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为何爱乘牛车？

2024-02-21 09:07:41 来源：北京晚报

观看：304

近日，笔者流连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地，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陈列展厅中，常见一种陶牛车。在农耕时代，牛是耕作的主要劳动力，奇怪的是，牛在这一时期的定位，似与人们的固有认知有所出入——魏晋时期的牛，常常用于拉车，而对于魏晋名士而言，坐牛车甚至比骑马出行更有面子。这是为什么呢？

魏晋墓葬多牛车

文物中的牛十分常见，汉画像石、墓室壁画以及器物上的图案，能看到有关汉代、魏晋时人驭牛耕作的场景，揭示了牛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用：耕地。在一些规格较高的大墓中，牛与鸡、鸭、狗、猪、羊这些家畜、家禽还会出现在陶圈中，用来彰显墓主人的殷实家底。

除了耕作之外，牛最常见的作用就是拉车与载人。这一作用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葬俗迥异于前代与后代，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已发现的墓葬俑群中，多遵循着这一规律：以墓主人出行时的牛车、鞍马为中心，另有男仆、女侍以及用来镇墓辟邪的甲胄武士、天王与镇墓兽的俑群。而在牛车前后，一般也有随行侍从，或手持羽扇、华盖，或手捧器物。在最近披露的湖北襄阳市王寨南北朝家族墓葬群中，编号为M299的墓主人被学者推测为南朝梁时士族，其墓中便有陶牛车与鞍马出土。

类似情况集中出现在江苏南京、河南洛阳、山西长治以及陕西、河北等地。这些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是某个政权的都城及其周边地区，抑或是某个时段的政治中心，聚集着诸多世家大族。随葬品反映其所处时代的风俗，由此足见，牛车就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的主要交通工具。

至于速度更快的马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不用于拉车，如有需要，专用于骑乘。

牛车胜于宝马

文献也能证明牛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据《旧唐书》卷45《舆服志》记载：“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騑服。魏、晋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

魏晋名士爱牛车胜于骑马，或与其身体状况有关。《颜氏家训·涉务篇》亦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这一时期，不少世家子弟常年酗酒、服药，日日莺歌燕舞，导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如此情形，别说骑马，就连走路都是一大难题。

时有名士王复，任建康令一职，以儒雅博学著称，端的是一副名家气象。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此君羸弱不堪，竟从未骑过马。于是，当他“见马嘶喷陆梁”时，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遂向他人问道：“这是老虎吧，为何要取名为马呢？”古有赵高“指鹿为马”，今有王复“指马为虎”。

在乘牛车出行成为潮流后，骑马者反倒成了另类。《旧唐书》卷120《刘子玄传》云：“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说的是南朝梁陈之际的名臣周弘正，他曾因骑马出行而招致非议，“举朝以为放达”。还有颜延之，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代称其放诞”。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牛车俨然成为贵族士人用来互相攀比的工具。早在西晋年间，石崇与王恺这对“冤家”就喜欢比谁的牛车跑得更快。一开始，石崇总是获胜，王恺愤愤不平，便暗中买通石崇家的仆人，这才在比赛中取得胜利。

东晋建立后，王导执宰近半个中国，不可谓不风光。然而，对于自己的妻子曹氏，王导却经常束手无策。《晋书》卷65《王导传》记载，曹氏性子善妒，对王导看管得很严。后者不堪其苦，“甚惮之”，便命人偷偷在外面建立“秘密基地”，然后将小妾们安置其中。可没过多久，曹氏就知道了，“将往焉”。王导担心妾室，急忙驾牛车赶去；只是牛的速度实在缓慢，王导情急之下，哪里顾得上什么名士风范，“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司徒蔡谟听说后，就拿这件事调侃王导：“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莽、曹操、司马昭皆曾加九锡，故蔡谟的言外之意是：您这么着急，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赶着去“篡位”呢！

