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百年历程的深厚积淀之上，一批八零九零后导演正以崭新的创作姿态，推动一场深刻的光影探索。他们以技术为笔，以文化为墨，尝试创新电影形态，拉近电影与社会、时代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新”，并非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炫技，而是深植于叙事哲学、美学风格和文化表达的创新，成为中国电影发展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力量。
新一代导演擅长使用内向、沉稳的“生活流”叙事方式。秦天导演的《但愿人长久》摒弃了刻意制造的家庭矛盾和社会事件，转而聚焦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比如一次搬家、一顿饭菜、一场未尽的对话。这种去戏剧化的叙事手法，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沉浸感，让观众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生活的亲历者。更值得称道的是，影片将“时间”本身作为主角，通过环境、道具和人物状态的细微变化，让观众感知二十年的流逝。这样的处理既源于导演对生活细部的深刻洞察，也体现出对观众感知与共情能力的充分尊重。这种从对外部事件的关注到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内在探索的转向，赋予了电影更深刻的人文内涵。
新一代导演在叙事的过程中，总是展现出一种平视的、不矫饰的深切共情与悲悯。《长沙夜生活》将镜头对准了都市中一群普通的个体：他们有困顿、遗憾与困惑，却依然积极而努力地生活。影片深入刻画了这些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与复杂的心理状态，展现他们鲜活而真实的生命轨迹。网红大排档里，老板娘丽姐最后一次掌勺做粉，她决定让徒弟旭哥接手生意，全力支持儿子何岸追求脱口秀梦想。脱口秀舞台上，何岸表演精心打磨的段子，换来频频冷场。这时，反对他说脱口秀的父亲亲临现场，他为了刺痛父亲的心，当众撕开自己的伤疤，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演出效果。摩天轮下，小梁、小陈和老谢诉说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几个迷惘的人决定为自己也为这座城市燃放一场烟火。导演用白描的手法记录这些人物在都市夜色下的奔波、等待、相遇与离别。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是一种艺术选择，更是一种社会姿态。影片不回避生活的粗粝与无奈，却也在微小处捕捉人性的温暖与微光。这种对平凡人生的深情注视，是对业界一度存在的崇尚功利的创作倾向温和而有力的回应，彰显出电影作为艺术形式应具备的社会关怀与批判功能。
在视觉语言上，新一代导演追求含蓄、克制、留白的东方美学。《但愿人长久》中大量使用中近景和固定镜头，避免炫技式的运镜。创作者往往依赖“未言说”的部分来进行情感表达。比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段沉默，比大段的台词更具感染力。在《好东西》中，人声、音响与音乐共同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电影场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段声画蒙太奇：拟音师小叶让小孩猜测各种声音的来源，而电影以声画对位的方式，将小孩的母亲王铁梅煎鸡蛋、用吸尘器清理地面等声响与孩子所联想的暴雨、龙卷风等自然意象并置。其处理以日常之声建构诗意，使声音不仅参与叙事，更成为推动叙事的关键环节。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回归，也是现代电影语言的创新。它要求观众主动参与解读和感受，从而与影片建立起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
技术的进步为新一代导演提供了更丰富的表达手段，但他们并未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而是让技术服务于艺术叙事，体现出技术运用中的人文关怀与美学自觉。《白蛇：浮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影片以南宋临安为背景，通过对宋代建筑、服饰、风俗的精细还原，将国风美学推向了新的高度。水的特效、毛发渲染和光影处理，不仅展示了中国动画工业的技术实力，更成为传递情感和主题的重要载体。再比如《刺杀小说家》，创作者使用虚拟拍摄、动作捕捉技术，打造出逼真的数字角色和宏大的场景。创作者运用这些高难度系数的技术，建立起现实与小说两个世界的可信关联，让观众相信小说中的一切会切实影响主人公的现实命运，相信一个父亲寻找女儿的执着信念拥有撼动两个世界的磅礴威力。技术隐于幕后，情感显于台前，推动观众沉浸于电影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之中，这正是中国电影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
新一代导演也在创作中融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关切。董润年的《年会不能停！》以犀利的喜剧手法，精准捕捉了当代职场中的“班味”文化，对部分行业存在的形式主义、职场霸凌等问题进行了辛辣讽刺。影片不仅让观众发笑，更让他们完成了一次情绪宣泄和集体反思。同样，《消失的她》不仅在情节上层层反转，还借助悬疑类型的外壳，深入探讨婚姻焦虑、女性互助等现实议题，在社会上掀起了关于亲密关系与自我保护的广泛讨论。电影由此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映照现实、参与社会对话的重要文化载体。它们不仅敏锐捕捉公众普遍关切的话题，并以艺术的方式激发思考、促成对话，甚至推动观念的演进。在这一过程中，电影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积极的介入者，深刻地参与并影响着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
总之，八零九零后导演，是一个多样、复合、深植于现实中的文化力量。他们的作品证明了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社会声音。未来的中国电影，需要这个新力量继续深耕现实、锤炼叙事、平衡技术与艺术，承担起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重任。
