溽暑已至，夏夜悠悠，虫声中，月色下，或风雨作声，或树叶摇摇，也难眠，正堪明一盏灯，读一卷《聊斋》。
古墓流萤，自书页飞出，玄夜凄风，随书页而起，幻耶，真耶？有心哉？无心哉？道是妖不妄作，鬼由心生，原是千幻并作，人心自动。
“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垒愁。”
1640年6月5日，蒲松龄出生时，大明王朝只余四年国祚，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建立的清朝渡过，少年时代经历清初易代变乱，中年心心念念进入体制却屡考屡败，科第无望，他写下了大量应酬逢迎之作，却以谈鬼说妖的志怪笔记《聊斋志异》留名后世。蒲松龄的一生是传统中国万千平凡人的写照，而他笔下的鬼狐仙怪却成就了中国人最不平凡的诡奇幻想——令人战栗，令人忖思，令人回味，也令人浮想联翩，不忍释卷。
犹如《画皮》中那层捅破的窗户纸，透过它，可以看到这个光怪陆离世界的真相，也犹如即将上映电影《兰若寺》中那座人鬼相遇的兰若寺，诱惑与欲望，真情与假意，别离与重逢，死亡与重生，善与恶，悲与喜——书中的鬼狐仙怪，正从命运的围剿中突出重围，如同冷彻的鬼灯在幽冥中散出青绿色的灯花，散落一片别样的星河。循着这青光绿火点亮的前途，走向世事与梦幻交缠的幽深处。
然则，“犹识梦中之路乎？”——聊斋，聊罢言未尽处，便是归路，便是前途。
前些年驾车北归穿州过府，入淄博境就心痒难耐，纠结了几十公里。这痒的发作全怪清代一老翁，当时已经是自己与他最最接近的一次，错过拜望日后不知还有没有机缘。加上不久前付梓的那本《厌作人间语》，更使得我一厢情愿地觉得跟他亲近了许多。有这凌越时空的亲近加持，决心笃定，犹豫尽消，下道直奔他故居。不凑巧蒲家村整修，再开放不知几时。正叹我们爷儿俩奈何无缘至此，突然想起还有个毕自严故居可解我心痒，赶忙重设了导航。不过是晚几个小时回家罢了，那可是蒲松龄课徒，住了三十多年的所在，完全可供我凭吊与魂游物外的跨时空跨辈分的神交和聆讯，未必就输过他老人家的祖宅。
到目的地已是正午，灰瓦飞檐五脊六兽，门楣上一匾额，上书“蒲松龄书馆”。明明是毕府，反倒给寄居的蒲翁“鹊巢鸠占”，刻着“毕自严故居”的石碑毫无脾气地以配角之姿戳在一旁，似可说是文学的力量之彰显了。须知毕自严可是做过户部尚书，从一品大员，且是蒲松龄的馆东。蒲先生呢，七十二岁高龄才弄了个岁贡生，一宗高龄贡品罢了。想毕氏祖孙三代，打死也想不到自家最后那个身份反倒成了被记住的第一理由。正踅摸着哪儿买票时，一位约莫六十出头的老者出了门房，正要把大门带上，见我鬼头鬼脑，就问是不是看蒲松龄，忙答是，就让我把门票钱给他，一口浓郁而干脆的鲁中口音，说是回家吃晌午饭，让我走的时候把大门掩上。径自走了。心真大，也没来得及容我问一句他是不是也姓毕。多半是的，我猜。
也就是说，我是唯一的游客。
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
振衣阁、绰然堂与万卷楼，以及施工状态下的石隐园，单只名字是古旧的，五进院子，随处“修旧如新”，神交和聆讯是没戏了，只冲着蒲松龄住过的绰然堂鞠了个躬，算是宣布单方面成礼，隔了N代的弟子礼。没办法，任你如何口眼歪斜地试图目游神驰，看着眼前剪成球形的灌木瓷砖彩绘和红幅标语，纵是有崂山道士的本事也穿越不过去。比这小小遗憾更可惜的当然是毕家数代攒下的五万册藏书，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被人扔出万卷楼，付之一炬。不赘。
单说我曾高度怀疑蒲松龄西席毕府的首因不是与毕际有（毕自严之仲子，彼时毕府实际上的主人）的交情，而是贪恋那万卷书，三十来年的免费阅览证、免费食宿还有束脩银子拿，这是何等的性价比。要知道蒲留仙虽然屡试不第，却也一度很排斥当塾师的，有他老人家的打油诗为证：
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
更别说让他一驻卅载不想家的，还有位时常出入毕府的文章宗伯级的大人物，虽只一面之缘，却也为《聊斋志异》批注三十六处，并给蒲松龄题下史上最牛“腰封”推荐语的王士祯，毕际有的内侄。
《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下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又是多年以后，某个不入流的晚生后辈从这首诗中擅取五字，当了书名。那日在毕府，心想如果带了书，说不定要烧一本给蒲翁批评的，又怕他老人家有《司文郎》里瞽僧的超能力，闻了我那破东西上吐下泻。幸亏没带。又谁能料想，当年没答应给教书先生写序只甩下四句诗，先翰林后高居刑部尚书之位的王渔洋，三百年后普罗大众中反而声名不显，倒是当年的“蒲生”路人皆知。话说北宋时“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如今是举凡讲个鬼故事都绕不过蒲松龄，可谓是魑魅魍魉，尽出聊斋了。这是文学力量之彰显，堪称佳话的另一桩了。
