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开始这样一番神游，让自己的思绪向远古漫溯，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中国文化是否有稳定的精神内核？回答如此等等的问题，要追溯到中华文化兴起之初的史前时代，那是考古学家关注的时代。文化传统，或称文明，是千百年历史进程的结果，其内涵十分丰富，表象为不同的习俗、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等。稳定的文化精神是真正体现文明特质的地方。在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追溯通常会止步于诸子百家。如今，我们有必要而且可以迈出历史文献的记载范围，利用考古学成果探索中华文化最古老的精神根脉。
旧石器时代中国文化的根脉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赖于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渊源的认识至少可以延伸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地上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大小粗细，南北东西。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中国南北方就存在差异，南方多以粗大砾石为毛坯，而北方多以小石片为毛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北方出现了细石叶技术，并一直持续使用到历史时期。这是一种打制标准化石刃的石器技术，将石刃镶嵌在骨柄上制作成不同的复合工具。南方一直以砾石工具为主，旧石器时代晚期增加了小石片工具。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技术与欧亚大陆西侧及非洲存在明显差异，并贯穿整个旧石器时代，形成东西两种形态。欧亚大陆西侧常见阿舍利技术（以两面加工的手斧为标志物）、勒瓦娄哇技术（即预制台面生产特定形状石片的技术），在中国也有发现，但分布零散，很难让人相信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更可能是人类技术弹性的表现。
旧石器时代给中国文化留下怎样的遗产？有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过于渺远，人类种群可能都发生了更替，不可能留下什么文化遗产。但人类文化是累积发展的，从考古遗存中可以看到，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持续一两百万年，其基本特征仍然一脉相承，对后世文化产生影响。20世纪4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提出欧亚大陆东侧只有简单的石片、石核技术，西侧才有复杂的两面器技术、勒瓦娄哇技术，后来发展成为所谓的“莫维斯线”。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群可能采用竹子制作工具，因此不需要复杂的石器技术。但这个假说难以解释为什么缺少竹子的北方与南方石器文化具有同样的特性。近一二十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所谓欧亚大陆西侧的技术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只是不那么流行而已。考古学家高星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特性很值得注意，中国南北旧石器时代石器文化都有这样的特点。实际上，这样的文化特性的确是中国历史时期文化的重要特点，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内核。
最能体现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复杂性的莫过于细石叶技术，这种需要通过间接打制的技术是打制石器技术的巅峰之作。它曾在中国北方地区广泛流行，并扩散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乃至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地区。有趣的是，欧亚大陆西侧也有类似的石器技术，但是制作思路略有差异。东部地区用细小石刃组合成工具，以“合”为特色；西部地区把较大的石叶掰成细小石刃，以“分”为特色，体现出两地文化习惯各有偏好。
农业起源范铸中国文化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悠久且从未中断。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秉持和平包容，用创新与智慧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发展成一个超大型文明。为什么会如此呢？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历史造就了文明特性，锤炼了文化精神。万年文化史的开端要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前后发生的人类历史的重大变迁，也就是农业起源。农业能够提供更多的生产剩余，支持更多的人口、更高的人口密度，由此也带来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态，也就是“文明”。考古学所说的文明，其本质特征就是具有国家或类似国家的社会组织形态。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立足于农业基础，《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提出，正是农业生产的差异，导致历史上人类社会的不同命运。也正是因为农业生产的不同模式与历史，形成了东西方文化不同的特征。
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回顾人类农业历史，世界上有三大农业体系：以麦豆种植为中心的西亚农业体系、以玉米根茎植物种植为中心的中南美洲农业体系、以粟作与稻作为中心的中国农业体系。中国独占一极，也是整个欧亚大陆东侧的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农业体系实际由两个体系构成：北方以粟黍种植为中心的旱作农业体系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农业体系，它们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出现部分融合的迹象。从当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来看，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与西亚是世界上最早的两个农业起源中心，距今两万年前后开始萌芽，陶器、磨制石器（石磨盘、磨刃工具、穿孔石器）先后出现。距今一万年前后有了明显的迹象，出现动植物驯化、定居等，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然而，直到距今六千多年前，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才真正完全建立起来，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系统，包括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相比于西亚与中国，美洲的农业出现相对较晚，因为人类进入美洲较晚，当时的美洲还有丰富的狩猎采集资源，不需要农业。而且美洲的农业体系不完整，缺乏适合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如牛、马），因此也缺乏畜力。
在西亚地区，谷物种植与家畜饲养很早就分道扬镳，各自独立发展，两个群体间通过贸易交换形成共生关系。而在中国，史前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谷物种植与家畜饲养相互补充的生计形态，形成了一种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自给自足意味着更少依赖外部，稳定性也更高，其成本则是需要更大的劳动投入。在谷物种植与家畜饲养之间，前者占主导性。中国的核心农业区位于季风区，雨热同季，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但季风具有不稳定性，降水时多时少。为了获得稳定的收成，减少洪涝与干旱造成的不利影响，改造景观（如开辟山林、修建堰塘）、修建水利设施是必不可少的。考古证据表明，距今五千多年前，良渚与屈家岭文化已经开始修建水利工程。中国农业发展赋予中国古人以一种信心与气质，尊重自然但不屈服于自然。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中具有积极的人文主义倾向，大概没有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更加适合用于形容中国文化精神的了。
