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十余年，无数次起念动笔，李修文终于出版了长篇新作《猛虎下山》。
20世纪90年代末，镇虎山下的炼钢厂改制转轨，光环逝去，作为炉前工的刘丰收，从前的骄傲与尊严碎了一地。一只猛虎的出现，让刘丰收上山改变命运；21世纪20年代的李修文站在贵州老三线的钢铁厂，也在追寻着内心的猛虎。个体与个体遥遥相望，个体与时代总是狭路相逢。
李修文形容自己的创作是“身经”，能自己下手，就绝不旁观。“要拿出力气来，结结实实地活下去，在活里写，在写里活。写什么人，就去眼见为实；写什么地，就去安营扎寨。”
好友宁浩说李修文“厮守着古代文人的信仰”，但李修文觉得，一个认真生活、认真写作的人，都会面临很多难处，所谓信仰，就是好好生活，对得起自己许下的一些承诺，无论是对他人、对世界，还是对写作。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新作《猛虎下山》，把“下岗”和“打虎”两件几乎不搭界的事，作为故事的主要叙事，是怎么考虑的？
李修文：其实我首要关心的是工人。
这些年我和导演宁浩一直合作，去了很多工业城市，湖北的襄阳、宜昌，贵州的六盘水，东北就不用说了。这些老工业城市辉煌过，这些年来为了“自救”，在不断改革，把厂区改造成了酒店度假村、工业遗产文创园……我在一个铸造厂遇到过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他曾经是劳动模范，已经变成文创园的厂区里至今还立着他当年的人像雕塑。
写作是对集中经验的集中处理。为什么我10年前就想写，现在才写出来？因为我感觉自己捕捉到了那个人的声音。在老人的叙述中，我感受到说书人一样的调子，他讲古往今来、花开花落，讲自己也讲别人，会有愤懑与不甘，但又见怪不怪。
至于“打虎”，湖南有过“虎患”猖獗的时候，那个年代也真的有“打虎英雄”。书中的主人公面临着两只老虎，一只是山上的老虎，一只是下岗失业的生存压力。但人总要活下去，我想写的是一个关于人的生命力的故事。
《猛虎下山》写了一个炼钢厂的炉前工。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人，能忍受那样的高温，生命力一定特别旺盛。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人在遭遇下岗危机后，在二三十年的沉浮中，是如何活下来的，遭遇了怎样的生活挑战，是我关心的。
中青报·中青网：从最早的青春爱情小说《捆绑上天堂》，到后来凝重悲悯的《山河袈裟》等散文作品，转折为什么那么大？
李修文：其实我没有转，无非是写作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一直持续探讨的是中国人的生命力。
从年轻时写的两个长篇，到几年前写的散文，再到《猛虎下山》，最初非常单纯地歌颂关于青年的生命力，后来，我特别着迷那些经受住考验的生命力。无数个“他者”不断涌入，世界的纷繁复杂本身就包含在我们的生命力当中，那我们如何与之共舞，甚至有时候是“与狼共舞”——我想写出这种复杂。
中青报·中青网：在写作生涯中，哪本书对你比较重要？
李修文：曾有10年时间，我写不出小说，所以参与了很多影视剧，有机会去到西北，也正是这段经历拯救了我的写作，有了后来的散文集《山河袈裟》。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的那些人，向我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作为一个南方人，有一些词汇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因为你的生活经验不曾抵达过那里。
我特别喜欢两个字——顾随先生说的“身经”，一定要拿自己的身体去经历，而不是隔岸观火。
我的父亲生病住院时，我在医院里遇到一个身患绝症的下岗语文老师和一个同病相怜的5岁小男孩。老师看到孩子，惨白的脸上居然有了红晕，从此每天在病房里给男孩补课。男孩说，反正都要死的，学这些干什么；老师听了，就去走廊上哭，哭完又回来教……这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故事在我眼前展开，给了我写作新的东西。
我当时很多年没有写作，也没什么影响力，没想到《山河袈裟》出版后，那么多读者喜欢。读者也许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远方不全是诗，还有命运凄惨但照样在周旋缠斗的人，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诗来见我》中通过古典诗词写人生际遇，你最喜欢哪位诗人？
李修文：我最喜欢《古诗十九首》，写普通人的普通心情、普通遭遇，他们会有哀伤，但依然对世界充满希望。老百姓的生活中没有帝王将相，但会让人觉得像一座圣殿在世俗生活中慢慢开启大门，每一次读，都会觉得，做一个再普通的人也是有价值的。这个观念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帮助我基于这样的观念去创作。
中青报·中青网：不久前，你正式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授，教创意写作。有一种说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那你在中文系教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李修文：中文系的核心目的当然不是培养作家，但中文系也一定能够培养作家，这类例子在全世界都不胜枚举。
更重要的是，写作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在不断泛化，外延到各个行业，做综艺、编游戏，需要写作，做一个电影、一部剧，更需要写作。写作的主体性在这个时代需要建立，但是对文学经典的标准，目前肯定没有变化。
