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胡安焉出版了《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成为出版业的一个事件。仅在成都，好几家书店都举办了新书分享会，一直不喜欢社交的胡安焉，也加了好几个读者群，和大家交流。
他曾在成都居住过几个月。但是，就像他后来所写的，在一个地方太熟悉，就会不安，而在陌生的地方则更容易写作。他离开成都，去往大理。最近，他的第二本书《生活在低处》出版，注定会引发新一轮关注。
有一次书店举办一个新书分享活动，有读者问了一个问题：现在还有人能靠写作来改变命运吗？我回答说：其实仍然有的，比如胡安焉。在2023年之前的十几年，他从事过至少19种工作，收入微薄，但是，去年他成为“畅销书作家”。
胡安焉的写作道路，在当下颇有启发性。我们可以假定一个青年，高中的时候喜欢文学，但是无法考入理想大学，只有到城市打工。他该如何既辛苦工作养活自己，又能保持阅读和写作的热忱呢？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这样的“文学青年”很难有出头之日，因为文学刊物、出版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编辑要面对很多投稿，很难发现“新人”。一个让人难过的真相是，有些辛苦写下的稿件，其实编辑们都没有看过——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在名作家身上。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任何有意义的、独特的写作，都有“被看到”的可能。在北京的“打工文学”群体中，有范语素这样的“保姆作家”，诗歌界也有“外卖诗人”（王计兵的创作，其实和胡安焉一样成熟）。他们都是先在互联网上获得读者，继而获得传统出版界的关注，在新书出版后，被加持为“真正的作家”。
对他们来说，一个难题是如何写出自己的“第二本书”。因为第一本书可能凭借题材和身份标签获得关注，而第二本书，则是真正的创作，读者和市场都会更挑剔。在“第二本书”中，一个新手会真正暴露自己。
胡安焉的第二本书无疑是成功的。尽管延续了“底层”和“真实”叙事路线，《生活在低处》这个书名，仍然会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这样联想，有一点怪异，昆德拉是小说大师，而在人们的印象中，胡安焉只是一个新手，一个文学的素人。
《生活在低处》有一部分，标题叫“我为什么写作”。在这篇文章中，胡安焉追溯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尽管只有中专文凭，他一直喜欢读书，在30岁的时候开始尝试写作。为此，他购买大量小说，认真阅读，并且开始模仿。
如果你看一下胡安焉在文章中谈到过的作家，一定会感到吃惊。他喜欢海明威、塞林格、耶茨、卡波特这些美国作家，不喜欢法国那些后现代主义作家；他很早就认真阅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认真读过乔伊斯和贝克特让人费解的现代主义，而最喜欢的卡夫卡，他甚至认真读过全集。他的阅读量，不逊色于“985”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文学，先是阅读后是写作，为他提供了一条逃离现实主义的通道。他在加油站、小卖部、酒店都打过工，做这些并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真正的谋生。这当然非常艰难，但是阅读帮他消化了这一切。在上海打工的时候，他还参加了卡夫卡读书小组，和书友交流。
尽管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作家”的雄心，更谈不上“文学梦”，但是上天终究是眷顾努力的人。不经意间，他完成了一个好作家的两项准备工作，丰富而认真的阅读（甚至模仿）和同样丰富而艰难的“生活”。这样的人，早晚会写出不错的作品。新冠疫情时，在一次换工作的间隙，他写下《我在北京送快递》这篇长文，发在网上，很受好评，出版社编辑敏锐地发现了他，请他再多写几篇“打工纪实”。
和《我在北京送快递》相比，《生活在低处》更成熟，也更自我，因为他已经是“畅销书作家”，拥有了一些话语权。他更自信（尽管他反复说自己缺乏的就是这个），这不仅体现在他叙述自己成长经历时更自如，也体现在他熟练地切换文体，进行一些“实验”。在他写母亲的早年经历时，自然地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母亲性格的形成，很明显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打工文学”完全不同。
《生活在低处》，仍然可以看作是胡安焉的自传。他写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家世、家底，更写了自己的“来处”。一个人出版第一本书，可能有很多原因。出版社的邀约，或者自己身上有利于传播的标签，都能促成“第一本书”，但是在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一个人才会真正成为一个作家：确定文风和自己擅长的主题，也就是获得自己的“风格”，一个成熟的胡安焉，在这里诞生了。
大众传媒时代，舆论聚焦他“快递员”的身份，这很正常。但是，他写的东西，也不能划分为“打工文学”，相反，他更像是“知识分子写作”，有着成熟的文风和别具一格的、复杂的文体。他很少进行简单的叙事和描写，而是采用不断“迂回”的形式，来切换时间和空间，并且夹杂着反思和自嘲，以及那些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书中的片段，这让他的写作别具一格。
“在低处生活”，有一点自嘲和沉郁，却不是“苦难叙事”，相反，他写出了人生中真正艰难的地方：不管你处于什么阶层，或者在人生中的哪一阶段，你都可能获得共鸣。胡安焉文风中的复杂、抽象和反思性，也为读者带来一种梳理。这更像是一种智性写作，而不是叙事和抒情——他从现代主义那里学到了太多东西。
