骐骥驰骋踏新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四匹骏马的吉祥物形象活泼可爱、意气风发。与“骐骐”“骥骥”“驰驰”设计灵感源自文物不同，“骋骋”的原型是普氏野马——世界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拥有6000万年进化史的“生物基因活化石”。
普氏野马体形壮实，四肢粗短，鬃毛短而直立，尾巴毛短稀疏。这种保留了马类原始基因的“野生瑰宝”，20世纪70年代曾在我国野外绝迹，直到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普氏野马回归故乡——新疆准噶尔盆地。如今我国普氏野马的种群数量已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
普氏野马绝境归来的背后，是个一波三折的故事，这里面有贪婪与残酷，但更多的是温情与守护。它不仅是生态修复的奇迹，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见证。
普氏野马。受访者供图
回到家乡
100多年前，野马曾广泛存在于欧亚大陆，但是由于天灾，再加上人类恣意捕杀，都先后灭绝。1876年，最后一匹欧洲野马死在乌克兰的原野，西方人以为世界上的野马已经绝迹。1878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新疆考察时，意外发现了一种野马，并将其命名为“普氏野马”。这一发现在全球引起轰动，野马这一物种重新回到人类视野。
然而，故事的发展迎来猝不及防的转折。
长时间、大规模的野蛮捕猎随之而来。一些欧美机构来到新疆准噶尔盆地，搜寻、追逐野马幼驹，大量护驹的成年野马因此丧生，再加上气候干旱、放牧干扰等因素，1969年，国际组织宣布普氏野马野外灭绝。普氏野马从被发现到野外灭绝，仅过去90年。
万幸的是，在1890年，被捕捉的普氏野马幼驹中有13匹在德国进行人工饲养并成功生存下来。
“全球现在所有的野马都是这13匹野马的后代。”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维康告诉《中国科学报》，随着欧美圈养普氏野马的数量增加，欧洲成立了国际野马组织，希望送野马回家。
普氏野马的家乡是新疆。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新疆吉木萨尔县成立了首个野马繁育研究中心，陆续从英国、德国和美国引进了18匹野马，开始人工驯养。
普氏野马回到了家乡，科研人员也随之开展保育与研究工作。
“普氏野马是大型食草动物，体重一般在250千克以上，通体棕色，头大颈短、小腿部位呈纯黑色。”杨维康说，在生活习性上，普氏野马能较快适应野外的干旱环境，具有中亚荒漠千百万年环境胁迫形成的优良抗逆基因。
正是这一特点，让普氏野马成为中亚荒漠生态系统的指示种、伞护种、旗舰种。
“普氏野马需要充足的草料、水源，以及较少的人为干扰。如果准噶尔盆地能维持500匹以上稳定生存的野马，则证明荒漠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杨维康解释道，同样地，普氏野马极高的关注度和吸引力，也能带动国内外更多群体共同参与濒危物种保护行动。
“因此，保护普氏野马并非只是保护单一物种，而是能辐射带动中亚内陆荒漠生态系统的整体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杨维康说，经过精心饲养和繁育，2004年，新疆野马繁育研究中心野马数量已经超过100匹。
普氏野马在喝水。受访者供图
“不包邮”的插曲
看着普氏野马种群发展壮大，研究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满心欢喜。然而，新的挑战摆在了他们面前——如果只圈养濒危野生动物，就算数量再多，也没有实际价值。
野外释放，成了下一个考验。
“野马放野是个科学问题，不是把箱子门一开，把马放出去就完成了。”杨维康说，离开故乡数十年的野马，环境适应能力如何、能在哪里生存，都需要细致的科学调研。
“第一次放野主要为了探索其生存条件，因此初期选址优先考虑食物充足、水源稳定、人类干扰少的地点，且靠近公路，便于冬季大雪时运输草料进行救援。”杨维康回忆道，当时，尚未博士毕业的他便已参与野放选址工作。
2001年，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27匹普氏野马第一次冲出围栏奔向荒野，沉睡的野性在风中苏醒。
消失数十年的普氏野马重返家园，可把其他动物“吓”坏了。“当时，野马集群到水源点饮水，蒙古野驴等其他动物会本能地退让。”杨维康回忆道。
他们观察发现，普氏野马还有很多有趣的行为。“正在吃草的两匹马，其中一匹突然不吃了，昂着头跑到同伴身边，在肩胛骨靠后位置咬了一口。紧接着，同伴也在它相同部位咬了一口。”杨维康笑着解释，这是它们在挠痒——由于存在盲区，必须得同伴帮忙。