中青报·中青网：你是编剧、影视监制，也是作家、大学教授，如何看待这些交叠的身份？
李修文：我觉得这可能是“学科”过于细分的问题，你不会问李渔为什么又写戏曲还造园林。我就是一个创作者。
小时候并没有受过专业文学训练，最初爱上文学是因为戏曲。老家钟祥县（今湖北省钟祥市——记者注）是一个码头式的集镇，各地沿着汉江来的人，在这里上岸补给，催生了很多戏班，有秦腔、豫剧、汉剧、花鼓戏、渔鼓调……
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一边是戏台，一边是街市，行船的人摇身一变，就成了台上的帝王将相，现实与虚幻，随时切换。我见过最多的戏台甚至不是“台”，就在铺天盖地的油菜花田边，就在码头边上。
戏曲引发了我对创作的热爱，我格外喜欢听故事、讲故事，喜欢那些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故事。小说家一般不爱讨论，但写戏曲、写电影电视剧，是一定要和人讨论的。于是我写小说也喜欢讨论，喜欢把我写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我们家楼下餐厅的好多服务员，都听过我讲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讨论出来的小说会有什么不同吗？
李修文：小说是一种现代性的文体，有着现代心理学的基础。我笃信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量暧昧的、残缺的、不可捉摸的、不好判断的碎片式的情绪，需要予以表现和确认，所以如何讲述就变得很重要。我会边讲故事边看对方的反应，他觉得这里不舒服，我下一次就换一种方式讲。
我受到电影影响，拍电影总是要出门；我又特别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些证据，获得一些确信感。我去了足够多的工厂、见过聊过足够多的工人，一个火热的年代好像就要扑面而来，写作就成了下意识的反应。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成名很早，27岁就是武汉文学院那时最年轻的专业作家。当时是怎样的心态？
李修文：20多岁成为专业作家，是一个侥幸，我从来都很忐忑，现在也是。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小说，还能不能继续写下去，从来都是未知数。
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呈现一种美学上的新的表现形式，比如《猛虎下山》中，我找到一种舞台感，山里、厂里，都在演一场大戏。这本书里用的都是短句，短句就像鼓点，敲起来之后，人物被催促着撩开戏袍，轮番上场，演绎疾风骤雨……
这些都是花费漫长时间、反复推倒重来才找到的，下一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脑子里有无数个故事，但能不能找到新的表现形式，我很慌张。每天都担心和怀疑自己写不出来，这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真实状态。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一个“过来人”，对今天的年轻的写作者有什么建议吗？
李修文：还是要一条路走到黑，在你的梦想之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当然今天的年轻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比我们当时要大，但我觉得为了梦想这件事，就算“饿死”也是骄傲的，何况也不会“饿死”。这个时代有了网络有了自媒体，给了年轻作家更多被发现的渠道。
年轻人去广阔天地建立自己独特的个人体验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靠“一己之力”建立起来一种叙述。因为年轻人那种横冲直撞的生命，本身就可以形成非常强有力的叙述。
但也要注意，文学在本质上是人类心灵的公约数，不是个人的。文学之所以几千年来还能有生命力，是因为创作者让读者有了同理心、同情心，甚至让生活变得更加公正。而这些东西，需要创作者不断去与更多人遭逢一种将心比心。
别担心，只要你还想好好写作，还能不计后果地写作，生活总是能把你送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去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一般在什么环境中写作？
李修文：可能因为做过编剧，我对写作没有讲究，在哪儿都行，旁边有人打掼蛋我都能写。很多东西是在高铁上写的，上个月我摔了尾椎，但是在《花城》杂志开的专栏不能开天窗，我就站着写。对我来说，不存在特定写作环境，只要我想写。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李修文：每到下午3点，如果还没有人来找我，我就要开始主动组局了。我在武汉有很多不是搞文学的朋友，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跟这些人待在一块儿，我最喜欢一帮种树的（朋友）。我特别喜欢树，一棵苗木多少钱买进来，在苗圃里养几年，最后出圃的价格是多少，紫薇、樱花有多少种……我一清二楚。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找个地方待着，或者跟着朋友们出去看树。可能因为树是有生命的、宁静的，培养它的过程就像搞创作。
中青报·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李修文：我在琢磨下学期开课后给学生讲什么，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在将来人生中心甘情愿做的事情。
