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及家庭财富的增加，订立遗嘱、妥善安排身后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民法典》编纂参与者、立法专家杨立新看来，作为财富的拥有者，自然人通过订立遗嘱来处分自己的遗产，可以有效避免遗产继承人之间为分割遗产而发生争议，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更重要的是，遗嘱关乎财富与爱的传承，是人们在世上最后也是最真实的心愿。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杨立新的对话：
遗嘱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安定
新京报：中国目前订立遗嘱的情况如何？
杨立新：受历史传统影响，中国并没有很好的遗嘱继承制度。
在古代，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排斥女性亲属的继承权；清末维新变法之后，《大清民律草案》采用欧陆的继承法传统，建立继承制度，实现了继承制度的变革，在民国初期曾经准许参照适用，至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确立继承制度，认可遗嘱的效力，但是遗嘱制度也未被普遍采用，订立遗嘱处分自己遗产的人不够多。
1949年以来，由于整体上个人没有太多的财产，继承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遗产纠纷也不多，遗嘱没有被大量采用。即使到了1985年制定了《继承法》，仍然很少有人订立遗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少数人积累了大量财富，通过继承制度传承私人财富就显得更为重要，遗嘱也逐渐受到重视。
特别是经过中华遗嘱库、公证处等专门机构广泛宣传，更多人知道了遗嘱的重要价值，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订立遗嘱。
事实上，普及遗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遗嘱行业从业者的任务，更是社会的责任。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遗嘱对于传承财富的重要意义。
新京报：在中国，遗嘱是如何得到普及的？
杨立新：有关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刚才提到的中华遗嘱库就是如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华遗嘱库的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了国内的主要省份，对普及遗嘱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地的公证机构也把遗嘱公证作为重要业务；信托机构则开展遗嘱信托，依照遗嘱保护继承人的权利开展工作。
新京报：订立遗嘱有什么意义？
杨立新：意义之一，就是遗嘱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分配自己的身后财产。如果遗嘱人过世、遗嘱有效，那么遗产就会按照遗嘱来支配，即使是继承人，也必须遵守遗嘱的指定、遵循遗嘱人的意志，也因此，订立遗嘱可以避免继承人之间为分割遗产而发生争议。纠纷减少，会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此外，订立遗嘱还可以促进家庭和睦。继承人大多是遗嘱人的亲属，他们应当在遗嘱人健在时善尽孝道，赡养好老人，争取遗嘱人的认可，获得继承遗产的资格。
遗嘱继承具有最高的效力
新京报：订立遗嘱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杨立新：奋斗一生，人总会留下些许遗产，它是被继承人自己的财产，因此，被继承人生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如何传承自己的财富，也由被继承人的意志支配。正因如此，在处理遗产时，遗嘱继承具有最高的效力——只要遗嘱人订立的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符合遗嘱形式要件的要求，遗产的处理就应当依照遗嘱人的遗嘱进行。
新京报：《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条款是否还有完善的空间？
杨立新：《民法典》对于遗嘱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善。
目前遗嘱的类型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其中，打印遗嘱是《民法典》新增加的遗嘱形式，这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
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但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努力，规定了打印遗嘱的遗嘱形式。针对打印遗嘱的真实性不易辨识的特点，《民法典》规定遗嘱人和遗嘱见证人都要在遗嘱的每一页上签名，最后一页也要有签名，并注明订立遗嘱的时间，以此来保证打印遗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对于遗嘱效力的认定、遗产范围的规定等，这些都是司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政府也应对遗嘱行业发展、遗产管理以及遗产管理人的培训、资格认证、管理办法等作出规定，使之规范发展。
我国遗嘱继承制度仍待完善
新京报：个人在进行遗产分配时，应该如何正确订立遗嘱？
杨立新：正确订立遗嘱，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遗嘱符合法律规定。
第一，遗嘱实质内容不能违法，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权利是以户为权利主体，个人不能处分，但是经营这个权利获得的利益可以通过遗嘱处分。
第二，遗嘱的形式要件要合法，例如自书遗嘱，虽然自己写下来就具有效力，但是必须亲笔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必须有遗嘱人和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参加并签名。
