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京兆房山县西域寺（即云居寺）隋代石刻佛经，折运来京一事发生后，议员方面曾提出质问，闻此项佛经，确由曹锟令京兆尹移运来京，本欲仿三希堂办法，在北海建修珍藏，现因舆论反对甚烈，决定中止，昨已由房山县知事沈严赴京兆尹公署领运回县，仍藏原处矣。”
这是1924年第5期《海潮音》杂志上转录《申报》的文章《房山石经仍运回原处》中的内容。
1924年3月，因传闻日本人用炸药轰炸，窃取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中石经，大总统曹锟命令时任京兆尹刘梦庚：“该石经关系文化，应行查阅保存，迅将石经各块，安送来京，以恐转呈等语。”
刘梦庚让房山县知事沈严负责此事，沈严召集京兆守备队两路司令张韬，在僧人论知带领下，入雷音洞取石经。石经本镶在石壁上，士兵凿取时，造成破坏。
作者心艮在《图画周刊》上不客气地指出：“佯言保存，实则售卖（闻每方估价千元）……噫，吾国古物何不幸若此，国民宜妥慎保存，不可熟视若无睹也。”
在刘彦等议员的抗议下，曹锟又下令：将石经运回雷音洞，重新镶在石壁上。
房山石经是北京的骄傲，已发现大小经版共14278块，共计佛经1122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图书馆。季羡林先生曾说：“云居寺是‘北京的敦煌’，敦煌是‘甘肃的云居寺’。两者皆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谜一样的高僧
中国石刻佛经，始于6世纪的北齐，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均有，房山石刻前，河北鼓山（今河北省武安县北响堂山）唐邕石刻最著名。唐邕认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石刻可长久保存。
房山石刻始于隋代大业年间（隋炀帝年号，505年—616年），高僧静琬（亦写作净琬）首倡。
《帝京景物略》称：“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好着白云，腰其丰麓，曰白带山（即今石经山）……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通秘）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傅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这段记载被多方引用，学者罗炤在《房山石经之源与静琬的传承》中直指其谬，共列5个证据，兹引其二：
首先，静琬逝于贞观十三年（639年），若他活了70岁，慧思去世时（577年），他才8岁，不太可能“承师傅嘱”。慧思是南岳大师，“在北方被排挤，在江南却大受欢迎”，中年后至嵩阳（嵩山以南）传教，静琬则一直在幽州附近，二人无交集。
其次，二人对“末法时代”开始时间的算法不同，静琬给出的数据比慧思晚110年，不像有传承关系。
《帝京景物略》是明代著作，此前从没人称静琬是慧思的徒弟。
静琬虽开创房山石经伟业，但留下记录甚少，“圆寂之前，因刊刻石经的大业尚未完成，不许其门徒安葬尸骨，弟子们因而也无法为他树碑立传”。只知追随他的“门徒、善知识、好施檀越”颇多，萧皇后和众多权贵亦曾捐施。
与拓跋焘和宇文邕无关
静琬开凿房山石窟的目的也是谜。以往认为，与“魏武之厄”和“周武之厄”两次法难有关。
据《史记》：“（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不得”即梵语Buddha，意为“佛陀”或“浮屠”，“不得祠”即佛寺。则秦始皇时，佛教已传入中国。此说有争议，但至迟在西汉末年，佛教已进入，南北朝时，达于极盛。北魏首都洛阳最多时有寺庙1700多所，全国有200万僧尼。
“魏武之厄”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发动的灭佛事件。拓跋焘本崇佛，重臣崔浩劝他说：“佛教乃西来之教，其寺庙不但与朝廷争民争利，还劝人不杀生，瓦解将士的斗志……道教秉天地之气，树德除邪，还可使圣上延年益寿，得道成仙。”拓跋焘转信道教，令50岁以下沙门还俗服役。太平真君五年（446年），因在长安的寺院内发现兵器、窟室内藏妇女（郡牧富户的家眷），怀疑勾结叛军，下诏：“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敢言佛者，一律满门抄斩。”
“周武之厄”指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年）发动的灭佛事件。宇文邕为统一天下，广辟财源，盯上了寺庙。在道士张宾、卫元篙煽动下，他轻信当时流传的“黑衣人”将夺帝位的谣言。据史书载，宇文邕曾梦见佛陀，他说：“我是汉人皇帝，你怎么能庇佑我？”遂勒令沙门道士200余万还俗。灭北齐后，又毁境内佛寺经像，驱僧侣还俗者300余万。
