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却又不照搬我们的全部，这也正是最大的希望之所在。
——摘自罗素《中国问题》
赵元任南下上海迎罗素
伯特兰·罗素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他一生研究的领域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社会、教育、历史、宗教、政治等，其中在数学、逻辑研究以及人文科学上尤有建树，其研究成果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1920年秋，罗素应梁启超、张东荪邀请，来中国进行学术巡回演讲。这也成为五四时期影响中国知识界的一件大事。为迎接这位重量级大师来华巡讲，邀请方为他物色了一位堪称不二之选的翻译，他就是当时正在清华任教、不满三十岁的赵元任。赵元任也是当年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导师。
当时来华讲学的还有美国教育学家、哲学家杜威，他的翻译是胡适。为了请杜威、罗素这些大师来中国讲学，邀请方还组织了一个讲学社。负责他们演讲事宜的讲学社负责人蒋百里，经咨询蔡元培、丁文江、秦景阳和陶履恭等人意见后，与时任清华校长的金邦正商量，以讲学社的名义“借”赵元任一年，做罗素的随行翻译。于是赵元任便推荐朋友王赓，接下自己暂别清华期间的授课任务，并把他在清华上的心理、物理两门课讲义大纲交给王赓。
1920年10月12日，赵元任到达上海。翌日上午，黄浦江上薄雾蒙蒙，江面上不时有帆船穿行，赵元任一眼就看到了停泊在码头上罗素乘坐的那艘“波诌”（Porthos）号轮。上海是罗素在中国巡回演讲的第一站。赵元任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罗素极像我从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样，惟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由于我们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结识他。”请赵元任担任罗素的随行翻译，梁启超他们是考虑了各种因素后才确定的，其中之一即如后来成为赵元任妻子的杨步伟所说：“因为元任的博士论文是数学的哲学，正对他的题目。”要胜任罗素的翻译，首先必须兼通数学和现代物理。
赵元任是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的留学生，与同期考上的胡适等人一起赴美求学，那年他18岁。赵元任后来回忆道：“我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毕业，然后在研究院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于1918年修毕哲学博士学位。”继哈佛大学后，他又“在芝加哥大学和柏克莱大学多方涉猎”，直至1919年康奈尔大学召他回校，担任物理讲师。在此期间，赵元任对罗素的思想已有了解，在191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赵元任就提到，罗素的《哲学论文集》“极符合我的想法”。这些也可以说是赵元任的学术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赵元任的语言天赋，他除了懂多国语言外，还掌握中国多地方言。尽管斯时赵元任还没有成为日后的“语言大师”，但作为罗素访华期间的随行翻译，赵元任很快就于不经意间显露出了其不凡的语言天赋。
在罗素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和第二天，邀请方在上海市区和吴淞，分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欢迎会都是先由邀请方致欢迎词，然后罗素致答辞，接着是他女友勃拉克（又译多拉·布莱克）起身讲话。这些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是他们每讲完一段，赵元任便翻译一次。赵元任后来回忆说：“我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为罗素）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演讲大纲的时候为然。”当时罗素在华拟有五大演讲内容，涉及哲学、物理、心理学、数学、逻辑学、社会学等，范围很广，而赵元任的学术背景基本能涵盖这些领域。另外他掌握本国语言的能力很强，懂不少方言。
在翻译中体验“乐趣”
罗素在上海短暂停留后，赵元任即随其经杭州、南京、长沙，北上去北京，这一路上自然会有许多故事。赵元任说：“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比如到杭州后，他就用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话，并说“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首都，故带官话语汇”。有的地方方言，赵元任更是现学现用。比如去长沙途中，同船的有曾游学英国七年的湖南人杨端六，赵元任就向他学习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赵元任在长沙为罗素演讲担任翻译。演讲结束后，突然有一个学生走到赵元任面前，好奇地问他是哪里人。赵元任说，当时“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还有让赵元任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是，湖南督军谭延闿设宴欢迎罗素，当时赵元任为谭翻译，杨端六为罗素翻译。赵元任回忆说：“那晚（出现）月全蚀，罗素在讲词中特别提到两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锅和放爆竹吓走试图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他（罗素）说的客气话，而未翻月蚀的事！”确实，翻译天狗吞月亮的故事难度实在太大。
