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在六一当天，票房突破了千万。很多评论都说，这是一部拍给大人看的儿童片。电影的宣传语：“装大人累了？做一天小孩！”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部电影的监制饶晓志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最初的剧本特别“飞”，他感觉很难做成。经过导演/编剧王子川几易其稿后终于有了拍摄可能。所幸，这部影片保持了“儿童视角”，没有被改成一个大人眼中孩子的一天，或者大人回忆中的童年。王子川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电影没有明确的核心事件和主题，不是可以归类的类型电影，更像一个小学生一天的流水账日记。“但我也不会有意识去输出某一种主题，只是尽量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审美趣味拼起来，装成一个发射器，然后把它发射出去，期待有人能收到这些信号，产生一个共鸣。”
电影引起观众争议的一点是：参加广播操比赛的朱同真的开心吗？很多人认为，加入集体，像螺丝钉一样表演的朱同不是真的开心，他将在越来越多这样的经历中失去童年。但本文作者认为，正因为影片以朱同的儿童视角展开，所以他无法先验性地看出规则、规训下的麻木和代价。被集体接纳、被老师肯定，就是三年级的朱同感到开心的事情。大人看孩子的失落与悲哀，是不是一种一厢情愿？
王子川导演的首部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下称《朱同》），于今年六一档上映。去年，在FIRST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和金鸡奖亮相之际，它还叫作《漫漫长日》。不过，这部围绕三年级小学生朱同（岳昊饰）展开的作品，最初吸引我的，不是稍显寡淡的前称，也不是让人不明所以的现名，而是一张电影海报：头发凌乱、似醒未醒的男孩跪在地上整理书包——那标志性的红黄蓝配色，不是普通的书包，而是要吃肯德基儿童套餐才能获赠、任谁背上当时都会被同学高看两眼的身份象征，1997年的奇奇（肯德基吉祥物）书包。
霎时，连同画面中红白相间的肥大校服、刷了半截绿漆的墙壁、1米乘1米的水磨石地砖，一个20世纪末小学生尘封的记忆纷至沓来。电影开场五分钟，当朱同拿着36分的试卷企图让小卖部老板代他家长签字时，观众席中的我，竟在迈入三十岁后久违地想起，壮着胆子在作业本上模仿父母笔迹时，那惊魂未定又破釜沉舟的心情——说久违都不尽准确，因为我确信，若非受情节的敲打，这些细微的情绪，早就被抛诸脑后，沉没时光的湖底。于是也不得不认同弗洛伊德的经典心理分析，就算主观上再想遗忘或压抑童年时的痛苦经历，它也会潜伏成无意识，在日后的情景重现时被唤醒。
《朱同》，就是这样一部唤醒童年的电影。
三年级：不完美小孩图鉴
虽以儿童喜剧为外壳，《朱同》中让80/90后“DNA动了”的暗号却俯拾皆是，例如广播操背景音乐《时代在召唤》、小浣熊干脆面、班上种满水培大蒜的植物角、墙上的流动红旗等。
不过，在目标受众是成年观众的前提下，电影却完全是一个儿童“现在时”的故事。不仅甚少着墨对旧日光阴的缅怀，也没有借由鸡娃重灾区的小学题材，控诉应试教育。王子川谈论创作初衷时表示，不想说教和上价值 ，只想让大家笑一笑，再把细腻和温柔做成“盲盒”，放在朱同生活的角落里。
松弛轻盈的基调，让电影显得“自由散漫”。跟随朱同东张西望走走停停，公车的乘客、草地的花、天上的云，琐碎而无序的日常画面，就像本雅明在《柏林童年》对儿时的追忆，“每块石头、每朵花蕾和捕捉到的每只蝴蝶都是某个收藏的开始”。
至于小小少年自述中关关不易的千难万险，以导演/观众的过来人视角看来，皆是可忽略不计的小事，“自由散漫”的奢侈，反而如爱丽丝漫游仙境，瑰丽灵动，思无邪。
