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价值”，是这几年网络上频频出现的热词，无论是社交、职场、婚恋等领域，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都被视为一种重要能力和决定人际关系成败的关键。积极的情绪体验有价值，基本已成大众共识，既然有价值，那么创造这种情绪体验的个体所付出的时间、努力和技能能否被称为劳动？假如是劳动，那是否应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英国作家罗斯·哈克曼认为，提供情绪价值的劳动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它不但具人文关怀、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重要价值，更具现实的经济价值。但这种劳动与价值长期被忽视与隐藏起来，深层原因来自父权制权力结构对女性、弱者的规训与剥削。哈克曼在其社会学著作《情绪价值》一书中，以美国社会为研究背景，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结合大量的采访调查案例，对职场、生活中的情绪劳动进行定义，揭示情绪劳动被忽视的背后的两性不平等根源、其生效机制及构建的社会评价体系，在显影女性困境的同时，亦对白人至上的父权主义进行系统性批判。
情绪价值也需要付出劳动
情绪劳动是指识别或预测他人的情绪并随之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设法积极地影响他人情绪的过程，表现为更在乎他人的感受。男性女性都会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但一直以来它被认为是某种女性化的天赋，通过环境教化，令社会对女性输出情绪价值的期望远超于男性，并导致了明显的奖罚鸿沟。这种社会期望源自文化性别的刻板印象——女性天生情感丰富，共情力强，更关注他人感受与擅长处理情绪问题。女孩自小就被按照一种“无私体贴者”的角色脚本进行教育：要听话，顺从且讨人欢心；而男孩的教育脚本是勇敢、进攻，他们很少被教导要照顾他人情绪。
在此规训下，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更多家务，更用心揣测家人的情绪要求，照料他们的身心健康。职场上，她们被要求说话婉转，体察男性的感受，如果她们像男性那样说话直接、自信，展示事业野心，会被贴上“男性化”“低情商”等标签，甚至被孤立和失去工作。男性则不会受到这样的要求与评价压力，从而更轻易地为自己争取事业上升空间，两性间的经济和话语权资源分配不公由此实现。
书中将上述社会评价惩罚称为“后坐力”伤害，出于对“后坐力”的恐惧，女性会不断练习情绪劳动的技能，这种练习又被父权话语内化为女性特质，情绪劳动被默认为是女性的天职——它与爱、奉献、品格有关，与金钱无关。“与金钱无关”,恰恰是资本主义父权思想的狡猾之处，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工作被定义为在公共领域通过有形的产品与服务生产而获得报酬的行为，且发生在家庭之外主要由男性主导的领域，而情绪劳动因其私密性与无形，所以不被定义为正式工作。不是工作，就没有报酬，于是女性许多的劳动包括情绪价值输出，因发生在家庭内部并冠以“母职天性”而被忽略，如家庭主妇、全职妈妈的工作就一直缺少社会、法律的承认和有效保护，其劳动价值被系统性地藏匿起来。
对女性的特殊要求
对女性劳动价值的忽略，进一步导致对所有“女性化”工作的歧视，像医疗看护、保姆、家政服务者等，这些工作提供大量的情绪价值，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支柱产业，但普遍待遇低廉，没有正式的劳动保障，更没有足够的社会尊重。
当性别与性别劳动的歧视根植在经济、文化体系里形成社会结构时，女性要踏入公共领域就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代价，公众要求她们具备与男性同样的才能和成就外，还要求她们漂亮、温柔、言行恭敬，而男性不需要遵守这样的规范。书中列举了大量女性名人的遭遇来证明这种社会规范的双重标准，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联邦大法官卡瓦诺控告福特教授性侵的听证会，会上卡瓦诺举止得体，温文谦逊，与福特的粗鲁无礼、咄咄逼人形成强烈反差。尽管卡瓦诺已身居大法官并作为受害者，但她与福特面对公众时的情绪表达方式截然不同，差异不在于两人的身份地位，而在于性别文化规范带来的不同要求。
可见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表现要求、规范都与她们提供的情绪价值深度联结，它源于古代社会生产力落后时，男女的体力差形成的社会性别角色分配，尔后经父权制建构的文化性别偏见、家庭观念、经济价值观等被定型下来，也被隐藏起来。它本质其实更关乎权力而非性别，在情绪劳动的等级结构里，总是权力低位者向高位者提供情绪价值，且不被认为有回报的义务，剥削也由此产生。
情绪价值有报酬不奇怪
