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塞佩·托纳多雷是一个在电影院里成长起来的导演。六七岁时，这位未来的意大利著名导演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见银幕上人物的大特写，觉得如同巨人一般。
“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托纳多雷问自己。
这一儿时的发问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开始在影院中寻找答案。从《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托纳多雷创造了诸多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最近，作为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来到上海，托纳多雷依旧如孩童般充满好奇。“我心目中的天堂电影院，就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氛围。”他说。
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
1956年，朱塞佩·托纳多雷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16岁时正式涉足电影行业。他是导演、编剧、剪辑师，也是小说家和摄影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最初的摄影师的履历，对托纳多雷的电影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此之前，他还有一重“隐藏身份”，藏在他的代表作《天堂电影院》里——电影放映员。
周末周刊：《天堂电影院》的剧本是如何创作的？
托纳多雷：我做第一部电影的时候，脑子里面已经在酝酿《天堂电影院》的剧本。经过11年酝酿，我才真正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当时已经定了这样一个主题，讲小乡村的电影院，后来它关掉了。我记忆中有很多生活素材，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来有一次遇到《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对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当你脑子里面开始酝酿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写，你就去想，你越想这个故事会越丰满。”所以，11年来，我脑子里边一直在构思这样一个故事。当我开始提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大概花了两个半月时间就写完了。完成写作以后，我没有再和其他编剧合作，写作本身就是一件独立完成的事情。
周末周刊：你很小的时候就好奇电影是如何被放映出来的？
托纳多雷：我第一次进电影院的时候，大概六七岁，当时灯都关了，就看到银幕上面人物的大特写，看起来像个巨人一样。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巨人是从哪进来的？我还去看旁边的门，看看他们是不是从那个门进来的。中场休息的时候，灯光亮起来，这些人又都消失了。
当时所有人都在吸烟，整个电影院里雾蒙蒙的。我看到放映厅有一束灯光照在银幕上，它动的时候，人物也会动，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里边的秘密一定藏在小窗口背后。
周末周刊：后面怎么知道小窗口后面的秘密？
托纳多雷：当时我认识了第一个电影放映员，他既是电影放映员，同时还是一个摄影家，他教会我放映电影，也教会我摄影。我做摄影师做了很多年，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喜欢拍照片。我也学会了放电影这个技术，到现在也还会。在我自己的办公室、家里边，我都有放35毫米胶片的放映机，时不时还是会放一下。后来我又认识了其他一些电影放映员，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天堂电影院》中的阿尔弗雷多的形象。
周末周刊：你大概14岁的时候就拿到了驾照，白天去上学，回来后去电影院做放映员，这段经历对你了解电影有什么帮助？
托纳多雷：童年那一段时间，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我也非常忙，白天去上课，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就给人家拍照片，这样可以赚点钱。平时上午上课，下午去电影院做放映员，放映电影的时候，我就研究胶片、研究剪辑是怎么做的。我把自己的8毫米胶片机放在旁边，自己拍摄的东西也放在那里，这边学会了怎么剪辑以后，对自己拍摄的东西尝试进行剪辑。这样，我就学会了做剪辑。
我发现，电影剪辑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跟所有学习电影的人说，你不要止步于只学一样东西，你应该多方面地去学，尤其是剪辑。我自己在做《幽国车站》的时候，整个后期剪辑工作都是自己做的。我的绝大多数电影，都不会用专业的剪辑人员帮我做剪辑，都是我亲自来做。
周末周刊：你当时很年轻，从一个乡下地方来到大城市，开始拍电影，这个机会是哪里来的？
托纳多雷：我一直都挺努力的，努力很重要。同时，我挺幸运的。26岁、27岁的时候，刚好罗马的大导演来到西西里岛拍片子，拍一个关于黑手党谋杀题材的电影。拍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超预算了，得削减费用。后来有一部分工作转包给我，让我拍摄完成一些片段。
这个片子完成以后，制片人很高兴，因为没有超预算。我也被介绍给了这位制片人，他还蛮欣赏我的作品。等我要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找到这位制片人。他没有一下子就投我，他只是说，你先把剧本搞好，拿剧本我来看一下，我认为这个剧本好的话，我就会投钱来拍你的电影。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坚信，你要去努力，你要全情去投入，去深入学习知识，去学会做你的事情。你一直很努力的话，总有一天幸运会来敲你的门。
反复出现的“西西里”
作为新现实主义浪潮后极具辨识度的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以魔幻笔触解构现实困境的艺术特质，赢得了“影像魔术师”的美誉。在其跨越四十余年的创作图谱中，“时空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犹如三棱镜般折射出导演对时间、记忆与存在的哲学思辨，构成世界影史中璀璨夺目的艺术坐标。
对托纳多雷而言，意大利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电影所始终注视的方向。他有一个朴素的原则——做电影，要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电影，这样的电影才算“经典”。他也很开心观众能有不同的解读视角。每当有观众提问他电影中的细节，托纳多雷总是眼前一亮，继而兴奋地说：“我很喜欢你的问题。”