（作者：苏里，系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电影百年历程的深厚积淀之上，一批八零九零后导演正以崭新的创作姿态，推动一场深刻的光影探索。他们以技术为笔，以文化为墨，尝试创新电影形态，拉近电影与社会、时代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新”，并非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炫技，而是深植于叙事哲学、美学风格和文化表达的创新，成为中国电影发展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力量。
新一代导演擅长使用内向、沉稳的“生活流”叙事方式。秦天导演的《但愿人长久》摒弃了刻意制造的家庭矛盾和社会事件，转而聚焦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比如一次搬家、一顿饭菜、一场未尽的对话。这种去戏剧化的叙事手法，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沉浸感，让观众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生活的亲历者。更值得称道的是，影片将“时间”本身作为主角，通过环境、道具和人物状态的细微变化，让观众感知二十年的流逝。这样的处理既源于导演对生活细部的深刻洞察，也体现出对观众感知与共情能力的充分尊重。这种从对外部事件的关注到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内在探索的转向，赋予了电影更深刻的人文内涵。
新一代导演在叙事的过程中，总是展现出一种平视的、不矫饰的深切共情与悲悯。《长沙夜生活》将镜头对准了都市中一群普通的个体：他们有困顿、遗憾与困惑，却依然积极而努力地生活。影片深入刻画了这些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与复杂的心理状态，展现他们鲜活而真实的生命轨迹。网红大排档里，老板娘丽姐最后一次掌勺做粉，她决定让徒弟旭哥接手生意，全力支持儿子何岸追求脱口秀梦想。脱口秀舞台上，何岸表演精心打磨的段子，换来频频冷场。这时，反对他说脱口秀的父亲亲临现场，他为了刺痛父亲的心，当众撕开自己的伤疤，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演出效果。摩天轮下，小梁、小陈和老谢诉说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几个迷惘的人决定为自己也为这座城市燃放一场烟火。导演用白描的手法记录这些人物在都市夜色下的奔波、等待、相遇与离别。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是一种艺术选择，更是一种社会姿态。影片不回避生活的粗粝与无奈，却也在微小处捕捉人性的温暖与微光。这种对平凡人生的深情注视，是对业界一度存在的崇尚功利的创作倾向温和而有力的回应，彰显出电影作为艺术形式应具备的社会关怀与批判功能。
在视觉语言上，新一代导演追求含蓄、克制、留白的东方美学。《但愿人长久》中大量使用中近景和固定镜头，避免炫技式的运镜。创作者往往依赖“未言说”的部分来进行情感表达。比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段沉默，比大段的台词更具感染力。在《好东西》中，人声、音响与音乐共同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电影场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段声画蒙太奇：拟音师小叶让小孩猜测各种声音的来源，而电影以声画对位的方式，将小孩的母亲王铁梅煎鸡蛋、用吸尘器清理地面等声响与孩子所联想的暴雨、龙卷风等自然意象并置。其处理以日常之声建构诗意，使声音不仅参与叙事，更成为推动叙事的关键环节。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回归，也是现代电影语言的创新。它要求观众主动参与解读和感受，从而与影片建立起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
技术的进步为新一代导演提供了更丰富的表达手段，但他们并未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而是让技术服务于艺术叙事，体现出技术运用中的人文关怀与美学自觉。《白蛇：浮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影片以南宋临安为背景，通过对宋代建筑、服饰、风俗的精细还原，将国风美学推向了新的高度。水的特效、毛发渲染和光影处理，不仅展示了中国动画工业的技术实力，更成为传递情感和主题的重要载体。再比如《刺杀小说家》，创作者使用虚拟拍摄、动作捕捉技术，打造出逼真的数字角色和宏大的场景。创作者运用这些高难度系数的技术，建立起现实与小说两个世界的可信关联，让观众相信小说中的一切会切实影响主人公的现实命运，相信一个父亲寻找女儿的执着信念拥有撼动两个世界的磅礴威力。技术隐于幕后，情感显于台前，推动观众沉浸于电影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之中，这正是中国电影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
新一代导演也在创作中融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关切。董润年的《年会不能停！》以犀利的喜剧手法，精准捕捉了当代职场中的“班味”文化，对部分行业存在的形式主义、职场霸凌等问题进行了辛辣讽刺。影片不仅让观众发笑，更让他们完成了一次情绪宣泄和集体反思。同样，《消失的她》不仅在情节上层层反转，还借助悬疑类型的外壳，深入探讨婚姻焦虑、女性互助等现实议题，在社会上掀起了关于亲密关系与自我保护的广泛讨论。电影由此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映照现实、参与社会对话的重要文化载体。它们不仅敏锐捕捉公众普遍关切的话题，并以艺术的方式激发思考、促成对话，甚至推动观念的演进。在这一过程中，电影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积极的介入者，深刻地参与并影响着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
总之，八零九零后导演，是一个多样、复合、深植于现实中的文化力量。他们的作品证明了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社会声音。未来的中国电影，需要这个新力量继续深耕现实、锤炼叙事、平衡技术与艺术，承担起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重任。
（作者：苏里，系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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