那么，女性对家人、配偶及公共领域中付出的情绪价值是否应获得报酬？这无疑是个敏感话题，它似乎把爱与金钱挂钩，挑战着传统家庭伦理观，有着物化女性之嫌。但如果回溯婚姻制度的历史，为爱而结婚的观念是自19世纪才流行起来的，此前漫长的时间里，婚姻一直属于家庭的经济规划，女性被当作两个男户主家庭交换的资产。换言之，女性的价值包括劳动价值，是被父权主义的去人性化而掩盖，父权制经济为了维持其支配与剥削，将爱、为他人奉献等道德品质“神圣化”为女性的天然属性，在占有她们的劳动价值的同时，又将其与经济分配剥离。
金钱或者说货币与女性情绪劳动的关系，哈克曼以货币出现的最早形态做了一个巧妙隐喻，在远古时代，货币系统的前身是象征性礼物系统，送礼在个人与群体间构建了复杂的交换与互惠网络。货币的前身即是关系的象征。她继而引申：“（礼物）交换不是进行财富积累或压榨，而是通过不断增强对双方都有好处，能重新分配资源的人际联结，达成社会再生产。我想这是情绪劳动的最好定义。”
绕开父权主义道德观要求女性价值自证的陷阱，反观现代社会，当今的社会生产形态，可用哲学家维尔洛提出的后福特主义时代来形容，语言与交流活动，越来越成为劳动者本身必备的基本技能和条件，当自动化生产成为物质生产过程的主导方面时，劳动者越来越转向没有终端产品的广义文化产业。人类社会在经历消费主义和数字技术生产力高度发展后，新型的非物质生产（如网络社交、数字媒体、虚拟现实、情感和文化IP）提供的情绪和文化服务作为消费商品，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并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视情绪的抚慰、亲密关系的价值、市场广泛承认可以用情绪盈利，大众也不觉得用情绪盈利的方式有什么不道德之处。在企业、人力资源领域，愉悦的客户体验，良好的沟通技巧，友好、包容的职场环境，都被纳入能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情绪成为可增值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已是一种社会现实和发展走向。
哈克曼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把女性当作商品，而是重在强调女性工作创造的价值，重在如何改变女性长期遭遇的不平等对待。要改变这种不公的状况，必须将情绪劳动的价值在一系列结构性遮蔽里显影出来，重新审视其重要作用与意义，并在文化、经济制度、价值观上作出改变。
创造重视情绪价值的世界
因书中研究的背景是美国社会，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情绪劳动等级体系里，白人至上的父权主义占据着顶端，哈克曼对此体系进行了严厉批判。她说，“最荒唐的地方在于，我们的体系不仅允许最有权力的人表现得自私，而且还向他们保证，这种行为有益于社会。让他们无须担心自己所得利益源于对大量情绪劳动者的默默压榨。”同时她呼吁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
尽管此书调查的是美国社会状况，但书中提出的许多对女性工作、情绪价值的观点和建议值得我们深思与参考。例如，改变刻板的性别偏见，不再视情绪劳动为女性天职，而应视为男性女性都应公平练习的技能及享有的权利；尊重女性的情绪体验，不再贬低被视为女性化的工作与任务，摒弃极端利己主义和霸权崇拜，让共赢、关爱、友善成为人类关系联结的主导，而不是攻击与掠夺；在家庭和职场上，消除传统两性社会期望的双重标准，男性同样应承担家务、照料家人身心的责任；企业与公共文化应更重视谦逊、体贴、互惠等人文价值，为女性提供更多晋升空间，从而令社会的激励系统不仅为女性带来应有的利益，也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创造和平、公正的生态环境。
最后，用哈克曼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总结或许再合适不过：“如果我们改变看法，重视女性化、亲社会、群体驱动的合群技能，将会提高地方、国家和国际水平的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和安居程度。创造认可和重视情绪劳动的世界具有革命性，其将解决造成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类型不平等的某些最明确、最深刻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创造所有人都能生活得更好、更丰富、更和平的世界的关键。”
倾听、照护、规划……家庭中的情绪劳动如此沉重、繁琐且无处不在，却为什么常常不被看见？它总是“自然”落在女性肩上，这一失衡与传统的性别分工有关：在家里，要负责家里的有形家务与无形精神重担；在职场，女性得保持耐心，轻声细语。殊不知，这些不堪其重的情绪劳动限制了女性的机会，降低了生活质量，也阻碍了男性对家庭生活的深度参与和试图理解女性的心意。我们需要让情绪劳动“被看见”，被赋予价值，被合理分配，从而达成两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携手共进。