到新学校试读的朱同，一天内发生了什么？迟到、没戴红领巾、扔了没签字的试卷、作文零分、找不到课本、写检查、被小混混欺负、广播操训练，乍看连个核心事件也无，但小学三年级的他已然忙碌得应付不暇。
每次陷入难堪之际，朱同就会幻想出“超能力”救自己于水火。没交作业被点名，他一边装模作样地抖落书包找试卷，一边召唤外星人“把老师带走就好了”；被英语老师勒令一分钟内把书取回，他分身三人教学楼跑上跑下，寻找借走他书的男同学……只不过，一厢情愿的想象终究要臣服于进退维谷的现实。
外星人一番电光火石还是被打败；传说中厕所坑渠里的吃纸怪也没让老师的告家长书消失；被校长发现上课时间不在教室，默念“看不见我”的隐身术失效（他只能装肚子疼，差点被校医当成阑尾炎挨上一刀）；耍小聪明编造假名字假班级，没想到直接被送到教室门口，当场“社会性死亡”。
朱同忙不迭的煞有介事和“超能力”的一次次落空，为电影贡献了笑点，也塑造了他令人头疼的问题学生形象，让人不免想起另一个经典“刺头小孩”：方枪枪。在2006年张元导演的《看上去很美》中，方枪枪在“唯小红花论”的幼儿园，一举一动都被严格管教。影片中鲜明地表达出个人对集体主义的反抗。
但《朱同》并未采取这种讽刺寓言笔法，也没有如侯孝贤在早期的《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一样，满腔柔情地回望孩提，而是借由朱同为解决麻烦与老师、同学周旋的过程，展露了一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般的不完美小孩图鉴。
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提出儿童道德发展三层次：第一是前习俗层次（pre-conventional level），从自身利益出发，为避免惩罚得到赞赏而顺服权威；第二是习俗层次（conventional level），考虑群体和人际关系，以成人标准做判断，尊崇“好孩子”守则；第三是后习俗层次（post-conventional），不再盲从规范，而是发展出自己的道德观念。
在电影中，三重错落不一的道德层次面貌同时在朱同周围出现：有品学兼优、帮老师拿卷子又拿水杯，朱同心中小花一样的班长刘诗瑶；有戴二道杠，被校长指派监督朱同受罚、耀武扬威的徐建立；有作文满分、阅读马克·吐温和卡达耶夫，喜欢翻同学东西，对代表学校参加广播操比赛漠不关心的贺娜；还有被父亲打出经验、向朱同传授写检讨五步法，梦想“爸爸被老虎吃掉”的张秋。以及诸多一闪而过，仿佛都是从记忆中走出的形象：抽屉里偷养金丝熊的人、傻乎乎吞笔帽的人、拽着同桌告老师的人、抄作文选得满分的人……
可贵的是，《朱同》的人物群像，没有被以优劣对错评判或改造，他们都是闪亮而独特的存在。他们与朱同的交往，更凸显儿童间超脱成人价值标准的澄澈天真：贺娜教他不开心时在手心写个“好”字，就能缓解情绪；在张秋指导下写出洋洋洒洒的长篇检讨后，心头大石落地，画面飘出许多金灿灿的“好”字，朱同为表感谢，由衷对这位患难之交说：“祝你爸爸早日被老虎吃掉”。
超能力：自得其乐的童年
导演对朱同及其校园生活的平视，在观影体验中也可见一斑。电影的重要一笔，是朱同在操场上以格格不入的夸张动作做广播操时，被体育窦老师（导演本人饰演）拍了下屁股，调侃道“你是做操还是修仙”。
而在校长宣布被老师拍到过的三年级生要加入高年级的比赛训练后，习惯差生礼遇的朱同思忖再三陷入迷惑和动摇：“窦老师拍我了吗？”电影中话音刚落，我前排一个小学女生高声回答，“那当然是拍了呀”，有趣的是，下一秒，旁边的家长立刻拍了下她，暗示观影勿要喧哗。
有评论认为，“加入到集体，露出假笑，那就是你丧失超能力的一天。”朱同从奇思妙想的男孩，到加入广播操集体成为面目模糊的一员，边高喊“时代在召唤”的口号边“露出假笑”，是“超能力”被阉割的转折点，他不是真正的快乐。
对此，我想搬出些个人经历来唱唱反调。小时候有过朱同类似经历的我，长大后当过一段中学班主任，就是电影中操场上每个班最后一排的模糊身影，负责面无表情地盯着像朱同一样，把操做得像修仙的学生。那份教职我只做了一年，与亲近的学生却仍偶有联络，我已经不当老师许久，他们也长大踏入社会。
