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报道
十年“黄金期”后，跨国药企在华生存环境发生了转变，已然进入了周期性调整阶段。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接近百时美施贵宝（BMS）的相关人士处获悉，BMS已签署协议出售其在华合资企业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SASS）60% 的股权。但此举不会影响 BMS 在中国的核心业务。
对于买方身份，该人士指出，接盘方为高瓴资本。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高瓴资本确认消息真实性，截至发稿，高瓴资本方面未有回复。
不过，从业内流传的文件可以看出，该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初完成，BMS在相关邮件中表示，此次资产剥离计划体现了公司不断演进的网络战略，有助于BMS将内部资源聚焦于最具增长潜力的核心领域，同时借助具备本地化制造与市场经验的外部合作伙伴，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
百时美施贵宝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自1982年进入中国市场，与上药集团、国药集团共同投资成立了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该企业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家中美合资制药企业，具有标志性意义。高瓴资本由张磊于2005年创立，是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资机构之一。该机构以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为理念，专注于通过深度研究捕捉产业变革中的投资机会。高瓴资本的投资布局广泛，覆盖一级和二级市场，横跨VC、PE、Buyout等多个阶段。医药健康领域一直是高瓴资本重点关注的赛道之一，其投资了包括百济神州、甘李药业等在内的多家企业。
对此，有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BMS剥离SASS股权是跨国药企在华战略调整的缩影——从“广覆盖”转向“精聚焦”，从“依赖全球资源”转向“扎根本土生态”。未来能在创新研发、本土合作、商业模式上持续进化的跨国药企，仍有望在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反之，若无法适应政策与竞争格局变化，则可能进一步边缘化。
“对于投资者而言，需重点关注跨国药企在华业务结构（创新药占比）、本土化能力（合作网络与决策效率）及财务健康度（非核心资产剥离的现金回笼效率）。”该分析师说。
跨国药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告别与再出发，正成为医药行业转型的风向标。中美上海施贵宝，如今悄然易主，揭开了外资药企在华战略调整的序幕。
从合资到退出
中美上海施贵宝成立于1982年，由美国BMS与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作为中国首家中美合资制药企业，SASS推出的卡托普利、博路定等经典药物，在中国医药发展史上占据特殊地位。
本次出售前，百时美施贵宝持有SASS工厂60%股权，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和国药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30%和10%股权。此次交易意味着BMS基本退出在华合资生产业务，聚焦于创新药物的研发与推广。
对于此次出售，BMS表示旨在“在全球网络内持续协调资源配置，以支持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体现了公司“对生产战略的贯彻执行”。
从目前的信息可以看出，BMS此次出售的SASS工厂，以经营成熟产品为主，包括头孢拉定胶囊、对乙酰氨基酚滴剂、氨酚伪麻美芬片、恩替卡韦片、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盐酸二甲双胍片等产品。
这些产品面临着严峻的市场挑战。自2018年中国市场集采政策实施以来，过专利期的原研药产品利润空间受到显著压缩。根据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采购政策，中选药品的价格降幅通常在50%到85%之间，未中选药品的价格也普遍下降了10%到40%。这导致跨国药企难以依赖销售这些产品在中国市场获得高额回报。
根据最新财报数据，百时美施贵宝在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了112亿美元的总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了6%（按固定汇率计算为4%的下降）。增长产品组合贡献了56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16%，成为推动业绩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成熟产品组合的收入下降了20%，这一趋势主要受到仿制药竞争的加剧和美国医保政策调整的影响。
根据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全球制药巨头在专利到期、市场竞争和政策压力下，业绩出现分化。例如，百时美施贵宝(BMS)的抗凝血药物Eliquis（阿哌沙班）在成熟的药品组合中带来了35.7亿美元的收入，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4%，这一下降主要归因于美国市场销量的减少。同样，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药物Revlimid（来那度胺）收入9.4亿美元，同比下降44%，主要受仿制药持续竞争压力影响。
对此，百时美施贵宝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Christopher Boerner博士表示：“将会通过优化运营和加速管线开发，公司正转型为更敏捷的创新企业。”BMS强调，未来将通过内部研发与外部合作（如近期对Karuna和RayzeBio的收购）强化肿瘤学、免疫学和心血管疾病领域的领导地位。
创新转型已成大势所趋。这也是由于对于跨国药企而言，未来几年也需要面临诸多市场挑战，特别是当药物专利到期或失去专利保护时，跨国药企需重新调配资源以应对挑战。
交银国际的分析显示，未来3年，众多跨国药企面临专利悬崖的风险敞口，按收入计算的风险敞口在20%以上，这一风险敞口在不同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最高可达70%。投行Leerink Partners的报告指出，BMS在2025年面临的专利悬崖风险尤为显著，预计其收入的64%将受到专利损失和仿制药冲击的影响，这使得BMS成为面临专利悬崖风险敞口最大的企业。