刻房山石经，似是为避免下次法难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但事实上，此说无据。
刻经是为赶时间
学者刘屹在《末法与灭法：房山石经的信仰背景与历史变迁》中有深入考证。
首先，唐邕鼓山刻经在北周武帝“灭佛”前，岂知几年后会“灭佛”？宇文邕一度热衷佛教，曾造释迦锦像，高一丈六尺，并设官方宗教研究机构“通道观”。
其次，应对法难，应秘密刻经，但静琬的行为一直是公开的，“远近公私，无不施送”。
刘屹认为，开凿房山石窟，是为应对末法时代。印度佛教只有“正像二时”说，中国佛教增为“正像末三时”，即在正法、像法和法灭间，加入“末法”，目的是缓解法灭时间迫近，或引发公众恐慌的问题。于是，六世纪时形成了“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
这些数字无原典依据，只见于伪经（《周书异记》和《汉法本内传》）。隋朝初，遇到麻烦，按以上公式，正好距佛涅槃1500年，隋文帝杨坚又崇佛，在他的任上进入“末法时代”，不合适。吉藏和费长房先后提出，改成佛灭后2000年才入“末法”。
静琬似乎未接受这种说法，只把时间往后推了110年，这让他有了进入“末法时代”的紧迫感。他在隋大业元年（605年）入房山刻经，按他的计算，是“末法时代”的第52年。据佛经，当佛法在阎浮提（即南赡部洲）消亡时，龙王会把佛教十二部经从陆地收入海中供养，人间从此无佛经，即“山从水火，此方无坏”。刻石经，是为了方便将来在海中储存。不过，从辽代开始，人们对“末法时代”的具体时间已无兴趣，毕竟“末法”之后还有一万年才“法灭”，没必要着急。
短章一样有精品
静琬在房山石窟忙到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他和弟子共刻石经129部。
据学者徐威在《静琬与石经山云居寺》中钩沉：静琬去世后，他的弟子玄导、仪公、惠暹、法玄等先后继承他的事业，“凡五代不绝”。唐开元十八年（731年），唐玄宗八妹金仙公主“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此后，“刻经事业得到皇宫的扶持，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的。隋唐两代共刻石经4000余片，均封存于石经山”。
静琬等刻完一个洞，即予封闭，共计9个藏经洞，其中最大的是雷音洞，需办仪式，未封闭，致珍贵石经外流，比如唐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四百七十五卷残石一方，不知何时流入日本，被松本文三郎所藏。
清末金石学者叶昌帜著的《语石》云：“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经也。恐毁失者已不少矣。”
玄导刻经，采取全新方法。
静琬所刻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经典”，重在保存，普通人难参与，玄导则发动大众。据学者简梅青钩沉，北朝时，信众喜建造像碑，“造必有记，记后题名”，造价高，普通人难承受。唐代（尤其是唐后期）则以建幢为主，所谓“能普济生灵，博救品物，阴影才及，莫大罪销，飞尘略沾，福履将至”，将刻经与功德结合起来。
玄导因势利导，鼓励普通民众来做“功德”，房山石经至此多短章，《心经》因字数少、刻费省，出现多个刻版。其中也有很多精品，如张允伸施刻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是玄奘译本，已失传甚久，极其珍贵。
呈现社会生活各方面
在房山石经中，留有捐刻者简略事迹，称为“题记”，可补正史之阙，呈现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
许多石经是以社邑的名义捐刻的，分三种。
一是以行业为单位，包括白米行、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五熟行（可能是熟食行）、肉行等30余行，米行和绢行为重。幽州是大运河北端，南粮至此，故粮业发达。河北道是唐朝纺织中心，故细分成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彩帛行、丝锦彩帛行、小彩行、布行等。幽州是军镇，当时幞头是军装，有幞头行。
二是以群体为单位，在唐朝幽州内，有多个内附群体的羁縻州，如慎州（今北京房山县西南）、燕州（今昌平县东，主要是靺鞨人）、顺州（幽州城内，今北京城西南，安置东突厥突利可汗部）等，“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他们也在房山捐刻石经，有“燕州角社”，应为民间摔跤组织。