周末周刊：西西里在你的电影里反复出现，你觉得这个地方带给你和你的电影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托纳多雷：我出生在西西里，我在西西里工作到27岁，然后移居到罗马，在罗马已经生活了40年，我也把罗马看成是我自己的城市。
作为一个在西西里出生的意大利人，意大利就是我的国家。我所有的想法，还有我对待所有事情的方式，就是典型的意大利的方式。所以，关于在意大利的故事，在西西里发生的故事，会反复地出现在我的电影中。于我而言，它是我的文化，代表的是我的故乡。
周末周刊：《天堂电影院》是用纯正的意大利语来拍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用了能听得出西西里口音的意大利语来拍摄。但有一部制作费用非常高昂的《巴阿里亚》，用的是你童年生活的小镇的方言，许多人听不懂这种方言，当时是怎么说服制片人的？
托纳多雷：《巴阿里亚》这部电影，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是用我出生的小镇的方言来写的，我只能用方言去写。制片人读这个剧本的时候，他脸都变白了，因为根本读不懂。这个电影讲的是这个小镇的故事，用当地方言来拍看起来非常自然。最后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版本完全用谁也听不懂的方言来拍；还有另外一个配音版本，配的是有方言口音的意大利语。
实际上，我的所有电影，西西里都是深刻烙印在里边的。如果说《天堂电影院》是一个自传体类型的故事，那《巴阿里亚》则是一个真正的自传体的故事，它讲述的是我的家庭的故事，讲述的是我小时候出生、成长的小村子的故事。整部电影让我们投入了太多感情，在它拍完以后，我应该不再讲西西里了。
事实上，我还拍了很多不是发生在西西里的电影，但我发现那一份归属，那一份情感是割舍不掉的。很多电影不是发生在西西里这个地方，但实际上里边所蕴藏着的西西里的元素，比真正发生在西西里的故事还要多。
周末周刊：拍电影时，你有自己特别遵循的原则吗？
托纳多雷：我是一个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从小接触观众，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如果要用一部电影去讲一个故事，一定要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都能够很容易去理解。我的一个原则是，做电影，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电影故事，这样的电影才是经典。
我在做导演的过程中，只有拍一部电影的时候违背了这个原则，就是《幽国车站》。那部电影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因为很多人看不懂。肯定是看不懂的，我拍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我很喜欢，我很想尝试，所以我就拍了，它的票房并不好。但时隔这么多年以后，那些真正爱电影、懂电影的人，还是能够接受观众看不懂的电影。
总之，用真诚的心态去讲故事，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观众更愿意去走进你的电影。但这也不是保证你的电影可以获得成功的唯一方式。《天堂电影院》实际上是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的一部电影；而在《海上钢琴师》的故事中，很多东西也折射出了我的人生。
周末周刊：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作为导演，在你看来，电影产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托纳多雷：在超过百年的历史中，我一直认为电影的诞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成就，而不单单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电影的诞生。现在我们已经没办法想象，没有电影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在这130年中，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说变化很多，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变化。说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拍摄电影的技术、成像的方式、清晰度等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说电影什么都没变，是因为从它诞生那一刻起，讲述故事的这种方式没有变。在电影诞生的最初10年间，它所具有的所有潜质都已经开发出来了，那时就有科幻电影、有讲述真实故事的电影、有政治题材的电影、有犯罪题材的电影，还有历史题材的电影。130年中，我们还是继续讲述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故事，只是技术发生了变化。
电影必须存在
此次上海之行，托纳多雷对一切充满好奇。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除了参与电影评审、大师班、见面会活动，他也带着浓厚的兴趣探索上海。他在上海的逗留时间很长，除了去豫园Citywalk，还有不少私人行程。6月15日下午，托纳多雷造访大光明电影院，当时，千人厅在放映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全场坐满。他饶有兴致地看了十几分钟，还掏出手机，悄悄拍摄了现场观众认真看电影的情景。
那几天，在大光明、国泰、兰心大戏院等老影院，托纳多雷爱上了甜甜的爆米花。他还去了外滩、上海历史博物馆参观，到武康路、五原路、星光摄影器材城、浣熊唱片上海影城店等地方打卡。不少影迷在上海街头偶遇了托纳多雷，并获得签名。
什么是好电影？如何拍好电影？电影的未来在哪里？来到上海，托纳多雷向影迷、媒体和电影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而经历了这场上海之旅，对于这些问题，他或许也有了新的答案。
周末周刊：你有比较喜欢的中国导演或中国电影吗？
托纳多雷：有好多中国导演，我都非常尊重，像王家卫、张艺谋、陈凯歌、陈可辛等。中国的电影真的非常美，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非常美。我在1991年第一次看，就喜欢上它了。我看到，近十年中国的电影发展非常迅速。这几天我真的有太多的欣喜。
周末周刊：作为一个意大利写实派导演，你在近70岁的时候，选择参与中国科幻电影《带上她的眼睛》，是否也是在寻求创作风格的改变？
托纳多雷：应该说，在我的整个导演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是在变的，我的电影风格也一直在尝试变化，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科幻电影也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只不过是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出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其实我是非常享受的，我也觉得很好玩。