酝酿十余年，无数次起念动笔，李修文终于出版了长篇新作《猛虎下山》。
20世纪90年代末，镇虎山下的炼钢厂改制转轨，光环逝去，作为炉前工的刘丰收，从前的骄傲与尊严碎了一地。一只猛虎的出现，让刘丰收上山改变命运；21世纪20年代的李修文站在贵州老三线的钢铁厂，也在追寻着内心的猛虎。个体与个体遥遥相望，个体与时代总是狭路相逢。
李修文形容自己的创作是“身经”，能自己下手，就绝不旁观。“要拿出力气来，结结实实地活下去，在活里写，在写里活。写什么人，就去眼见为实；写什么地，就去安营扎寨。”
好友宁浩说李修文“厮守着古代文人的信仰”，但李修文觉得，一个认真生活、认真写作的人，都会面临很多难处，所谓信仰，就是好好生活，对得起自己许下的一些承诺，无论是对他人、对世界，还是对写作。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新作《猛虎下山》，把“下岗”和“打虎”两件几乎不搭界的事，作为故事的主要叙事，是怎么考虑的？
李修文：其实我首要关心的是工人。
这些年我和导演宁浩一直合作，去了很多工业城市，湖北的襄阳、宜昌，贵州的六盘水，东北就不用说了。这些老工业城市辉煌过，这些年来为了“自救”，在不断改革，把厂区改造成了酒店度假村、工业遗产文创园……我在一个铸造厂遇到过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他曾经是劳动模范，已经变成文创园的厂区里至今还立着他当年的人像雕塑。
写作是对集中经验的集中处理。为什么我10年前就想写，现在才写出来？因为我感觉自己捕捉到了那个人的声音。在老人的叙述中，我感受到说书人一样的调子，他讲古往今来、花开花落，讲自己也讲别人，会有愤懑与不甘，但又见怪不怪。
至于“打虎”，湖南有过“虎患”猖獗的时候，那个年代也真的有“打虎英雄”。书中的主人公面临着两只老虎，一只是山上的老虎，一只是下岗失业的生存压力。但人总要活下去，我想写的是一个关于人的生命力的故事。
《猛虎下山》写了一个炼钢厂的炉前工。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人，能忍受那样的高温，生命力一定特别旺盛。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人在遭遇下岗危机后，在二三十年的沉浮中，是如何活下来的，遭遇了怎样的生活挑战，是我关心的。
中青报·中青网：从最早的青春爱情小说《捆绑上天堂》，到后来凝重悲悯的《山河袈裟》等散文作品，转折为什么那么大？
李修文：其实我没有转，无非是写作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一直持续探讨的是中国人的生命力。
从年轻时写的两个长篇，到几年前写的散文，再到《猛虎下山》，最初非常单纯地歌颂关于青年的生命力，后来，我特别着迷那些经受住考验的生命力。无数个“他者”不断涌入，世界的纷繁复杂本身就包含在我们的生命力当中，那我们如何与之共舞，甚至有时候是“与狼共舞”——我想写出这种复杂。
中青报·中青网：在写作生涯中，哪本书对你比较重要？
李修文：曾有10年时间，我写不出小说，所以参与了很多影视剧，有机会去到西北，也正是这段经历拯救了我的写作，有了后来的散文集《山河袈裟》。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的那些人，向我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作为一个南方人，有一些词汇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因为你的生活经验不曾抵达过那里。
我特别喜欢两个字——顾随先生说的“身经”，一定要拿自己的身体去经历，而不是隔岸观火。
我的父亲生病住院时，我在医院里遇到一个身患绝症的下岗语文老师和一个同病相怜的5岁小男孩。老师看到孩子，惨白的脸上居然有了红晕，从此每天在病房里给男孩补课。男孩说，反正都要死的，学这些干什么；老师听了，就去走廊上哭，哭完又回来教……这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故事在我眼前展开，给了我写作新的东西。
我当时很多年没有写作，也没什么影响力，没想到《山河袈裟》出版后，那么多读者喜欢。读者也许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远方不全是诗，还有命运凄惨但照样在周旋缠斗的人，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诗来见我》中通过古典诗词写人生际遇，你最喜欢哪位诗人？
李修文：我最喜欢《古诗十九首》，写普通人的普通心情、普通遭遇，他们会有哀伤，但依然对世界充满希望。老百姓的生活中没有帝王将相，但会让人觉得像一座圣殿在世俗生活中慢慢开启大门，每一次读，都会觉得，做一个再普通的人也是有价值的。这个观念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帮助我基于这样的观念去创作。
中青报·中青网：不久前，你正式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授，教创意写作。有一种说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那你在中文系教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李修文：中文系的核心目的当然不是培养作家，但中文系也一定能够培养作家，这类例子在全世界都不胜枚举。
更重要的是，写作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在不断泛化，外延到各个行业，做综艺、编游戏，需要写作，做一个电影、一部剧，更需要写作。写作的主体性在这个时代需要建立，但是对文学经典的标准，目前肯定没有变化。