自然人订立遗嘱时可以寻求专业帮助，例如中华遗嘱库、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等，保证遗嘱的效力。
新京报：数字资产日渐兴起，如虚拟货币等，遗嘱该如何对此作出保障？
杨立新：《民法典》在规定“遗产”时提到，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里当然包括数字资产，包括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因此，自然人如果想通过遗嘱进行数字资产的财富传承，在法律上没有障碍。各级法院应当有所作为，通过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保护好遗嘱人通过遗嘱处分自己享有的数字资产的权利，保障数字财产的传承。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遗嘱工作情况？
杨立新：目前来看，中华遗嘱库的工作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譬如“密封遗嘱”——如果遗嘱人不愿意在世时被他人知道遗嘱内容，就等到遗嘱人去世后再公布，避免引起家庭纠纷。
但从制度体系来看，我国的遗嘱制度是完善的，遗嘱继承制度则不完善，在立法上还有很大空间。
例如《民法典》没有规定“后位继承制度”。
后位继承也叫次位继承或替代继承，是指被继承人订立遗嘱，让前位继承人先继承遗产，在遗嘱中确定的某种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到来时，再由后位继承人继承。在此之前，后位继承人只能根据遗嘱的内容享有期待权，但是，该遗产最终应当由后位继承人继承。例如，爷爷可以在遗嘱中规定孙子是后位继承人，儿子是前位继承人，儿子先管理遗产，15年后孙子作为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民法典》也没有规定“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是指被继承人在立遗嘱处分自己的遗产时，必须依法留给特定继承人、不得自由处分的遗产份额。遗嘱人如果非法处分特留份的，则相应部分的内容就是无效的。
这些遗嘱继承制度的不完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补充。
一方面，当事人主张后位继承或者特留份权利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认定遗嘱有效，尊重特留份权利人的权利；另一方面，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应当为法定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防止法定继承人主张特留份而使遗嘱无效。新京报记者 左琳
普及遗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遗嘱行业从业者的任务，更是社会的责任。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遗嘱对于传承财富的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及家庭财富的增加，订立遗嘱、妥善安排身后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民法典》编纂参与者、立法专家杨立新看来，作为财富的拥有者，自然人通过订立遗嘱来处分自己的遗产，可以有效避免遗产继承人之间为分割遗产而发生争议，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更重要的是，遗嘱关乎财富与爱的传承，是人们在世上最后也是最真实的心愿。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杨立新的对话：
遗嘱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安定
新京报：中国目前订立遗嘱的情况如何？
杨立新：受历史传统影响，中国并没有很好的遗嘱继承制度。
在古代，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排斥女性亲属的继承权；清末维新变法之后，《大清民律草案》采用欧陆的继承法传统，建立继承制度，实现了继承制度的变革，在民国初期曾经准许参照适用，至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确立继承制度，认可遗嘱的效力，但是遗嘱制度也未被普遍采用，订立遗嘱处分自己遗产的人不够多。
1949年以来，由于整体上个人没有太多的财产，继承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遗产纠纷也不多，遗嘱没有被大量采用。即使到了1985年制定了《继承法》，仍然很少有人订立遗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少数人积累了大量财富，通过继承制度传承私人财富就显得更为重要，遗嘱也逐渐受到重视。
特别是经过中华遗嘱库、公证处等专门机构广泛宣传，更多人知道了遗嘱的重要价值，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订立遗嘱。
事实上，普及遗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遗嘱行业从业者的任务，更是社会的责任。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遗嘱对于传承财富的重要意义。
新京报：在中国，遗嘱是如何得到普及的？
杨立新：有关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刚才提到的中华遗嘱库就是如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华遗嘱库的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了国内的主要省份，对普及遗嘱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地的公证机构也把遗嘱公证作为重要业务；信托机构则开展遗嘱信托，依照遗嘱保护继承人的权利开展工作。
新京报：订立遗嘱有什么意义？