2023年，胡安焉出版了《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成为出版业的一个事件。仅在成都，好几家书店都举办了新书分享会，一直不喜欢社交的胡安焉，也加了好几个读者群，和大家交流。
他曾在成都居住过几个月。但是，就像他后来所写的，在一个地方太熟悉，就会不安，而在陌生的地方则更容易写作。他离开成都，去往大理。最近，他的第二本书《生活在低处》出版，注定会引发新一轮关注。
有一次书店举办一个新书分享活动，有读者问了一个问题：现在还有人能靠写作来改变命运吗？我回答说：其实仍然有的，比如胡安焉。在2023年之前的十几年，他从事过至少19种工作，收入微薄，但是，去年他成为“畅销书作家”。
胡安焉的写作道路，在当下颇有启发性。我们可以假定一个青年，高中的时候喜欢文学，但是无法考入理想大学，只有到城市打工。他该如何既辛苦工作养活自己，又能保持阅读和写作的热忱呢？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这样的“文学青年”很难有出头之日，因为文学刊物、出版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编辑要面对很多投稿，很难发现“新人”。一个让人难过的真相是，有些辛苦写下的稿件，其实编辑们都没有看过——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在名作家身上。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任何有意义的、独特的写作，都有“被看到”的可能。在北京的“打工文学”群体中，有范语素这样的“保姆作家”，诗歌界也有“外卖诗人”（王计兵的创作，其实和胡安焉一样成熟）。他们都是先在互联网上获得读者，继而获得传统出版界的关注，在新书出版后，被加持为“真正的作家”。
对他们来说，一个难题是如何写出自己的“第二本书”。因为第一本书可能凭借题材和身份标签获得关注，而第二本书，则是真正的创作，读者和市场都会更挑剔。在“第二本书”中，一个新手会真正暴露自己。
胡安焉的第二本书无疑是成功的。尽管延续了“底层”和“真实”叙事路线，《生活在低处》这个书名，仍然会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这样联想，有一点怪异，昆德拉是小说大师，而在人们的印象中，胡安焉只是一个新手，一个文学的素人。
《生活在低处》有一部分，标题叫“我为什么写作”。在这篇文章中，胡安焉追溯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尽管只有中专文凭，他一直喜欢读书，在30岁的时候开始尝试写作。为此，他购买大量小说，认真阅读，并且开始模仿。
如果你看一下胡安焉在文章中谈到过的作家，一定会感到吃惊。他喜欢海明威、塞林格、耶茨、卡波特这些美国作家，不喜欢法国那些后现代主义作家；他很早就认真阅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认真读过乔伊斯和贝克特让人费解的现代主义，而最喜欢的卡夫卡，他甚至认真读过全集。他的阅读量，不逊色于“985”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文学，先是阅读后是写作，为他提供了一条逃离现实主义的通道。他在加油站、小卖部、酒店都打过工，做这些并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真正的谋生。这当然非常艰难，但是阅读帮他消化了这一切。在上海打工的时候，他还参加了卡夫卡读书小组，和书友交流。
尽管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作家”的雄心，更谈不上“文学梦”，但是上天终究是眷顾努力的人。不经意间，他完成了一个好作家的两项准备工作，丰富而认真的阅读（甚至模仿）和同样丰富而艰难的“生活”。这样的人，早晚会写出不错的作品。新冠疫情时，在一次换工作的间隙，他写下《我在北京送快递》这篇长文，发在网上，很受好评，出版社编辑敏锐地发现了他，请他再多写几篇“打工纪实”。
和《我在北京送快递》相比，《生活在低处》更成熟，也更自我，因为他已经是“畅销书作家”，拥有了一些话语权。他更自信（尽管他反复说自己缺乏的就是这个），这不仅体现在他叙述自己成长经历时更自如，也体现在他熟练地切换文体，进行一些“实验”。在他写母亲的早年经历时，自然地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母亲性格的形成，很明显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打工文学”完全不同。
《生活在低处》，仍然可以看作是胡安焉的自传。他写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家世、家底，更写了自己的“来处”。一个人出版第一本书，可能有很多原因。出版社的邀约，或者自己身上有利于传播的标签，都能促成“第一本书”，但是在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一个人才会真正成为一个作家：确定文风和自己擅长的主题，也就是获得自己的“风格”，一个成熟的胡安焉，在这里诞生了。
大众传媒时代，舆论聚焦他“快递员”的身份，这很正常。但是，他写的东西，也不能划分为“打工文学”，相反，他更像是“知识分子写作”，有着成熟的文风和别具一格的、复杂的文体。他很少进行简单的叙事和描写，而是采用不断“迂回”的形式，来切换时间和空间，并且夹杂着反思和自嘲，以及那些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书中的片段，这让他的写作别具一格。
“在低处生活”，有一点自嘲和沉郁，却不是“苦难叙事”，相反，他写出了人生中真正艰难的地方：不管你处于什么阶层，或者在人生中的哪一阶段，你都可能获得共鸣。胡安焉文风中的复杂、抽象和反思性，也为读者带来一种梳理。这更像是一种智性写作，而不是叙事和抒情——他从现代主义那里学到了太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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