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图峙北压中原，佳气成龙拥帝闇。秦地山河雄四塞，汉家宫阙蔚千门。”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朝鲜诗人许筠以陈奏副使的身份出使明朝，第一次看到北京的紫禁城，感其气势，在《入京师有作》中这样写到。诗的结尾，许筠盛赞“昨夜观台占景纬，使星光烛紫微垣”。
许筠另有一首《咏雪后早朝》，也提到了紫禁城：“天飚吹雪冻蓬瀛，璧瓦银甍耀玉清。轻旭渐暾（音如吞，意为日出）鳷鹊观（鳷音如支，鳷鹊是古代传说中的异鸟，鳷鹊观是汉代甘泉宫中的楼观，被认为是标志性建筑之一），宿云初霁凤凰城。”
“蓬瀛”“玉清”“鳷鹊观”“凤凰城”……可见故宫给诗人带来的震撼力。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是明清两朝留给北京的最大文物，但“故宫的总设计师”是谁，一直存争议，有蒯祥说、蔡信说、吴中说等。
令人惊讶的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1部分提出，故宫的“设计师是一位名叫阮安的安南（即越南）太监，他也在重建北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说被广泛传播，也被国内的网络写手演绎成《故宫的总工程师是个越南人？》《故宫明明属于中国，越南人却说：越南人的功劳最大？》等，虽有辨析，却不得要领。
阮安是何许人也？他真是建筑设计师？他在哪学的设计？本文主要依据学者孙红芬、许建华的《明代香山帮工匠的辉煌杰作——紫禁城》，予以解读。
四家合作，太监权力最大
了解故宫，须先了解明代皇家工程运作方式。据学者高寿仙的《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明代皇家工程由四部门负责：
一是工部：“掌天下百工营作”，为六部之末，向被仕进者视为冷局，嘉靖时大兴土木，“营缮司尤盛，郎中多至十余员，得骤升京堂，或有先赐四品服者，人始慕之”。
二是宛平、大兴二附郭京县（即国都辖县，明代北京以中轴线为界，东为大兴，西为宛平）：下属工房设南、北科，南科办物料，北科征集匠人。
三是兵部：京卫中的武功三卫皆工匠，且常从外地部队中抽调，军人往往占参与施工全体工匠的半数，有工程，即“兵部拨军，户部支粮，工部止于办料”。
四是内官监：原名内使监，奉侍内廷外，通掌“内史名籍，总督各职”，即管理宫中所有太监，是明初内官第一署，郑和曾长期任内官监掌印太监。明宣宗时，行票拟制度，即内阁学士将奏章“用小票墨书”交司礼监，由皇帝裁决。明宣宗去世时，明英宗仅9岁，司礼监掌控了裁决权，地位始高于内使监，后者成了内官中的工部，遇皇家工程，则“董（监督管理）其役”。
四部门合作，内官监权最大，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称：“工曹修造诸差，多与内监同事，迕之未免得祸，若与协和，必同染腻秽，为清流所薄，后日吏议每从此搜抉，以故有志者类托故辞之。”
《明实录》也说：“庶务丛脞（音如从挫，意为细碎杂乱），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系。”
修一扇窗槅报价五千金
该模式致腐败严重，内官监总多报预算。据《明实录》，工部知虚报三分已成定例，会“量减一分”，太监们明白后，“往往过为加增，以图侵克”。
1610年，正阳门楼毁于火，内官报的修复预算达13万两白银，工部营缮司郎中张嘉言“素以负气称”，反驳：“此楼在民间，当费三千金。今天家举事，不可同众，宜加倍为六千。”太监们暴怒，“奋于拳欲殴之”，在场科道无人直言。第二年官员考核，张嘉言“以不谨被斥”。最后，批准的预算是三万两白银。
沈德符说：“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明末官员李廷机也说，国家工役，预算会高出成本“一倍至二三十倍”。
据高寿仙钩沉，明代北京工程花销惊人：武宗初建豹房，费银24万余两；天启时重建三大殿，费银595万余两，尚称“工倍费省，未有如斯举者”；长陵、永陵、定陵费银各800余万两……
明中后期，营建费用暴增，非明初统治者勤俭节约，而是市场经济发展，将皇家的穷奢极欲暴露出来。
明初行徭役制度，明成祖建北京，征用23万工匠、百万民工和大量士兵，只需月给赴京工匠米5斗、在京民匠米4斗，即可应付。市场化后，真实成本暴露，“计木一株，山林仅十余金，拽运辄至七八百人，耽延辄至八九月，盘费辄至一二千两之上”。人力腾贵，皇家只好“京师营建，率役京军”，初期靠三大营，后“简选三大营余者，名曰老家儿，专备营造差用”，且许罪犯“输役赎罪”。