却说王士祯对他姑丈家这位西宾颇有些轻慢嫌疑，当然更可能是太忙，可也算是目光犀利，说《聊斋志异》“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而无疑也”。如今历经时间检验，蒲松龄早已卓然大家，在世界短篇小说的名人堂够格刻下名字的汉语作家——恕我鄙陋，真想不出除了他还有哪几位。鲁迅先生那几篇固然厉害，产量上却实在说不过去。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昀（纪晓岚），虽然奉圣命（认为《聊斋》颇有讥讽满人，非刺时政的嫌疑）对《聊斋志异》“黜而不载”，私下写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其笔下鬼狐魅怪读起来亦熟头熟脸，脱不掉的蒲氏基因。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郭沫若说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大体上阐明了《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蒲翁笔下的精怪妖狐的确富含人性，富到漾出来，让真正的要脸的人类感到羞耻。
红玉狐中之侠。出手震慑枉法的县令，拯救蒙冤的冯生，可谓智勇兼具；娇娜的跨物种外科医术，分分钟让教书先生孔雪笠从痛不欲生到赫然而愈，既急公好义又神乎其技；一句“我不惯与生人睡”，把婴宁这样一位狐女的痴憨写到了极致，也生动到了极致，读了忍不住怀疑史湘云是照着婴宁写的；溺水而死的王六郎，依照冥界惯例，完全可以拖人入水换取轮回投生，却因为良善不忍做了多年不得超生的水鬼。更兼该水鬼嗜酒，与渔人结下友情，下水帮忙赶鱼，上岸支炉烧烤，把酒言欢，对月共酌，那场景既有趣又忧伤。年轻时读了，忍不住发异史氏之叹，恨不能也有这样一位横跨阴阳两界的鬼朋友；《席方平》中，对执权柄者的讥讽登峰造极，阳世阴间皆枉法，从小鬼、城隍直至阎王，无一不暴虐，无一不贪腐，刻画不留情面。而对席方平、成名这种底层小人物的怜惜与共情，蒲松龄是有切肤之痛的，以至于受限于所处年代，类似的小说无法抵达更高的层级，只能寄托于二郎神或者某个神灵的拯救，略略俗套了些，但毕竟心愿是好的。
对科举制度的讽喻，也是《聊斋志异》中的浓墨重彩。《王子安》中发生的事貌似黄粱一梦，荒谬或有所不如，却隐含着蒲松龄对自身的无奈与自嘲，既恨八股之困缚思维，科举之恶弊丛生，又终其一生期待一个可使自己不再畏惧“穷神”（蒲松龄曾写过祭穷神文）的功名。古稀之年选为岁贡生之后，蒲松龄自嘲道：“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即便他再豁达，回想自己十九岁时县府道三试第一中秀才的风光，又怎能化得开那一腔陈年的孤愤。
花面逢迎，世情如鬼
蒲翁的凌厉毛锥，还指向了当时已颇有土壤的邪教，譬如《金世成》一文，以极短的篇幅给一个神棍做了轮廓清晰的白描——“类颠，啖不洁以为美。犬羊遗秽于前，辄伏啖之。”——越发映衬出乌合之众的愚蠢——当一个人敢于当街吃屎时，旁观者不是怀疑他疯了，反而认为是代世人受辱受难的活佛之举，于是不为左右的独立思考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愚蠢，捍卫愚蠢，播散愚蠢，视不肯跟他们一起蠢的人如寇仇。当“教主蒙难”之时，信徒们“争募救之”，“其金钱之集，尤捷于酷吏之追乎也。”这样的句子，切骨晾髓般精准、彻底，寥寥数语，完胜连篇累牍。
即便其中超级短的篇章，气势上也不输鸿篇巨制。《龙无目》一则中，说自天上掉下一龙，“县令以八十席覆之，未能周身”，龙之巨跃然纸上，而龙奄奄一息却还没死，“犹反复以尾击地，其声堛然”，龙之痛苦之挣扎宛如亲见。再扩展下去，就朝着诺奖得主马尔克斯名篇《巨翅老人》的方向去了，不过蒲翁戛然而止。龙何以堕？它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有无生还可能？均未交代，遗下供人思考的空间无限，比海明威的冰山还冰山。
