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家庭暴力，或许因为其中的“家庭”二字，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清官也难断的“家务事”。但是，当一起又一起严重的家暴案件被曝光、被关注，我们必须澄清：家庭暴力，绝不只是“家务事”，很多时候更是严重的犯罪。
本周，在成都进行二审的一起家暴案件，就备受大家关注，受害人即使在怀孕期间，依然遭到丈夫的家暴，两年内被家暴16次。法院二审，施暴者因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但是，在受害者迎来正义的背后，却隐藏着这样的追问：她曾六次报警，警方也曾上门调停，并两次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她也曾向当地法院，申请过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面对受害者发出的求救，法律的很多环节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还发现，尽管《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已经近十年了，但各地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那么，法律在具体执行落地层面，为什么会存在地区的差异?
两年的婚姻，带来的是什么呢?多达16次的家暴，20多处遍布全身的伤痕，包括多处永久性的伤害，其中，肝脏因为严重受损而被部分切除，回肠、十二指肠也需要进行手术修复，左肾萎缩、肾功能至今没有恢复。本周二，法院二审宣判施暴者贺某阳构成故意伤害罪、虐待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赔偿受害者谢女士各项损失37.9万元。
丈夫的暴力，开始于谢女士怀孕八个月的时候，一次争吵之后，丈夫便对她大打出手，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回家的时间、日常的开销，甚至穿衣的习惯，都会引发丈夫的拳打脚踢。忍无可忍的谢女士，选择了报警，第一次报警，警方口头警告，第二次报警，警方向她丈夫开出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家庭暴力告诫书》是公安机关为督促加害人改正而发出的书面告知文书。贺某阳在第一次收到告诫书后，曾承诺“再也不敢了”。然而，暴力依然没有停止。
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当地警方发出的两次告诫书，没有遏止贺某阳的施暴，一位律师建议，谢女士可以申请保护力度更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于是，2023年4月24日，谢女士带着一份存有家暴证据的光盘，前往成都武侯区法院，提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和离婚申请。
家暴受害者 谢女士：工作人员跟我说，只是出示我的居住证明没有用，必须还要提供对方的身份证明，就是身份证、户口本。当时我是提供了贺某阳的身份证复印件的，是有效期的身份证，只是不是成都的身份证，然后工作人员就说不行。
就在谢女士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拒的这一天晚上，贺某阳将她骗至一家酒店，再次实施严重的暴力。这是谢女士最后一次被家暴，也是受伤最严重的一次。
如今，案件已尘埃落定，伤痕累累的谢女士，生活还将继续，而面对她的经历，公众对于反家暴制度的完善，疑问还有很多。
人身安全保护令，本应是受害者逃离暴力的“救命稻草”，现实中为什么会因为种种障碍未能及时发挥作用?《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如何为受害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供更加可及、更为便捷的“绿色通道”，也为各界所关注，最高法也出台了司法解释，以不断细化完善各项配套机制，但是，具体到各个地方，为什么在法律落地时，一直到今天，依然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
如果谢女士的家暴遭遇，发生在重庆的巴南区，情况会怎么样?同样一起涉及家暴的案件，接到陈女士报警，重庆警方立即采取了行动，在派出所，陈女士的丈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写下保证书。更重要的是，尽管这只是第一次报警，民警就向她的丈夫开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在重庆，派出所对家暴案件的处置，近几年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不仅在确认家暴后快速发出告诫书，同时受害人也会马上被告知，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此机制下，陈女士在遭受家暴当天，就提出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这样的申请，在派出所就能完成。
法院、公安、妇联三部门联动，建立起“一站式”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机制，这样，无论是派出所民警还是妇联工作人员，都可以在工作平台上协助受害人提出申请，而不必为此再跑一趟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最短在2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在线审核并签发，从而大大提高了法律所规定的72小时内作出人保令裁定的效率。
对于审核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官们来说，他们做出人保令裁定，一个很大的变化是，2022年最高法司法解释发布后，申请人只要证明遭受家暴或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即可，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可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但实践中，大多数当事人由于无法提供上述证据而被驳回，从而限制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作用的发挥。对此，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便根据家庭暴力发生的特点，列举了十种证据形式。
记者注意到，为方便申请者快速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被申请人的被禁止行为，以及事实与理由的项目中，都有快速勾选项。
从2016年3月到今年5月，重庆市巴南区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超过1000件，数量在全国各区县中排在前列。去年10月，《重庆市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施行，通过地方立法，进一步完善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一站式申请机制，法院、公安、妇联等的职责，也得以进一步明确。
其实，这些年，各地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数量，每年都在增长。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去年各地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有6351份，差不多是2016年的10倍，不过，这一数字如果均摊到全国3000多家基层法院，每个法院一年才两份，相比每年的家暴案件数量，这个数据，应该能说明很多问题。
具体到现实，我们发现，有的基层法院仍然存在举证门槛高、审查周期长、申请材料复杂等问题，有的工作人员对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是有认识偏差，发放十分谨慎。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同样遭受严重家庭暴力的两个受害者，因为在不同的地区，她们在申请获得法律帮助时，得到的回应有可能截然不同。那么，站在全国角度，我们该怎样去消除这样的地区差异，并能够真正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及时的法律救助呢?
2023年的《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各地告诫书发放标准和程序、送达范围、信息录入、跟踪回访等要求不一致，不同地区基层执法人员认识不统一，告诫制度执行地区差异较大。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申请数量占比较小，部分家庭暴力受害人选择通过公权力救济意愿不高，不懂申请、不敢申请。
2016年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搭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公民在遭受到家庭暴力后，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发出求助，哪些部门应当给予受害者帮助，对于施害者应该怎样处罚，这部法律都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这部全文只有38条3100余字的法律，还无法涵盖反家暴工作的各项细节，因此，在法律之外，必须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来配合反家暴法的落地生效。
2022年，最高法司法解释的出台，直接带动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数量的快速增长。但《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也指出，有的地方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有认识偏差，发放仍然较为谨慎。专家认为，下一步，需要继续加强基层法官对相关条文的理解掌握，进一步提高签发数。
在专家看来，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外，关于反家暴机制的其他环节，配套措施也应该进一步完善，以减少法律落地和执行环节的地区差异。尤其是对于一线执法的公安民警来说，如何接警、如何下发告诫书、如何固定证据、如何与法院联动，还需要更加完善细致的操作指引。
来自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调查数据，在婚姻生活中，女性遭受过配偶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为8.6%，尽管比2010年下降了5.2个百分点，但是，8.6%这个数据，说明家暴的治理之路依然难度不小。
接下来，我们当然期待，在反家暴法的基础上，更多具体的法规、司法解释等能够尽快出台，比如民警该如何接警，何时下发告诫书，法官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签发人身保护令，社区、妇联等部门如何联动等等，让受害者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获得同等的保护和援助。期待这样一套全国统一的反家暴应对机制，能够尽快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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