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发布时间: 2024-07-31 16:46:14 来源：文汇报

观看：192

说起神圣罗马帝国，人们最为熟知的当属伏尔泰那句“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长期以来，政界和学界持此观点者不在少数。

在酝酿1787年美国宪法的大陆会议上，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就以欧洲历史为例，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神圣罗马帝国是他眼中的“反面教材”，认为其不过是“没有神经的躯体，无力管辖自己的成员；无力抵御外部危险；其腹地充斥着动乱”，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只是一部“强者无法无天，弱者受尽凌辱……愚蠢、混乱及苦难”的大合集。

17世纪哲学家塞缪尔·冯·普芬道夫则将神圣罗马帝国视为“畸变的怪物”，因为他认为帝国从一个“常规”君主国退化成了“非常规的政治体”。

不少德国学者更是将神圣罗马帝国视为德意志民族发展的障碍。在他们看来，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使得德意志成为“迟到的民族”。相比其他民族国家的成长，德意志民族在1871年只形成了文化层面的共识。许多人认为这带来了致命后果，使得德国发展完全异于英法等国，在政治上走上了特殊之路，远离现代文明和民主，通向威权主义，并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悲剧。

当然，也正是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让德国人终于明白早期对“军事化民族国家”的赞誉是何等幼稚和扭曲。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也使得另一部分学者对神圣罗马帝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评价。

一头是“发展的障碍”，一头是对其多元化的肯定，这样的矛盾，恰恰也说明人们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认识存在多么大的分歧。

英国学者彼得·威尔逊力求在《欧洲之心——神圣罗马帝国：800—1806》一书中呈现这个帝国真正的面相。他写道：“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是欧洲史的核心。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把握欧洲大部分地区从中世纪初期至19世纪的发展走向。它所揭示的许多重要层面，是我们熟悉的那种从民族国家角度讲述的欧洲史所忽视的。”

他继而写道：“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跨越千年，存续时间是罗马帝国的两倍多，欧洲大陆的许多地区都在它的疆域范围内。除了今日的德国外，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还包括以下十个现代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波兰和瑞士。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与神圣罗马帝国有紧密联系，比如匈牙利、西班牙和瑞典；人们常常忘记，英格兰也出过一位德意志国王（康沃尔的理查，1257—1272年在位）。更重要的是，欧洲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的张力，都交汇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莱茵河、易北河、奥得河以及阿尔卑斯山脉所环绕的区域。这些张力反映在帝国疆界的不断变化中，也反映在帝国内部领地的细碎划分上。”

也正因为这样，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众多民族国家历史中的一种，而是欧洲总体历史进程的核心。但彼得·威尔逊也并非一味翻案，对于那些将神圣罗马帝国视为“欧盟先声”的说法，他同样报以反对。

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极具戏剧性。公元799年，教皇利奥三世为了对抗政敌，向法兰克国王查理求助。公元800年12月25日，利奥三世突然将皇冠戴在正在做弥撒的查理头上，宣布对方为“罗马人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开启——当然，这是彼得·威尔逊的定义，与更广泛认为的962年奥托一世加冕不同。

这个帝国虽然宣称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正统，但它并非罗马帝国式的专制政体，而是相当“奇怪”，甚至不符合人们对“国家”一词的定义。它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地带、一座都城、权力集中的政治机构，以及可能是根本的要素——一个单一的“民族”。正如彼得·威尔逊所言：“帝国没有之于英国的泰晤士河谷、之于法国的法兰西岛那种稳定的核心区域。帝国没有固定的首都，没有唯一的主保圣人，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或文化。”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更像名义上的元首，他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力，也不能世袭，只能通过选侯推选和教皇加冕才能产生。帝国的权力核心非常分散，皇帝、教会、诸侯、帝国议会、帝国法院乃至城市联盟，都享有一定权力，也具备着独立性。虽然在千年进程中，这种自治性有多有少，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此消彼长，但始终存在。

权力的分散和相互制衡，也使得帝国的治理也并非纯粹的权力主导模式，而是通过协商去寻求共识。从这一点来说，神圣罗马帝国对于现代世界确实有着启发意义，也正是因为它的多元化，史无前例地催生了意大利城邦、尼德兰联合省和汉萨同盟这样的成熟贸易网络，更孕育了荷兰这种“以商立国”的国家。无论是威尼斯这样的千年商业城邦，还是后来的荷兰，都呈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特质：以贸易为纽带，以“坐下来好好谈”为传统。

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松散、多元化和权力制衡，使得管理更为复杂，面对的难题更多。在所处的历史情境下，神圣罗马帝国有许多政治上的创新，它的妥协是可贵的。

书中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例，它“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国家或创建一个独立的奥地利。然而，他们的行动确实将自己的领土区分得更加清楚，因为他们遵循了自1273年以来国王们的做法，加强了自己属地的自主权，以此作为治理帝国的基础。他们的宫廷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时期，宫廷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顾问的职能移交给了帝国议会，帝国议会就此成为皇帝与帝国政治精英谈判的主要场所”。

帝国议会的存在，在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极为重要。书中写道：“利奥波德当选为皇帝时年仅18岁，结果他的长寿（1658—1705年在位）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实现其目标所需的稳定性。利奥波德的成功关键在于他愿意在1648年后的宪政秩序中工作，而不是反对它。与选侯们以及一个小型帝国代表团进行谈判的各种尝试都未能解决悬而未决的安全和改革问题，这使得利奥波德在1662年面临土耳其对匈牙利的攻击时不得不召集一个新的帝国议会。自1663年1月20日开幕之后，帝国议会便永久化了，直至帝国灭亡。”它比英国的“议会之母”更早开始，后者在1717年后才成为永久性议会。

帝国议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因为它代表的是帝国的各个政治体，而不是其人民。它当然有局限性，因为如果不将选举权赋予居民而非领地，它就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民主机构。但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情境下，它是最有效的协商场所，所有帝国政治体和皇帝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谈判。

《欧洲之心》所呈现的神圣罗马帝国，有着极其复杂的面相。它自称承继罗马帝国，但又并非罗马帝国式的专制国家，它的主权由皇帝、教会、诸侯和城邦等各种政治体共享，但又不可能进化为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它确实是独特的，兼具了神圣与世俗、古老与创新、专制和自由。它甚至无法定义一种模式和路径，但却总能为各路后来者提供各种领域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