三是以邻里为单位。据学者唐耕耦的《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题记”中可见，唐玄宗时社邑最发达，说明工商业繁荣，此外是刘怦、刘济父子执政时期，相对和平。
社邑由社官、平正、录事“三官”管理，邑人投票产生，入社自愿，不可退社，父母去世，子女继承，直至绝户。入社不问信仰，道教徒亦可捐刻房山石经。最大社邑200人，小的仅6人，一般在50人以下。
可见，唐代基层组织能力弱、规模小，名义上诸事决于公意，其实在房山石经中，任社官多年，乃至家族长期把持社官的情况，并不罕见，呈现出寡头垄断的格局。
捐刻者为何多军人？
出乎意料，房山石经中很多捐刻者是军人。
幽州是唐朝的军事重镇，所谓“中国得之，足以蔽障外裔；外裔得之，足以摇动中国”，当时的幽州人好勇斗狠，刘昫在《旧唐书》中称：“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战国豪侠）、荆卿（即荆轲）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
唐代末期，军人渐文儒化。
据学者宋方凯在《墓志所见唐代军人日常生活研究》中钩沉，唐代军人普遍信仰佛教，在墓志中，占比高达80.39%，其次是道教，占比11.76%，佛道混合占比7.84%。
一是归隐田园后，追求精神寄托。如贞元十三年（797年）刘昇朝墓志，记其“功成身退，持斋念佛，修未来因”，有的士兵患病，“归家不仕。养疾私庭，时敦妙赏。乘闲虚室，每重玄书”。
一是战争需要。如开元十五年（727年）安忠敬神道碑记：“初甘州有舍利沙多禅师，道场之四果也，尝云：檀越德充于内，神护于外，虽冒锋镝，永无害也。及百战之后。启手归全，西州士人，闻之激励。”
军人日常的信仰活动主要是读经、写经，此外就是花钱造像。据宋方凯统计，晚唐时，写经占信佛者的42.86%，造像占信佛者的85.72%。
军人要在战场上拼杀，可唐代军人绝荤比例渐增，初唐0%、盛唐14.29%、中唐33.33%、晚唐28.57%。
唐代以后，房山石经并未停工，辽、金、元、明绵延千余年，但后来的石经多藏于云居寺中，积成举世闻名的文化宝藏，今建有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从中既见文物之美，又得兴亡之叹。
“自京兆房山县西域寺（即云居寺）隋代石刻佛经，折运来京一事发生后，议员方面曾提出质问，闻此项佛经，确由曹锟令京兆尹移运来京，本欲仿三希堂办法，在北海建修珍藏，现因舆论反对甚烈，决定中止，昨已由房山县知事沈严赴京兆尹公署领运回县，仍藏原处矣。”
这是1924年第5期《海潮音》杂志上转录《申报》的文章《房山石经仍运回原处》中的内容。
1924年3月，因传闻日本人用炸药轰炸，窃取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中石经，大总统曹锟命令时任京兆尹刘梦庚：“该石经关系文化，应行查阅保存，迅将石经各块，安送来京，以恐转呈等语。”
刘梦庚让房山县知事沈严负责此事，沈严召集京兆守备队两路司令张韬，在僧人论知带领下，入雷音洞取石经。石经本镶在石壁上，士兵凿取时，造成破坏。
作者心艮在《图画周刊》上不客气地指出：“佯言保存，实则售卖（闻每方估价千元）……噫，吾国古物何不幸若此，国民宜妥慎保存，不可熟视若无睹也。”
在刘彦等议员的抗议下，曹锟又下令：将石经运回雷音洞，重新镶在石壁上。
房山石经是北京的骄傲，已发现大小经版共14278块，共计佛经1122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图书馆。季羡林先生曾说：“云居寺是‘北京的敦煌’，敦煌是‘甘肃的云居寺’。两者皆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谜一样的高僧
中国石刻佛经，始于6世纪的北齐，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均有，房山石刻前，河北鼓山（今河北省武安县北响堂山）唐邕石刻最著名。唐邕认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石刻可长久保存。
房山石刻始于隋代大业年间（隋炀帝年号，505年—616年），高僧静琬（亦写作净琬）首倡。
《帝京景物略》称：“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好着白云，腰其丰麓，曰白带山（即今石经山）……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通秘）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傅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这段记载被多方引用，学者罗炤在《房山石经之源与静琬的传承》中直指其谬，共列5个证据，兹引其二：
