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京兆房山县西域寺（即云居寺）隋代石刻佛经，折运来京一事发生后，议员方面曾提出质问，闻此项佛经，确由曹锟令京兆尹移运来京，本欲仿三希堂办法，在北海建修珍藏，现因舆论反对甚烈，决定中止，昨已由房山县知事沈严赴京兆尹公署领运回县，仍藏原处矣。”
这是1924年第5期《海潮音》杂志上转录《申报》的文章《房山石经仍运回原处》中的内容。
1924年3月，因传闻日本人用炸药轰炸，窃取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中石经，大总统曹锟命令时任京兆尹刘梦庚：“该石经关系文化，应行查阅保存，迅将石经各块，安送来京，以恐转呈等语。”
刘梦庚让房山县知事沈严负责此事，沈严召集京兆守备队两路司令张韬，在僧人论知带领下，入雷音洞取石经。石经本镶在石壁上，士兵凿取时，造成破坏。
作者心艮在《图画周刊》上不客气地指出：“佯言保存，实则售卖（闻每方估价千元）……噫，吾国古物何不幸若此，国民宜妥慎保存，不可熟视若无睹也。”
在刘彦等议员的抗议下，曹锟又下令：将石经运回雷音洞，重新镶在石壁上。
房山石经是北京的骄傲，已发现大小经版共14278块，共计佛经1122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图书馆。季羡林先生曾说：“云居寺是‘北京的敦煌’，敦煌是‘甘肃的云居寺’。两者皆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谜一样的高僧
中国石刻佛经，始于6世纪的北齐，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均有，房山石刻前，河北鼓山（今河北省武安县北响堂山）唐邕石刻最著名。唐邕认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石刻可长久保存。
房山石刻始于隋代大业年间（隋炀帝年号，505年—616年），高僧静琬（亦写作净琬）首倡。
《帝京景物略》称：“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好着白云，腰其丰麓，曰白带山（即今石经山）……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通秘）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傅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这段记载被多方引用，学者罗炤在《房山石经之源与静琬的传承》中直指其谬，共列5个证据，兹引其二：
首先，静琬逝于贞观十三年（639年），若他活了70岁，慧思去世时（577年），他才8岁，不太可能“承师傅嘱”。慧思是南岳大师，“在北方被排挤，在江南却大受欢迎”，中年后至嵩阳（嵩山以南）传教，静琬则一直在幽州附近，二人无交集。
其次，二人对“末法时代”开始时间的算法不同，静琬给出的数据比慧思晚110年，不像有传承关系。
《帝京景物略》是明代著作，此前从没人称静琬是慧思的徒弟。
静琬虽开创房山石经伟业，但留下记录甚少，“圆寂之前，因刊刻石经的大业尚未完成，不许其门徒安葬尸骨，弟子们因而也无法为他树碑立传”。只知追随他的“门徒、善知识、好施檀越”颇多，萧皇后和众多权贵亦曾捐施。
与拓跋焘和宇文邕无关
静琬开凿房山石窟的目的也是谜。以往认为，与“魏武之厄”和“周武之厄”两次法难有关。
据《史记》：“（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不得”即梵语Buddha，意为“佛陀”或“浮屠”，“不得祠”即佛寺。则秦始皇时，佛教已传入中国。此说有争议，但至迟在西汉末年，佛教已进入，南北朝时，达于极盛。北魏首都洛阳最多时有寺庙1700多所，全国有200万僧尼。
“魏武之厄”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发动的灭佛事件。拓跋焘本崇佛，重臣崔浩劝他说：“佛教乃西来之教，其寺庙不但与朝廷争民争利，还劝人不杀生，瓦解将士的斗志……道教秉天地之气，树德除邪，还可使圣上延年益寿，得道成仙。”拓跋焘转信道教，令50岁以下沙门还俗服役。太平真君五年（446年），因在长安的寺院内发现兵器、窟室内藏妇女（郡牧富户的家眷），怀疑勾结叛军，下诏：“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敢言佛者，一律满门抄斩。”