也是在那次宴会上，罗素初次见到杜威和他夫人。当杜威夫人得知中国当时初等教育学校太少，如果女孩不与男孩同校，就无处求学，希望湖南能采取男女同校的制度。谭延闿回答说，此事要认真考虑，因为湖南的情况还不成熟。罗素后来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那时候，我刚到中国，认为中国是落后的国家，第一次听到男女同校的建议，颇感惊异，但后来才知道我们所空谈的改良，在中国却能得到实行。”
到了北京，蒋百里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所四合院，安排赵元任和罗素住在一起。罗素和勃拉克住北上房，赵元任睡东厢房，西厢房做书房。赵元任回忆说：“在那个年头，结婚前，青年男女见面都有悖传统，而罗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议论。”这不知是否可视为当时国人观念的日渐开放或是对像罗素这样的外国名人的宽容。不过对赵元任来说，让他难忘的是11月5日这天，迎来了让他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到访。赵元任说：“那是我第一次会晤这位著名学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个月我们都引颈盼望阅读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
很快，罗素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他在北京的第一场演讲，那天前来听讲的约有1500人。从台上望下去，人头攒动，他们多是慕名而来。赵元任在这年11月10日罗素第二场演讲后的日记中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如赵元任对罗素的研究领域了解不够，或者他自身知识储备不足，显然不可能在为罗素翻译中，体验到他所说的“乐趣”。赵元任在日记中还提到，罗素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讲到的哲学“老问题”，比如：什么是物质？不足挂齿！什么是心意？无关重要！赵元任说：“我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在他看来，“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这句话，反倒容易翻译。赵元任还讲过一个故事，那是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北京师大演讲，也是由赵元任担任翻译。勃拉克在演讲中提到了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说：“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接下来更多的便是与罗素演讲有关的一连串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蒋百里创办、瞿世英任编辑的《罗素月刊》出版，像杨端六一样作为“罗素赞助人”的傅铜创立“罗素研究组”，等等。当时罗素不知道赵元任正在和后来成为其妻子、当时还是医生的杨步伟在交往。那天罗素要在北京师大演讲，他已经到了，可翻译赵元任还没到，他只能在台上干等着。赵元任后来回忆道：“看到我和女孩子（杨步伟）进来，他（罗素）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从中或许也可看到罗素说话风趣的一面。
罗素在中国的大部分演讲都在北京，但也有例外。如1921年3月，距北京三四百里的保定育德中学邀请罗素前去演讲，他欣然前往。赵元任说：“尽管罗素思想激烈，在日常习惯上，他却是一个完全可尊敬的英国绅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礼堂演讲，一向坚持脱掉大衣。”结果就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的这一脱，罗素受了凉。他回到北京后即发起高烧，住进一家德国医院诊治后，还查出左右两肺均发炎，身体极为虚弱。因为艾瑟大夫轻声说了句罗素先生的病情“更坏了”，引起虚惊一场。直到4月17日，大夫才宣布，罗素已无危险。5月3日，罗素又开始会客并接受采访。而此时伦敦的报纸，竟出现罗素在中国病逝的报道。知道这一消息，罗素不由笑道：“告诉他们，我的死讯太过夸大其词。”事实也确实如此，赵元任回忆道：“他（罗素）的健康恢复得很好，在回英国前，还作过若干次演讲，并参加几次盛大宴会。”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的聚会，尤其是在此期间，赵元任和杨步伟走进了婚姻殿堂，并请罗素、勃拉克小姐还有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到他们租住屋的屋顶花园小聚。还有一次中国科学社会员聚会，也邀请了罗素、勃拉克和班奈特出席。赵元任回忆道：“我冒昧说那天罗素照的相片极似‘发怒的独居人’（Mad Hatter），他说不那么妙想天开的比喻也许更为适切。”
应该一提的是，罗素在华演讲期间，美国教育学家、哲学家杜威先生也正应邀在华讲学，赵元任和罗素、勃拉克一起与杜威多次相见，并出席各种宴会，当然也为他们当翻译。赵元任曾再次感慨道：“我发现翻译那些客气话比翻译数学的哲学要难得多。为杜威翻译，有时我不得不自作主张，他的格调极难表达。例如，他提到‘谈话、讨论及会议’（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我不得不想出几个中文近乎同义字。”
