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子会馆”的诞生
北京的会馆一般分为两类——士人会馆（也称“试馆”）和商业行业会馆。虽然同名同姓都叫“会馆”，但二者却截然不同。
士人会馆，即是士子会试之所。明代以前，举子进京会试，都城是有馆舍接待的，后来转为安排在太学。入明后，随着举子不隶属太学，以及乡贡额（各地考生名额）的增加，考生的住宿就得“各自保平安”了。
明清两代举子赶考的在京时间，参加乡试的，要自七月起至九月，至少三个月；参加会试的，则要自正月起至五月，至少五个月。从考前的准备，考后的候榜，考中的谒师和等待任命，他们在京驻留五六个月是寻常事。若是落第的举子，偏远省份的为省旅途之劳，往往要居京多年，直到及第授官。由此，住宿的开销就成了大问题。
家境富裕的，会租住靠近考场贡院附近的民居，即所谓“状元吉寓”。其次，是借住寺庙。至于住旅馆，不但费用高，还有店家的勒索无尽、环境嘈杂等诸多问题，即便是有钱，也是临时的无奈之举。
可怜了贫寒子弟，他们不可能支应几个月居京的住宿费，这成了举子们龙门之跃的大难题。于是，同乡京官伸出了援手。他们先是腾出自家的房屋以应举子们的投奔。随着故乡来的举子人数增多，家宅无法容纳，这就引发同乡京官们为“恤寒畯而启后进”，集资建立专门馆舍的义举，“试子会馆”由此诞生。为了同乡职官在京城聚会，一些地方的官员原本已经集资购建的会馆，值考举之年，也将其腾出来以供举子之需。会馆就这样进入到科举考试“后勤保障”的范围。
从科举考试的角度看，单独或者二三人散居京城，不利于试子们备考。所以，清道光丙戌年（1826）的《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中说道：创建会馆，不是徒然为了在京城炫耀自己省份郡县举子的数量之众多，与其他各省地争竞闾里的荣光，而是特别从试子们的角度考虑，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构造激励、振奋的环境和氛围，以利于他们的备考和应试。这就生发出省、郡、县各级会馆在京城的出现。
科考的“最后一公里”谁为士子们解燃眉之急？
考试取士，从隋唐经宋元明，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日废除科举，延续一千三百余年。
陈独秀先生参加过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乡试，他在《实庵自传》中说：“因为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科举制度，影响及于全国。科举不仅成了试子个人的人生奋斗，还成了家族、地方共同的奋斗目标。一种称为“宾兴”的社会公益组织形式随之出现。
所谓“宾兴”，源于《周礼·地官》中的“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宾兴，就是隆重如待宾客一般地举贤荐能给周王。在科举时代，宾兴一词一般多指地方社会资助科考的教育公益基金或机构。
到了清代，宾兴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诸省，最常见的是宾兴田、宾兴馆、贡士庄，还有科举田、科试路费田、科举仓等，名目繁多。所有这些，在资助和鼓励本地士子读书应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及至进京会试，科考的最后一公里，谁为士子们解燃眉之急？在《闽中会馆志》中，有人说：“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这虽然是一家之说，但也从中可见，会馆的出现与发展，实则是“宾兴”向会试、殿试，即科举最高阶段的延伸，是“养国器于将仕之时”的义举。
会馆的创建，一般说有三种形式：一是在京官绅捐宅院为会馆；二是京官集资购置房产为会馆；三是家乡人捐资参与建馆的。据《闽中会馆志》记载，从明至清，福建就有明万历朝叶向高，清康熙朝李光地、乾隆朝蔡新等三相国（内阁大学士），乾隆朝陈望坡尚书、枢部（兵部主事，官级正六品）黄叶菴、中翰（内阁中书，官级从七品）陈鸿亭及商人段谭波等七人“舍宅为馆”。