周末周刊：今年是中意建交55周年，你觉得电影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托纳多雷：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每一部电影实际上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创作。比方说，我在和中国方面合作来写科幻的剧本时，这种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进一步地了解和交流，这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中意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也希望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能一直进行下去。
周末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有更多合作项目？
托纳多雷：首先，我是一个电影观众，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导演。所有机会来临时，我都会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可以借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下的电影人和制作体系，这种想要和不同文化接触、合作的好奇心一直有。我特别喜欢中国，如果有机会来这里拍电影，我是非常期待的。
周末周刊：这次来中国和以往有何不同之处？
托纳多雷：我来过中国好多次，从来没来过上海，每次来中国都会带着美好回忆离开。上影节也多次邀请我来参加，之前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有时间，但这次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来，我非常高兴能接受这样的邀请，来到上海，有机会接触、认识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我有一个执行制片人，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一直跟我讲述各种各样的中国见闻，一直能激起我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他也一直跟我说，你应该到中国去看一看。2006年我在中国逗留非常久，那次是来拍摄北京奥运会宣传短片。所以说，我一直对中国的文化深深地着迷，也很想能够更多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
周末周刊：现在全球电影市场其实是在走向一个相对下滑的状况，你认为电影人包括电影本身应该怎么去对抗这种下滑？
托纳多雷：尽管大家都在这样说，但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电影、新的电影人，也会有一些新的电影收获很大的成功，比如《还有明天》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危机的状况下制作出来的新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作为一个交流的工具，本质上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人应该做什么？我们要相信电影产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电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坚信。另外，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同时也要勇于去尝试采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创作。
当我说到电影人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说导演、编剧，还包括所有的投资人、所有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你们都必须要坚信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电影。不要被眼前的工业发展、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所困扰。电影必须存在，也一定会有很多机遇。
周末周刊：作为一名导演、一名观众，你看电影时有什么期待？
托纳多雷：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不想怀着特定想法或者期待去看电影。但我每次都希望电影能给我带来一种惊喜。进入电影院，所有灯光关闭，我作为一名观众，不会带着评价电影的方式去观看，而是一种电影体验。看电影时我会全情投入，深入了解内容，希望能够有所启发、学到东西，这是我每次去看电影时的期待。
朱塞佩·托纳多雷
1956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他曾凭借《天堂电影院》获得第42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和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凭借《新天堂星探》获得第5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凭借《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入围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朱塞佩·托纳多雷是一个在电影院里成长起来的导演。六七岁时，这位未来的意大利著名导演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见银幕上人物的大特写，觉得如同巨人一般。
“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托纳多雷问自己。
这一儿时的发问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开始在影院中寻找答案。从《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托纳多雷创造了诸多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最近，作为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来到上海，托纳多雷依旧如孩童般充满好奇。“我心目中的天堂电影院，就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氛围。”他说。