首先，静琬逝于贞观十三年（639年），若他活了70岁，慧思去世时（577年），他才8岁，不太可能“承师傅嘱”。慧思是南岳大师，“在北方被排挤，在江南却大受欢迎”，中年后至嵩阳（嵩山以南）传教，静琬则一直在幽州附近，二人无交集。
其次，二人对“末法时代”开始时间的算法不同，静琬给出的数据比慧思晚110年，不像有传承关系。
《帝京景物略》是明代著作，此前从没人称静琬是慧思的徒弟。
静琬虽开创房山石经伟业，但留下记录甚少，“圆寂之前，因刊刻石经的大业尚未完成，不许其门徒安葬尸骨，弟子们因而也无法为他树碑立传”。只知追随他的“门徒、善知识、好施檀越”颇多，萧皇后和众多权贵亦曾捐施。
与拓跋焘和宇文邕无关
静琬开凿房山石窟的目的也是谜。以往认为，与“魏武之厄”和“周武之厄”两次法难有关。
据《史记》：“（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不得”即梵语Buddha，意为“佛陀”或“浮屠”，“不得祠”即佛寺。则秦始皇时，佛教已传入中国。此说有争议，但至迟在西汉末年，佛教已进入，南北朝时，达于极盛。北魏首都洛阳最多时有寺庙1700多所，全国有200万僧尼。
“魏武之厄”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发动的灭佛事件。拓跋焘本崇佛，重臣崔浩劝他说：“佛教乃西来之教，其寺庙不但与朝廷争民争利，还劝人不杀生，瓦解将士的斗志……道教秉天地之气，树德除邪，还可使圣上延年益寿，得道成仙。”拓跋焘转信道教，令50岁以下沙门还俗服役。太平真君五年（446年），因在长安的寺院内发现兵器、窟室内藏妇女（郡牧富户的家眷），怀疑勾结叛军，下诏：“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敢言佛者，一律满门抄斩。”
“周武之厄”指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年）发动的灭佛事件。宇文邕为统一天下，广辟财源，盯上了寺庙。在道士张宾、卫元篙煽动下，他轻信当时流传的“黑衣人”将夺帝位的谣言。据史书载，宇文邕曾梦见佛陀，他说：“我是汉人皇帝，你怎么能庇佑我？”遂勒令沙门道士200余万还俗。灭北齐后，又毁境内佛寺经像，驱僧侣还俗者300余万。
刻房山石经，似是为避免下次法难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但事实上，此说无据。
刻经是为赶时间
学者刘屹在《末法与灭法：房山石经的信仰背景与历史变迁》中有深入考证。
首先，唐邕鼓山刻经在北周武帝“灭佛”前，岂知几年后会“灭佛”？宇文邕一度热衷佛教，曾造释迦锦像，高一丈六尺，并设官方宗教研究机构“通道观”。
其次，应对法难，应秘密刻经，但静琬的行为一直是公开的，“远近公私，无不施送”。
刘屹认为，开凿房山石窟，是为应对末法时代。印度佛教只有“正像二时”说，中国佛教增为“正像末三时”，即在正法、像法和法灭间，加入“末法”，目的是缓解法灭时间迫近，或引发公众恐慌的问题。于是，六世纪时形成了“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
这些数字无原典依据，只见于伪经（《周书异记》和《汉法本内传》）。隋朝初，遇到麻烦，按以上公式，正好距佛涅槃1500年，隋文帝杨坚又崇佛，在他的任上进入“末法时代”，不合适。吉藏和费长房先后提出，改成佛灭后2000年才入“末法”。
静琬似乎未接受这种说法，只把时间往后推了110年，这让他有了进入“末法时代”的紧迫感。他在隋大业元年（605年）入房山刻经，按他的计算，是“末法时代”的第52年。据佛经，当佛法在阎浮提（即南赡部洲）消亡时，龙王会把佛教十二部经从陆地收入海中供养，人间从此无佛经，即“山从水火，此方无坏”。刻石经，是为了方便将来在海中储存。不过，从辽代开始，人们对“末法时代”的具体时间已无兴趣，毕竟“末法”之后还有一万年才“法灭”，没必要着急。
短章一样有精品
静琬在房山石窟忙到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他和弟子共刻石经129部。
据学者徐威在《静琬与石经山云居寺》中钩沉：静琬去世后，他的弟子玄导、仪公、惠暹、法玄等先后继承他的事业，“凡五代不绝”。唐开元十八年（731年），唐玄宗八妹金仙公主“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此后，“刻经事业得到皇宫的扶持，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的。隋唐两代共刻石经4000余片，均封存于石经山”。