看《朱同》前恰好与其中几位饭聚，席间，一位香港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男孩，义愤填膺地详细控诉起初二自习课管纪律时与女生班长的矛盾。“那么在意啊？你不会现在午夜梦回还想起这些吧？”我开玩笑地惊呼。“到高中都很气，后来大学也没空想这些了”，他一本正经，又故作老成地撇清。他是标准绩优生，没想到最在意的事竟无关学习，反而是这些不起眼的鸡毛蒜皮，因为搅动少年心事，所以耿耿于怀至今。
由此反观朱同，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板上钉钉的后进生，肯定不是考试、作文、罚站或检讨。窦老师对他的疑问不置可否，反问朱同“我拍你了吗？”“拍了”，轻描淡写的一问一答，阴错阳差下的获选，被他视为“倒霉一天中的唯一好事”。这不只意味老师的信任、自己被需要、逆袭受表彰的转机，“放学后大操场集合”的接纳，更是排除万难小心翼翼遵从的约定。
仔细想来，朱同神游中出现的各位“怪兽”，从要参加集训开始，就被广播操比赛的夺冠想象取代，在这份憧憬的照耀下，他从漫想联翩转向脚踏实地，不能被欺负他的小混混“卸腿”，也不能被校长留下擦黑板错过训练。一连串令人发笑的举动，其实都是对参加广播操比赛这一头等大事的守护。（尽管王子川在采访中表示，体育老师这个角色其实并不是那种关心孩子的好老师，就是个混子，对选拔也无所谓。但朱同作为一个小孩不会知道这些。）
他做到了，这不值得由衷地高兴吗？仅仅断章取义地将“做操”视作集体对个体的抹杀，强调所谓批判性的悲哀，流于俗套之余，又何尝不是成人法则对儿童世界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呢？
另一个佐证，是电影末尾，朱同边做操边以旁白交代了自己的结局：学校和家长研究决定，两小时上学路实在太远，试读中断。妈妈为此遗憾不已，姥姥却告诉他，最重要知足常乐——除了朱同本人应该众所周知，叫停试读因肯定不是上学路远。可真相对他来说重要吗？想必回到原校，他的一天，仍是在小世界中自得其乐，天天无事忙，专注捣蛋和幻想。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中指出，成人和儿童的主要区别，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包括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悲剧，这些都被认为不宜被儿童知道。
而在1997年就用上了“顶流”书包的朱同，也的确对此番“到此一游”背后大人的煞费苦心一无所知。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不是个标准意义上的“好孩子”，他仍受到悉心保护，在爱中成长，是一张无忧无虑的白纸，画满想象中的奇珍异兽。
那么朱同丢失的超能力，到底是什么？或许这个追问本身就是源于成年人的刻板规训。正如波兹曼对于“童年”的定义，它不同于婴儿期，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是社会的产物——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只是表相，“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的感知，把匆忙一天过成漫漫长日的闲散，才是童年可一不可再的独特本领。
换言之，对社会化的大人来说，拥有做白日梦且乐在其中的特权，童年本身就是种已经丢失的超能力。无论有没有加入集体，我们都只能在电影里重温那种超能力。
