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五四”，其历史分量自不待言。那是新纪元的开端，各种旧价值被推倒重构，新的意义坐标得以登上历史舞台。婚恋，亦在这新旧转换的时代，被披上“新外衣”。不过，孔慧怡的《五四婚姻》一书却另辟蹊径，通过讲述七位在文化史上留名的女性故事，试图让读者看到婚恋“新外衣”之下，女性不变的挣扎；更经由被主流叙述遮蔽的千疮百孔，令读者重新理解“新与旧”之间的张力。
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热烈投身妇女解放事业。他们猛烈抨击传统家庭与婚姻结构对女性的桎梏，宣扬个性解放。于是，争取自由独立成为“五四”新女性的理想。只是，任何理想落笔于现实中，都难以出脱客观条件框架。
作者清楚道出了当时成为新女性的四个条件：“在新式学堂受教育；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婚姻自主；参与公共生活。”不难发现，教育是后三者的前提。放眼20世纪初的中国，这无疑是相当高的门槛，是对女性原生家庭财力与观念的双重考验。极少数幸运儿方能跃过“新女性”的龙门，而大多数同时代女性只能被钉入“封建”的棺椁，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新女性与旧女性真能如此泾渭分明吗？作者写作本书的意图，显然是要打破仅凭外在条件区分新旧女性的窠臼。因为真实历史场域中往往难觅非黑即白，更何况在破旧立新的大转型年代，时代翻搅的浪花散在个体之上，总在不同角度映射出各色光影。在作者笔下，“旧女性”未见得落伍陈腐，而“新女性”也未必真正追求或达成独立。
书中的“旧女性”包括朱安、江冬秀、张幼仪三人。她们都曾进入封建包办的旧式婚姻，而丈夫们偏又是主张婚恋自主的新型知识分子。一旦冲撞，女性难免惨烈之命运。朱安一生孤苦，备受鲁迅冷遇，且被新文化圈烙上“旧”的印痕，生前身后鲜获尊重。但她的信中仍有“宁自苦，决不苟取”的剖白，对周围人从无迁怨。
张幼仪在异国身怀六甲，却被徐志摩弃置不顾；辗转分娩完毕，便在医院收到徐志摩的“离婚通牒”。饱受如此重创，张幼仪却在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为事业成功的“新女性”。据她晚年回顾，人生危急关头，靠的就是传统价值观赋予她的志气与骨气。两位自小受“旧”价值熏染的女性，展现了自尊的意志，甚至仰赖“旧”价值脱胎换骨、自立自强。可见，新与旧不是绝对之别。
江冬秀相比于朱张二人，或可称得上婚姻圆满。丈夫胡适一生虽不乏外遇绯闻，身后却得以与之合葬遂愿。外界常将江冬秀的形象僵化为爱打麻将、不爱读书的“旧太太”，而这种僵化暗含对江冬秀拖累胡适的指责。作者运用史料讲述了一个更真实丰满、个性鲜明的江冬秀：她擅长理财、管家、驭夫；懂幽默，敢抗争，喜欢打抱不平；婚后向丈夫学会用白话文写信；对官场及政治有自己的判断。可以看出，江冬秀显然不是贤妻良母式的“旧女性”，虽未及符合“新女性”的客观条件，但她无疑是独特且有主见的。
书中写到的“新女性”，则有许广平、曹珮声、陆小曼、林徽因四人。其中，陆小曼的选择与际遇，再次提醒我们反思以外在形式来区别新旧女性的教条化。按客观条件，陆小曼自小生在优渥开化的家庭中，依循“新女性”的培养路线，受新式教育，时髦光鲜，十余岁已成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但她并未真正参与社会工作，早早便嫁人成为官太太。这里且不论陆小曼本人，只是她的成长轨迹的确代表了当时的一类“新女性”。曾国藩的孙女、教育家曾宝荪曾批评这类“新女性”是“把学校文凭等同于钻石”，无非为了使人称羡，以及在婚姻市场抬高身价。颇有意味的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办完新式婚礼后回乡，要求徐家派出六人抬的大红花轿迎她进门。“新女性”如此在意旧礼俗的正名之义，可见她多少不自觉地陷入新旧文化的裂缝中，找不到一个自洽的位置。
许广平显然是不同于陆小曼的另类“新女性”。她出自广东传统仕宦人家，通过与家庭的不断博弈，才走上艰辛的“新女性”求学、婚恋之路。她的抗争，满含对自我独立的期许，以及成为职业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抱负。不过，成为后世美谈、更为众人津津乐道的却仅是她与鲁迅的相恋。本书则透过许广平的视角，令读者看到了她婚后生活的挣扎与压抑。她不得不抛下“新女性”的理想，被迫变成消磨于繁琐家庭事务的贤妻良母，同时无偿挑起鲁迅秘书与助理的职责。
许广平曾引好友之言评价“新式”婚姻：“尽管在社会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来谋生，经济独立，一说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两样了。”这虽不算自况，却不无隐忍之意。从另一角度而言，对五四婚恋的主流叙述正是男性建立的，其中有关女性自由独立的呼吁，确有冲破封建枷锁的进步意义，但男性知识分子却不用面对理念背后的日常。绝大多数“新男性”既想与“新女性”自由恋爱，又希望“新女性”在婚后重回相夫教子的旧轨。这不仅是历史的惯性，更是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固若金汤的写照。