“情绪价值”，是这几年网络上频频出现的热词，无论是社交、职场、婚恋等领域，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都被视为一种重要能力和决定人际关系成败的关键。积极的情绪体验有价值，基本已成大众共识，既然有价值，那么创造这种情绪体验的个体所付出的时间、努力和技能能否被称为劳动？假如是劳动，那是否应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英国作家罗斯·哈克曼认为，提供情绪价值的劳动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它不但具人文关怀、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重要价值，更具现实的经济价值。但这种劳动与价值长期被忽视与隐藏起来，深层原因来自父权制权力结构对女性、弱者的规训与剥削。哈克曼在其社会学著作《情绪价值》一书中，以美国社会为研究背景，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结合大量的采访调查案例，对职场、生活中的情绪劳动进行定义，揭示情绪劳动被忽视的背后的两性不平等根源、其生效机制及构建的社会评价体系，在显影女性困境的同时，亦对白人至上的父权主义进行系统性批判。
情绪价值也需要付出劳动
情绪劳动是指识别或预测他人的情绪并随之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设法积极地影响他人情绪的过程，表现为更在乎他人的感受。男性女性都会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但一直以来它被认为是某种女性化的天赋，通过环境教化，令社会对女性输出情绪价值的期望远超于男性，并导致了明显的奖罚鸿沟。这种社会期望源自文化性别的刻板印象——女性天生情感丰富，共情力强，更关注他人感受与擅长处理情绪问题。女孩自小就被按照一种“无私体贴者”的角色脚本进行教育：要听话，顺从且讨人欢心；而男孩的教育脚本是勇敢、进攻，他们很少被教导要照顾他人情绪。
在此规训下，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更多家务，更用心揣测家人的情绪要求，照料他们的身心健康。职场上，她们被要求说话婉转，体察男性的感受，如果她们像男性那样说话直接、自信，展示事业野心，会被贴上“男性化”“低情商”等标签，甚至被孤立和失去工作。男性则不会受到这样的要求与评价压力，从而更轻易地为自己争取事业上升空间，两性间的经济和话语权资源分配不公由此实现。
书中将上述社会评价惩罚称为“后坐力”伤害，出于对“后坐力”的恐惧，女性会不断练习情绪劳动的技能，这种练习又被父权话语内化为女性特质，情绪劳动被默认为是女性的天职——它与爱、奉献、品格有关，与金钱无关。“与金钱无关”,恰恰是资本主义父权思想的狡猾之处，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工作被定义为在公共领域通过有形的产品与服务生产而获得报酬的行为，且发生在家庭之外主要由男性主导的领域，而情绪劳动因其私密性与无形，所以不被定义为正式工作。不是工作，就没有报酬，于是女性许多的劳动包括情绪价值输出，因发生在家庭内部并冠以“母职天性”而被忽略，如家庭主妇、全职妈妈的工作就一直缺少社会、法律的承认和有效保护，其劳动价值被系统性地藏匿起来。
对女性的特殊要求
对女性劳动价值的忽略，进一步导致对所有“女性化”工作的歧视，像医疗看护、保姆、家政服务者等，这些工作提供大量的情绪价值，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支柱产业，但普遍待遇低廉，没有正式的劳动保障，更没有足够的社会尊重。
当性别与性别劳动的歧视根植在经济、文化体系里形成社会结构时，女性要踏入公共领域就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代价，公众要求她们具备与男性同样的才能和成就外，还要求她们漂亮、温柔、言行恭敬，而男性不需要遵守这样的规范。书中列举了大量女性名人的遭遇来证明这种社会规范的双重标准，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联邦大法官卡瓦诺控告福特教授性侵的听证会，会上卡瓦诺举止得体，温文谦逊，与福特的粗鲁无礼、咄咄逼人形成强烈反差。尽管卡瓦诺已身居大法官并作为受害者，但她与福特面对公众时的情绪表达方式截然不同，差异不在于两人的身份地位，而在于性别文化规范带来的不同要求。
可见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表现要求、规范都与她们提供的情绪价值深度联结，它源于古代社会生产力落后时，男女的体力差形成的社会性别角色分配，尔后经父权制建构的文化性别偏见、家庭观念、经济价值观等被定型下来，也被隐藏起来。它本质其实更关乎权力而非性别，在情绪劳动的等级结构里，总是权力低位者向高位者提供情绪价值，且不被认为有回报的义务，剥削也由此产生。
情绪价值有报酬不奇怪