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在六一当天，票房突破了千万。很多评论都说，这是一部拍给大人看的儿童片。电影的宣传语：“装大人累了？做一天小孩！”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部电影的监制饶晓志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最初的剧本特别“飞”，他感觉很难做成。经过导演/编剧王子川几易其稿后终于有了拍摄可能。所幸，这部影片保持了“儿童视角”，没有被改成一个大人眼中孩子的一天，或者大人回忆中的童年。王子川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电影没有明确的核心事件和主题，不是可以归类的类型电影，更像一个小学生一天的流水账日记。“但我也不会有意识去输出某一种主题，只是尽量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审美趣味拼起来，装成一个发射器，然后把它发射出去，期待有人能收到这些信号，产生一个共鸣。”
电影引起观众争议的一点是：参加广播操比赛的朱同真的开心吗？很多人认为，加入集体，像螺丝钉一样表演的朱同不是真的开心，他将在越来越多这样的经历中失去童年。但本文作者认为，正因为影片以朱同的儿童视角展开，所以他无法先验性地看出规则、规训下的麻木和代价。被集体接纳、被老师肯定，就是三年级的朱同感到开心的事情。大人看孩子的失落与悲哀，是不是一种一厢情愿？
王子川导演的首部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下称《朱同》），于今年六一档上映。去年，在FIRST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和金鸡奖亮相之际，它还叫作《漫漫长日》。不过，这部围绕三年级小学生朱同（岳昊饰）展开的作品，最初吸引我的，不是稍显寡淡的前称，也不是让人不明所以的现名，而是一张电影海报：头发凌乱、似醒未醒的男孩跪在地上整理书包——那标志性的红黄蓝配色，不是普通的书包，而是要吃肯德基儿童套餐才能获赠、任谁背上当时都会被同学高看两眼的身份象征，1997年的奇奇（肯德基吉祥物）书包。
霎时，连同画面中红白相间的肥大校服、刷了半截绿漆的墙壁、1米乘1米的水磨石地砖，一个20世纪末小学生尘封的记忆纷至沓来。电影开场五分钟，当朱同拿着36分的试卷企图让小卖部老板代他家长签字时，观众席中的我，竟在迈入三十岁后久违地想起，壮着胆子在作业本上模仿父母笔迹时，那惊魂未定又破釜沉舟的心情——说久违都不尽准确，因为我确信，若非受情节的敲打，这些细微的情绪，早就被抛诸脑后，沉没时光的湖底。于是也不得不认同弗洛伊德的经典心理分析，就算主观上再想遗忘或压抑童年时的痛苦经历，它也会潜伏成无意识，在日后的情景重现时被唤醒。
《朱同》，就是这样一部唤醒童年的电影。
三年级：不完美小孩图鉴
虽以儿童喜剧为外壳，《朱同》中让80/90后“DNA动了”的暗号却俯拾皆是，例如广播操背景音乐《时代在召唤》、小浣熊干脆面、班上种满水培大蒜的植物角、墙上的流动红旗等。
不过，在目标受众是成年观众的前提下，电影却完全是一个儿童“现在时”的故事。不仅甚少着墨对旧日光阴的缅怀，也没有借由鸡娃重灾区的小学题材，控诉应试教育。王子川谈论创作初衷时表示，不想说教和上价值 ，只想让大家笑一笑，再把细腻和温柔做成“盲盒”，放在朱同生活的角落里。
松弛轻盈的基调，让电影显得“自由散漫”。跟随朱同东张西望走走停停，公车的乘客、草地的花、天上的云，琐碎而无序的日常画面，就像本雅明在《柏林童年》对儿时的追忆，“每块石头、每朵花蕾和捕捉到的每只蝴蝶都是某个收藏的开始”。
至于小小少年自述中关关不易的千难万险，以导演/观众的过来人视角看来，皆是可忽略不计的小事，“自由散漫”的奢侈，反而如爱丽丝漫游仙境，瑰丽灵动，思无邪。
到新学校试读的朱同，一天内发生了什么？迟到、没戴红领巾、扔了没签字的试卷、作文零分、找不到课本、写检查、被小混混欺负、广播操训练，乍看连个核心事件也无，但小学三年级的他已然忙碌得应付不暇。