他指出了一百年前中国存在的问题
罗素访华十个月间，当时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陆续登载了他的演讲和文章；《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第三号，也用主要篇幅介绍他的学说和生平。除了巡讲，罗素当然也少不了游历和考察。作为访华游历和考察的成果，罗素离开中国一年后，写出了《中国问题》一书，这也是罗素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的论著。书中记载了他在中国游历和考察时的点点滴滴：“我记得有一个热天，我们一行人出游，坐轿登山。山道崎岖难行，轿夫十分辛苦。到了旅行的最高峰，我们休息十分钟，让轿夫也可休息一会儿。他们于是就坐成一排，取出烟管，互相取笑，仿佛世间万事都已了无牵挂。如果在任何一个工于心计的国家，他们肯定会乘机抱怨酷暑难当，以求增加小费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罗素在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写道：“他们曾经被征服过，最初是蒙古人，后来是满族人，但两次都同化了征服者。”“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于民族习惯的坚韧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罗素还观察到，“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却又不照搬我们的全部，这也正是最大的希望之所在”。
不过，一百年前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没能躲过罗素探究的目光。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在我离开中国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我指出中国人主要的弱点，我推辞不过，说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他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一例，正直是中国（人）的最大优点。”
我们不能说罗素一百年前在中国的见闻、评论及所提建议都正确，但说他的访华让刚经历过五四洗礼的中国学界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对西方世界及思潮的了解应该并不为过。而作为罗素访华期间的随行翻译，在传播罗素思想、加深罗素乃至当时整个西方对古老中华文明的了解上，应该说赵元任功不可没。
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却又不照搬我们的全部，这也正是最大的希望之所在。
——摘自罗素《中国问题》
赵元任南下上海迎罗素
伯特兰·罗素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他一生研究的领域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社会、教育、历史、宗教、政治等，其中在数学、逻辑研究以及人文科学上尤有建树，其研究成果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1920年秋，罗素应梁启超、张东荪邀请，来中国进行学术巡回演讲。这也成为五四时期影响中国知识界的一件大事。为迎接这位重量级大师来华巡讲，邀请方为他物色了一位堪称不二之选的翻译，他就是当时正在清华任教、不满三十岁的赵元任。赵元任也是当年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导师。
当时来华讲学的还有美国教育学家、哲学家杜威，他的翻译是胡适。为了请杜威、罗素这些大师来中国讲学，邀请方还组织了一个讲学社。负责他们演讲事宜的讲学社负责人蒋百里，经咨询蔡元培、丁文江、秦景阳和陶履恭等人意见后，与时任清华校长的金邦正商量，以讲学社的名义“借”赵元任一年，做罗素的随行翻译。于是赵元任便推荐朋友王赓，接下自己暂别清华期间的授课任务，并把他在清华上的心理、物理两门课讲义大纲交给王赓。
1920年10月12日，赵元任到达上海。翌日上午，黄浦江上薄雾蒙蒙，江面上不时有帆船穿行，赵元任一眼就看到了停泊在码头上罗素乘坐的那艘“波诌”（Porthos）号轮。上海是罗素在中国巡回演讲的第一站。赵元任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罗素极像我从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样，惟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由于我们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结识他。”请赵元任担任罗素的随行翻译，梁启超他们是考虑了各种因素后才确定的，其中之一即如后来成为赵元任妻子的杨步伟所说：“因为元任的博士论文是数学的哲学，正对他的题目。”要胜任罗素的翻译，首先必须兼通数学和现代物理。
赵元任是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的留学生，与同期考上的胡适等人一起赴美求学，那年他18岁。赵元任后来回忆道：“我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毕业，然后在研究院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于1918年修毕哲学博士学位。”继哈佛大学后，他又“在芝加哥大学和柏克莱大学多方涉猎”，直至1919年康奈尔大学召他回校，担任物理讲师。在此期间，赵元任对罗素的思想已有了解，在191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赵元任就提到，罗素的《哲学论文集》“极符合我的想法”。这些也可以说是赵元任的学术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赵元任的语言天赋，他除了懂多国语言外，还掌握中国多地方言。尽管斯时赵元任还没有成为日后的“语言大师”，但作为罗素访华期间的随行翻译，赵元任很快就于不经意间显露出了其不凡的语言天赋。
