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镛。虽有报人、社会活动家等多种身份，但以武侠小说家最为公众熟知。1955年，他首次使用“金庸”名号在《大公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连载完毕《鹿鼎记》，共创作了15部作品——他将此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金庸先生的作品，对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国人有着巨大影响。值其百年诞辰，推出系列文章，以申纪念之志。
作为华人世界公认的武侠小说泰斗，文学界对金庸予以越来越多严肃讨论。而今回顾金庸，我想从两则批评切入。通过对这两则批评的回应和再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造神与贬损之外，那个无法简单概括的金庸武侠世界。
金庸小说最关键的价值 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现的
第一则来自王朔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我看金庸》。他的观点总结有如下几条：一、武侠本是旧小说的一种，金庸小说的语言和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二、金庸大约是为娱乐大众才写这类读物，不必抬高为文学；三、金庸笔下的侠，其实是罪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王朔也指出：“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的确，金庸武侠里上天遁地的武林豪杰，唤起了多少都市人现实里做不到的英雄梦。可王朔看到金庸小说爽文的一面，却忽略了其中意味深长的悲剧成分。萧峰之死、靖康之耻、郭靖死守襄阳等情节，绝不能叫爽文，却还回荡在读者心中，这不是“读者活得太累”所能解释。正如同王朔生猛时写的小说，媒体赞誉反权威、反严肃。王朔能成为一代青年眼中的文学弄潮儿，也不能全赖大伙活得太累。
另一个观点来自于刘震云：“他（金庸）从相同的生活里看到的全是相同。他不算有深入持久思考能力、能够不断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作家。”
王朔和刘震云象征了文学界对金庸的两种典型看法。而金庸小说刚在中国大陆流行时，也有作家和学者发现它的价值。譬如学者严家炎著有《金庸小说论稿》。陈平原将金庸作为珍贵的小说家来对待，认为“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
从1985年TVB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被引进内地，同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取得授权出版《书剑恩仇录》以来，金庸小说风靡大众。说其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中国人，并不为过。
而我要说，金庸小说最关键的价值，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现的：它是一种用文学唤起公共参与感的感染力。金庸小说，是一种极富有公共思辨性和命运伦理的文字。它指引读者思考身份、家国、命运等议题，又提醒着“用宏大叙事牺牲具体之善”的恐怖。生逢乱世，徙居香港，金庸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敏感度。他所要写的，不只是千古文人武侠梦，还有个人如何在混乱割裂的世道中践行理想、匡扶正义，又不以牺牲弱小者为代价。
金庸反复重申 “用宏大叙事牺牲具体之善”的恐怖
金庸小说里，大英雄的“不忍”，是他常常描绘的性格特征。张无忌可以在光明顶大战天下英豪，但要他像朱元璋那样冷酷果决，他做不到。萧峰血战聚贤庄，面对弱者和穷人常有慈悲之心，最终为阻止宋辽战事带来的生灵涂炭，他不惜牺牲自我；再如令狐冲、段誉、郭靖、杨过这一个个性格各异的豪杰，他们的共性就是对于具体弱者的善。他们不是为了宏图伟愿能冷酷牺牲局部的政客，你无法想象他们说出“为了大局，苦一苦百姓”这种话。而杨过字“改之”这个细节，本身就是一重暗示，暗示人物身上的自省性。金庸笔下的大侠常是被命运悲剧和自省反复折磨的。这种自省，恰恰使他们可爱、慈悲。
金庸小说的形式和内核并不肤浅，它只是用了连载小说、类型文学的框架，引发部分人先入为主的成见。就刘震云的观点而言，刘震云并不是说金庸不配称为作家，而是认为金庸距离“文学家”还有一定差距。我想刘震云是将金庸和福克纳、卡夫卡这种具有文体创新意识的作家，或者中国近现代的鲁迅、沈从文、李劼人等名家做对比，认为金庸是一个能够批量制造故事爆款的手艺人，但在思想层面和写作严谨程度上弱了一些。
刘震云确实点到了金庸小说的薄弱之处，但他也忽略了金庸作品宝贵的地方——金庸其实是当代中国少有的融合史诗精神与中文之美，又借助武侠小说来发扬光大的作家。海宁查氏是诗礼之家，但公允地说，由于金庸年少时没有念过私塾，上的是新式学堂，缺乏旧学幼功，他在经史上的学问并不牢固：《天龙八部》新修版里，慕容博的书房竟然出现民国时期才出版的硬皮洋装书《诸子集成》；活跃于北宋中期的段誉，脱口而出“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而“四书”说法自南宋朱熹起才流传。