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
1956年，朱塞佩·托纳多雷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16岁时正式涉足电影行业。他是导演、编剧、剪辑师，也是小说家和摄影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最初的摄影师的履历，对托纳多雷的电影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此之前，他还有一重“隐藏身份”，藏在他的代表作《天堂电影院》里——电影放映员。
周末周刊：《天堂电影院》的剧本是如何创作的？
托纳多雷：我做第一部电影的时候，脑子里面已经在酝酿《天堂电影院》的剧本。经过11年酝酿，我才真正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当时已经定了这样一个主题，讲小乡村的电影院，后来它关掉了。我记忆中有很多生活素材，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来有一次遇到《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对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当你脑子里面开始酝酿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写，你就去想，你越想这个故事会越丰满。”所以，11年来，我脑子里边一直在构思这样一个故事。当我开始提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大概花了两个半月时间就写完了。完成写作以后，我没有再和其他编剧合作，写作本身就是一件独立完成的事情。
周末周刊：你很小的时候就好奇电影是如何被放映出来的？
托纳多雷：我第一次进电影院的时候，大概六七岁，当时灯都关了，就看到银幕上面人物的大特写，看起来像个巨人一样。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巨人是从哪进来的？我还去看旁边的门，看看他们是不是从那个门进来的。中场休息的时候，灯光亮起来，这些人又都消失了。
当时所有人都在吸烟，整个电影院里雾蒙蒙的。我看到放映厅有一束灯光照在银幕上，它动的时候，人物也会动，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里边的秘密一定藏在小窗口背后。
周末周刊：后面怎么知道小窗口后面的秘密？
托纳多雷：当时我认识了第一个电影放映员，他既是电影放映员，同时还是一个摄影家，他教会我放映电影，也教会我摄影。我做摄影师做了很多年，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喜欢拍照片。我也学会了放电影这个技术，到现在也还会。在我自己的办公室、家里边，我都有放35毫米胶片的放映机，时不时还是会放一下。后来我又认识了其他一些电影放映员，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天堂电影院》中的阿尔弗雷多的形象。
周末周刊：你大概14岁的时候就拿到了驾照，白天去上学，回来后去电影院做放映员，这段经历对你了解电影有什么帮助？
托纳多雷：童年那一段时间，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我也非常忙，白天去上课，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就给人家拍照片，这样可以赚点钱。平时上午上课，下午去电影院做放映员，放映电影的时候，我就研究胶片、研究剪辑是怎么做的。我把自己的8毫米胶片机放在旁边，自己拍摄的东西也放在那里，这边学会了怎么剪辑以后，对自己拍摄的东西尝试进行剪辑。这样，我就学会了做剪辑。
我发现，电影剪辑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跟所有学习电影的人说，你不要止步于只学一样东西，你应该多方面地去学，尤其是剪辑。我自己在做《幽国车站》的时候，整个后期剪辑工作都是自己做的。我的绝大多数电影，都不会用专业的剪辑人员帮我做剪辑，都是我亲自来做。
周末周刊：你当时很年轻，从一个乡下地方来到大城市，开始拍电影，这个机会是哪里来的？
托纳多雷：我一直都挺努力的，努力很重要。同时，我挺幸运的。26岁、27岁的时候，刚好罗马的大导演来到西西里岛拍片子，拍一个关于黑手党谋杀题材的电影。拍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超预算了，得削减费用。后来有一部分工作转包给我，让我拍摄完成一些片段。
这个片子完成以后，制片人很高兴，因为没有超预算。我也被介绍给了这位制片人，他还蛮欣赏我的作品。等我要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找到这位制片人。他没有一下子就投我，他只是说，你先把剧本搞好，拿剧本我来看一下，我认为这个剧本好的话，我就会投钱来拍你的电影。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坚信，你要去努力，你要全情去投入，去深入学习知识，去学会做你的事情。你一直很努力的话，总有一天幸运会来敲你的门。
反复出现的“西西里”
作为新现实主义浪潮后极具辨识度的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以魔幻笔触解构现实困境的艺术特质，赢得了“影像魔术师”的美誉。在其跨越四十余年的创作图谱中，“时空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犹如三棱镜般折射出导演对时间、记忆与存在的哲学思辨，构成世界影史中璀璨夺目的艺术坐标。
对托纳多雷而言，意大利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电影所始终注视的方向。他有一个朴素的原则——做电影，要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电影，这样的电影才算“经典”。他也很开心观众能有不同的解读视角。每当有观众提问他电影中的细节，托纳多雷总是眼前一亮，继而兴奋地说：“我很喜欢你的问题。”
周末周刊：西西里在你的电影里反复出现，你觉得这个地方带给你和你的电影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托纳多雷：我出生在西西里，我在西西里工作到27岁，然后移居到罗马，在罗马已经生活了40年，我也把罗马看成是我自己的城市。
作为一个在西西里出生的意大利人，意大利就是我的国家。我所有的想法，还有我对待所有事情的方式，就是典型的意大利的方式。所以，关于在意大利的故事，在西西里发生的故事，会反复地出现在我的电影中。于我而言，它是我的文化，代表的是我的故乡。
周末周刊：《天堂电影院》是用纯正的意大利语来拍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用了能听得出西西里口音的意大利语来拍摄。但有一部制作费用非常高昂的《巴阿里亚》，用的是你童年生活的小镇的方言，许多人听不懂这种方言，当时是怎么说服制片人的？
托纳多雷：《巴阿里亚》这部电影，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是用我出生的小镇的方言来写的，我只能用方言去写。制片人读这个剧本的时候，他脸都变白了，因为根本读不懂。这个电影讲的是这个小镇的故事，用当地方言来拍看起来非常自然。最后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版本完全用谁也听不懂的方言来拍；还有另外一个配音版本，配的是有方言口音的意大利语。
