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2年，首部系统揭示清宫御用物质生产历史的学术专著《造办处：紫禁城里的技术史》（以下简称《造办处》）出版了。该书封面采用中国传统色綪红，配清乾隆紫檀重檐楼阁式嵌珐琅更钟图案。这本“小红书”是如何选题、挖掘资料与写作的？
《造办处：紫禁城里的技术史》，张学渝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定价：98元。出版社供图。
时间倒回至2012年秋天。当时我还是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的博士新生，正为博士论文选题发愁。一天，我被导师李晓岑教授叫到办公室，说有中国传统工艺理论研究和造办处研究两个选题。我选择了后者。
造办处是清代宫廷御制机构，成立于康熙朝，结束于1924年。造办处作坊林立，乾隆朝顶峰时作坊数量达60多个，是中国历史上最集中的技艺交流平台，系统档案保存至今。
造办处档案是海量的。可供研究者使用的档案有三种保存方式：一是缩微胶卷《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俗称“活计档”，起止时间为雍正元年至宣统三年；二是数据库，主要是内务府相关档案；三是纸质出版物《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俗称“红宝书”“大红书”，起止时间为雍正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共55册，200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花了近一年时间系统查档，将其全面浏览了一遍，并找到了系统利用的方式。为了更好解读这些档案，我还查阅了技术史、工艺美术史、清史、近现代史等史料和研究论著。
2017年，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造办处是技术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受到“李约瑟之问”的启迪，我思考它与造办处的关系。
我提出从技术社会史的视角认识造办处，将造办处视为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近代历程的见证者。技术社会史的视角让我突破了过去思想的困扰：一方面，造办处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建立到1924年溥仪“小朝廷”解散，长达236年的历史成为了一个长时段的观察对象——有别于学界常用的“清代”“民国”概念；另一方面，造办处发展过程中涉及的诸多人、物、事的复杂网络，对造办处整体史的描述有别于学界从单一作坊角度切入。
我发现“李约瑟之问”是一个从西方科学角度出发的问题，它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只是过去备受学界关注的两对概念，即“科学”和“技术”、“中国”和“西方”，还有两个被大家忽视的时间段，即“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和“现代”。
这两个时段内，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和今天完全不一样。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两个时段的科技史可以简单概括成“辉煌的古代”和“追赶的现代”，中间隔着一个“落后的近代”。从中国技术史的角度来看，“李约瑟之问”中的两个时段表达了一个技术史过去未曾着墨的主题：历史的延续性和断裂性。
为什么我们阅读中国科技史著作时会有一种“异域感”？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和技术，与当下人们接触到的现代科学和技术知识体系之间，存在认知“断裂”。
如今，我们很少在高等教育的自然科学类教材中看到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子，中国的“古代科技文明之根”隐匿了。我们需要找回中国科技文明“连续性”的“文明之根”，找回现代中国人对古代科技的“新鲜感”和“熟悉感”。
意识到这一点，所有问题都想通了。清宫造办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技术遗产，乃至中华手工物质文明的历史，都因造办处而具象化。故宫博物院的清宫器物和器物维护技术也找到了它的历史由来。
基于上述长期思考，书的写作十分顺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造办处》一书，是技术史研究走向技术社会史学术方向中的一个脚印。造办处档案卷帙浩繁，紫禁城里的故事异彩纷呈，有待来者进一步探索。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这部“大红书”出版20周年之际，用这本“小红书”纪念北京科技大学技术史学科50周年、李约瑟逝世30周年和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希望读者能在造办处的历史中，感受到中华物质文明的深邃与优美。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链接：“小红书”：紫禁城里的造办处http://www.sushuapos.com/show-11-2265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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