金庸的长处也很显见。他阅读量大，善于将不同学识融会贯通；他的经史不到大学问家的地步，但用到小说里已然绰绰有余。而他在节奏感与用典上是有天赋的，金庸小说化用了不少深入人心的典故，比如用《洛神赋》《周易》《逍遥游》等典故，分别命名凌波微步、降龙十八掌、北冥神功；又如前人说过《天龙八部》回目恰可配成五个词牌五首词：《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水龙吟》，而“苏幕遮”即可隐喻萧峰身世，也可代指姑苏慕容家。
金庸小说中真正难得的地方 尚没有被充分对待
从初读金庸小说，到如今重新回味，不知不觉，金庸小说已陪伴我十余载。而笔者对它的认识，经历了阅读、惊喜、审思、怀疑、重温，到如今平常心看待。虽然市面上有人宣传其他武侠小说家常会用到“比金庸更文学”，或“重新定义武侠”这般话术；虽然也听人辩论，讲金庸如何被高估，他的小说没什么文学性，但直到今天，笔者重温最多次的武侠小说，依然是金庸。这出自阅读直觉，而不能被任何理念替代。笔者不惮承认，金庸仍是自己心中分量最重的武侠小说家。
回顾金庸小说，若只说它是中国超级英雄，或文人情怀，都不准确。金庸小说是士人抱负、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趣味的混合，是一种“借古话，说今事”，又在无形中冲击着正派小说的边界。
身逢乱世，徙居香港，金庸有一番投身社会、改良世道的决心，这是士人心态；香港商业发达，贫富差距极大，香港社会是资本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杂交，文人在此经历严酷的市场考验，这是商品经济的冲击；而香港凭借特殊条件，在20世纪较少经历战乱，市民社会较完备。三者汇合，熔炼出金庸小说的底色。
作为一个报人和时评作者，金庸将他对现实的思考委婉地融进小说里。譬如《笑傲江湖》成书于1967年，书中对名门正派进行了非常辛辣的讽刺，对于那些打着正义口号却让小人物流水般牺牲的叙事，作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构。单是这一条，便足以让读者浮想联翩。
而《天龙八部》何尝不是一出关于身份认同的悲剧？萧峰本是辽人，阴差阳错生长于宋土，从小接受少林寺和丐帮恩泽，想要做一个匡扶正义、维护大宋百姓的英雄，却在父辈设计的阴谋中一次次被误解：一边他要证明自己不是杀人凶手，一边他受困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到底是宋人，还是辽人？可是宋辽两国，又有什么区别？不一样也都有好人，都有坏人？朴素的话语中流淌着善念，也正因他没有被过多辞令污浊，而其实最接近慈悲的境界。
《天龙八部》整部小说写了太多的命运弄人与“执念的奴隶”：从渴望光复大燕的慕容父子，到种下一屁股情债、让子女陷入悲剧的段正淳，再到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之争，乃至最具有古希腊英雄悲剧色彩的萧峰——《天龙八部》是金庸小说中最具有史诗感，也每每让人扼腕叹息的一部。尽管它也存在不少情节设计上的硬伤，但放眼近二十年，你很难在中文世界找到类似这般立意深刻、人物繁多而鲜活、完成度高、具有古典史诗气质的作品。
从《天龙八部》中的身份认同困境，到《神雕侠侣》中个人在父辈叙事、家国大义、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平衡，再到《笑傲江湖》的反乌托邦寓言、《鹿鼎记》对于理念正义和结果正义的思辨，金庸小说并非重复自我的文化快餐。它之所以到今天还被人怀念，恰恰是在于它有很强的思辨性和命运感。
金庸去世，代表着一种武侠公共性的消退。在他之后，武侠的潮流变成写实和往小入手。那些粗制滥造的姑且不论，从徐皓峰的硬桥硬马，到路阳的“绣春刀”系列，再到以《莲花楼》为代表的侦探武侠、市井武侠风格，创作者求变求新，武侠也绝不只是金庸一种路数。但一个相当明显的变化是，武侠作品的公共性在消退。
逐渐，读者只是把武侠作为快餐或情绪按摩仪，他们会一声叹息，或讨论某个武侠人物的魅力，但很难因此迸发出一种热烈的现实参与感。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纵深复杂，本文难以展开。但或可思考的是，武侠小说气质的变化也是这种环境变化的缩影。武侠彻底变成商品、快餐、匠人手艺。王朔批评的那种风气，反倒不是在金庸那里完成，而恰恰是在金庸之后。
从文学与思想的尺度，笔者虽认为金庸不如鲁迅、张爱玲等文学大家，但同时觉得，金庸小说中真正难得的地方，尚没有被充分对待。金庸先生不仅是写通俗小说的一代宗师，也为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的启示。
百年之后，这一代里大部分纯文学作品会被遗忘，而金庸作为“大武侠小说”的代表，仍然会被记住。金庸走后，我才更意识到他的可贵。因为在他之后，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写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这一原本堪称社会最流行文化的门类，如今已然衰弱。