“周武之厄”指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年）发动的灭佛事件。宇文邕为统一天下，广辟财源，盯上了寺庙。在道士张宾、卫元篙煽动下，他轻信当时流传的“黑衣人”将夺帝位的谣言。据史书载，宇文邕曾梦见佛陀，他说：“我是汉人皇帝，你怎么能庇佑我？”遂勒令沙门道士200余万还俗。灭北齐后，又毁境内佛寺经像，驱僧侣还俗者300余万。
刻房山石经，似是为避免下次法难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但事实上，此说无据。
刻经是为赶时间
学者刘屹在《末法与灭法：房山石经的信仰背景与历史变迁》中有深入考证。
首先，唐邕鼓山刻经在北周武帝“灭佛”前，岂知几年后会“灭佛”？宇文邕一度热衷佛教，曾造释迦锦像，高一丈六尺，并设官方宗教研究机构“通道观”。
其次，应对法难，应秘密刻经，但静琬的行为一直是公开的，“远近公私，无不施送”。
刘屹认为，开凿房山石窟，是为应对末法时代。印度佛教只有“正像二时”说，中国佛教增为“正像末三时”，即在正法、像法和法灭间，加入“末法”，目的是缓解法灭时间迫近，或引发公众恐慌的问题。于是，六世纪时形成了“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
这些数字无原典依据，只见于伪经（《周书异记》和《汉法本内传》）。隋朝初，遇到麻烦，按以上公式，正好距佛涅槃1500年，隋文帝杨坚又崇佛，在他的任上进入“末法时代”，不合适。吉藏和费长房先后提出，改成佛灭后2000年才入“末法”。
静琬似乎未接受这种说法，只把时间往后推了110年，这让他有了进入“末法时代”的紧迫感。他在隋大业元年（605年）入房山刻经，按他的计算，是“末法时代”的第52年。据佛经，当佛法在阎浮提（即南赡部洲）消亡时，龙王会把佛教十二部经从陆地收入海中供养，人间从此无佛经，即“山从水火，此方无坏”。刻石经，是为了方便将来在海中储存。不过，从辽代开始，人们对“末法时代”的具体时间已无兴趣，毕竟“末法”之后还有一万年才“法灭”，没必要着急。
短章一样有精品
静琬在房山石窟忙到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他和弟子共刻石经129部。
据学者徐威在《静琬与石经山云居寺》中钩沉：静琬去世后，他的弟子玄导、仪公、惠暹、法玄等先后继承他的事业，“凡五代不绝”。唐开元十八年（731年），唐玄宗八妹金仙公主“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此后，“刻经事业得到皇宫的扶持，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的。隋唐两代共刻石经4000余片，均封存于石经山”。
静琬等刻完一个洞，即予封闭，共计9个藏经洞，其中最大的是雷音洞，需办仪式，未封闭，致珍贵石经外流，比如唐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四百七十五卷残石一方，不知何时流入日本，被松本文三郎所藏。
清末金石学者叶昌帜著的《语石》云：“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经也。恐毁失者已不少矣。”
玄导刻经，采取全新方法。
静琬所刻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经典”，重在保存，普通人难参与，玄导则发动大众。据学者简梅青钩沉，北朝时，信众喜建造像碑，“造必有记，记后题名”，造价高，普通人难承受。唐代（尤其是唐后期）则以建幢为主，所谓“能普济生灵，博救品物，阴影才及，莫大罪销，飞尘略沾，福履将至”，将刻经与功德结合起来。
玄导因势利导，鼓励普通民众来做“功德”，房山石经至此多短章，《心经》因字数少、刻费省，出现多个刻版。其中也有很多精品，如张允伸施刻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是玄奘译本，已失传甚久，极其珍贵。
呈现社会生活各方面
在房山石经中，留有捐刻者简略事迹，称为“题记”，可补正史之阙，呈现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
许多石经是以社邑的名义捐刻的，分三种。
