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父下席。己亥归宁。甲辰父葬”。这是3枚竹简上古人留下的记录，黑色的毛笔字透着古朴韵味。
“‘下席’，是什么意思？”近日，在湖北武汉召开的长江文化名家学术研讨会上，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发展传承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陈伟展示的竹简照片，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
陈伟讲解，它们由一位名叫“越人”的汉代小吏所写，于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中沉睡2000余年之后，经考古发掘重见天日。其讲述的是越人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安葬父亲的一段日程。“下席”即“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下席”也见于《史记·鲁仲连列传》（“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唐代学者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下席，言其寝苫居庐”，意为在守孝的房子里睡于草席上。
“这样的解释很可疑。‘下席’在此应指‘周烈王崩’。”陈伟说，古书有的地方不好懂，有的注释有问题。出土的简牍，在启示古书解读等方面展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
“简牍”，是指用于书写的竹、木片，和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与甲骨文、金文相比，简牍的材料容易获得，制作和书写简便，可编连成册，承载卷帙浩繁的文献。中国古代，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是主要书写载体，流行于战国、秦汉至魏晋时代。
“自20世纪初以来，我国出土简牍约30万枚。”陈伟介绍，不过，由于简牍易损坏，墨迹易脱落，绳索出土时大都腐朽无存，使得简牍的整理异常艰难。必须通过释字、断读、缀合、编连等多个环节的缜密考订和反复推敲，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解读上，逐渐贴近古人书写的真相。
陈伟说：“出土的简牍中，3个省份数量最多：湖南约15万枚，甘肃约6.5万枚，湖北约3万枚。长江中游可以说是我国简牍出土最为密集的地区。”当天，经由一枚枚竹简，陈伟带领大家领略这一“方寸之间”的记录呈现出的长江文化密码。
陈伟介绍，在20世纪初期较长一段时间内，简牍的出土地点限于西北一隅。1951至1953年，湖南长沙连续发现几批楚简，拉开了长江流域、同时也是我国内地简牍出土的序幕。时至今日，我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简牍出土。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成为最重要的出土地区。
长江流域出土的简牍，不仅数量众多，且时代齐全、内容丰富、保存较好。
按时代先后，简牍通常分为：楚简（即战国中晚期楚国的简册）、秦简牍（指战国晚期秦国和秦代的简牍）、汉简牍、魏晋简牍。陈伟介绍，楚简、秦简牍的出土区域均以湖北、湖南为主；汉简牍、魏晋简牍出土地点广泛，但西汉早期的简牍大多出自湖北。
从内容来看，简牍分为书籍、文书与律令、遣册、卜筮祷祠记录4类。其中，书籍简发现广泛，但长江中游出土的品种最多；律令，可看作文书中的特别类型，大多出自湖北境内；卜筮祷祠记录，是墓主人生前为公私事务或疾病进行占卜并准备祷祠的记载，仅见于楚简。“因而就简牍内涵而言，长江中游最为丰富。”
从保存情况来看，湖北出土的简牍中，除了在荆州高台一口古井中出土了3枚楚简外，其余主要出自墓葬。陈伟分析，这些简牍是当时有意识的随葬，加之地下水位高、水的酸碱度适宜，所以往往保存较好，经缀合、编连等专业处理，文本复原的完整度高，文献价值也较高。
与湖北不同，湖南出土的简牍中，只有少量出土自墓葬，大量均出土自水井中。“在古井中大量堆积简牍，有些可能是有意识的行为。”
陈伟分析，两湖地区出土丰富、精彩的简牍，与春秋时期以后当地经济、文化发达有关，且具备适合简牍保存的埋藏条件。其中，本地特有的简牍，如楚国官府文书、楚人的卜筮祷祠记录、记载本地事务或数据的档案和簿籍，成为探索荆楚历史与文化的珍贵文献。此外，大量的简牍是曾经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文书、律令和书籍，是研究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重要史料。
出土简册中，包含大批久已失传的古书。
陈伟现场展示的简牍照片中，2006年出土自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的《算术》引人注目。据介绍，《算术》有216枚简，出土时基本保持编连顺序。算题涉及面较宽，包括田亩面积计算、体积计算、谷物兑换等。这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好的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算术文献，对认识秦汉时期的算术科学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中的早期道家文献《太一生水》、早期儒家文献《性自命出》《六德》，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楚墓出土的竹简乐谱等，“都前所未见，扩充了早期文献资源”。
律令，是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运行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汉律》久亡”（《隋书·经籍志》），对秦汉律的总体结构，学界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只有一条一条制定的单行律，不存在国家颁布的统一法典。
然而，近50年来，秦至西汉早期的律一再出土，比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律、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汉律十六章》、湖南益阳兔子山木牍上的律章目录、湖北荆州胡家草场汉律等。在湖北睡虎地秦简、湖南里耶秦简中，还有一些与律令有关的文书档案。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西汉早期律典体系的基本面貌。”陈伟分析，比如，总体呈现二分结构、全国统一施行等。
目前，一些先前出土的重要简牍正在陆续整理、出版，如湖南湘乡三眼井楚文书简、湖北云梦睡虎地汉简、南昌海昏侯墓简牍等。与此同时，新简牍还在不断发现。“随着简牍资料的系统整理和解读，对长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研究，必将持续取得新进展。”陈伟说。
“乙未父下席。己亥归宁。甲辰父葬”。这是3枚竹简上古人留下的记录，黑色的毛笔字透着古朴韵味。
