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 北京报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明确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署名文章。文章论述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政策要求。
其中，文章提出了六大主要任务，包括：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强化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体制机制，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健全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完成这六大主要任务，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文章把“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列在六大任务之首，意味深长。
近年来，我国传统产业在规模体量、结构体系、技术水平、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部分领域“产能冗余”等问题。
《决定》提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文章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盲目求新、以新汰旧，把传统产业当作“低端产业”、“过时产业”简单退出，会造成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曾说，要继续坚持和发扬传统优势产业长期积淀的发展经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加快实现传统生产力螺旋式上升。
文章指出，要健全支持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的有效机制，鼓励面向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开展共性技术研究，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要修订一批技术、安全、能耗、排放等关键核心国家标准，强化制度约束和标准引领。
传统产业经过科技赋能、转型升级，同样也能够孕育新产业，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就是鲜明写照。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0%左右。
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类似于历史上蒸汽机、电力等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通用技术。要推动算力、算法、数据等关键要素创新突破，加快大模型在工业领域部署，推动通用人工智能为各行业赋能。
数实融合也要因地制宜。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说，东北地区传统产业偏重，会更加侧重依托数字技术进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长三角地区依托人口规模优势、科技优势，侧重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
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14年的7.6%上升至2023年的13%以上，但也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基础薄弱、区域产业同质化布局、产业急需人才缺乏等问题。
《决定》提出，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文章认为，要坚定不移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重点突破。
未来产业由前沿科技创新驱动，当下处于萌芽时期或产业化初期。当前，面对世界主要国家激烈竞争，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局面。
《决定》提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文章认为，要从制度上落实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支持地方开展未来产业相关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
“科技领军企业作为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市场主体和创新联合体的主导者，要从制度层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激励措施，使其承担起核心技术问题出题者和研发成果转化场景应用建设者的双重职责。”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说。
2023年10月，国办印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马一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知识产权成果只有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实现由科技创新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应以企业为主体建立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机制，政府重点做好科技成果转化的公共服务。
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文章指出，要强化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体制机制。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实现了从跟跑逐步向并跑、领跑的转变，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3年的第12位，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同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
文章提出，要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加大对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实施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科技项目。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产业体系化配套优势，系统推进科技创新、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
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4%，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居世界第一。
马一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基础研究的路径包括：好奇心驱动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目标驱动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市场驱动的应用型基础研究。三者齐头并进，就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文章指出，要改革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促进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并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管理、技术、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在多个章节对资本要素进行了改革部署。在“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部分，要求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部分，要求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文章指出，要完善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特点相适应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
王勇建议，要为科研创新提供配套的市场化金融服务。
“这些年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高度聚焦于科技创新，甚至直接到科研院所来寻找潜在的技术，来进行市场化的落地合作。”他说。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开放创新，不能闭门造车，要素聚集也不例外。《决定》提出，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
文章认为，要着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全球范围内高效引入优质资本、关键资源、先进技术、拔尖人才等，向我集聚、为我所用，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全球创新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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