各地在京官员捐资兴建会馆的，如广信会馆，“由江西省广信七邑（即江西省上饶、玉山、广豊、铅山、弋阳、贵溪、横峰等七县）旅平同乡捐款建立，定名为广信会馆”；广州七邑会馆，“清乾隆三十五年，由七邑旅平人士集资建筑，以便七邑人士来京应考居住”。
乡人捐款在北京建会馆的，泾县会馆是一例。
长巷下头条的泾县会馆，百余年来屡经修葺，仍不敷用。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泾县诸族姓捐银万余两，在南横街买了三个院落做新馆，又买下馆东及兵马司后街各一所院子以为出租，租金作为会馆日常开销的支持。由此，长巷的旧馆称为“老馆”，南横街所置则称“新馆”。两年后，在米市胡同等地又有增置，以至泾县会馆房间总数达170间。
借名入市的行业会馆
1917年刊行的《清稗类钞》中谈及“公所”时说到“会馆”，即：“公所商业中人醵（jù）资建屋，以为岁时集合及议事之处，谓之公所，大小各业均有之，亦有不称公所而称会馆者。”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时，京城的商业行业会馆即便是叫会馆，人们也清楚它是公所，与士人会馆完全不是一码事。
同治元年（1862）广州商人在《仙城会馆简章》中写得坦率：“本馆自重修后，初拟改用堂名，不欲用会馆二字免与各省公立之会馆相同。盖本馆为私人合资所成立，与各省会馆由公众募捐而成立性质迥殊，名称应别。后由同人议定，以既在仙城会馆原址建立，仍以保留旧名为宜。况查康熙五十四年（1715）创建会馆之碑文，首句即云：称会馆者何为也，为贸迁有事，祃（mà）祀燕集之所也。可见前人命名会馆之意，已表明与公立之会馆性质不同，惟应将用会馆二字之意义于章程中详细说明，俾免后人误会。”（资料来源：《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为同行的商务活动服务，是商业行业会馆建立与存续的目的。只是因为前人创立之时，用了会馆一词，仙城会馆重修后，才保留了老的堂名，但在章程中，又特别予以说明，“俾免后人误会”。这倒也印证了《清稗类钞》中关于公所的说法。
与士人会馆创建资金，主要源于京官的俸禄截然不同，商业行业会馆的创建，则来自商人们的集资，由他们的经商所得，按一定比例提成而得。例如，银号会馆正乙祠，就是浙江绍兴钱号商人“各出所有，量力资助”而集资兴建的。
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泾渭分明
无论士人会馆还是商业行业会馆，都制定有共同议定的规约以为管理依据。从二者所定规矩，也可见他们的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
道光间编纂的《重修歙县会馆录》收录的《嘉庆十年（1805）公议条规》中明确规定：“会馆原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者而设，其贸易来意自有行寓，不便于会馆居住以及存贮货物，有失义举本意。”
而商业行业会馆的仙城会馆，其章程中则明确规定：“本馆为私人会议之所，无论何人，不能寄居或暂时借寓。”“云山别墅”，由山西商人集资，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位于西城区下斜街1号（旧为路西一号）。其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所定规条中明确规定：“新馆为吾乡祀神讌会公所，其京外文武各官引见当差，及文武乡会试公车概不准居住。”
由此可见，士人会馆接待的是来京公干官员和乡会试举子，不允许商人入住；商业行业会馆是商人的“祀神燕集公所”，是不接待住宿，尤其不准官员及文武乡会试公车居住。你不许我，我不许你，泾渭分明。
封建王朝有“士农工商”四民之分，一想及此，就能理解这其中的道理。这是因为士人与商人二者的职业、社会地位等等，都有不同使然。更何况，对于士、商各自的行为举止等，官方还有相关的法规政令。
谈及北京明清时期的城市文化，一般划分为皇家文化、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三个类别。依此，士子会馆所承载的，当属于士人文化；商业行业会馆则属于平民文化。所以，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虽然都称会馆，但此“会馆”真的不是彼“会馆”。
“试子会馆”的诞生