金庸的去世，不啻为武侠公共情怀退场的隐喻。我们纪念他，也是在怀念一个属于武侠公共情怀的黄金时代。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问答之生平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我比较喜欢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问：有部《金庸传》曾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
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50年代初2月份到北京时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2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关邓小平接见前批示“可以”之类，更是胡编乱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曾于1995年3月3日对金庸先生进行过采访。文稿经金庸先生亲自过目，后收入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本文即摘自此书，谨致谢忱。）
金庸先生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镛。虽有报人、社会活动家等多种身份，但以武侠小说家最为公众熟知。1955年，他首次使用“金庸”名号在《大公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连载完毕《鹿鼎记》，共创作了15部作品——他将此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金庸先生的作品，对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国人有着巨大影响。值其百年诞辰，推出系列文章，以申纪念之志。
作为华人世界公认的武侠小说泰斗，文学界对金庸予以越来越多严肃讨论。而今回顾金庸，我想从两则批评切入。通过对这两则批评的回应和再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造神与贬损之外，那个无法简单概括的金庸武侠世界。
金庸小说最关键的价值 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现的
第一则来自王朔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我看金庸》。他的观点总结有如下几条：一、武侠本是旧小说的一种，金庸小说的语言和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二、金庸大约是为娱乐大众才写这类读物，不必抬高为文学；三、金庸笔下的侠，其实是罪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王朔也指出：“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的确，金庸武侠里上天遁地的武林豪杰，唤起了多少都市人现实里做不到的英雄梦。可王朔看到金庸小说爽文的一面，却忽略了其中意味深长的悲剧成分。萧峰之死、靖康之耻、郭靖死守襄阳等情节，绝不能叫爽文，却还回荡在读者心中，这不是“读者活得太累”所能解释。正如同王朔生猛时写的小说，媒体赞誉反权威、反严肃。王朔能成为一代青年眼中的文学弄潮儿，也不能全赖大伙活得太累。
另一个观点来自于刘震云：“他（金庸）从相同的生活里看到的全是相同。他不算有深入持久思考能力、能够不断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作家。”
王朔和刘震云象征了文学界对金庸的两种典型看法。而金庸小说刚在中国大陆流行时，也有作家和学者发现它的价值。譬如学者严家炎著有《金庸小说论稿》。陈平原将金庸作为珍贵的小说家来对待，认为“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
从1985年TVB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被引进内地，同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取得授权出版《书剑恩仇录》以来，金庸小说风靡大众。说其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中国人，并不为过。
而我要说，金庸小说最关键的价值，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现的：它是一种用文学唤起公共参与感的感染力。金庸小说，是一种极富有公共思辨性和命运伦理的文字。它指引读者思考身份、家国、命运等议题，又提醒着“用宏大叙事牺牲具体之善”的恐怖。生逢乱世，徙居香港，金庸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敏感度。他所要写的，不只是千古文人武侠梦，还有个人如何在混乱割裂的世道中践行理想、匡扶正义，又不以牺牲弱小者为代价。