比较世界历史上的三大农业体系，中国农业体系显然是发展最为充分的，其标志即为“天人合一”观念的生发。在南方稻作农业区域，文化生态系统发展较为完善的阶段可以实现物质的完全循环，所有的废物变成肥料归于田地，即便是汇入江河湖海的物质也通过水产养殖实现再次利用。经过细致管理的稻田，长期耕种后非但不会肥力下降，反而可能更加肥沃。传统的桑基鱼塘、垛田这样的农业形态即便在当下，仍然是生态农业的典范。长期发展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带给中国文化一种强烈的整体观，这种观念贯彻到社会组织结构中并在文明化进程与历史时期进一步得到强化。
史前中国同时具有两大农业体系，为中国文化的连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两大体系相互补充，北方旱作农业有助于开发旱地，南方稻作农业有利于利用水源丰富的土地。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稻作就已经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历史时期中原士族大规模南迁，正是因为存在巨大的缓冲空间，每次在草原部族入主中原后，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主流文化传统仍能保存下来。如今，水稻种植已经扩散到黑龙江流域，历史上粟黍在南方地区也曾经普遍种植。相互补充的农业体系拓展了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进而保障更多人口的生计。再加上中国传统农业体系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能够利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且充分，还从世界各地引入动植物，不断协助拓展利用可以开发的土地，如夏商时期引入马牛羊与大小麦等西亚动植物、明朝引入玉米与红薯等美洲植物。高度连续的文化传统给中国文化带来一种极强的历史感，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与之俱来的是长时段的眼光与大局观，与强调整体性的观念相一致。面对历史上的风云变幻、兴衰沉浮，中国文化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时也有胜不骄败不馁的斗志。
中国文化还以显著的非宗教色彩、非血统论闻名于世，其根源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国农业体系的起源。正因农业体系的完整、丰富与稳定，社会内部矛盾通过或激烈或平缓的变革就可以得到释放，无须通过对外扩张来解决问题。
文明化进程的推动
天下观是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融合的动因。文化融合发生的另一个前提是本身就存在多元的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前，人类的分布范围相对局限，而且人口稀少，地区文化风格不明显，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南北方之间。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不过人类的基本文化适应方式还是狩猎采集。经历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文化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部分群体走入农业社会，如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部分群体仍处在狩猎采集状态，如西南地区；部分群体采用农业种植，主要是根茎种植，如岭南地区；有的虽然保持狩猎采集，但转向利用水生资源，由此也具备一定的定居能力，发展成为复杂的狩猎采集社会，如东北地区。距今八九千年间，转向农业的群体产生了适应辐射，涌现出一批新石器时代文化，如辽西兴隆洼文化、山东半岛后李文化、钱塘江流域上山文化、江汉地区彭头山与城背溪文化、河南裴李岗文化、河北磁山文化、关中老官台文化、陇东大地湾文化、冀北内蒙古中南部裕民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与其后续的考古学文化共同形成不同的区系，区系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密切，是早期中国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我们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其多元性就来自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以来的分化发展。
距今六千年前后，不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先后显露出社会复杂化的迹象，包括出现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器物精致化、聚落规模等级化等。不同区系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交流网络，并在文化意义上具有共识，比如都采用大口尊作为礼器，都重视玉器等，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不是说此时的中国形成了统一的政权，而是说在不同区域之间具备基本共同的礼仪，反映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共性的理念。如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玉器与长江下游凌家滩文化的玉器具有众多相似性，研究者认为与社会上层远距离的交流相关。基于民族志的启发，在那个时代大众交流可能是更加普遍的交流形式，为了通婚与降低社会风险，群体之间本身需要周期性的交流。史前中国形成了若干个文明化的中心，如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到环太湖地区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这些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向中原辐聚，可能是为了以最小的活动半径控制最大的区域。持续的文化汇聚最终促成中原地区王朝政治的兴起，发展出夏王朝。夏作为广域王权国家，其影响力远大于此前的地方政权。
在农业时代，农耕社会相比周边的狩猎采集、游牧社会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因为存在这样的生产力优势，以农耕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融合才不断发生。距今六七千年前，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形成，农业人群开始大规模扩散。南方稻作社会人群向岭南、东南亚、太平洋区域扩散，北方农业人群向东北、西北、西南扩散，在青藏高原上形成稳定的文化适应。在此基础上，文化融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文化融合持续发生、扩大，并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文明化进程主要发生在辽河、黄河与长江流域。王朝的出现，代表第一次大规模的融合完成。此时，我们熟悉的汉字进入历史视野。汉字以表意为主，相比而言，欧亚大陆西侧文明的文字以表音为主。表意为主有助于避免因为读音不同而难以相互沟通，从这个角度说，汉字是文化融合的需要，也大大强化了文化融合的趋势。在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同样如此，“天下”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特别的观念，代表着一个命运共同体。天下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要愿意加入，就可以共享文化盛宴。天下观的背后是文化精神的开放性，这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与整体性、历史感、非宗教性、非血统论等一脉相承，其中贯穿着强烈的现实责任感，也因此彰显了人之存在的意义。中国文化无问种族、宗教、肤色、性别……天下苍生，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中国文化的精神财富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的种种难题。
（作者：陈胜前，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5年03月19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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