北京的会馆一般分为两类——士人会馆（也称“试馆”）和商业行业会馆。虽然同名同姓都叫“会馆”，但二者却截然不同。
士人会馆，即是士子会试之所。明代以前，举子进京会试，都城是有馆舍接待的，后来转为安排在太学。入明后，随着举子不隶属太学，以及乡贡额（各地考生名额）的增加，考生的住宿就得“各自保平安”了。
明清两代举子赶考的在京时间，参加乡试的，要自七月起至九月，至少三个月；参加会试的，则要自正月起至五月，至少五个月。从考前的准备，考后的候榜，考中的谒师和等待任命，他们在京驻留五六个月是寻常事。若是落第的举子，偏远省份的为省旅途之劳，往往要居京多年，直到及第授官。由此，住宿的开销就成了大问题。
家境富裕的，会租住靠近考场贡院附近的民居，即所谓“状元吉寓”。其次，是借住寺庙。至于住旅馆，不但费用高，还有店家的勒索无尽、环境嘈杂等诸多问题，即便是有钱，也是临时的无奈之举。
可怜了贫寒子弟，他们不可能支应几个月居京的住宿费，这成了举子们龙门之跃的大难题。于是，同乡京官伸出了援手。他们先是腾出自家的房屋以应举子们的投奔。随着故乡来的举子人数增多，家宅无法容纳，这就引发同乡京官们为“恤寒畯而启后进”，集资建立专门馆舍的义举，“试子会馆”由此诞生。为了同乡职官在京城聚会，一些地方的官员原本已经集资购建的会馆，值考举之年，也将其腾出来以供举子之需。会馆就这样进入到科举考试“后勤保障”的范围。
从科举考试的角度看，单独或者二三人散居京城，不利于试子们备考。所以，清道光丙戌年（1826）的《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中说道：创建会馆，不是徒然为了在京城炫耀自己省份郡县举子的数量之众多，与其他各省地争竞闾里的荣光，而是特别从试子们的角度考虑，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构造激励、振奋的环境和氛围，以利于他们的备考和应试。这就生发出省、郡、县各级会馆在京城的出现。
科考的“最后一公里”谁为士子们解燃眉之急？
考试取士，从隋唐经宋元明，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日废除科举，延续一千三百余年。
陈独秀先生参加过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乡试，他在《实庵自传》中说：“因为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科举制度，影响及于全国。科举不仅成了试子个人的人生奋斗，还成了家族、地方共同的奋斗目标。一种称为“宾兴”的社会公益组织形式随之出现。
所谓“宾兴”，源于《周礼·地官》中的“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宾兴，就是隆重如待宾客一般地举贤荐能给周王。在科举时代，宾兴一词一般多指地方社会资助科考的教育公益基金或机构。
到了清代，宾兴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诸省，最常见的是宾兴田、宾兴馆、贡士庄，还有科举田、科试路费田、科举仓等，名目繁多。所有这些，在资助和鼓励本地士子读书应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及至进京会试，科考的最后一公里，谁为士子们解燃眉之急？在《闽中会馆志》中，有人说：“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这虽然是一家之说，但也从中可见，会馆的出现与发展，实则是“宾兴”向会试、殿试，即科举最高阶段的延伸，是“养国器于将仕之时”的义举。
会馆的创建，一般说有三种形式：一是在京官绅捐宅院为会馆；二是京官集资购置房产为会馆；三是家乡人捐资参与建馆的。据《闽中会馆志》记载，从明至清，福建就有明万历朝叶向高，清康熙朝李光地、乾隆朝蔡新等三相国（内阁大学士），乾隆朝陈望坡尚书、枢部（兵部主事，官级正六品）黄叶菴、中翰（内阁中书，官级从七品）陈鸿亭及商人段谭波等七人“舍宅为馆”。
各地在京官员捐资兴建会馆的，如广信会馆，“由江西省广信七邑（即江西省上饶、玉山、广豊、铅山、弋阳、贵溪、横峰等七县）旅平同乡捐款建立，定名为广信会馆”；广州七邑会馆，“清乾隆三十五年，由七邑旅平人士集资建筑，以便七邑人士来京应考居住”。
乡人捐款在北京建会馆的，泾县会馆是一例。
