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8日电 题：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寻找共鸣
作者 高楚颐 罗海兵 史元丰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各国积累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它们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智慧，更蕴含着跨越时代的普遍价值与深刻启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尤为重要。同时，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成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和谐共生的基石。
美国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就是被中国文化所吸引，继而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寻找到共鸣，并探究其发展、演变过程，梳理古代中国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之形成。
近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柯马丁讲述了他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邂逅，以及如何通过比较性思考和研究理解文学乃至文化。
20世纪80年代，柯马丁在德国科隆大学学习汉学和东亚研究。此前，他曾做过4年记者。当他决定开始做研究时，最先选择的方向便是中国。
在科隆大学学习两年后，柯马丁获得德国政府奖学金，作为留学生到北京大学深造。1987年到1989年在北大学习期间，柯马丁对中国文学的前期作品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他当年的北大老师、著名古典诗歌学者袁行霈教授如今已年逾八十，仍与柯马丁保持着联系。
1992年，柯马丁完成关于六朝诗歌的硕士论文；4年后又撰写了关于汉代诗歌的博士论文，并从此踏上专业研究之路。完成博士论文后，柯马丁前往美国，至今已在美执教二十六载，研究范围也从西汉文学扩展到战国、春秋和西周时期，其中文学术文集《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即收录了诸如探讨在国家祭祀中使用的政治性诗歌等16篇研究周、秦、汉代诗歌的文章。
柯马丁感兴趣的不仅是诗歌作为艺术或美好事物的一面，还包括诗歌的目的和背景，即早期诗歌的意义、作用及社会背景等。
追溯中国古代文学，柯马丁认为，早期的中国文本文化是一种综合性传统，其中包含着不同的哲学、诗歌、文字和故事传统。这些传统相互汇聚，其中不同部分又相互融合。汉朝时期，文本文化具有更高的流动性，书籍多通过对先前资料的整理、编排而成新篇，并赋予每篇及整体作品以篇名或书名。在柯马丁看来，在早期中国，历史故事融合了来自不同来源的元素，基本都是合成文本。
比如屈原，作为其近年众多研究项目之一，柯马丁发现，所有关于屈原的资料都来源于汉朝。西汉政治家、文学家贾谊作《吊屈原赋》，被视为汉朝最早提到屈原的作品；司马迁写《屈原贾生列传》，被认为最早将屈原描述为诗人；西汉淮南王刘安则被视为最先将《楚辞》与屈原联系起来的人。
柯马丁认为，汉代的屈原形象并不仅仅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非指向所谓“他的”作品的作者，而是一种合成文本的形构，其间铭刻着汉代“文化记忆”充满变迁的理念。柯马丁将分布于多种文献中的屈原故事视作一种“屈原史诗”，认为屈原不是一位诗人，而是一个“文化记忆”的象征。
柯马丁强调，文化记忆不是历史研究，重点不在于准确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在于以一种方式记住过去，并让其能够成为当下的基石，能够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些关乎身份认同的问题。
在他看来，屈原是先秦文化、先秦贵族、先秦君臣关系等的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他被视为忠臣、有德之人，后来又被视为爱国者——这是非常现代的观点。“为什么两千年来人们总是缅怀屈原，原因就在于他代表了这些特质，而这些特质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份的核心，更广泛地说，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纪念屈原的原因，他是所有这些美德的象征。”
柯马丁表示，屈原这一形象也会在其他文化中引起共鸣，主要关乎其所代表的观念——品德高尚、受过教育、忠于君王又遭受苦难等等。在其他文化中，也有类似的人物、同样精彩的故事。屈原所代表和象征的内涵，在其他文化中同样有意义。
从19世纪末起，《离骚》陆续有了德文版等多种欧洲语言译本。2018年，柯马丁与柯睿教授(Paul Kroll)、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举办专题研讨会，并将会上相关论文集结出版；去年，柯马丁和宇文所安出版了关于屈原和《楚辞》新研究方法的著作，在这一研究领域迈出新步伐。
柯马丁对早期中国文学的研究一方面基于中国的考古，另一方面基于比较性研究，从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所形成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化。他不只关注中国文学，还接受其他文学传统的训练，因此非常重视在人文学领域运用国际性和比较性的研究。他表示，未来关于屈原的进一步研究就会以比较的、国际化的方式进行。