在罗素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和第二天，邀请方在上海市区和吴淞，分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欢迎会都是先由邀请方致欢迎词，然后罗素致答辞，接着是他女友勃拉克（又译多拉·布莱克）起身讲话。这些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是他们每讲完一段，赵元任便翻译一次。赵元任后来回忆说：“我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为罗素）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演讲大纲的时候为然。”当时罗素在华拟有五大演讲内容，涉及哲学、物理、心理学、数学、逻辑学、社会学等，范围很广，而赵元任的学术背景基本能涵盖这些领域。另外他掌握本国语言的能力很强，懂不少方言。
在翻译中体验“乐趣”
罗素在上海短暂停留后，赵元任即随其经杭州、南京、长沙，北上去北京，这一路上自然会有许多故事。赵元任说：“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比如到杭州后，他就用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话，并说“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首都，故带官话语汇”。有的地方方言，赵元任更是现学现用。比如去长沙途中，同船的有曾游学英国七年的湖南人杨端六，赵元任就向他学习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赵元任在长沙为罗素演讲担任翻译。演讲结束后，突然有一个学生走到赵元任面前，好奇地问他是哪里人。赵元任说，当时“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还有让赵元任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是，湖南督军谭延闿设宴欢迎罗素，当时赵元任为谭翻译，杨端六为罗素翻译。赵元任回忆说：“那晚（出现）月全蚀，罗素在讲词中特别提到两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锅和放爆竹吓走试图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他（罗素）说的客气话，而未翻月蚀的事！”确实，翻译天狗吞月亮的故事难度实在太大。
也是在那次宴会上，罗素初次见到杜威和他夫人。当杜威夫人得知中国当时初等教育学校太少，如果女孩不与男孩同校，就无处求学，希望湖南能采取男女同校的制度。谭延闿回答说，此事要认真考虑，因为湖南的情况还不成熟。罗素后来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那时候，我刚到中国，认为中国是落后的国家，第一次听到男女同校的建议，颇感惊异，但后来才知道我们所空谈的改良，在中国却能得到实行。”
到了北京，蒋百里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所四合院，安排赵元任和罗素住在一起。罗素和勃拉克住北上房，赵元任睡东厢房，西厢房做书房。赵元任回忆说：“在那个年头，结婚前，青年男女见面都有悖传统，而罗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议论。”这不知是否可视为当时国人观念的日渐开放或是对像罗素这样的外国名人的宽容。不过对赵元任来说，让他难忘的是11月5日这天，迎来了让他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到访。赵元任说：“那是我第一次会晤这位著名学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个月我们都引颈盼望阅读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
很快，罗素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他在北京的第一场演讲，那天前来听讲的约有1500人。从台上望下去，人头攒动，他们多是慕名而来。赵元任在这年11月10日罗素第二场演讲后的日记中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如赵元任对罗素的研究领域了解不够，或者他自身知识储备不足，显然不可能在为罗素翻译中，体验到他所说的“乐趣”。赵元任在日记中还提到，罗素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讲到的哲学“老问题”，比如：什么是物质？不足挂齿！什么是心意？无关重要！赵元任说：“我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在他看来，“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这句话，反倒容易翻译。赵元任还讲过一个故事，那是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北京师大演讲，也是由赵元任担任翻译。勃拉克在演讲中提到了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说：“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接下来更多的便是与罗素演讲有关的一连串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蒋百里创办、瞿世英任编辑的《罗素月刊》出版，像杨端六一样作为“罗素赞助人”的傅铜创立“罗素研究组”，等等。当时罗素不知道赵元任正在和后来成为其妻子、当时还是医生的杨步伟在交往。那天罗素要在北京师大演讲，他已经到了，可翻译赵元任还没到，他只能在台上干等着。赵元任后来回忆道：“看到我和女孩子（杨步伟）进来，他（罗素）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从中或许也可看到罗素说话风趣的一面。