“‘下席’，是什么意思？”近日，在湖北武汉召开的长江文化名家学术研讨会上，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发展传承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陈伟展示的竹简照片，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
陈伟讲解，它们由一位名叫“越人”的汉代小吏所写，于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中沉睡2000余年之后，经考古发掘重见天日。其讲述的是越人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安葬父亲的一段日程。“下席”即“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下席”也见于《史记·鲁仲连列传》（“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唐代学者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下席，言其寝苫居庐”，意为在守孝的房子里睡于草席上。
“这样的解释很可疑。‘下席’在此应指‘周烈王崩’。”陈伟说，古书有的地方不好懂，有的注释有问题。出土的简牍，在启示古书解读等方面展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
“简牍”，是指用于书写的竹、木片，和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与甲骨文、金文相比，简牍的材料容易获得，制作和书写简便，可编连成册，承载卷帙浩繁的文献。中国古代，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是主要书写载体，流行于战国、秦汉至魏晋时代。
“自20世纪初以来，我国出土简牍约30万枚。”陈伟介绍，不过，由于简牍易损坏，墨迹易脱落，绳索出土时大都腐朽无存，使得简牍的整理异常艰难。必须通过释字、断读、缀合、编连等多个环节的缜密考订和反复推敲，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解读上，逐渐贴近古人书写的真相。
陈伟说：“出土的简牍中，3个省份数量最多：湖南约15万枚，甘肃约6.5万枚，湖北约3万枚。长江中游可以说是我国简牍出土最为密集的地区。”当天，经由一枚枚竹简，陈伟带领大家领略这一“方寸之间”的记录呈现出的长江文化密码。
陈伟介绍，在20世纪初期较长一段时间内，简牍的出土地点限于西北一隅。1951至1953年，湖南长沙连续发现几批楚简，拉开了长江流域、同时也是我国内地简牍出土的序幕。时至今日，我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简牍出土。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成为最重要的出土地区。
长江流域出土的简牍，不仅数量众多，且时代齐全、内容丰富、保存较好。
按时代先后，简牍通常分为：楚简（即战国中晚期楚国的简册）、秦简牍（指战国晚期秦国和秦代的简牍）、汉简牍、魏晋简牍。陈伟介绍，楚简、秦简牍的出土区域均以湖北、湖南为主；汉简牍、魏晋简牍出土地点广泛，但西汉早期的简牍大多出自湖北。
从内容来看，简牍分为书籍、文书与律令、遣册、卜筮祷祠记录4类。其中，书籍简发现广泛，但长江中游出土的品种最多；律令，可看作文书中的特别类型，大多出自湖北境内；卜筮祷祠记录，是墓主人生前为公私事务或疾病进行占卜并准备祷祠的记载，仅见于楚简。“因而就简牍内涵而言，长江中游最为丰富。”
从保存情况来看，湖北出土的简牍中，除了在荆州高台一口古井中出土了3枚楚简外，其余主要出自墓葬。陈伟分析，这些简牍是当时有意识的随葬，加之地下水位高、水的酸碱度适宜，所以往往保存较好，经缀合、编连等专业处理，文本复原的完整度高，文献价值也较高。
与湖北不同，湖南出土的简牍中，只有少量出土自墓葬，大量均出土自水井中。“在古井中大量堆积简牍，有些可能是有意识的行为。”
陈伟分析，两湖地区出土丰富、精彩的简牍，与春秋时期以后当地经济、文化发达有关，且具备适合简牍保存的埋藏条件。其中，本地特有的简牍，如楚国官府文书、楚人的卜筮祷祠记录、记载本地事务或数据的档案和簿籍，成为探索荆楚历史与文化的珍贵文献。此外，大量的简牍是曾经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文书、律令和书籍，是研究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重要史料。
出土简册中，包含大批久已失传的古书。
陈伟现场展示的简牍照片中，2006年出土自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的《算术》引人注目。据介绍，《算术》有216枚简，出土时基本保持编连顺序。算题涉及面较宽，包括田亩面积计算、体积计算、谷物兑换等。这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好的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算术文献，对认识秦汉时期的算术科学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中的早期道家文献《太一生水》、早期儒家文献《性自命出》《六德》，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楚墓出土的竹简乐谱等，“都前所未见，扩充了早期文献资源”。
律令，是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运行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汉律》久亡”（《隋书·经籍志》），对秦汉律的总体结构，学界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只有一条一条制定的单行律，不存在国家颁布的统一法典。
然而，近50年来，秦至西汉早期的律一再出土，比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律、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汉律十六章》、湖南益阳兔子山木牍上的律章目录、湖北荆州胡家草场汉律等。在湖北睡虎地秦简、湖南里耶秦简中，还有一些与律令有关的文书档案。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西汉早期律典体系的基本面貌。”陈伟分析，比如，总体呈现二分结构、全国统一施行等。
目前，一些先前出土的重要简牍正在陆续整理、出版，如湖南湘乡三眼井楚文书简、湖北云梦睡虎地汉简、南昌海昏侯墓简牍等。与此同时，新简牍还在不断发现。“随着简牍资料的系统整理和解读，对长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研究，必将持续取得新进展。”陈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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