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霖导演、编剧，吴慷仁、陈泽耀主演的电影《富都青年》日前在国内上映。这部电影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处名为“富都”，实际上像贫民窟的老社区为背景，讲述没有公民身份也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俩（哥哥阿邦与弟弟阿迪），在艰难环境里，互相依靠挣扎求生的故事，并借由两人的命运轨迹，揭开马来西亚底层社会真实残酷的一角。
沉重的社会议题虽然让影片铺陈起较为黯淡的生活基调，但仍有爱之光冲破障碍照进现实，家庭结构中的兄弟情以及社会层面上的邻里情、工友情、社工情等情谊，让一个个困顿的灵魂得到救赎。
非法外劳
片中两兄弟栖身的“富都”，名字自带嘲讽与荒诞意味。它别名半山芭，曾是大量中下阶层华人的居住地，而诸多华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搬到别处之后，这里就成为外籍劳工，尤其是非法外劳的聚集地。
外劳大多来自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既有合法的务工人员，也有非法的偷渡客与难民。马来西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他们的身份无论是否合法，都可以充当低端劳动力，来填补用工短缺。不过随着大马经济发展步调的放缓，非法外劳就成为政府打击、警察驱逐的对象。此外，非法外劳为了能在异乡以打零工的方式挣口粮，往往会通过地下组织办理假身份证件，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办假证的人对他们的盘剥。
影片开场，便是一则马来西亚非法外劳群体的生存实录。一帮渴望拿到伪造证件的人，在与地下组织的大佬、中间人阿迪进行交易时，因为钱不够而苦苦哀求，但得到的只有 “滚回去”的呵斥。这帮人正不知所措之际，交易现场又被警察突袭，他们只能如无头苍蝇般慌忙逃命。而某位非法外劳在警察的追击下，以坠楼自杀的方式了断余生，因为他非常清楚，一旦被警察捉住，等待他的将是罚款与遣返。
与非法外劳相比，在马来西亚出生但没有取得该国国籍的人，譬如阿邦与阿迪，亦是境况不佳、命途多舛，无法光明正大地生活。
身份证明
按照马来西亚法规，在医院出生的孩子，会获得一张“报生纸”。不过像阿邦与阿迪这样，由马来西亚男性与外籍女性在未婚状态下所生的小孩，则国籍必须随母亲。这种硬性规定导致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很难像马来西亚公民一样拿到粉色或蓝色身份证——马来西亚共有五种颜色的身份证，粉色与蓝色身份证均表示持有者是该国正式公民，享有全部公民权。
报生纸仅限于向大大小小的权力机构证明身份，别无他用。无身份证但有报生纸的人，如阿迪所言，不能在银行开户存钱、考驾照、租房，出行可用的交通工具只有巴士和自己的双腿。但报生纸对于没有公民身份的人群而言，又至关重要，假如没有这一纸证明，他们将寸步难行。
天生是聋人的阿邦，只想让自己和他年少时捡来的弟弟阿迪，过上安稳的日子，但因为他的报生纸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他不得不像非法外劳一样小心谨慎地过活。他不敢向与他互生情愫的缅甸妹表明心迹，甚至在她随家人搬离之际，也没能送出早早为她买下的丝巾；对于雇他干活的菜场小老板克扣他酬劳的行为，也只能忍气吞声；一旦遇到警察临检，还要紧张地赶紧逃至暗处。
不甘被命运打败也不愿像哥哥般艰难讨生的阿迪，为了改善生活，从事起办假证件的买卖。但这种买卖充满风险与变数，并非长久之计，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俩兄弟的处境。他虽然凭借随身携带的报生纸，能在被警察突击检查时抽身而退，却也惧怕遇到被他骗走血汗钱的非法外劳。而在阿迪的饰演者陈泽耀搭档张艾嘉出演的另一部马来西亚电影《分贝人生》中，男主角无法将妹妹的尸体从医院太平间取出的原因，也正是妹妹没有报生纸。