接了别人不愿接的重任
营建是明朝腐败的重灾区。以吴中为例，他在工部任职20多年，“勤敏善算”，官至尚书。一次被提拔，领诰命回家，妻子问：“这是皇帝写的？”吴中告以翰林代笔，妻子说，翰林果然知人，诰命中从头到尾没写一个“廉”字。
氛围如此，阮安如一道清流。
阮安，字阿留，交阯（今属越南）人。永乐五年（1407年），安南陈朝外戚黎季犛（又名胡季犛，先祖是浙江人）篡位，建胡朝（大虞国）。明成祖派使谴责，黎季犛反讥朱棣也是篡位者。明成祖大怒：“此而不诛，兵则奚用？”派33岁的张辅率80万大军，灭胡朝，俘胡季犛及亲戚至南京。
张辅将1.6万名安南匠人、文人分三次送至明廷，并阉三千童子，给皇家当太监，阮安年幼，与兴安、阮浪等至“内馆”学习。此前多称王振始设内书堂，不确。
10年后，阮安可能参与了明成祖营建北京的工作，《明史》记：“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
永乐十九年，皇宫建成仅4个月，三大殿（即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清改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被火烧光，第二年，乾清宫毁于火灾。此后15年，明朝未修皇宫，明仁宗下诏“改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准备回南京。
明英宗一上位，为防草原部落袭扰，“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别人均“视而避之，无意接此重任”，阮安等用时两年，使其“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矣”。
身后遗产不足十金
修京师九门城楼前，工部侍郎蔡信认为“非征十八万民不可，材木诸费称是”，经阮安筹划，仅用万余京兵和国库所存物料，便完成任务。名臣杨士奇说阮安：“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为画也。”
修完城楼，阮安被派去整治白河决口，仅用1.5万余人，一个多月便竣工，明英宗大喜，赐名“通济河”。
正统五年（1440年），明廷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宫、坤宁宫，阮安用“材木诸料俱旧所采办储积者，故事集而民不扰”，明英宗赐给他黄金五十两、白金百两、彩缎八表里、钞万贯，是赏内臣最多的一次。
正统七年，明英宗令“建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于大明门之东，翰林院于长安左门之东”，同年修“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各衙门于大明门之西，行人司于长安右门之西”，阮安“皆大著劳绩”。
正统九年，阮安修卢沟桥，此前“工费累钜万，经岁不得休”，阮安不到一个月便完成，“民不被其扰，不预其劳”。
正统十年，阮安被派去加固北京城墙，当时外侧是砖墙，内侧仍是土墙，遇雨常坍塌，阮安使内外一致。
正统十四年，英宗命“太监阮安、陈鼎行视，自通州抵南京漕运水路”，景泰四年（1453年），阮安去山东治理张秋河，病死途中。
阮安一生从事皇家工程，去世时，遗产竟“币无十金”。明人叶盛在《水东日记》中赞：“为人清苦介洁。”“平生赐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遗一毫，盖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
《明宫城图》实有两幅
阮安有功于北京建设，却不为后人所知。
一是阮安有《营建纪成诗》集，“一时名人显官，无不有作”，被太监王振“一言而止”，王振主持过多项皇家工程，却没参与北京城营建，不愿让阮安闻名。一是清代修《钦定历代职官表》时，认为阮安是宦官，督理皇家工程，有越权之嫌，“嗣自内臣日益恣横，往往擅兴工役，侵渔干没不可殚计”。
著名学者张秀民说：“明自永乐、宣德以后，宦官权重，当时宦官除本国人外，又多朝鲜人与交阯人，而交阯派尤有势力。”但阮安为人低调，一生清廉。可能与他无党附有关，且此时在宫中，内官监权力已下降。
阮安多次主持皇家工程，不等于他是“设计师”。阮安没接受过设计师教育，亦无家学，他在“内馆”只是识字、读经，所以他会写诗、出诗集；阮安的主要贡献在工程管理，古人建筑设计程式化，常由主持官员决定组合方式，下属会提交多种方案，且提交方案的是多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总设计师”。