金庸反复重申 “用宏大叙事牺牲具体之善”的恐怖
金庸小说里，大英雄的“不忍”，是他常常描绘的性格特征。张无忌可以在光明顶大战天下英豪，但要他像朱元璋那样冷酷果决，他做不到。萧峰血战聚贤庄，面对弱者和穷人常有慈悲之心，最终为阻止宋辽战事带来的生灵涂炭，他不惜牺牲自我；再如令狐冲、段誉、郭靖、杨过这一个个性格各异的豪杰，他们的共性就是对于具体弱者的善。他们不是为了宏图伟愿能冷酷牺牲局部的政客，你无法想象他们说出“为了大局，苦一苦百姓”这种话。而杨过字“改之”这个细节，本身就是一重暗示，暗示人物身上的自省性。金庸笔下的大侠常是被命运悲剧和自省反复折磨的。这种自省，恰恰使他们可爱、慈悲。
金庸小说的形式和内核并不肤浅，它只是用了连载小说、类型文学的框架，引发部分人先入为主的成见。就刘震云的观点而言，刘震云并不是说金庸不配称为作家，而是认为金庸距离“文学家”还有一定差距。我想刘震云是将金庸和福克纳、卡夫卡这种具有文体创新意识的作家，或者中国近现代的鲁迅、沈从文、李劼人等名家做对比，认为金庸是一个能够批量制造故事爆款的手艺人，但在思想层面和写作严谨程度上弱了一些。
刘震云确实点到了金庸小说的薄弱之处，但他也忽略了金庸作品宝贵的地方——金庸其实是当代中国少有的融合史诗精神与中文之美，又借助武侠小说来发扬光大的作家。海宁查氏是诗礼之家，但公允地说，由于金庸年少时没有念过私塾，上的是新式学堂，缺乏旧学幼功，他在经史上的学问并不牢固：《天龙八部》新修版里，慕容博的书房竟然出现民国时期才出版的硬皮洋装书《诸子集成》；活跃于北宋中期的段誉，脱口而出“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而“四书”说法自南宋朱熹起才流传。
金庸的长处也很显见。他阅读量大，善于将不同学识融会贯通；他的经史不到大学问家的地步，但用到小说里已然绰绰有余。而他在节奏感与用典上是有天赋的，金庸小说化用了不少深入人心的典故，比如用《洛神赋》《周易》《逍遥游》等典故，分别命名凌波微步、降龙十八掌、北冥神功；又如前人说过《天龙八部》回目恰可配成五个词牌五首词：《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水龙吟》，而“苏幕遮”即可隐喻萧峰身世，也可代指姑苏慕容家。
金庸小说中真正难得的地方 尚没有被充分对待
从初读金庸小说，到如今重新回味，不知不觉，金庸小说已陪伴我十余载。而笔者对它的认识，经历了阅读、惊喜、审思、怀疑、重温，到如今平常心看待。虽然市面上有人宣传其他武侠小说家常会用到“比金庸更文学”，或“重新定义武侠”这般话术；虽然也听人辩论，讲金庸如何被高估，他的小说没什么文学性，但直到今天，笔者重温最多次的武侠小说，依然是金庸。这出自阅读直觉，而不能被任何理念替代。笔者不惮承认，金庸仍是自己心中分量最重的武侠小说家。
回顾金庸小说，若只说它是中国超级英雄，或文人情怀，都不准确。金庸小说是士人抱负、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趣味的混合，是一种“借古话，说今事”，又在无形中冲击着正派小说的边界。
身逢乱世，徙居香港，金庸有一番投身社会、改良世道的决心，这是士人心态；香港商业发达，贫富差距极大，香港社会是资本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杂交，文人在此经历严酷的市场考验，这是商品经济的冲击；而香港凭借特殊条件，在20世纪较少经历战乱，市民社会较完备。三者汇合，熔炼出金庸小说的底色。
作为一个报人和时评作者，金庸将他对现实的思考委婉地融进小说里。譬如《笑傲江湖》成书于1967年，书中对名门正派进行了非常辛辣的讽刺，对于那些打着正义口号却让小人物流水般牺牲的叙事，作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构。单是这一条，便足以让读者浮想联翩。
而《天龙八部》何尝不是一出关于身份认同的悲剧？萧峰本是辽人，阴差阳错生长于宋土，从小接受少林寺和丐帮恩泽，想要做一个匡扶正义、维护大宋百姓的英雄，却在父辈设计的阴谋中一次次被误解：一边他要证明自己不是杀人凶手，一边他受困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到底是宋人，还是辽人？可是宋辽两国，又有什么区别？不一样也都有好人，都有坏人？朴素的话语中流淌着善念，也正因他没有被过多辞令污浊，而其实最接近慈悲的境界。
《天龙八部》整部小说写了太多的命运弄人与“执念的奴隶”：从渴望光复大燕的慕容父子，到种下一屁股情债、让子女陷入悲剧的段正淳，再到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之争，乃至最具有古希腊英雄悲剧色彩的萧峰——《天龙八部》是金庸小说中最具有史诗感，也每每让人扼腕叹息的一部。尽管它也存在不少情节设计上的硬伤，但放眼近二十年，你很难在中文世界找到类似这般立意深刻、人物繁多而鲜活、完成度高、具有古典史诗气质的作品。
从《天龙八部》中的身份认同困境，到《神雕侠侣》中个人在父辈叙事、家国大义、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平衡，再到《笑傲江湖》的反乌托邦寓言、《鹿鼎记》对于理念正义和结果正义的思辨，金庸小说并非重复自我的文化快餐。它之所以到今天还被人怀念，恰恰是在于它有很强的思辨性和命运感。