皆在边缘
持有报生纸的无国籍者，在父母补办完结婚手续、父亲与子女一同面见相关官员等情况下，可以通过社工的帮助，向马来西亚国民登记局提交申请身份证的文件，不过能否获批要看造化。
《富都青年》中，阿迪具备申请公民权的条件，但他选择了放弃。在NGO（非政府组织）成员佳恩（林宣妤饰）的促成下，阿迪成长路上始终缺席的父亲，答应与他一起去国民登记局，但无法原谅父亲的阿迪，宁肯不拿身份证，也不要与父亲见面。而他的这种行为，竟导致了他与阿邦的命运急转直下。
阿迪在家里与佳恩围绕是否该见他父亲时发生冲突，失手将她推倒在地，见佳恩后脑出血丧失意识，他以为自己犯下过失杀人罪，匆匆夺门而出。更为可悲之处在于，佳恩并没被阿迪杀死，却是死于阿邦之手。当阿邦回到家中，躺在血泊中的佳恩醒了过来，开始低声呼喊，这时门外传来提着咖喱来找阿邦做饭的工友的敲门声，阿邦不知如何是好，惊慌中捂死了佳恩。其后，阿邦瞒着阿迪去警察局自首。
阿邦主动承担下所有罪责，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对佳恩有愧，佳恩尽心尽责地帮助阿迪之外，还在明知阿邦没有报生纸的情况下，努力替他递交公民权的申请；二是为了让阿迪免受罪责，获得身份，以后能像马来西亚公民一样过上正常的生活；三是对自身的未来完全绝望——他被判处绞刑后一度绝食，与来到监狱开导他的法师控诉生活的不公，并拼尽全力吼出“我-想-死”。善良本分的他在内心深处早已认命，不再对生活转好抱有任何希望。
实际上，即便阿邦与阿迪拿到了身份证，他们的生活似乎也很难有起色。照顾兄弟俩多年的邻居Money姐（邓金煌饰），虽然持有蓝色身份证，但因为职业特殊，谋生手段不为主流社会所容，在警察深夜突袭社区时，同样需要接受警察的盘问。说到底，在富都老社区生活的人们，不管是非法劳工、持有报生纸的无国籍者，还是底层的马来西亚公民，都属于很难为自己发声的边缘人，只能任由生命的色彩被周边环境的悲凉底色所吞噬。
做个好人
糟糕的环境里，好人当然难做，但《富都青年》却一再告诉观众，要坚持做正派的好人，因为善意与爱的行动，以及个体之间的情谊，哪怕无比微小，也是我们过日子的支撑，并会为生活的改变奠定希望。
佳恩的工作即使不被家人甚至受助者理解，她也不放过任何帮助弱势人群的机会；Money姐被客人欺负时，阿迪会挺身而出；阿邦入狱前，工友见他的食物只有干面包，就分享自制的咖喱汁让他蘸着吃。他入狱后，狱警见他连续多日不吃饭，就劝他“既然还活着，就要好好活着”。
而片中表现阿邦与阿迪兄弟情深的镜头，除了两人在家中唯有的一张双人床上嬉闹、给Money姐庆生时拥抱着跳舞、阿邦为阿迪做饭留菜、阿迪开阿邦与缅甸妹的玩笑等，还有两人吃鸡蛋时总用对方的额头磕碎蛋壳。他们拿彼此的头磕鸡蛋的戏份，在片中出现了多次，让观众觉得有趣、收获感动之外，也写照边缘群体与现实环境的碰撞，与村上春树“鸡蛋与墙”的言论也发生一定的关联。
影片最后，两兄弟生死相隔的状况虽然没能改写，但阿邦在法师、狱警以及阿迪的劝慰下，对过往释怀，不再怨恨生活，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离开哥哥庇护的阿迪，开始认真规划人生，以踏实工作、主动去见父亲等方式，独自完成属于自己的“成人礼”，为拿到阿邦一直希望他拿到的身份证做足准备。
此外，阿邦的饰演者吴慷仁的表演非常值得一提。他用面部表情、手语动作、肢体语汇诠释出“无声胜有声”，将人物内在的情感变化与情绪起伏，恰如其分地外化，推至观众面前，令人想起《悲情城市》中不能说话的梁朝伟、《狗阵》中沉默寡言的彭于晏。吴慷仁凭借阿邦这一角色摘得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竞赛最佳演员、第60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桂冠，可谓实至名归。