同理，吴中、蔡信等官员应该也不懂设计。孙红芬、许建华认为，故宫的“总设计师”应是蒯祥。故宫现仍存一幅《明宫城图》，上绘一红袍官员，标为“工部侍郎蒯祥”，它是紫禁城工程图，“给皇上和一些官员作为验收之用的”。
有学者提出异议，因南京博物馆也有一幅《明宫城图》，红衣官员下未标名，则故宫藏画的标注可能是后人伪造。但《明宫城图》不强调艺术性，只是工作报告，蒯祥可能画了好几幅，一幅署名上缴，留在故宫，另一幅被带回南京。
阮氏王朝曾模仿故宫
孙红芬、许建华指出：“紫禁城的工程浩大而漫长，历时十四年……在洪熙、正统、景泰、成化的近一百年期间均有修造，最终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紫禁城的设计和建造者显然不可能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即“香山帮”，以蒯明思、蒯福能、蒯祥祖孙为代表。
学者施晓平钩沉，蒯家本湖北襄阳人，明初迁至苏州吴县香山（今属苏州市），蒯明思“优游于畎亩间”，可能不是工匠，他的儿子蒯福能“主大营缮，为木工首”，参与了明成祖建北京的工程。
“香山帮”擅干阑式建筑，但“最迟在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苏州先民已能建造这种建筑”，可见，蒯祥的贡献是把传统设计与明廷需要有机结合起来，需以扎实的操作技术为基础，阮安显然不行。
古代木工多有家传，因“童子功”重要，年略长则手指关节不灵活，蒯祥应在童年时已跟着父亲学木工，“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每宫中有所修缮，中使导以入，祥略用尺准度，若不经意，及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明宪宗称为“蒯鲁班”，俸至从一品。
元朝时，安南使节邓汝霖到北京，密画宫苑图本。1803年，阮氏王朝开国皇帝阮福定都顺化，多次派使团到北京求封，并学习城市规划、建筑。1832年阮氏王朝建顺化皇城，也设中轴线，名称（紫禁城、大内、午门、大朝仪、太和殿、太庙等）都来自故宫，建筑面积不足故宫的一半。在创意上，越南长期模仿和学习中国，阮安不太可能在建筑设计做出独到的贡献。
阮安不算设计师，更不可能是“故宫的总设计师”。
“黄图峙北压中原，佳气成龙拥帝闇。秦地山河雄四塞，汉家宫阙蔚千门。”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朝鲜诗人许筠以陈奏副使的身份出使明朝，第一次看到北京的紫禁城，感其气势，在《入京师有作》中这样写到。诗的结尾，许筠盛赞“昨夜观台占景纬，使星光烛紫微垣”。
许筠另有一首《咏雪后早朝》，也提到了紫禁城：“天飚吹雪冻蓬瀛，璧瓦银甍耀玉清。轻旭渐暾（音如吞，意为日出）鳷鹊观（鳷音如支，鳷鹊是古代传说中的异鸟，鳷鹊观是汉代甘泉宫中的楼观，被认为是标志性建筑之一），宿云初霁凤凰城。”
“蓬瀛”“玉清”“鳷鹊观”“凤凰城”……可见故宫给诗人带来的震撼力。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是明清两朝留给北京的最大文物，但“故宫的总设计师”是谁，一直存争议，有蒯祥说、蔡信说、吴中说等。
令人惊讶的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1部分提出，故宫的“设计师是一位名叫阮安的安南（即越南）太监，他也在重建北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说被广泛传播，也被国内的网络写手演绎成《故宫的总工程师是个越南人？》《故宫明明属于中国，越南人却说：越南人的功劳最大？》等，虽有辨析，却不得要领。
阮安是何许人也？他真是建筑设计师？他在哪学的设计？本文主要依据学者孙红芬、许建华的《明代香山帮工匠的辉煌杰作——紫禁城》，予以解读。
四家合作，太监权力最大
了解故宫，须先了解明代皇家工程运作方式。据学者高寿仙的《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明代皇家工程由四部门负责：
一是工部：“掌天下百工营作”，为六部之末，向被仕进者视为冷局，嘉靖时大兴土木，“营缮司尤盛，郎中多至十余员，得骤升京堂，或有先赐四品服者，人始慕之”。
二是宛平、大兴二附郭京县（即国都辖县，明代北京以中轴线为界，东为大兴，西为宛平）：下属工房设南、北科，南科办物料，北科征集匠人。
三是兵部：京卫中的武功三卫皆工匠，且常从外地部队中抽调，军人往往占参与施工全体工匠的半数，有工程，即“兵部拨军，户部支粮，工部止于办料”。