长巷下头条的泾县会馆，百余年来屡经修葺，仍不敷用。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泾县诸族姓捐银万余两，在南横街买了三个院落做新馆，又买下馆东及兵马司后街各一所院子以为出租，租金作为会馆日常开销的支持。由此，长巷的旧馆称为“老馆”，南横街所置则称“新馆”。两年后，在米市胡同等地又有增置，以至泾县会馆房间总数达170间。
借名入市的行业会馆
1917年刊行的《清稗类钞》中谈及“公所”时说到“会馆”，即：“公所商业中人醵（jù）资建屋，以为岁时集合及议事之处，谓之公所，大小各业均有之，亦有不称公所而称会馆者。”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时，京城的商业行业会馆即便是叫会馆，人们也清楚它是公所，与士人会馆完全不是一码事。
同治元年（1862）广州商人在《仙城会馆简章》中写得坦率：“本馆自重修后，初拟改用堂名，不欲用会馆二字免与各省公立之会馆相同。盖本馆为私人合资所成立，与各省会馆由公众募捐而成立性质迥殊，名称应别。后由同人议定，以既在仙城会馆原址建立，仍以保留旧名为宜。况查康熙五十四年（1715）创建会馆之碑文，首句即云：称会馆者何为也，为贸迁有事，祃（mà）祀燕集之所也。可见前人命名会馆之意，已表明与公立之会馆性质不同，惟应将用会馆二字之意义于章程中详细说明，俾免后人误会。”（资料来源：《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为同行的商务活动服务，是商业行业会馆建立与存续的目的。只是因为前人创立之时，用了会馆一词，仙城会馆重修后，才保留了老的堂名，但在章程中，又特别予以说明，“俾免后人误会”。这倒也印证了《清稗类钞》中关于公所的说法。
与士人会馆创建资金，主要源于京官的俸禄截然不同，商业行业会馆的创建，则来自商人们的集资，由他们的经商所得，按一定比例提成而得。例如，银号会馆正乙祠，就是浙江绍兴钱号商人“各出所有，量力资助”而集资兴建的。
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泾渭分明
无论士人会馆还是商业行业会馆，都制定有共同议定的规约以为管理依据。从二者所定规矩，也可见他们的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
道光间编纂的《重修歙县会馆录》收录的《嘉庆十年（1805）公议条规》中明确规定：“会馆原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者而设，其贸易来意自有行寓，不便于会馆居住以及存贮货物，有失义举本意。”
而商业行业会馆的仙城会馆，其章程中则明确规定：“本馆为私人会议之所，无论何人，不能寄居或暂时借寓。”“云山别墅”，由山西商人集资，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位于西城区下斜街1号（旧为路西一号）。其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所定规条中明确规定：“新馆为吾乡祀神讌会公所，其京外文武各官引见当差，及文武乡会试公车概不准居住。”
由此可见，士人会馆接待的是来京公干官员和乡会试举子，不允许商人入住；商业行业会馆是商人的“祀神燕集公所”，是不接待住宿，尤其不准官员及文武乡会试公车居住。你不许我，我不许你，泾渭分明。
封建王朝有“士农工商”四民之分，一想及此，就能理解这其中的道理。这是因为士人与商人二者的职业、社会地位等等，都有不同使然。更何况，对于士、商各自的行为举止等，官方还有相关的法规政令。
谈及北京明清时期的城市文化，一般划分为皇家文化、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三个类别。依此，士子会馆所承载的，当属于士人文化；商业行业会馆则属于平民文化。所以，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虽然都称会馆，但此“会馆”真的不是彼“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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