一是以行业为单位，包括白米行、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五熟行（可能是熟食行）、肉行等30余行，米行和绢行为重。幽州是大运河北端，南粮至此，故粮业发达。河北道是唐朝纺织中心，故细分成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彩帛行、丝锦彩帛行、小彩行、布行等。幽州是军镇，当时幞头是军装，有幞头行。
二是以群体为单位，在唐朝幽州内，有多个内附群体的羁縻州，如慎州（今北京房山县西南）、燕州（今昌平县东，主要是靺鞨人）、顺州（幽州城内，今北京城西南，安置东突厥突利可汗部）等，“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他们也在房山捐刻石经，有“燕州角社”，应为民间摔跤组织。
三是以邻里为单位。据学者唐耕耦的《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题记”中可见，唐玄宗时社邑最发达，说明工商业繁荣，此外是刘怦、刘济父子执政时期，相对和平。
社邑由社官、平正、录事“三官”管理，邑人投票产生，入社自愿，不可退社，父母去世，子女继承，直至绝户。入社不问信仰，道教徒亦可捐刻房山石经。最大社邑200人，小的仅6人，一般在50人以下。
可见，唐代基层组织能力弱、规模小，名义上诸事决于公意，其实在房山石经中，任社官多年，乃至家族长期把持社官的情况，并不罕见，呈现出寡头垄断的格局。
捐刻者为何多军人？
出乎意料，房山石经中很多捐刻者是军人。
幽州是唐朝的军事重镇，所谓“中国得之，足以蔽障外裔；外裔得之，足以摇动中国”，当时的幽州人好勇斗狠，刘昫在《旧唐书》中称：“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战国豪侠）、荆卿（即荆轲）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
唐代末期，军人渐文儒化。
据学者宋方凯在《墓志所见唐代军人日常生活研究》中钩沉，唐代军人普遍信仰佛教，在墓志中，占比高达80.39%，其次是道教，占比11.76%，佛道混合占比7.84%。
一是归隐田园后，追求精神寄托。如贞元十三年（797年）刘昇朝墓志，记其“功成身退，持斋念佛，修未来因”，有的士兵患病，“归家不仕。养疾私庭，时敦妙赏。乘闲虚室，每重玄书”。
一是战争需要。如开元十五年（727年）安忠敬神道碑记：“初甘州有舍利沙多禅师，道场之四果也，尝云：檀越德充于内，神护于外，虽冒锋镝，永无害也。及百战之后。启手归全，西州士人，闻之激励。”
军人日常的信仰活动主要是读经、写经，此外就是花钱造像。据宋方凯统计，晚唐时，写经占信佛者的42.86%，造像占信佛者的85.72%。
军人要在战场上拼杀，可唐代军人绝荤比例渐增，初唐0%、盛唐14.29%、中唐33.33%、晚唐28.57%。
唐代以后，房山石经并未停工，辽、金、元、明绵延千余年，但后来的石经多藏于云居寺中，积成举世闻名的文化宝藏，今建有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从中既见文物之美，又得兴亡之叹。
“自京兆房山县西域寺（即云居寺）隋代石刻佛经，折运来京一事发生后，议员方面曾提出质问，闻此项佛经，确由曹锟令京兆尹移运来京，本欲仿三希堂办法，在北海建修珍藏，现因舆论反对甚烈，决定中止，昨已由房山县知事沈严赴京兆尹公署领运回县，仍藏原处矣。”
这是1924年第5期《海潮音》杂志上转录《申报》的文章《房山石经仍运回原处》中的内容。
1924年3月，因传闻日本人用炸药轰炸，窃取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中石经，大总统曹锟命令时任京兆尹刘梦庚：“该石经关系文化，应行查阅保存，迅将石经各块，安送来京，以恐转呈等语。”
刘梦庚让房山县知事沈严负责此事，沈严召集京兆守备队两路司令张韬，在僧人论知带领下，入雷音洞取石经。石经本镶在石壁上，士兵凿取时，造成破坏。
作者心艮在《图画周刊》上不客气地指出：“佯言保存，实则售卖（闻每方估价千元）……噫，吾国古物何不幸若此，国民宜妥慎保存，不可熟视若无睹也。”
在刘彦等议员的抗议下，曹锟又下令：将石经运回雷音洞，重新镶在石壁上。
房山石经是北京的骄傲，已发现大小经版共14278块，共计佛经1122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图书馆。季羡林先生曾说：“云居寺是‘北京的敦煌’，敦煌是‘甘肃的云居寺’。两者皆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谜一样的高僧