中新社北京10月8日电 题：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寻找共鸣
作者 高楚颐 罗海兵 史元丰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各国积累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它们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智慧，更蕴含着跨越时代的普遍价值与深刻启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尤为重要。同时，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成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和谐共生的基石。
美国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就是被中国文化所吸引，继而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寻找到共鸣，并探究其发展、演变过程，梳理古代中国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之形成。
近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柯马丁讲述了他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邂逅，以及如何通过比较性思考和研究理解文学乃至文化。
20世纪80年代，柯马丁在德国科隆大学学习汉学和东亚研究。此前，他曾做过4年记者。当他决定开始做研究时，最先选择的方向便是中国。
在科隆大学学习两年后，柯马丁获得德国政府奖学金，作为留学生到北京大学深造。1987年到1989年在北大学习期间，柯马丁对中国文学的前期作品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他当年的北大老师、著名古典诗歌学者袁行霈教授如今已年逾八十，仍与柯马丁保持着联系。
1992年，柯马丁完成关于六朝诗歌的硕士论文；4年后又撰写了关于汉代诗歌的博士论文，并从此踏上专业研究之路。完成博士论文后，柯马丁前往美国，至今已在美执教二十六载，研究范围也从西汉文学扩展到战国、春秋和西周时期，其中文学术文集《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即收录了诸如探讨在国家祭祀中使用的政治性诗歌等16篇研究周、秦、汉代诗歌的文章。
柯马丁感兴趣的不仅是诗歌作为艺术或美好事物的一面，还包括诗歌的目的和背景，即早期诗歌的意义、作用及社会背景等。
追溯中国古代文学，柯马丁认为，早期的中国文本文化是一种综合性传统，其中包含着不同的哲学、诗歌、文字和故事传统。这些传统相互汇聚，其中不同部分又相互融合。汉朝时期，文本文化具有更高的流动性，书籍多通过对先前资料的整理、编排而成新篇，并赋予每篇及整体作品以篇名或书名。在柯马丁看来，在早期中国，历史故事融合了来自不同来源的元素，基本都是合成文本。
比如屈原，作为其近年众多研究项目之一，柯马丁发现，所有关于屈原的资料都来源于汉朝。西汉政治家、文学家贾谊作《吊屈原赋》，被视为汉朝最早提到屈原的作品；司马迁写《屈原贾生列传》，被认为最早将屈原描述为诗人；西汉淮南王刘安则被视为最先将《楚辞》与屈原联系起来的人。
柯马丁认为，汉代的屈原形象并不仅仅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非指向所谓“他的”作品的作者，而是一种合成文本的形构，其间铭刻着汉代“文化记忆”充满变迁的理念。柯马丁将分布于多种文献中的屈原故事视作一种“屈原史诗”，认为屈原不是一位诗人，而是一个“文化记忆”的象征。
柯马丁强调，文化记忆不是历史研究，重点不在于准确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在于以一种方式记住过去，并让其能够成为当下的基石，能够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些关乎身份认同的问题。
在他看来，屈原是先秦文化、先秦贵族、先秦君臣关系等的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他被视为忠臣、有德之人，后来又被视为爱国者——这是非常现代的观点。“为什么两千年来人们总是缅怀屈原，原因就在于他代表了这些特质，而这些特质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份的核心，更广泛地说，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纪念屈原的原因，他是所有这些美德的象征。”
柯马丁表示，屈原这一形象也会在其他文化中引起共鸣，主要关乎其所代表的观念——品德高尚、受过教育、忠于君王又遭受苦难等等。在其他文化中，也有类似的人物、同样精彩的故事。屈原所代表和象征的内涵，在其他文化中同样有意义。
从19世纪末起，《离骚》陆续有了德文版等多种欧洲语言译本。2018年，柯马丁与柯睿教授(Paul Kroll)、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举办专题研讨会，并将会上相关论文集结出版；去年，柯马丁和宇文所安出版了关于屈原和《楚辞》新研究方法的著作，在这一研究领域迈出新步伐。
柯马丁对早期中国文学的研究一方面基于中国的考古，另一方面基于比较性研究，从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所形成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化。他不只关注中国文学，还接受其他文学传统的训练，因此非常重视在人文学领域运用国际性和比较性的研究。他表示，未来关于屈原的进一步研究就会以比较的、国际化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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