前述分析师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从BMS财务与战略匹配度看，成熟药业务面临三大挑战：其一，国内集采常态化下，传统仿制药/成熟药价格承压显著（部分品种降价超90%），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其二，国内药企在成熟药领域的仿制与成本优势突出（如正大天晴、齐鲁制药等），跨国药企的“品牌溢价”逐渐弱化；其三，BMS全球战略更倾斜于“高增长、高壁垒”的创新药（如2023年其O药全球销售额超100亿美元，中国是其重要增量市场），剥离非核心合资公司可回笼资金，集中资源投入创新药研发与商业化。
从“躺赢”到“大考”
近年来，中国医药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创新类药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从药品研发、药品审批等环节给予优惠和支持，大力鼓励药企发展创新药。
例如，在肿瘤、自免等热门赛道，恒瑞医药、信达生物、百济神州等头部本土药企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研发管线，如恒瑞的卡瑞利珠单抗、信达的PD1信迪利单抗年销售额均超30亿元，且在成本控制、本土市场渠道渗透方面更具优势。跨国药企若仅依赖“进口品牌+高价策略”，难以与“性价比+快速迭代”的本土产品竞争。
此外，中国医保报销目录也在进行“腾笼换鸟”，向创新药倾斜。这种政策导向的转变，使得跨国药企过去依靠专利过期原研药获得高额利润的模式难以为继。
在集采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医药行业经历了显著变革。跨国药企面临专利过期药品价格下降的现实，无法再维持以往的‘豪华版’定价。为了适应这一变化，跨国药企纷纷调整了在中国的经营战略，包括组织架构的优化、产品线的重组、销售渠道的拓展以及与本土企业的合作。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目前，跨国药企大部分成熟产品未来的重心在集采外市场，包括零售药店、基层市场等，再就是创新药的布局。
有不具名跨国药企高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早些年间，大部分跨国药企在华投入资金、人才后，较为容易获得正向反馈，随着集采等政策密集出台，考虑到外部降价和自身降本的需求，长期来看，药企拼的是研发、产品管线、市场定位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管线调整，商业化变革也迫在眉睫。过去，不少跨国药企在渠道层面主要聚焦院内市场，但眼下，零售、电商市场更被看好。
上述高管对记者坦言：此前院内市场占比50%，如今，已经缩小至20%，剩下的80%中，50%的渠道铺设分给了零售药房以及电商，由公司自有团队负责，剩下的30%则交给了经销商或CSO合作伙伴。
“面对中国市场的复杂性和巨大潜力，单个企业很难单独应对所有的挑战。因此，建立伙伴关系、利用外部资源和渠道将是跨国药企成功的关键策略之一。”该高管强调，“一家企业只能做自己觉得重要的和能够做好的事情。大型跨国药企尽管覆盖能力强，但产品管线众多，因此对于非核心产品，外部合作成为业务模式的重要选择之一，这也给国内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对比来看，中小规模跨国药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合作伙伴开展业务是更为常见的选择。
如何“破局重生”？
面对中国市场变化，跨国药企们正在做出应对，转而发力创新药业务，同时向中国市场引入更多创新药产品。
2020年，BMS推出了与“健康中国2030”紧密呼应的“中国2030战略”，以此对中国的医疗健康和创新做出了长期承诺 ：加速将全球创新产品或适应症引入中国；提升患者对创新药物的可及性；扩大组织，发展人才；与中国创新生态密切合作，致力于将中国创新带到全球。
去年，百时美施贵宝副总裁陈思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市场拥有稳定的创新政策支持、巨大的患者需求，以及强大的创新潜力。‘中国2030战略’使中国市场成为公司全球业务的一个重要增长引擎。
关于“中国2030战略”落地路径，陈思渊进一步介绍，专注创新是“中国2030战略”的第一步，中国与全球同步临床研究与申报新药。接下来，加速进入到商业化环节，将创新的治疗药物或适应症带入市场，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下提升患者可及性。在人才方面，研发跟商业化团队人数自该战略实施以来已扩展30%，也吸引到了更多的创新高端人才加入百时美施贵宝。
除了BMS，更多的跨国药企也在加速中国市场战略调整。一方面，罗氏中国、默沙东等企业纷纷进行人事调整。例如，默沙东在今年5月底宣布，全球高级副总裁田安娜将卸任中国总裁一职，由现任默沙东日本总裁Kyle Tattle接任；诺和诺德宣布CEO周赋德将卸任，罕见病业务部负责人牛燕来被任命为新兴事业部企业副总裁；诺华中国也在5月进行了肿瘤治疗领域和免疫治疗领域负责人的调整。
另一方面，阿斯利康、默沙东等企业加速了重大组织架构调整。根据公开信息，阿斯利康中国在过去半年内至少进行了四次架构调整。最近的一次调整发生在7月初，涉及成立消化道肿瘤事业部和早期管线业务部两大业务板块。此外，默沙东也在今年进行了架构调整，新设立了企业家事业部（BU），整合了感染、肿瘤、糖尿病等领域的成熟产品，其中许多产品已经纳入集采范围。
对于跨国药企而言，剥离非核心资产仅是调整的开始，更重要的是通过以下策略适应新环境。前述分析师认为，跨国药企想要在中国市场“破局重生”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一是聚焦“高壁垒+差异化”创新药。优先布局中国患者基数庞大、需求尚未充分满足的领域，并通过“全球同步研发+中国优先上市”策略缩短时间差；二是深化本土合作网络。与本土Biotech、CRO/CDMO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借助本土企业的灵活性和成本优势加速商业化进程；三是重构商业模式。针对集采风险高的成熟药，可通过“品牌仿制药+OTC转型”维持现金流，对创新药则需积极参与医保谈判（平衡价格与放量），同时探索商业保险、患者援助等多元支付模式；四是组织与决策本土化。赋予中国区管理层更大的研发、定价及市场准入决策权，以避免“全球总部一刀切”做法导致的本土需求错配。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将有更多跨国药企调整在华战略布局：剥离成熟产品，聚焦创新药物；加强与本土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加大研发投入，建设本土研发设施。
中美上海施贵宝的易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却也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启。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正从过去的销售能力竞争，转变为真正的创新实力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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