金庸去世，代表着一种武侠公共性的消退。在他之后，武侠的潮流变成写实和往小入手。那些粗制滥造的姑且不论，从徐皓峰的硬桥硬马，到路阳的“绣春刀”系列，再到以《莲花楼》为代表的侦探武侠、市井武侠风格，创作者求变求新，武侠也绝不只是金庸一种路数。但一个相当明显的变化是，武侠作品的公共性在消退。
逐渐，读者只是把武侠作为快餐或情绪按摩仪，他们会一声叹息，或讨论某个武侠人物的魅力，但很难因此迸发出一种热烈的现实参与感。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纵深复杂，本文难以展开。但或可思考的是，武侠小说气质的变化也是这种环境变化的缩影。武侠彻底变成商品、快餐、匠人手艺。王朔批评的那种风气，反倒不是在金庸那里完成，而恰恰是在金庸之后。
从文学与思想的尺度，笔者虽认为金庸不如鲁迅、张爱玲等文学大家，但同时觉得，金庸小说中真正难得的地方，尚没有被充分对待。金庸先生不仅是写通俗小说的一代宗师，也为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的启示。
百年之后，这一代里大部分纯文学作品会被遗忘，而金庸作为“大武侠小说”的代表，仍然会被记住。金庸走后，我才更意识到他的可贵。因为在他之后，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写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这一原本堪称社会最流行文化的门类，如今已然衰弱。
金庸的去世，不啻为武侠公共情怀退场的隐喻。我们纪念他，也是在怀念一个属于武侠公共情怀的黄金时代。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问答之生平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我比较喜欢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问：有部《金庸传》曾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
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50年代初2月份到北京时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2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关邓小平接见前批示“可以”之类，更是胡编乱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曾于1995年3月3日对金庸先生进行过采访。文稿经金庸先生亲自过目，后收入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本文即摘自此书，谨致谢忱。）
伴随着PACE DAY超大礼盒的开启，上千名锦江员工走进五彩缤纷的嘉年华创意市集，30个不同主题特色的创意摊位、各大锦江IP人偶集体出街巡游、各种好玩好看的互动环节和乐队表演，现场欢笑不断……近日，以“画好最大同心圆 近期，烟台福莱山松鼠乐园施工进度已完成95%，将于5月1日正式开业。 据介绍，福莱山松鼠乐园是烟台市首个户外松鼠主题儿童乐园，以“松鼠”为主题建设，项目设置了亲子秋千、主题乐园、活动小舞台、互动萌宠、地形滑道 自4月15日起，携程推出首个“上海入境免费半日游”项目，通过向中转上海的国际旅客提供免费半日游产品，不仅提供免费交通接送及外文向导讲解，还提供外币兑换及免费上网服务等。 近日，棕榈股份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棕榈股份2024年第一季度营收约9.4亿元，同比增加8.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1.03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亏损0.06元;上年同期营收约8.6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5月5日，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4日晚，在2024年古巴旅游节的闭幕式上，古巴旅游部长胡安·卡洛斯·加西亚宣布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无需签证即可入境古巴。加西亚同时宣布中国为2025年古巴旅游节主宾国以及中国和古巴 据江城日报消息，日前，地处吉林省桦甸市桦甸大街繁华路段的华宇国际酒店项目已完成主体封闭，全面进入内部装修阶段，预计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营业。这标志着桦甸市继白云国际酒店后的第二座五星级标准酒店即将建成投用。据悉 。本文链接：金庸逝去，武侠公共情怀慢慢退场http://www.sushuapos.com/show-6-618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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