中国石刻佛经，始于6世纪的北齐，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均有，房山石刻前，河北鼓山（今河北省武安县北响堂山）唐邕石刻最著名。唐邕认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石刻可长久保存。
房山石刻始于隋代大业年间（隋炀帝年号，505年—616年），高僧静琬（亦写作净琬）首倡。
《帝京景物略》称：“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好着白云，腰其丰麓，曰白带山（即今石经山）……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通秘）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傅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这段记载被多方引用，学者罗炤在《房山石经之源与静琬的传承》中直指其谬，共列5个证据，兹引其二：
首先，静琬逝于贞观十三年（639年），若他活了70岁，慧思去世时（577年），他才8岁，不太可能“承师傅嘱”。慧思是南岳大师，“在北方被排挤，在江南却大受欢迎”，中年后至嵩阳（嵩山以南）传教，静琬则一直在幽州附近，二人无交集。
其次，二人对“末法时代”开始时间的算法不同，静琬给出的数据比慧思晚110年，不像有传承关系。
《帝京景物略》是明代著作，此前从没人称静琬是慧思的徒弟。
静琬虽开创房山石经伟业，但留下记录甚少，“圆寂之前，因刊刻石经的大业尚未完成，不许其门徒安葬尸骨，弟子们因而也无法为他树碑立传”。只知追随他的“门徒、善知识、好施檀越”颇多，萧皇后和众多权贵亦曾捐施。
与拓跋焘和宇文邕无关
静琬开凿房山石窟的目的也是谜。以往认为，与“魏武之厄”和“周武之厄”两次法难有关。
据《史记》：“（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不得”即梵语Buddha，意为“佛陀”或“浮屠”，“不得祠”即佛寺。则秦始皇时，佛教已传入中国。此说有争议，但至迟在西汉末年，佛教已进入，南北朝时，达于极盛。北魏首都洛阳最多时有寺庙1700多所，全国有200万僧尼。
“魏武之厄”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发动的灭佛事件。拓跋焘本崇佛，重臣崔浩劝他说：“佛教乃西来之教，其寺庙不但与朝廷争民争利，还劝人不杀生，瓦解将士的斗志……道教秉天地之气，树德除邪，还可使圣上延年益寿，得道成仙。”拓跋焘转信道教，令50岁以下沙门还俗服役。太平真君五年（446年），因在长安的寺院内发现兵器、窟室内藏妇女（郡牧富户的家眷），怀疑勾结叛军，下诏：“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敢言佛者，一律满门抄斩。”
“周武之厄”指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年）发动的灭佛事件。宇文邕为统一天下，广辟财源，盯上了寺庙。在道士张宾、卫元篙煽动下，他轻信当时流传的“黑衣人”将夺帝位的谣言。据史书载，宇文邕曾梦见佛陀，他说：“我是汉人皇帝，你怎么能庇佑我？”遂勒令沙门道士200余万还俗。灭北齐后，又毁境内佛寺经像，驱僧侣还俗者300余万。
刻房山石经，似是为避免下次法难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但事实上，此说无据。
刻经是为赶时间
学者刘屹在《末法与灭法：房山石经的信仰背景与历史变迁》中有深入考证。
首先，唐邕鼓山刻经在北周武帝“灭佛”前，岂知几年后会“灭佛”？宇文邕一度热衷佛教，曾造释迦锦像，高一丈六尺，并设官方宗教研究机构“通道观”。
其次，应对法难，应秘密刻经，但静琬的行为一直是公开的，“远近公私，无不施送”。
刘屹认为，开凿房山石窟，是为应对末法时代。印度佛教只有“正像二时”说，中国佛教增为“正像末三时”，即在正法、像法和法灭间，加入“末法”，目的是缓解法灭时间迫近，或引发公众恐慌的问题。于是，六世纪时形成了“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
这些数字无原典依据，只见于伪经（《周书异记》和《汉法本内传》）。隋朝初，遇到麻烦，按以上公式，正好距佛涅槃1500年，隋文帝杨坚又崇佛，在他的任上进入“末法时代”，不合适。吉藏和费长房先后提出，改成佛灭后2000年才入“末法”。