每次陷入难堪之际，朱同就会幻想出“超能力”救自己于水火。没交作业被点名，他一边装模作样地抖落书包找试卷，一边召唤外星人“把老师带走就好了”；被英语老师勒令一分钟内把书取回，他分身三人教学楼跑上跑下，寻找借走他书的男同学……只不过，一厢情愿的想象终究要臣服于进退维谷的现实。
外星人一番电光火石还是被打败；传说中厕所坑渠里的吃纸怪也没让老师的告家长书消失；被校长发现上课时间不在教室，默念“看不见我”的隐身术失效（他只能装肚子疼，差点被校医当成阑尾炎挨上一刀）；耍小聪明编造假名字假班级，没想到直接被送到教室门口，当场“社会性死亡”。
朱同忙不迭的煞有介事和“超能力”的一次次落空，为电影贡献了笑点，也塑造了他令人头疼的问题学生形象，让人不免想起另一个经典“刺头小孩”：方枪枪。在2006年张元导演的《看上去很美》中，方枪枪在“唯小红花论”的幼儿园，一举一动都被严格管教。影片中鲜明地表达出个人对集体主义的反抗。
但《朱同》并未采取这种讽刺寓言笔法，也没有如侯孝贤在早期的《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一样，满腔柔情地回望孩提，而是借由朱同为解决麻烦与老师、同学周旋的过程，展露了一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般的不完美小孩图鉴。
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提出儿童道德发展三层次：第一是前习俗层次（pre-conventional level），从自身利益出发，为避免惩罚得到赞赏而顺服权威；第二是习俗层次（conventional level），考虑群体和人际关系，以成人标准做判断，尊崇“好孩子”守则；第三是后习俗层次（post-conventional），不再盲从规范，而是发展出自己的道德观念。
在电影中，三重错落不一的道德层次面貌同时在朱同周围出现：有品学兼优、帮老师拿卷子又拿水杯，朱同心中小花一样的班长刘诗瑶；有戴二道杠，被校长指派监督朱同受罚、耀武扬威的徐建立；有作文满分、阅读马克·吐温和卡达耶夫，喜欢翻同学东西，对代表学校参加广播操比赛漠不关心的贺娜；还有被父亲打出经验、向朱同传授写检讨五步法，梦想“爸爸被老虎吃掉”的张秋。以及诸多一闪而过，仿佛都是从记忆中走出的形象：抽屉里偷养金丝熊的人、傻乎乎吞笔帽的人、拽着同桌告老师的人、抄作文选得满分的人……
可贵的是，《朱同》的人物群像，没有被以优劣对错评判或改造，他们都是闪亮而独特的存在。他们与朱同的交往，更凸显儿童间超脱成人价值标准的澄澈天真：贺娜教他不开心时在手心写个“好”字，就能缓解情绪；在张秋指导下写出洋洋洒洒的长篇检讨后，心头大石落地，画面飘出许多金灿灿的“好”字，朱同为表感谢，由衷对这位患难之交说：“祝你爸爸早日被老虎吃掉”。
超能力：自得其乐的童年
导演对朱同及其校园生活的平视，在观影体验中也可见一斑。电影的重要一笔，是朱同在操场上以格格不入的夸张动作做广播操时，被体育窦老师（导演本人饰演）拍了下屁股，调侃道“你是做操还是修仙”。
而在校长宣布被老师拍到过的三年级生要加入高年级的比赛训练后，习惯差生礼遇的朱同思忖再三陷入迷惑和动摇：“窦老师拍我了吗？”电影中话音刚落，我前排一个小学女生高声回答，“那当然是拍了呀”，有趣的是，下一秒，旁边的家长立刻拍了下她，暗示观影勿要喧哗。
有评论认为，“加入到集体，露出假笑，那就是你丧失超能力的一天。”朱同从奇思妙想的男孩，到加入广播操集体成为面目模糊的一员，边高喊“时代在召唤”的口号边“露出假笑”，是“超能力”被阉割的转折点，他不是真正的快乐。
对此，我想搬出些个人经历来唱唱反调。小时候有过朱同类似经历的我，长大后当过一段中学班主任，就是电影中操场上每个班最后一排的模糊身影，负责面无表情地盯着像朱同一样，把操做得像修仙的学生。那份教职我只做了一年，与亲近的学生却仍偶有联络，我已经不当老师许久，他们也长大踏入社会。