中青报·中青网：你是编剧、影视监制，也是作家、大学教授，如何看待这些交叠的身份？
李修文：我觉得这可能是“学科”过于细分的问题，你不会问李渔为什么又写戏曲还造园林。我就是一个创作者。
小时候并没有受过专业文学训练，最初爱上文学是因为戏曲。老家钟祥县（今湖北省钟祥市——记者注）是一个码头式的集镇，各地沿着汉江来的人，在这里上岸补给，催生了很多戏班，有秦腔、豫剧、汉剧、花鼓戏、渔鼓调……
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一边是戏台，一边是街市，行船的人摇身一变，就成了台上的帝王将相，现实与虚幻，随时切换。我见过最多的戏台甚至不是“台”，就在铺天盖地的油菜花田边，就在码头边上。
戏曲引发了我对创作的热爱，我格外喜欢听故事、讲故事，喜欢那些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故事。小说家一般不爱讨论，但写戏曲、写电影电视剧，是一定要和人讨论的。于是我写小说也喜欢讨论，喜欢把我写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我们家楼下餐厅的好多服务员，都听过我讲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讨论出来的小说会有什么不同吗？
李修文：小说是一种现代性的文体，有着现代心理学的基础。我笃信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量暧昧的、残缺的、不可捉摸的、不好判断的碎片式的情绪，需要予以表现和确认，所以如何讲述就变得很重要。我会边讲故事边看对方的反应，他觉得这里不舒服，我下一次就换一种方式讲。
我受到电影影响，拍电影总是要出门；我又特别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些证据，获得一些确信感。我去了足够多的工厂、见过聊过足够多的工人，一个火热的年代好像就要扑面而来，写作就成了下意识的反应。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成名很早，27岁就是武汉文学院那时最年轻的专业作家。当时是怎样的心态？
李修文：20多岁成为专业作家，是一个侥幸，我从来都很忐忑，现在也是。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小说，还能不能继续写下去，从来都是未知数。
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呈现一种美学上的新的表现形式，比如《猛虎下山》中，我找到一种舞台感，山里、厂里，都在演一场大戏。这本书里用的都是短句，短句就像鼓点，敲起来之后，人物被催促着撩开戏袍，轮番上场，演绎疾风骤雨……
这些都是花费漫长时间、反复推倒重来才找到的，下一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脑子里有无数个故事，但能不能找到新的表现形式，我很慌张。每天都担心和怀疑自己写不出来，这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真实状态。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一个“过来人”，对今天的年轻的写作者有什么建议吗？
李修文：还是要一条路走到黑，在你的梦想之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当然今天的年轻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比我们当时要大，但我觉得为了梦想这件事，就算“饿死”也是骄傲的，何况也不会“饿死”。这个时代有了网络有了自媒体，给了年轻作家更多被发现的渠道。
年轻人去广阔天地建立自己独特的个人体验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靠“一己之力”建立起来一种叙述。因为年轻人那种横冲直撞的生命，本身就可以形成非常强有力的叙述。
但也要注意，文学在本质上是人类心灵的公约数，不是个人的。文学之所以几千年来还能有生命力，是因为创作者让读者有了同理心、同情心，甚至让生活变得更加公正。而这些东西，需要创作者不断去与更多人遭逢一种将心比心。
别担心，只要你还想好好写作，还能不计后果地写作，生活总是能把你送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去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一般在什么环境中写作？
李修文：可能因为做过编剧，我对写作没有讲究，在哪儿都行，旁边有人打掼蛋我都能写。很多东西是在高铁上写的，上个月我摔了尾椎，但是在《花城》杂志开的专栏不能开天窗，我就站着写。对我来说，不存在特定写作环境，只要我想写。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李修文：每到下午3点，如果还没有人来找我，我就要开始主动组局了。我在武汉有很多不是搞文学的朋友，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跟这些人待在一块儿，我最喜欢一帮种树的（朋友）。我特别喜欢树，一棵苗木多少钱买进来，在苗圃里养几年，最后出圃的价格是多少，紫薇、樱花有多少种……我一清二楚。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找个地方待着，或者跟着朋友们出去看树。可能因为树是有生命的、宁静的，培养它的过程就像搞创作。
中青报·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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