静琬似乎未接受这种说法，只把时间往后推了110年，这让他有了进入“末法时代”的紧迫感。他在隋大业元年（605年）入房山刻经，按他的计算，是“末法时代”的第52年。据佛经，当佛法在阎浮提（即南赡部洲）消亡时，龙王会把佛教十二部经从陆地收入海中供养，人间从此无佛经，即“山从水火，此方无坏”。刻石经，是为了方便将来在海中储存。不过，从辽代开始，人们对“末法时代”的具体时间已无兴趣，毕竟“末法”之后还有一万年才“法灭”，没必要着急。
短章一样有精品
静琬在房山石窟忙到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他和弟子共刻石经129部。
据学者徐威在《静琬与石经山云居寺》中钩沉：静琬去世后，他的弟子玄导、仪公、惠暹、法玄等先后继承他的事业，“凡五代不绝”。唐开元十八年（731年），唐玄宗八妹金仙公主“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此后，“刻经事业得到皇宫的扶持，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的。隋唐两代共刻石经4000余片，均封存于石经山”。
静琬等刻完一个洞，即予封闭，共计9个藏经洞，其中最大的是雷音洞，需办仪式，未封闭，致珍贵石经外流，比如唐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四百七十五卷残石一方，不知何时流入日本，被松本文三郎所藏。
清末金石学者叶昌帜著的《语石》云：“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经也。恐毁失者已不少矣。”
玄导刻经，采取全新方法。
静琬所刻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经典”，重在保存，普通人难参与，玄导则发动大众。据学者简梅青钩沉，北朝时，信众喜建造像碑，“造必有记，记后题名”，造价高，普通人难承受。唐代（尤其是唐后期）则以建幢为主，所谓“能普济生灵，博救品物，阴影才及，莫大罪销，飞尘略沾，福履将至”，将刻经与功德结合起来。
玄导因势利导，鼓励普通民众来做“功德”，房山石经至此多短章，《心经》因字数少、刻费省，出现多个刻版。其中也有很多精品，如张允伸施刻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是玄奘译本，已失传甚久，极其珍贵。
呈现社会生活各方面
在房山石经中，留有捐刻者简略事迹，称为“题记”，可补正史之阙，呈现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
许多石经是以社邑的名义捐刻的，分三种。
一是以行业为单位，包括白米行、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五熟行（可能是熟食行）、肉行等30余行，米行和绢行为重。幽州是大运河北端，南粮至此，故粮业发达。河北道是唐朝纺织中心，故细分成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彩帛行、丝锦彩帛行、小彩行、布行等。幽州是军镇，当时幞头是军装，有幞头行。
二是以群体为单位，在唐朝幽州内，有多个内附群体的羁縻州，如慎州（今北京房山县西南）、燕州（今昌平县东，主要是靺鞨人）、顺州（幽州城内，今北京城西南，安置东突厥突利可汗部）等，“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他们也在房山捐刻石经，有“燕州角社”，应为民间摔跤组织。
三是以邻里为单位。据学者唐耕耦的《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题记”中可见，唐玄宗时社邑最发达，说明工商业繁荣，此外是刘怦、刘济父子执政时期，相对和平。
社邑由社官、平正、录事“三官”管理，邑人投票产生，入社自愿，不可退社，父母去世，子女继承，直至绝户。入社不问信仰，道教徒亦可捐刻房山石经。最大社邑200人，小的仅6人，一般在50人以下。
可见，唐代基层组织能力弱、规模小，名义上诸事决于公意，其实在房山石经中，任社官多年，乃至家族长期把持社官的情况，并不罕见，呈现出寡头垄断的格局。
捐刻者为何多军人？
出乎意料，房山石经中很多捐刻者是军人。