王礼霖导演、编剧，吴慷仁、陈泽耀主演的电影《富都青年》日前在国内上映。这部电影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处名为“富都”，实际上像贫民窟的老社区为背景，讲述没有公民身份也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俩（哥哥阿邦与弟弟阿迪），在艰难环境里，互相依靠挣扎求生的故事，并借由两人的命运轨迹，揭开马来西亚底层社会真实残酷的一角。
沉重的社会议题虽然让影片铺陈起较为黯淡的生活基调，但仍有爱之光冲破障碍照进现实，家庭结构中的兄弟情以及社会层面上的邻里情、工友情、社工情等情谊，让一个个困顿的灵魂得到救赎。
非法外劳
片中两兄弟栖身的“富都”，名字自带嘲讽与荒诞意味。它别名半山芭，曾是大量中下阶层华人的居住地，而诸多华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搬到别处之后，这里就成为外籍劳工，尤其是非法外劳的聚集地。
外劳大多来自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既有合法的务工人员，也有非法的偷渡客与难民。马来西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他们的身份无论是否合法，都可以充当低端劳动力，来填补用工短缺。不过随着大马经济发展步调的放缓，非法外劳就成为政府打击、警察驱逐的对象。此外，非法外劳为了能在异乡以打零工的方式挣口粮，往往会通过地下组织办理假身份证件，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办假证的人对他们的盘剥。
影片开场，便是一则马来西亚非法外劳群体的生存实录。一帮渴望拿到伪造证件的人，在与地下组织的大佬、中间人阿迪进行交易时，因为钱不够而苦苦哀求，但得到的只有 “滚回去”的呵斥。这帮人正不知所措之际，交易现场又被警察突袭，他们只能如无头苍蝇般慌忙逃命。而某位非法外劳在警察的追击下，以坠楼自杀的方式了断余生，因为他非常清楚，一旦被警察捉住，等待他的将是罚款与遣返。
与非法外劳相比，在马来西亚出生但没有取得该国国籍的人，譬如阿邦与阿迪，亦是境况不佳、命途多舛，无法光明正大地生活。
身份证明
按照马来西亚法规，在医院出生的孩子，会获得一张“报生纸”。不过像阿邦与阿迪这样，由马来西亚男性与外籍女性在未婚状态下所生的小孩，则国籍必须随母亲。这种硬性规定导致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很难像马来西亚公民一样拿到粉色或蓝色身份证——马来西亚共有五种颜色的身份证，粉色与蓝色身份证均表示持有者是该国正式公民，享有全部公民权。
报生纸仅限于向大大小小的权力机构证明身份，别无他用。无身份证但有报生纸的人，如阿迪所言，不能在银行开户存钱、考驾照、租房，出行可用的交通工具只有巴士和自己的双腿。但报生纸对于没有公民身份的人群而言，又至关重要，假如没有这一纸证明，他们将寸步难行。
天生是聋人的阿邦，只想让自己和他年少时捡来的弟弟阿迪，过上安稳的日子，但因为他的报生纸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他不得不像非法外劳一样小心谨慎地过活。他不敢向与他互生情愫的缅甸妹表明心迹，甚至在她随家人搬离之际，也没能送出早早为她买下的丝巾；对于雇他干活的菜场小老板克扣他酬劳的行为，也只能忍气吞声；一旦遇到警察临检，还要紧张地赶紧逃至暗处。
不甘被命运打败也不愿像哥哥般艰难讨生的阿迪，为了改善生活，从事起办假证件的买卖。但这种买卖充满风险与变数，并非长久之计，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俩兄弟的处境。他虽然凭借随身携带的报生纸，能在被警察突击检查时抽身而退，却也惧怕遇到被他骗走血汗钱的非法外劳。而在阿迪的饰演者陈泽耀搭档张艾嘉出演的另一部马来西亚电影《分贝人生》中，男主角无法将妹妹的尸体从医院太平间取出的原因，也正是妹妹没有报生纸。