普氏野马在挠痒。受访者供图
尽管普氏野马的野放工作进行顺利，但有块石头一直压在杨维康心头——现有野马均为18匹引进野马的后代，遗传多样性严重不足，急需更多新鲜血液。
幸运再次降临。2003年，作为野马繁育中心专家组成员的杨维康，遇到了德国科隆动物园的两位专家，对方因工作需求从哈萨克斯坦经由新疆返程。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去哈萨克斯坦，对方说是去看养在那里的十几匹野马。”杨维康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看那里的野马？新疆野马繁育中心就有100多匹，还有30多匹已经放归野外。”
德国专家十分震惊。“他们以为1985年运送到中国新疆的18匹野马都被养死了。”虽然不知道“谣言”从何而来，杨维康还是带着他们参观了新疆现有的野马，“他们对我们的繁育成果十分满意，并提出要再赠送6匹雄马。”
然而，野马可以免费赠送，运费却要自行承担，这对于当时“捉襟见肘”的野马繁育中心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作为联络协调翻译负责人，经过杨维康的积极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想办法找基金会筹措运费。
终于，2005年9月7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个大型货机落地乌鲁木齐，远道而来的6匹野马被送到了野马繁育中心。双方专家约定，3匹野马交配后放野，3匹留作种源。
“软放归”
普氏野马放归野外——它们“回家”了，但仍牵动着研究人员的心。
“我们最初担心野放后，野马会出现营养不足等问题，毕竟在繁育中心，会定期投喂它们苜蓿、胡萝卜、西瓜等。”杨维康说，但人工饲养带来的营养单一、运动不足、过于肥胖等问题，同样危及了普氏野马的健康。
幸好，通过野放跟踪监测，杨维康和团队发现，野放后的普氏野马适应能力超出预期。
2019年，杨维康（右二）在野外考察。受访者供图
“实际上，野外植物多样性丰富，野马能精准选择适口性好、营养高的草，并回避毒草。野放后的野马个体体形明显优于圈养个体，毛发光亮，体形精干。”杨维康说。
在物竞天择的野外，真正的威胁往往来自同类。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同样是阿勒泰地区的冬牧场，每到冬季，就会有15万至20万只羊、2000匹家马进入，与野马争夺食物。”杨维康告诉记者，一旦家马携带传染病，将对野马群造成致命打击，“同样地，家马还会和野马争夺配偶，雄性野马为保卫家族，和家马打斗中极易疲惫受伤死亡。”
后来，通过退牧还草、补贴牧民、全域禁牧等措施，该保护区实现全域禁牧，从此无家畜干扰，食物竞争和疫病风险得以解决，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由于该保护区坐落于天山北麓，每到11月底气温骤降。为帮助野马适应野外环境，保护区管理人员建设了面积800亩的辅助围栏，野马自动回到围栏。管护人员在围栏中投喂草料、提供饮水，帮助野马过冬，次年3月再放开围栏。
“我国普氏野马保护采用‘软放归’策略，不同于其他国家完全任由自然选择的‘硬放归’。这样在初期能够保障种群数量的稳步增长，等条件适宜，再逐步减少人工干预。”杨维康表示，“这是针对我国普氏野马种群基数少，实事求是、立足国情探索出来的保护策略。”
2019年，杨维康在野外考察。受访者供图
目前，我国普氏野马的种群数量已突破900匹，野外种群达到300多匹。杨维康说：“现在仅有约一半的野马会在冬季进入围栏，另一半已无需人工补给水和草，能够独立越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野放。”
在杨维康看来，我国普氏野马保护已进入新阶段，开始由新疆向其他地区拓展。“为避免种群过度集中，我们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尝试建立独立野马种群。”
然而，由于大型食草动物对活动范围的需求较高，目前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影响下，其生存空间依然非常有限。此外，现有种群均为24匹野马的后代，仍需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引进更多个体、增加遗传多样性，以及提升对极端气候和疫病的抵抗能力。
“让野马回归家园、自由驰骋，这个工作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杨维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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