幽州是唐朝的军事重镇，所谓“中国得之，足以蔽障外裔；外裔得之，足以摇动中国”，当时的幽州人好勇斗狠，刘昫在《旧唐书》中称：“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战国豪侠）、荆卿（即荆轲）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
唐代末期，军人渐文儒化。
据学者宋方凯在《墓志所见唐代军人日常生活研究》中钩沉，唐代军人普遍信仰佛教，在墓志中，占比高达80.39%，其次是道教，占比11.76%，佛道混合占比7.84%。
一是归隐田园后，追求精神寄托。如贞元十三年（797年）刘昇朝墓志，记其“功成身退，持斋念佛，修未来因”，有的士兵患病，“归家不仕。养疾私庭，时敦妙赏。乘闲虚室，每重玄书”。
一是战争需要。如开元十五年（727年）安忠敬神道碑记：“初甘州有舍利沙多禅师，道场之四果也，尝云：檀越德充于内，神护于外，虽冒锋镝，永无害也。及百战之后。启手归全，西州士人，闻之激励。”
军人日常的信仰活动主要是读经、写经，此外就是花钱造像。据宋方凯统计，晚唐时，写经占信佛者的42.86%，造像占信佛者的85.72%。
军人要在战场上拼杀，可唐代军人绝荤比例渐增，初唐0%、盛唐14.29%、中唐33.33%、晚唐28.57%。
唐代以后，房山石经并未停工，辽、金、元、明绵延千余年，但后来的石经多藏于云居寺中，积成举世闻名的文化宝藏，今建有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从中既见文物之美，又得兴亡之叹。
近日，上海北外滩金辉索菲特酒店启幕，酒店前身为绿地九龙宾馆，2021年金辉集团收购上海九龙宾馆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原九龙宾馆进行升级修缮，与雅高集团合作打造上海金辉索菲特酒店。酒店拥有288间奢华客房与27间典雅套房， 近期，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赴日外国游客数量持续增加。 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推算，3月份访日游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创下单月历史最高水平。日元疲软提振了访日游客在奢侈品方面的消费，酒店价格也较去年同期上涨近3成。 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市官方旅游推广机构Destination Toronto，宣布Andrew Weir将于5月1日起成为新任总裁兼CEO。Weir此前是该组织的执行副总裁，曾领导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旅游业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将领导该组织举办2026 澳大利亚酒店分销与技术提供商SiteMinder公布2024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23.3%至4600万美元，主要得益于Demand Plus元搜索产品的强劲表现和用户基数的持续扩大。公司已基本实现收支平衡，仅轻微亏损20万美元。此前 近日，山西省浑源县人民政府与北京恒久厚道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举行永安坊文化旅游街区项目签约仪式。 据介绍，浑源古城——永安坊旅游街区项目北邻永安禅寺南广场，西邻圆觉寺，南到郭家巷，东至现状民房。项目站位城 4月29日，张家界旅游集团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张家界旅游集团2024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861.47万元，同比下降8.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4648.19万元。 。本文链接：这里是“北京的敦煌”http://www.sushuapos.com/show-6-7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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