也许稍感慰藉的是女性之间的理解、体谅与支援。书中记述了朱安与许广平的相互尊敬，这是个体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动容之处。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坚持接济经济窘迫的朱安，更善意安排海婴与朱安通信。许广平自己不信奉传统葬仪，却能体谅朱安的生活惯习，支持朱安提前置备殓衣。难怪朱安晚年接受记者采访称，“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朱安以“许先生”称呼许广平，足见尊敬备至。新旧女性之间，能达成这般平等友爱的关系，亦侧面说明她们本无不可逾越的差异。
其实，仗义援手的女性最无需以新旧论。比如喜欢打抱不平的江冬秀，数次帮助被“新男性”抛弃的原配发妻。最有名的是梁宗岱事件。被梁宗岱抛下的旧妻，千里奔赴北京望与梁宗岱团聚，却被另有所恋的梁宗岱拒之门外。江冬秀得知后，不仅把无依无靠的梁妻接到家中居住，更发动胡适和他的北大同事为梁妻争取公道。后来，江冬秀亲自出庭作证，助梁妻获得了离婚的经济赔偿。根据1922年的报道，当年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所以，江冬秀的仗义，几乎是在拯救生命。女性为女性出头的故事从不稀罕，大概正因无论新旧，她们在社会结构中始终共处同样的位置。
提及“五四”，其历史分量自不待言。那是新纪元的开端，各种旧价值被推倒重构，新的意义坐标得以登上历史舞台。婚恋，亦在这新旧转换的时代，被披上“新外衣”。不过，孔慧怡的《五四婚姻》一书却另辟蹊径，通过讲述七位在文化史上留名的女性故事，试图让读者看到婚恋“新外衣”之下，女性不变的挣扎；更经由被主流叙述遮蔽的千疮百孔，令读者重新理解“新与旧”之间的张力。
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热烈投身妇女解放事业。他们猛烈抨击传统家庭与婚姻结构对女性的桎梏，宣扬个性解放。于是，争取自由独立成为“五四”新女性的理想。只是，任何理想落笔于现实中，都难以出脱客观条件框架。
作者清楚道出了当时成为新女性的四个条件：“在新式学堂受教育；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婚姻自主；参与公共生活。”不难发现，教育是后三者的前提。放眼20世纪初的中国，这无疑是相当高的门槛，是对女性原生家庭财力与观念的双重考验。极少数幸运儿方能跃过“新女性”的龙门，而大多数同时代女性只能被钉入“封建”的棺椁，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新女性与旧女性真能如此泾渭分明吗？作者写作本书的意图，显然是要打破仅凭外在条件区分新旧女性的窠臼。因为真实历史场域中往往难觅非黑即白，更何况在破旧立新的大转型年代，时代翻搅的浪花散在个体之上，总在不同角度映射出各色光影。在作者笔下，“旧女性”未见得落伍陈腐，而“新女性”也未必真正追求或达成独立。
书中的“旧女性”包括朱安、江冬秀、张幼仪三人。她们都曾进入封建包办的旧式婚姻，而丈夫们偏又是主张婚恋自主的新型知识分子。一旦冲撞，女性难免惨烈之命运。朱安一生孤苦，备受鲁迅冷遇，且被新文化圈烙上“旧”的印痕，生前身后鲜获尊重。但她的信中仍有“宁自苦，决不苟取”的剖白，对周围人从无迁怨。
张幼仪在异国身怀六甲，却被徐志摩弃置不顾；辗转分娩完毕，便在医院收到徐志摩的“离婚通牒”。饱受如此重创，张幼仪却在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为事业成功的“新女性”。据她晚年回顾，人生危急关头，靠的就是传统价值观赋予她的志气与骨气。两位自小受“旧”价值熏染的女性，展现了自尊的意志，甚至仰赖“旧”价值脱胎换骨、自立自强。可见，新与旧不是绝对之别。
江冬秀相比于朱张二人，或可称得上婚姻圆满。丈夫胡适一生虽不乏外遇绯闻，身后却得以与之合葬遂愿。外界常将江冬秀的形象僵化为爱打麻将、不爱读书的“旧太太”，而这种僵化暗含对江冬秀拖累胡适的指责。作者运用史料讲述了一个更真实丰满、个性鲜明的江冬秀：她擅长理财、管家、驭夫；懂幽默，敢抗争，喜欢打抱不平；婚后向丈夫学会用白话文写信；对官场及政治有自己的判断。可以看出，江冬秀显然不是贤妻良母式的“旧女性”，虽未及符合“新女性”的客观条件，但她无疑是独特且有主见的。
书中写到的“新女性”，则有许广平、曹珮声、陆小曼、林徽因四人。其中，陆小曼的选择与际遇，再次提醒我们反思以外在形式来区别新旧女性的教条化。按客观条件，陆小曼自小生在优渥开化的家庭中，依循“新女性”的培养路线，受新式教育，时髦光鲜，十余岁已成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但她并未真正参与社会工作，早早便嫁人成为官太太。这里且不论陆小曼本人，只是她的成长轨迹的确代表了当时的一类“新女性”。曾国藩的孙女、教育家曾宝荪曾批评这类“新女性”是“把学校文凭等同于钻石”，无非为了使人称羡，以及在婚姻市场抬高身价。颇有意味的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办完新式婚礼后回乡，要求徐家派出六人抬的大红花轿迎她进门。“新女性”如此在意旧礼俗的正名之义，可见她多少不自觉地陷入新旧文化的裂缝中，找不到一个自洽的位置。