皆在边缘
持有报生纸的无国籍者，在父母补办完结婚手续、父亲与子女一同面见相关官员等情况下，可以通过社工的帮助，向马来西亚国民登记局提交申请身份证的文件，不过能否获批要看造化。
《富都青年》中，阿迪具备申请公民权的条件，但他选择了放弃。在NGO（非政府组织）成员佳恩（林宣妤饰）的促成下，阿迪成长路上始终缺席的父亲，答应与他一起去国民登记局，但无法原谅父亲的阿迪，宁肯不拿身份证，也不要与父亲见面。而他的这种行为，竟导致了他与阿邦的命运急转直下。
阿迪在家里与佳恩围绕是否该见他父亲时发生冲突，失手将她推倒在地，见佳恩后脑出血丧失意识，他以为自己犯下过失杀人罪，匆匆夺门而出。更为可悲之处在于，佳恩并没被阿迪杀死，却是死于阿邦之手。当阿邦回到家中，躺在血泊中的佳恩醒了过来，开始低声呼喊，这时门外传来提着咖喱来找阿邦做饭的工友的敲门声，阿邦不知如何是好，惊慌中捂死了佳恩。其后，阿邦瞒着阿迪去警察局自首。
阿邦主动承担下所有罪责，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对佳恩有愧，佳恩尽心尽责地帮助阿迪之外，还在明知阿邦没有报生纸的情况下，努力替他递交公民权的申请；二是为了让阿迪免受罪责，获得身份，以后能像马来西亚公民一样过上正常的生活；三是对自身的未来完全绝望——他被判处绞刑后一度绝食，与来到监狱开导他的法师控诉生活的不公，并拼尽全力吼出“我-想-死”。善良本分的他在内心深处早已认命，不再对生活转好抱有任何希望。
实际上，即便阿邦与阿迪拿到了身份证，他们的生活似乎也很难有起色。照顾兄弟俩多年的邻居Money姐（邓金煌饰），虽然持有蓝色身份证，但因为职业特殊，谋生手段不为主流社会所容，在警察深夜突袭社区时，同样需要接受警察的盘问。说到底，在富都老社区生活的人们，不管是非法劳工、持有报生纸的无国籍者，还是底层的马来西亚公民，都属于很难为自己发声的边缘人，只能任由生命的色彩被周边环境的悲凉底色所吞噬。
做个好人
糟糕的环境里，好人当然难做，但《富都青年》却一再告诉观众，要坚持做正派的好人，因为善意与爱的行动，以及个体之间的情谊，哪怕无比微小，也是我们过日子的支撑，并会为生活的改变奠定希望。
佳恩的工作即使不被家人甚至受助者理解，她也不放过任何帮助弱势人群的机会；Money姐被客人欺负时，阿迪会挺身而出；阿邦入狱前，工友见他的食物只有干面包，就分享自制的咖喱汁让他蘸着吃。他入狱后，狱警见他连续多日不吃饭，就劝他“既然还活着，就要好好活着”。
而片中表现阿邦与阿迪兄弟情深的镜头，除了两人在家中唯有的一张双人床上嬉闹、给Money姐庆生时拥抱着跳舞、阿邦为阿迪做饭留菜、阿迪开阿邦与缅甸妹的玩笑等，还有两人吃鸡蛋时总用对方的额头磕碎蛋壳。他们拿彼此的头磕鸡蛋的戏份，在片中出现了多次，让观众觉得有趣、收获感动之外，也写照边缘群体与现实环境的碰撞，与村上春树“鸡蛋与墙”的言论也发生一定的关联。
影片最后，两兄弟生死相隔的状况虽然没能改写，但阿邦在法师、狱警以及阿迪的劝慰下，对过往释怀，不再怨恨生活，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离开哥哥庇护的阿迪，开始认真规划人生，以踏实工作、主动去见父亲等方式，独自完成属于自己的“成人礼”，为拿到阿邦一直希望他拿到的身份证做足准备。
此外，阿邦的饰演者吴慷仁的表演非常值得一提。他用面部表情、手语动作、肢体语汇诠释出“无声胜有声”，将人物内在的情感变化与情绪起伏，恰如其分地外化，推至观众面前，令人想起《悲情城市》中不能说话的梁朝伟、《狗阵》中沉默寡言的彭于晏。吴慷仁凭借阿邦这一角色摘得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竞赛最佳演员、第60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桂冠，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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