杨立新：意义之一，就是遗嘱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分配自己的身后财产。如果遗嘱人过世、遗嘱有效，那么遗产就会按照遗嘱来支配，即使是继承人，也必须遵守遗嘱的指定、遵循遗嘱人的意志，也因此，订立遗嘱可以避免继承人之间为分割遗产而发生争议。纠纷减少，会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此外，订立遗嘱还可以促进家庭和睦。继承人大多是遗嘱人的亲属，他们应当在遗嘱人健在时善尽孝道，赡养好老人，争取遗嘱人的认可，获得继承遗产的资格。
遗嘱继承具有最高的效力
新京报：订立遗嘱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杨立新：奋斗一生，人总会留下些许遗产，它是被继承人自己的财产，因此，被继承人生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如何传承自己的财富，也由被继承人的意志支配。正因如此，在处理遗产时，遗嘱继承具有最高的效力——只要遗嘱人订立的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符合遗嘱形式要件的要求，遗产的处理就应当依照遗嘱人的遗嘱进行。
新京报：《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条款是否还有完善的空间？
杨立新：《民法典》对于遗嘱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善。
目前遗嘱的类型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其中，打印遗嘱是《民法典》新增加的遗嘱形式，这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
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但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努力，规定了打印遗嘱的遗嘱形式。针对打印遗嘱的真实性不易辨识的特点，《民法典》规定遗嘱人和遗嘱见证人都要在遗嘱的每一页上签名，最后一页也要有签名，并注明订立遗嘱的时间，以此来保证打印遗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对于遗嘱效力的认定、遗产范围的规定等，这些都是司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政府也应对遗嘱行业发展、遗产管理以及遗产管理人的培训、资格认证、管理办法等作出规定，使之规范发展。
我国遗嘱继承制度仍待完善
新京报：个人在进行遗产分配时，应该如何正确订立遗嘱？
杨立新：正确订立遗嘱，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遗嘱符合法律规定。
第一，遗嘱实质内容不能违法，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权利是以户为权利主体，个人不能处分，但是经营这个权利获得的利益可以通过遗嘱处分。
第二，遗嘱的形式要件要合法，例如自书遗嘱，虽然自己写下来就具有效力，但是必须亲笔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必须有遗嘱人和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参加并签名。
自然人订立遗嘱时可以寻求专业帮助，例如中华遗嘱库、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等，保证遗嘱的效力。
新京报：数字资产日渐兴起，如虚拟货币等，遗嘱该如何对此作出保障？
杨立新：《民法典》在规定“遗产”时提到，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里当然包括数字资产，包括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因此，自然人如果想通过遗嘱进行数字资产的财富传承，在法律上没有障碍。各级法院应当有所作为，通过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保护好遗嘱人通过遗嘱处分自己享有的数字资产的权利，保障数字财产的传承。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遗嘱工作情况？
杨立新：目前来看，中华遗嘱库的工作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譬如“密封遗嘱”——如果遗嘱人不愿意在世时被他人知道遗嘱内容，就等到遗嘱人去世后再公布，避免引起家庭纠纷。
但从制度体系来看，我国的遗嘱制度是完善的，遗嘱继承制度则不完善，在立法上还有很大空间。
例如《民法典》没有规定“后位继承制度”。
后位继承也叫次位继承或替代继承，是指被继承人订立遗嘱，让前位继承人先继承遗产，在遗嘱中确定的某种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到来时，再由后位继承人继承。在此之前，后位继承人只能根据遗嘱的内容享有期待权，但是，该遗产最终应当由后位继承人继承。例如，爷爷可以在遗嘱中规定孙子是后位继承人，儿子是前位继承人，儿子先管理遗产，15年后孙子作为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民法典》也没有规定“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是指被继承人在立遗嘱处分自己的遗产时，必须依法留给特定继承人、不得自由处分的遗产份额。遗嘱人如果非法处分特留份的，则相应部分的内容就是无效的。
这些遗嘱继承制度的不完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补充。
一方面，当事人主张后位继承或者特留份权利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认定遗嘱有效，尊重特留份权利人的权利；另一方面，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应当为法定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防止法定继承人主张特留份而使遗嘱无效。新京报记者 左琳
普及遗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遗嘱行业从业者的任务，更是社会的责任。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遗嘱对于传承财富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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