看《朱同》前恰好与其中几位饭聚，席间，一位香港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男孩，义愤填膺地详细控诉起初二自习课管纪律时与女生班长的矛盾。“那么在意啊？你不会现在午夜梦回还想起这些吧？”我开玩笑地惊呼。“到高中都很气，后来大学也没空想这些了”，他一本正经，又故作老成地撇清。他是标准绩优生，没想到最在意的事竟无关学习，反而是这些不起眼的鸡毛蒜皮，因为搅动少年心事，所以耿耿于怀至今。
由此反观朱同，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板上钉钉的后进生，肯定不是考试、作文、罚站或检讨。窦老师对他的疑问不置可否，反问朱同“我拍你了吗？”“拍了”，轻描淡写的一问一答，阴错阳差下的获选，被他视为“倒霉一天中的唯一好事”。这不只意味老师的信任、自己被需要、逆袭受表彰的转机，“放学后大操场集合”的接纳，更是排除万难小心翼翼遵从的约定。
仔细想来，朱同神游中出现的各位“怪兽”，从要参加集训开始，就被广播操比赛的夺冠想象取代，在这份憧憬的照耀下，他从漫想联翩转向脚踏实地，不能被欺负他的小混混“卸腿”，也不能被校长留下擦黑板错过训练。一连串令人发笑的举动，其实都是对参加广播操比赛这一头等大事的守护。（尽管王子川在采访中表示，体育老师这个角色其实并不是那种关心孩子的好老师，就是个混子，对选拔也无所谓。但朱同作为一个小孩不会知道这些。）
他做到了，这不值得由衷地高兴吗？仅仅断章取义地将“做操”视作集体对个体的抹杀，强调所谓批判性的悲哀，流于俗套之余，又何尝不是成人法则对儿童世界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呢？
另一个佐证，是电影末尾，朱同边做操边以旁白交代了自己的结局：学校和家长研究决定，两小时上学路实在太远，试读中断。妈妈为此遗憾不已，姥姥却告诉他，最重要知足常乐——除了朱同本人应该众所周知，叫停试读因肯定不是上学路远。可真相对他来说重要吗？想必回到原校，他的一天，仍是在小世界中自得其乐，天天无事忙，专注捣蛋和幻想。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中指出，成人和儿童的主要区别，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包括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悲剧，这些都被认为不宜被儿童知道。
而在1997年就用上了“顶流”书包的朱同，也的确对此番“到此一游”背后大人的煞费苦心一无所知。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不是个标准意义上的“好孩子”，他仍受到悉心保护，在爱中成长，是一张无忧无虑的白纸，画满想象中的奇珍异兽。
那么朱同丢失的超能力，到底是什么？或许这个追问本身就是源于成年人的刻板规训。正如波兹曼对于“童年”的定义，它不同于婴儿期，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是社会的产物——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只是表相，“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的感知，把匆忙一天过成漫漫长日的闲散，才是童年可一不可再的独特本领。
换言之，对社会化的大人来说，拥有做白日梦且乐在其中的特权，童年本身就是种已经丢失的超能力。无论有没有加入集体，我们都只能在电影里重温那种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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