四是内官监：原名内使监，奉侍内廷外，通掌“内史名籍，总督各职”，即管理宫中所有太监，是明初内官第一署，郑和曾长期任内官监掌印太监。明宣宗时，行票拟制度，即内阁学士将奏章“用小票墨书”交司礼监，由皇帝裁决。明宣宗去世时，明英宗仅9岁，司礼监掌控了裁决权，地位始高于内使监，后者成了内官中的工部，遇皇家工程，则“董（监督管理）其役”。
四部门合作，内官监权最大，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称：“工曹修造诸差，多与内监同事，迕之未免得祸，若与协和，必同染腻秽，为清流所薄，后日吏议每从此搜抉，以故有志者类托故辞之。”
《明实录》也说：“庶务丛脞（音如从挫，意为细碎杂乱），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系。”
修一扇窗槅报价五千金
该模式致腐败严重，内官监总多报预算。据《明实录》，工部知虚报三分已成定例，会“量减一分”，太监们明白后，“往往过为加增，以图侵克”。
1610年，正阳门楼毁于火，内官报的修复预算达13万两白银，工部营缮司郎中张嘉言“素以负气称”，反驳：“此楼在民间，当费三千金。今天家举事，不可同众，宜加倍为六千。”太监们暴怒，“奋于拳欲殴之”，在场科道无人直言。第二年官员考核，张嘉言“以不谨被斥”。最后，批准的预算是三万两白银。
沈德符说：“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明末官员李廷机也说，国家工役，预算会高出成本“一倍至二三十倍”。
据高寿仙钩沉，明代北京工程花销惊人：武宗初建豹房，费银24万余两；天启时重建三大殿，费银595万余两，尚称“工倍费省，未有如斯举者”；长陵、永陵、定陵费银各800余万两……
明中后期，营建费用暴增，非明初统治者勤俭节约，而是市场经济发展，将皇家的穷奢极欲暴露出来。
明初行徭役制度，明成祖建北京，征用23万工匠、百万民工和大量士兵，只需月给赴京工匠米5斗、在京民匠米4斗，即可应付。市场化后，真实成本暴露，“计木一株，山林仅十余金，拽运辄至七八百人，耽延辄至八九月，盘费辄至一二千两之上”。人力腾贵，皇家只好“京师营建，率役京军”，初期靠三大营，后“简选三大营余者，名曰老家儿，专备营造差用”，且许罪犯“输役赎罪”。
接了别人不愿接的重任
营建是明朝腐败的重灾区。以吴中为例，他在工部任职20多年，“勤敏善算”，官至尚书。一次被提拔，领诰命回家，妻子问：“这是皇帝写的？”吴中告以翰林代笔，妻子说，翰林果然知人，诰命中从头到尾没写一个“廉”字。
氛围如此，阮安如一道清流。
阮安，字阿留，交阯（今属越南）人。永乐五年（1407年），安南陈朝外戚黎季犛（又名胡季犛，先祖是浙江人）篡位，建胡朝（大虞国）。明成祖派使谴责，黎季犛反讥朱棣也是篡位者。明成祖大怒：“此而不诛，兵则奚用？”派33岁的张辅率80万大军，灭胡朝，俘胡季犛及亲戚至南京。
张辅将1.6万名安南匠人、文人分三次送至明廷，并阉三千童子，给皇家当太监，阮安年幼，与兴安、阮浪等至“内馆”学习。此前多称王振始设内书堂，不确。
10年后，阮安可能参与了明成祖营建北京的工作，《明史》记：“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
永乐十九年，皇宫建成仅4个月，三大殿（即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清改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被火烧光，第二年，乾清宫毁于火灾。此后15年，明朝未修皇宫，明仁宗下诏“改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准备回南京。
明英宗一上位，为防草原部落袭扰，“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别人均“视而避之，无意接此重任”，阮安等用时两年，使其“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矣”。
身后遗产不足十金
修京师九门城楼前，工部侍郎蔡信认为“非征十八万民不可，材木诸费称是”，经阮安筹划，仅用万余京兵和国库所存物料，便完成任务。名臣杨士奇说阮安：“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为画也。”
修完城楼，阮安被派去整治白河决口，仅用1.5万余人，一个多月便竣工，明英宗大喜，赐名“通济河”。
正统五年（1440年），明廷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宫、坤宁宫，阮安用“材木诸料俱旧所采办储积者，故事集而民不扰”，明英宗赐给他黄金五十两、白金百两、彩缎八表里、钞万贯，是赏内臣最多的一次。