实际上，我的所有电影，西西里都是深刻烙印在里边的。如果说《天堂电影院》是一个自传体类型的故事，那《巴阿里亚》则是一个真正的自传体的故事，它讲述的是我的家庭的故事，讲述的是我小时候出生、成长的小村子的故事。整部电影让我们投入了太多感情，在它拍完以后，我应该不再讲西西里了。
事实上，我还拍了很多不是发生在西西里的电影，但我发现那一份归属，那一份情感是割舍不掉的。很多电影不是发生在西西里这个地方，但实际上里边所蕴藏着的西西里的元素，比真正发生在西西里的故事还要多。
周末周刊：拍电影时，你有自己特别遵循的原则吗？
托纳多雷：我是一个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从小接触观众，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如果要用一部电影去讲一个故事，一定要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都能够很容易去理解。我的一个原则是，做电影，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电影故事，这样的电影才是经典。
我在做导演的过程中，只有拍一部电影的时候违背了这个原则，就是《幽国车站》。那部电影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因为很多人看不懂。肯定是看不懂的，我拍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我很喜欢，我很想尝试，所以我就拍了，它的票房并不好。但时隔这么多年以后，那些真正爱电影、懂电影的人，还是能够接受观众看不懂的电影。
总之，用真诚的心态去讲故事，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观众更愿意去走进你的电影。但这也不是保证你的电影可以获得成功的唯一方式。《天堂电影院》实际上是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的一部电影；而在《海上钢琴师》的故事中，很多东西也折射出了我的人生。
周末周刊：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作为导演，在你看来，电影产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托纳多雷：在超过百年的历史中，我一直认为电影的诞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成就，而不单单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电影的诞生。现在我们已经没办法想象，没有电影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在这130年中，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说变化很多，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变化。说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拍摄电影的技术、成像的方式、清晰度等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说电影什么都没变，是因为从它诞生那一刻起，讲述故事的这种方式没有变。在电影诞生的最初10年间，它所具有的所有潜质都已经开发出来了，那时就有科幻电影、有讲述真实故事的电影、有政治题材的电影、有犯罪题材的电影，还有历史题材的电影。130年中，我们还是继续讲述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故事，只是技术发生了变化。
电影必须存在
此次上海之行，托纳多雷对一切充满好奇。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除了参与电影评审、大师班、见面会活动，他也带着浓厚的兴趣探索上海。他在上海的逗留时间很长，除了去豫园Citywalk，还有不少私人行程。6月15日下午，托纳多雷造访大光明电影院，当时，千人厅在放映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全场坐满。他饶有兴致地看了十几分钟，还掏出手机，悄悄拍摄了现场观众认真看电影的情景。
那几天，在大光明、国泰、兰心大戏院等老影院，托纳多雷爱上了甜甜的爆米花。他还去了外滩、上海历史博物馆参观，到武康路、五原路、星光摄影器材城、浣熊唱片上海影城店等地方打卡。不少影迷在上海街头偶遇了托纳多雷，并获得签名。
什么是好电影？如何拍好电影？电影的未来在哪里？来到上海，托纳多雷向影迷、媒体和电影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而经历了这场上海之旅，对于这些问题，他或许也有了新的答案。
周末周刊：你有比较喜欢的中国导演或中国电影吗？
托纳多雷：有好多中国导演，我都非常尊重，像王家卫、张艺谋、陈凯歌、陈可辛等。中国的电影真的非常美，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非常美。我在1991年第一次看，就喜欢上它了。我看到，近十年中国的电影发展非常迅速。这几天我真的有太多的欣喜。
周末周刊：作为一个意大利写实派导演，你在近70岁的时候，选择参与中国科幻电影《带上她的眼睛》，是否也是在寻求创作风格的改变？
托纳多雷：应该说，在我的整个导演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是在变的，我的电影风格也一直在尝试变化，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科幻电影也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只不过是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出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其实我是非常享受的，我也觉得很好玩。
周末周刊：今年是中意建交55周年，你觉得电影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托纳多雷：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每一部电影实际上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创作。比方说，我在和中国方面合作来写科幻的剧本时，这种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进一步地了解和交流，这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中意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也希望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能一直进行下去。