许广平显然是不同于陆小曼的另类“新女性”。她出自广东传统仕宦人家，通过与家庭的不断博弈，才走上艰辛的“新女性”求学、婚恋之路。她的抗争，满含对自我独立的期许，以及成为职业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抱负。不过，成为后世美谈、更为众人津津乐道的却仅是她与鲁迅的相恋。本书则透过许广平的视角，令读者看到了她婚后生活的挣扎与压抑。她不得不抛下“新女性”的理想，被迫变成消磨于繁琐家庭事务的贤妻良母，同时无偿挑起鲁迅秘书与助理的职责。
许广平曾引好友之言评价“新式”婚姻：“尽管在社会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来谋生，经济独立，一说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两样了。”这虽不算自况，却不无隐忍之意。从另一角度而言，对五四婚恋的主流叙述正是男性建立的，其中有关女性自由独立的呼吁，确有冲破封建枷锁的进步意义，但男性知识分子却不用面对理念背后的日常。绝大多数“新男性”既想与“新女性”自由恋爱，又希望“新女性”在婚后重回相夫教子的旧轨。这不仅是历史的惯性，更是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固若金汤的写照。
也许稍感慰藉的是女性之间的理解、体谅与支援。书中记述了朱安与许广平的相互尊敬，这是个体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动容之处。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坚持接济经济窘迫的朱安，更善意安排海婴与朱安通信。许广平自己不信奉传统葬仪，却能体谅朱安的生活惯习，支持朱安提前置备殓衣。难怪朱安晚年接受记者采访称，“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朱安以“许先生”称呼许广平，足见尊敬备至。新旧女性之间，能达成这般平等友爱的关系，亦侧面说明她们本无不可逾越的差异。
其实，仗义援手的女性最无需以新旧论。比如喜欢打抱不平的江冬秀，数次帮助被“新男性”抛弃的原配发妻。最有名的是梁宗岱事件。被梁宗岱抛下的旧妻，千里奔赴北京望与梁宗岱团聚，却被另有所恋的梁宗岱拒之门外。江冬秀得知后，不仅把无依无靠的梁妻接到家中居住，更发动胡适和他的北大同事为梁妻争取公道。后来，江冬秀亲自出庭作证，助梁妻获得了离婚的经济赔偿。根据1922年的报道，当年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所以，江冬秀的仗义，几乎是在拯救生命。女性为女性出头的故事从不稀罕，大概正因无论新旧，她们在社会结构中始终共处同样的位置。
2024年是玛格丽特·杜拉斯诞辰110周年。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于4月举办杜拉斯电影回顾展，《印度之歌》《情人》《广岛之恋》等八部影视作品再次带影迷走进杜拉斯的世界。玛格丽特·杜 近日，枣林湾旅游度假区举行了“八村联兴”共富项目发布会暨枣林湖畔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少间轻奢民宿开工仪式。据了解，此次开工的少间轻奢民宿项目，包括亲子乐高主题IP的找你萌，摇滚音乐主题的花争曲，文化主题的林之隐三部分 近日，据了解，由海控集团投资建设的青岛鲲鹏主题乐园将于“五一”期间正式对外开放。 该项目位于青岛红树林度假世界园区内，占地面积约15000㎡。鲲鹏主题乐园以自然、互动、创意和探索等元素为基点、以海洋系列文 近日，从天津市住建委获悉，天津市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红桥区丽水苑项目开工，标志着天津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迈出新步伐。 该项目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与咸阳路交口，东至丽水苑，南至绮水苑，西至咸阳北路 网络文学正处在转型升级、迭代发展的进程中，不同类型的网络作家以不同的想象方式与叙事模式，生发网络文学的新变，在国内和海外不断拓展着网络文学影响力，中国网络文学叙事手法等被海外文学与影视 5月6日，为期5天的“五一”假期正式收官。全国各省市持续发布接待游客及旅游收入相关数据。从数据上看，创历史新高。 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共接待游客1696.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6.2亿元 。本文链接：那些“五四婚姻”中的新旧女性http://www.sushuapos.com/show-6-580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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