那么，女性对家人、配偶及公共领域中付出的情绪价值是否应获得报酬？这无疑是个敏感话题，它似乎把爱与金钱挂钩，挑战着传统家庭伦理观，有着物化女性之嫌。但如果回溯婚姻制度的历史，为爱而结婚的观念是自19世纪才流行起来的，此前漫长的时间里，婚姻一直属于家庭的经济规划，女性被当作两个男户主家庭交换的资产。换言之，女性的价值包括劳动价值，是被父权主义的去人性化而掩盖，父权制经济为了维持其支配与剥削，将爱、为他人奉献等道德品质“神圣化”为女性的天然属性，在占有她们的劳动价值的同时，又将其与经济分配剥离。
金钱或者说货币与女性情绪劳动的关系，哈克曼以货币出现的最早形态做了一个巧妙隐喻，在远古时代，货币系统的前身是象征性礼物系统，送礼在个人与群体间构建了复杂的交换与互惠网络。货币的前身即是关系的象征。她继而引申：“（礼物）交换不是进行财富积累或压榨，而是通过不断增强对双方都有好处，能重新分配资源的人际联结，达成社会再生产。我想这是情绪劳动的最好定义。”
绕开父权主义道德观要求女性价值自证的陷阱，反观现代社会，当今的社会生产形态，可用哲学家维尔洛提出的后福特主义时代来形容，语言与交流活动，越来越成为劳动者本身必备的基本技能和条件，当自动化生产成为物质生产过程的主导方面时，劳动者越来越转向没有终端产品的广义文化产业。人类社会在经历消费主义和数字技术生产力高度发展后，新型的非物质生产（如网络社交、数字媒体、虚拟现实、情感和文化IP）提供的情绪和文化服务作为消费商品，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并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视情绪的抚慰、亲密关系的价值、市场广泛承认可以用情绪盈利，大众也不觉得用情绪盈利的方式有什么不道德之处。在企业、人力资源领域，愉悦的客户体验，良好的沟通技巧，友好、包容的职场环境，都被纳入能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情绪成为可增值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已是一种社会现实和发展走向。
哈克曼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把女性当作商品，而是重在强调女性工作创造的价值，重在如何改变女性长期遭遇的不平等对待。要改变这种不公的状况，必须将情绪劳动的价值在一系列结构性遮蔽里显影出来，重新审视其重要作用与意义，并在文化、经济制度、价值观上作出改变。
创造重视情绪价值的世界
因书中研究的背景是美国社会，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情绪劳动等级体系里，白人至上的父权主义占据着顶端，哈克曼对此体系进行了严厉批判。她说，“最荒唐的地方在于，我们的体系不仅允许最有权力的人表现得自私，而且还向他们保证，这种行为有益于社会。让他们无须担心自己所得利益源于对大量情绪劳动者的默默压榨。”同时她呼吁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
尽管此书调查的是美国社会状况，但书中提出的许多对女性工作、情绪价值的观点和建议值得我们深思与参考。例如，改变刻板的性别偏见，不再视情绪劳动为女性天职，而应视为男性女性都应公平练习的技能及享有的权利；尊重女性的情绪体验，不再贬低被视为女性化的工作与任务，摒弃极端利己主义和霸权崇拜，让共赢、关爱、友善成为人类关系联结的主导，而不是攻击与掠夺；在家庭和职场上，消除传统两性社会期望的双重标准，男性同样应承担家务、照料家人身心的责任；企业与公共文化应更重视谦逊、体贴、互惠等人文价值，为女性提供更多晋升空间，从而令社会的激励系统不仅为女性带来应有的利益，也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创造和平、公正的生态环境。
最后，用哈克曼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总结或许再合适不过：“如果我们改变看法，重视女性化、亲社会、群体驱动的合群技能，将会提高地方、国家和国际水平的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和安居程度。创造认可和重视情绪劳动的世界具有革命性，其将解决造成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类型不平等的某些最明确、最深刻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创造所有人都能生活得更好、更丰富、更和平的世界的关键。”
倾听、照护、规划……家庭中的情绪劳动如此沉重、繁琐且无处不在，却为什么常常不被看见？它总是“自然”落在女性肩上，这一失衡与传统的性别分工有关：在家里，要负责家里的有形家务与无形精神重担；在职场，女性得保持耐心，轻声细语。殊不知，这些不堪其重的情绪劳动限制了女性的机会，降低了生活质量，也阻碍了男性对家庭生活的深度参与和试图理解女性的心意。我们需要让情绪劳动“被看见”，被赋予价值，被合理分配，从而达成两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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