正统七年，明英宗令“建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于大明门之东，翰林院于长安左门之东”，同年修“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各衙门于大明门之西，行人司于长安右门之西”，阮安“皆大著劳绩”。
正统九年，阮安修卢沟桥，此前“工费累钜万，经岁不得休”，阮安不到一个月便完成，“民不被其扰，不预其劳”。
正统十年，阮安被派去加固北京城墙，当时外侧是砖墙，内侧仍是土墙，遇雨常坍塌，阮安使内外一致。
正统十四年，英宗命“太监阮安、陈鼎行视，自通州抵南京漕运水路”，景泰四年（1453年），阮安去山东治理张秋河，病死途中。
阮安一生从事皇家工程，去世时，遗产竟“币无十金”。明人叶盛在《水东日记》中赞：“为人清苦介洁。”“平生赐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遗一毫，盖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
《明宫城图》实有两幅
阮安有功于北京建设，却不为后人所知。
一是阮安有《营建纪成诗》集，“一时名人显官，无不有作”，被太监王振“一言而止”，王振主持过多项皇家工程，却没参与北京城营建，不愿让阮安闻名。一是清代修《钦定历代职官表》时，认为阮安是宦官，督理皇家工程，有越权之嫌，“嗣自内臣日益恣横，往往擅兴工役，侵渔干没不可殚计”。
著名学者张秀民说：“明自永乐、宣德以后，宦官权重，当时宦官除本国人外，又多朝鲜人与交阯人，而交阯派尤有势力。”但阮安为人低调，一生清廉。可能与他无党附有关，且此时在宫中，内官监权力已下降。
阮安多次主持皇家工程，不等于他是“设计师”。阮安没接受过设计师教育，亦无家学，他在“内馆”只是识字、读经，所以他会写诗、出诗集；阮安的主要贡献在工程管理，古人建筑设计程式化，常由主持官员决定组合方式，下属会提交多种方案，且提交方案的是多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总设计师”。
同理，吴中、蔡信等官员应该也不懂设计。孙红芬、许建华认为，故宫的“总设计师”应是蒯祥。故宫现仍存一幅《明宫城图》，上绘一红袍官员，标为“工部侍郎蒯祥”，它是紫禁城工程图，“给皇上和一些官员作为验收之用的”。
有学者提出异议，因南京博物馆也有一幅《明宫城图》，红衣官员下未标名，则故宫藏画的标注可能是后人伪造。但《明宫城图》不强调艺术性，只是工作报告，蒯祥可能画了好几幅，一幅署名上缴，留在故宫，另一幅被带回南京。
阮氏王朝曾模仿故宫
孙红芬、许建华指出：“紫禁城的工程浩大而漫长，历时十四年……在洪熙、正统、景泰、成化的近一百年期间均有修造，最终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紫禁城的设计和建造者显然不可能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即“香山帮”，以蒯明思、蒯福能、蒯祥祖孙为代表。
学者施晓平钩沉，蒯家本湖北襄阳人，明初迁至苏州吴县香山（今属苏州市），蒯明思“优游于畎亩间”，可能不是工匠，他的儿子蒯福能“主大营缮，为木工首”，参与了明成祖建北京的工程。
“香山帮”擅干阑式建筑，但“最迟在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苏州先民已能建造这种建筑”，可见，蒯祥的贡献是把传统设计与明廷需要有机结合起来，需以扎实的操作技术为基础，阮安显然不行。
古代木工多有家传，因“童子功”重要，年略长则手指关节不灵活，蒯祥应在童年时已跟着父亲学木工，“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每宫中有所修缮，中使导以入，祥略用尺准度，若不经意，及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明宪宗称为“蒯鲁班”，俸至从一品。
元朝时，安南使节邓汝霖到北京，密画宫苑图本。1803年，阮氏王朝开国皇帝阮福定都顺化，多次派使团到北京求封，并学习城市规划、建筑。1832年阮氏王朝建顺化皇城，也设中轴线，名称（紫禁城、大内、午门、大朝仪、太和殿、太庙等）都来自故宫，建筑面积不足故宫的一半。在创意上，越南长期模仿和学习中国，阮安不太可能在建筑设计做出独到的贡献。
阮安不算设计师，更不可能是“故宫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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