静琬等刻完一个洞，即予封闭，共计9个藏经洞，其中最大的是雷音洞，需办仪式，未封闭，致珍贵石经外流，比如唐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四百七十五卷残石一方，不知何时流入日本，被松本文三郎所藏。
清末金石学者叶昌帜著的《语石》云：“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经也。恐毁失者已不少矣。”
玄导刻经，采取全新方法。
静琬所刻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经典”，重在保存，普通人难参与，玄导则发动大众。据学者简梅青钩沉，北朝时，信众喜建造像碑，“造必有记，记后题名”，造价高，普通人难承受。唐代（尤其是唐后期）则以建幢为主，所谓“能普济生灵，博救品物，阴影才及，莫大罪销，飞尘略沾，福履将至”，将刻经与功德结合起来。
玄导因势利导，鼓励普通民众来做“功德”，房山石经至此多短章，《心经》因字数少、刻费省，出现多个刻版。其中也有很多精品，如张允伸施刻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是玄奘译本，已失传甚久，极其珍贵。
呈现社会生活各方面
在房山石经中，留有捐刻者简略事迹，称为“题记”，可补正史之阙，呈现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
许多石经是以社邑的名义捐刻的，分三种。
一是以行业为单位，包括白米行、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五熟行（可能是熟食行）、肉行等30余行，米行和绢行为重。幽州是大运河北端，南粮至此，故粮业发达。河北道是唐朝纺织中心，故细分成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彩帛行、丝锦彩帛行、小彩行、布行等。幽州是军镇，当时幞头是军装，有幞头行。
二是以群体为单位，在唐朝幽州内，有多个内附群体的羁縻州，如慎州（今北京房山县西南）、燕州（今昌平县东，主要是靺鞨人）、顺州（幽州城内，今北京城西南，安置东突厥突利可汗部）等，“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他们也在房山捐刻石经，有“燕州角社”，应为民间摔跤组织。
三是以邻里为单位。据学者唐耕耦的《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题记”中可见，唐玄宗时社邑最发达，说明工商业繁荣，此外是刘怦、刘济父子执政时期，相对和平。
社邑由社官、平正、录事“三官”管理，邑人投票产生，入社自愿，不可退社，父母去世，子女继承，直至绝户。入社不问信仰，道教徒亦可捐刻房山石经。最大社邑200人，小的仅6人，一般在50人以下。
可见，唐代基层组织能力弱、规模小，名义上诸事决于公意，其实在房山石经中，任社官多年，乃至家族长期把持社官的情况，并不罕见，呈现出寡头垄断的格局。
捐刻者为何多军人？
出乎意料，房山石经中很多捐刻者是军人。
幽州是唐朝的军事重镇，所谓“中国得之，足以蔽障外裔；外裔得之，足以摇动中国”，当时的幽州人好勇斗狠，刘昫在《旧唐书》中称：“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战国豪侠）、荆卿（即荆轲）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
唐代末期，军人渐文儒化。
据学者宋方凯在《墓志所见唐代军人日常生活研究》中钩沉，唐代军人普遍信仰佛教，在墓志中，占比高达80.39%，其次是道教，占比11.76%，佛道混合占比7.84%。
一是归隐田园后，追求精神寄托。如贞元十三年（797年）刘昇朝墓志，记其“功成身退，持斋念佛，修未来因”，有的士兵患病，“归家不仕。养疾私庭，时敦妙赏。乘闲虚室，每重玄书”。
一是战争需要。如开元十五年（727年）安忠敬神道碑记：“初甘州有舍利沙多禅师，道场之四果也，尝云：檀越德充于内，神护于外，虽冒锋镝，永无害也。及百战之后。启手归全，西州士人，闻之激励。”
军人日常的信仰活动主要是读经、写经，此外就是花钱造像。据宋方凯统计，晚唐时，写经占信佛者的42.86%，造像占信佛者的85.72%。
军人要在战场上拼杀，可唐代军人绝荤比例渐增，初唐0%、盛唐14.29%、中唐33.33%、晚唐28.57%。
唐代以后，房山石经并未停工，辽、金、元、明绵延千余年，但后来的石经多藏于云居寺中，积成举世闻名的文化宝藏，今建有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从中既见文物之美，又得兴亡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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