及至南朝，世家子弟又把牛车玩出了新花样，有人只是因为驾驶技术好、善于驯牛，就得以闻名一时，载入史册。刘宋时，豫州刺史刘德愿“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未至数尺，打牛奔从柱间直过，其精如此”。凭借这门手艺，他成功得到了宋孝武帝刘骏的赏识（《宋书》卷45《刘怀慎传》）。南齐时，陈显达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世人传言：“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名士对牛车的钟爱，可见一斑。

只有危及身家性命的大事，才能让这些衣冠楚楚的名士们放下风度，不再乘坐优哉游哉的牛车。《晋书》卷68《纪瞻传》记载，司马氏统一天下后，为安抚吴地世族，常征召、启用当地名士。至永嘉年间，名士纪瞻被朝廷征召为尚书郎，欲与顾荣、陆玩等人一起前往洛阳。至徐州时，北方渐乱，纪瞻等人为求自保，便停留在此观望。这时，徐州刺史裴盾收到了一封来自东海王司马越的信，云“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纪瞻、顾荣、陆玩闻讯，十分惊恐，乃“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

马车迅疾牛车舒适

从王导和纪瞻的经历可以看出，牛车虽好，却实在有点慢，难免耽误要事。骑马太累，牛车又慢，那魏晋名士为什么不选择坐马车呢？

其实自先秦以来，马车就与牛车一样常见。《易·系辞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王国维先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有殷商先祖王亥用牛拉车的故事。虽然马也能够拉车，但它的负重能力显然不如牛。一般而言，文献中的“大车”指牛车，“小车”为马车，即便驷马车这样的大型车辆，因为其车厢相对牛车较小的缘故，也被称作“小车”。

作为运输工具，牛车的大容量就是优点，其优先级自然比马车高。然而，作为交通工具，马车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牛车更高贵。战国秦汉时，马车就是贵人的主要出行工具。这是因为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以车战为主，马的速度更快，更适合战场。即便车战在秦汉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马车仍象征着军事与杀伐，进而被皇帝引为专属用车。此外，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稀有的马匹也是统治者们用来强化其个人威信、彰显身份与地位的工具。因此，《晋书》卷25《舆服志》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汉朝抑制商业，视商人为贱者，就规定他们不许乘坐马车。贱者不能乘坐马车，贵人也自然不好乘坐牛车。汉宣帝的外祖母王媪就因为乘坐牛车，遭到时人嘲笑，被戏称为“黄牛妪”。

直到汉武帝推恩令颁布后，许多诸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才开始乘坐牛车。尽管此举会招致非议，却在无形之中打破了马车与牛车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

逮至东汉后期，牛车开始受到贵族士大夫的欢迎。“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晋书·舆服志》）当时，有不少士人好乘牛车，以示安贫乐道。就连汉献帝本人，也曾在条件窘迫的情况下，“御乘牛车”。

当世人不再将乘坐牛车当作丢人掉价之事，牛车原本的优点便逐渐凸显出来了。

考古资料表明，秦汉马车车厢很小，人坐在其中，须得正襟危坐。随着社会风俗的变化，贵族开始追求舒适，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有三辆铜辇车，虽然还是用马拉车，但车厢形制却对标用牛拉的“大车”，车体长，空间大，人坐在车中自然更加舒适。车厢大了，还可以在车中增加更多的内部设施，如凭几等，实现在车中卧息的可能。车厢之外，也能留出地方安插木杆，用来挑撑帐幔，进一步提升坐车体验。车厢空间变大、设施增多，就意味着对载重量有更高要求，牛比马更能担当这一重任。

牛车不仅拥有更大的空间、更齐全的设施，还十分平稳、少颠簸，符合魏晋名士优哉游哉的闲适雅趣。这样一来，牛车就在士人群体中传开了。

牛车在魏晋名士中流行的趋势，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皇族。学者孙正军认为，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乘坐牛车，是他们模仿儒学士人的结果。此说甚是。连在马上立国的拓跋政权，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北魏孝文帝在位时，迁都洛阳，实行汉化，学习魏晋南朝制度，还将牛车纳入到舆制当中。牛车成为皇家乘舆，就彻底摇身一变，从“贫者之车”变成了“贵者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