罗素在中国的大部分演讲都在北京，但也有例外。如1921年3月，距北京三四百里的保定育德中学邀请罗素前去演讲，他欣然前往。赵元任说：“尽管罗素思想激烈，在日常习惯上，他却是一个完全可尊敬的英国绅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礼堂演讲，一向坚持脱掉大衣。”结果就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的这一脱，罗素受了凉。他回到北京后即发起高烧，住进一家德国医院诊治后，还查出左右两肺均发炎，身体极为虚弱。因为艾瑟大夫轻声说了句罗素先生的病情“更坏了”，引起虚惊一场。直到4月17日，大夫才宣布，罗素已无危险。5月3日，罗素又开始会客并接受采访。而此时伦敦的报纸，竟出现罗素在中国病逝的报道。知道这一消息，罗素不由笑道：“告诉他们，我的死讯太过夸大其词。”事实也确实如此，赵元任回忆道：“他（罗素）的健康恢复得很好，在回英国前，还作过若干次演讲，并参加几次盛大宴会。”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的聚会，尤其是在此期间，赵元任和杨步伟走进了婚姻殿堂，并请罗素、勃拉克小姐还有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到他们租住屋的屋顶花园小聚。还有一次中国科学社会员聚会，也邀请了罗素、勃拉克和班奈特出席。赵元任回忆道：“我冒昧说那天罗素照的相片极似‘发怒的独居人’（Mad Hatter），他说不那么妙想天开的比喻也许更为适切。”
应该一提的是，罗素在华演讲期间，美国教育学家、哲学家杜威先生也正应邀在华讲学，赵元任和罗素、勃拉克一起与杜威多次相见，并出席各种宴会，当然也为他们当翻译。赵元任曾再次感慨道：“我发现翻译那些客气话比翻译数学的哲学要难得多。为杜威翻译，有时我不得不自作主张，他的格调极难表达。例如，他提到‘谈话、讨论及会议’（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我不得不想出几个中文近乎同义字。”
他指出了一百年前中国存在的问题
罗素访华十个月间，当时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陆续登载了他的演讲和文章；《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第三号，也用主要篇幅介绍他的学说和生平。除了巡讲，罗素当然也少不了游历和考察。作为访华游历和考察的成果，罗素离开中国一年后，写出了《中国问题》一书，这也是罗素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的论著。书中记载了他在中国游历和考察时的点点滴滴：“我记得有一个热天，我们一行人出游，坐轿登山。山道崎岖难行，轿夫十分辛苦。到了旅行的最高峰，我们休息十分钟，让轿夫也可休息一会儿。他们于是就坐成一排，取出烟管，互相取笑，仿佛世间万事都已了无牵挂。如果在任何一个工于心计的国家，他们肯定会乘机抱怨酷暑难当，以求增加小费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罗素在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写道：“他们曾经被征服过，最初是蒙古人，后来是满族人，但两次都同化了征服者。”“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于民族习惯的坚韧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罗素还观察到，“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却又不照搬我们的全部，这也正是最大的希望之所在”。
不过，一百年前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没能躲过罗素探究的目光。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在我离开中国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我指出中国人主要的弱点，我推辞不过，说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他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一例，正直是中国（人）的最大优点。”
我们不能说罗素一百年前在中国的见闻、评论及所提建议都正确，但说他的访华让刚经历过五四洗礼的中国学界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对西方世界及思潮的了解应该并不为过。而作为罗素访华期间的随行翻译，在传播罗素思想、加深罗素乃至当时整个西方对古老中华文明的了解上，应该说赵元任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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