周末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有更多合作项目？
托纳多雷：首先，我是一个电影观众，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导演。所有机会来临时，我都会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可以借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下的电影人和制作体系，这种想要和不同文化接触、合作的好奇心一直有。我特别喜欢中国，如果有机会来这里拍电影，我是非常期待的。
周末周刊：这次来中国和以往有何不同之处？
托纳多雷：我来过中国好多次，从来没来过上海，每次来中国都会带着美好回忆离开。上影节也多次邀请我来参加，之前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有时间，但这次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来，我非常高兴能接受这样的邀请，来到上海，有机会接触、认识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我有一个执行制片人，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一直跟我讲述各种各样的中国见闻，一直能激起我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他也一直跟我说，你应该到中国去看一看。2006年我在中国逗留非常久，那次是来拍摄北京奥运会宣传短片。所以说，我一直对中国的文化深深地着迷，也很想能够更多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
周末周刊：现在全球电影市场其实是在走向一个相对下滑的状况，你认为电影人包括电影本身应该怎么去对抗这种下滑？
托纳多雷：尽管大家都在这样说，但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电影、新的电影人，也会有一些新的电影收获很大的成功，比如《还有明天》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危机的状况下制作出来的新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作为一个交流的工具，本质上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人应该做什么？我们要相信电影产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电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坚信。另外，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同时也要勇于去尝试采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创作。
当我说到电影人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说导演、编剧，还包括所有的投资人、所有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你们都必须要坚信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电影。不要被眼前的工业发展、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所困扰。电影必须存在，也一定会有很多机遇。
周末周刊：作为一名导演、一名观众，你看电影时有什么期待？
托纳多雷：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不想怀着特定想法或者期待去看电影。但我每次都希望电影能给我带来一种惊喜。进入电影院，所有灯光关闭，我作为一名观众，不会带着评价电影的方式去观看，而是一种电影体验。看电影时我会全情投入，深入了解内容，希望能够有所启发、学到东西，这是我每次去看电影时的期待。
朱塞佩·托纳多雷
1956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他曾凭借《天堂电影院》获得第42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和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凭借《新天堂星探》获得第5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凭借《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入围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在不久前揭晓的第二届科幻星球奖获奖名单上，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荣获“文学奖冠军·最佳科幻长篇小说”。小说以无线电技术这一专业设定推演出的“时光慢递”作为故事发展和小 4月29日，钱江晚报消息，为进一步规范餐饮酒店行业无线电频率、无线电台设置使用行为，维护良好电波秩序，促进行业合法合规经营、健康有序发展，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 《近处看名家》是由一位资深编辑倾情撰写的与名家交往故事的散文集。在书中，通过一位资深编辑的回忆，便可走近一个时代的大家风采，走近杨宪益、铁凝、高晓声等多位名家的日常。这些日常既是对这 近日，广东、湖南等多地因暴雨天气登上热搜。考虑突发强降雨天气给市民及游客带来的不便影响， “同程小站爱心酒店联盟”面向广东、湖南的多个城市推出“暴雨守护计划”，为市民和游客提供避雨休憩等服务。目前，同程旅行旗 5月5日，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4日晚，在2024年古巴旅游节的闭幕式上，古巴旅游部长胡安·卡洛斯·加西亚宣布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无需签证即可入境古巴。加西亚同时宣布中国为2025年古巴旅游节主宾国以及中国和古巴 据江城日报消息，日前，地处吉林省桦甸市桦甸大街繁华路段的华宇国际酒店项目已完成主体封闭，全面进入内部装修阶段，预计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营业。这标志着桦甸市继白云国际酒店后的第二座五星级标准酒店即将建成投用。据悉 。本文链接：朱塞佩·托纳多雷：没有电影的世界无法想象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6333-0.html
声明：本网站为非营利性网站，本网页内容由互联网博主自发贡献，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天上不会到馅饼，请大家谨防诈骗！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
上一篇： 他的“卧室”与他的“岛屿”
下一篇： 打卡小而美 周末到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