗碳技术烧制而成。这需要在陶器即将烧成时，利用密闭陶窑形成的还原气氛，使燃料在不充分燃烧的情况下产生炭黑，渗入陶胎，形成漆黑的颜色。
著名的仰韶文化人面鱼纹盆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通常被认为是儿童瓮棺的棺盖。它由细泥红陶制成，内壁以黑彩绘制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以动物形纹饰为主，如鱼、鹿、蛙等，其中鱼纹最为突出。
在中国，自从距今两万年左右发明了陶器以来，陶器制作技术一直在不停创新发展，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能够代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特征的陶器群体。长江流域还出现了烧成温度很高的硬陶，成为原始瓷器的原型。
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此时各地区已然诞生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因而进入了古国时代。
古国林立 玉为至尊
古国的形成是各聚落内部整合行动的结果，进而扩大到聚落之间乃至整个区域文化的融合。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早期国家的雏形状态，阶级与等级分化呈现制度化态势，体现在考古发掘中的墓葬规格等级化差异显著，尤其是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上，以玉器为代表。
在中华文明早期的发展版图中，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展更早。具有强烈宗教特征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遗迹与出土的大量玉器共同构成了独特的礼仪文化、玉文化和龙文化，成为探索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关键密码。
当红山文化开始衰落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开始发轫。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前后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算得上中国较早的王权国家，它是古国时代的代表，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
玉璧和玉琮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玉礼器代表，表明良渚先民采矿和制玉技术的高超。
外方内圆的玉九节人面纹琮由底至顶渐大，器身分为九节，每节均饰一组人面纹，以细密平行的阴刻线装饰的长横棱代表神人羽冠，以管钻琢出圆形眼睛，以阴刻回纹装饰的短横棱代表神人鼻梁。
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晚期，中原地区有殷墟引领中华文明进程，周边还有区域文明绽放璀璨星光。三星堆遗址上发现的玉石器坊中，有一些玉器与长江中游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出土的玉器具相似之处，彼此之间应有关联。
简单来讲，新石器早期的玉器，承载了我们的祖先对天与地的敬畏之心；新石器晚期至夏商时期，玉器成为权力的象征；西周和秦汉的玉器则演化为君子德行礼仪的载体；隋唐至明清之玉雕越来越沾染上人间烟火气，成为人们趋吉避凶的吉祥佩饰和把玩之物。
王朝崛起 青铜鼎力
经过碰撞与融合，古国时代逐渐走到了终点。这些古国在诸多关键性的衡量标准上，已初显夏商周三代“国”之雏形。王朝的建立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了文明时代。王朝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中华文明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首先迎来了王朝时代。
商代的青铜人面来自应国，这是先秦时期一个小国，建立于殷商时期，原本可能位于今山西应县一带，“应”在甲骨文中同“鹰”。武王伐纣后灭应国，将其民众迁到今河南平顶山境内，立周武王之子应叔达为应君，重建应国，其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被楚国所灭。后来有学者根据其他墓葬情况，以及与其同时出土青铜戈等兵器，认为这样的人面是“盾锡”，即盾牌上的装饰物。
来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的一组春秋时期的编钟，1993年出土于河南省新郑市郑韩故城。包括镈钟1套4件，钮钟2套20件，其上层钮钟用于演奏旋律，而下层镈钟则可演奏低音和声。郑国曾以“郑声”闻名，其音列设计已经是七声齐备，音乐性能有重大的提升，这批编钟的悬挂方式、音位编列、音阶的排列密度、演奏方法带来了郑国音乐的全新风格。
来自于扶风县博物馆的冬簋是目前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簋，盖内部及腹部内壁各铸有铭文，共134字，详尽记载了发生在3000年前的一场战争。
西周穆王时期的某年六月上旬乙酉这一天，周王命令冬率军抵御前来侵犯边境的淮戎，结果周军大胜，周王因此大加赏赐。在这场大捷中，冬毫发未伤，他认为自己受到母亲日庚在天之灵的护佑，为了纪念这次战斗，也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铸造了这件宝簋。
商周时期冶铸技术达到顶峰。本展特别介绍了青铜冶铸的两种方式：范铸法和失蜡法。借自河南博物院的王子午鼎是我国最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器物之一。鼎上有六条攀附器壁上的龙形怪兽，精美繁复，立体生动。这件春秋时期的礼器为楚庄王之子王子午祭祀先祖时所铸造。
这些青铜重器成为王朝气象的缩影，不仅承载了古国时代“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而且成为王朝时代更为完整统一的治政理念的象征，为秦汉以降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奠定了基础。
实证历史 文字建功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可见数量丰富的刻划符号，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古文字学家认为，汉字可能正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并吸收改造一些记号发展而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但并非古文字的源头。
来自安阳博物馆的商戊午卜其雨牛胛骨卜辞，距今约3624-3070年，1973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其正面卜辞3组共19个字，这是一片用于“占卜”商王田猎时天气状况的甲骨卜辞。
这块大肩胛骨的正面可见到“卜”形的裂纹，这就是当时占卜时得到的“卜兆”，旁边的刻辞记录了占卜时的问题，有些还记录了占卜的结果以及应验的情况。
作为表意文字，甲骨文的构形符合造字规律，与自然、社会的客观对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这块甲骨卜辞我们可以看出，甲骨“占卜”在殷墟是十分频繁而重要的活动。甲骨文的出土，为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文字资料，实证了商王朝的存在。
沙盘虽小 格局却大
本展中最大的展品其实是对各大文明进行考古发掘的遗址，这些当然无法搬运到任何展厅。于是，沙盘常常成为展示的道具。二层展厅设置了四座沙盘，分别为良渚、二里头、三星堆和殷墟遗址。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瓶窑镇，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良渚古城是一个具有宫城、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的庞大都邑。贵族住在城中央的莫角山土台上，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相当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周朝初期，横跨了夏商周三个朝代。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
位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遗址，距今3700年左右，承载着人们对于夏王朝的诸多想象。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围墙的发现，延展的长度和宽度，决定了王朝核心都城的规模，暗示着整个王朝的统御面积。
在洛阳二里头遗址东北方向，大约300公里之外的安阳，殷墟遗址继续讲述着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纵横交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搭起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商代都城的轮廓进一步浮出水面。
考古证据表明，这些集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于一体的核心都邑性城市有城墙环绕，内部规划严谨周密，涵盖宫殿、仓储、仪式场所等一系列大型公共设施，建造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正是在这样的建设协作中，文明得以发展。
可圈可点 仍有缺憾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这几年的展览动静挺大，搞得颇有声色。但是，由于最初在收藏性质上的定位，导致其主办的展览存在种种先天不足。因为这是一家以收藏现当代美术作品为主的机构，连续主攻文物展，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办文物展需要从全国各大公立的文博机构借取大量藏品，借展的基础是交换，以自己的藏品对换他方的藏品。而民生现代美术馆可能由于无法对等换展藏品，造成了借而不得或借A得B甚至只得到了C，退而求其次是常见现象，进而导致展陈线路难免有混乱不清之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展方只好以复制品来补上空当，另一个办法是以数字展品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尽管存在种种缺憾，但一家大型民间美术机构志在做好综合文物展的愿望与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红山的中华玉龙到仰韶的彩陶芳华，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神秘莫测到良渚玉器的天地通灵，从殷墟甲骨惊天下到峄山碑刻传小篆，从远古文明的满天星斗到早期国家的月明星稀，华夏大地上的先民在不同路径上多元发展，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源起画卷，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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