《骂鸭》同样很短，却照样跌宕。说某人偷了邻居的鸭子烧烤吃了，翌日皮肤瘙痒，发现腋下肋下长出了茸毛，却远不够做鸭绒被的量，碰不得，一碰就痛不欲生。夜里做了个梦，梦里有人告诉他你这是遭了天谴，非得找失主大骂你一顿才能好。醒了就赶紧让亲人去求邻居老者，说那人嫌疑最大，你骂骂他说不定就招供了。结果老头儿极善良又温文尔雅，别说丢只鸭子，你绑架了他孙子都未必爆粗口，亲人只好实话实说，老先生为救人于危难才硬着头皮骂了几句，正疼得嘎嘎叫的小偷茸毛尽脱，秒变成人。短短三行字，不仅有因果，蒲翁还留下个课后作业：对于老者而言，骂人等于违反本性，如果是居士还犯了嗔戒，约等于小恶。那么，为了拯救一个伤害过自己的处于痛苦中的作恶者，违背自我意愿究竟是对还是错？私以为单就这两则论，意境与格局绝不输给擅写超短篇的莉迪亚·戴维斯。
书中篇幅最长的《罗刹海市》，读者诸君早已熟稔，不需要谁再拆开来解读。异史氏自己的点评就已足够，“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当所有人的价值观（含审美）都有悖于自然律却与庙堂的意识形态契合时，这样的人世必然是以丑为美，视皂如白的，于是香就是臭，鹿就是马，二加二或许未必等于五，却一定不许等于四。以及，D-503（扎米亚京《我们》中的主人公）脑袋里的幻想也必定会被切除，然后欢呼“理性必胜”。
仅成孤愤之书
《罗刹海市》也恰恰是第一篇被翻译成英语的，远在1880年，汉学家翟理斯（又译翟理思）就出版了《聊斋志异》的译作。着手的第一篇就挑战了他前所未有的翻译难度——想想文言文的三千字转换为白话文的体量——其艰难不言自明。也由此，翟理斯在阅读与翻译过程中放弃了大英帝国绅士加饱学之士的骄傲，不再认定中国人只是“摇摆在茶叶与丝绸之间”，亦同样是世间的盐。
从蒲松龄的文字中，翟理斯触摸到了中国人也有隐秘且细腻的内心世界，也有愤怒，孤独，抗争的心与不羁的幻想。其文体，更有承接自屈宋、李贺与唐传奇的瑰丽想象。像这世上所有的人种一样，东方人同样有着引人赞美与唾弃、令人五味杂陈却又难以言说的浓郁人味儿。绝不都如木鸡土狗般地活着。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对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评价很高，认为精确转译了蒲松龄行文的精髓，且最大限度保留了原著的味道。
曾纪泽，同光年间的外交官，幼时习学英文，壮年以大清外交官身份游历英法，与沙俄谈判。显然，他是读过翟理斯译本的。据说一贯瞧不上翟理斯的辜鸿铭也为之点赞，称之为“汉译英的典范”，须知这位不肯剪辫子的老先生可是吝赞如金的。最后补充下，翟理斯译本的《聊斋志异》，其英文书名是《The Strange Stories From Chinese Studio》。
至于这本被无数读者读了三百余年的奇书到底该如何定位，翻翻蒲留仙老先生在他的Studio中写下的自序或许会得到答案，“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而懂他的人，“在青林黑塞间”——天涯羁旅，世间的行走者，站在高处眺望的人们，当你们有那么一刻“厌作人间语”时，不妨叫停一切事关禄蠹的事，放下手机，读几页孤愤之书，累了就合上书卷，“静听秋坟鬼唱诗”。
溽暑已至，夏夜悠悠，虫声中，月色下，或风雨作声，或树叶摇摇，也难眠，正堪明一盏灯，读一卷《聊斋》。
古墓流萤，自书页飞出，玄夜凄风，随书页而起，幻耶，真耶？有心哉？无心哉？道是妖不妄作，鬼由心生，原是千幻并作，人心自动。
“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垒愁。”
1640年6月5日，蒲松龄出生时，大明王朝只余四年国祚，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建立的清朝渡过，少年时代经历清初易代变乱，中年心心念念进入体制却屡考屡败，科第无望，他写下了大量应酬逢迎之作，却以谈鬼说妖的志怪笔记《聊斋志异》留名后世。蒲松龄的一生是传统中国万千平凡人的写照，而他笔下的鬼狐仙怪却成就了中国人最不平凡的诡奇幻想——令人战栗，令人忖思，令人回味，也令人浮想联翩，不忍释卷。
犹如《画皮》中那层捅破的窗户纸，透过它，可以看到这个光怪陆离世界的真相，也犹如即将上映电影《兰若寺》中那座人鬼相遇的兰若寺，诱惑与欲望，真情与假意，别离与重逢，死亡与重生，善与恶，悲与喜——书中的鬼狐仙怪，正从命运的围剿中突出重围，如同冷彻的鬼灯在幽冥中散出青绿色的灯花，散落一片别样的星河。循着这青光绿火点亮的前途，走向世事与梦幻交缠的幽深处。
然则，“犹识梦中之路乎？”——聊斋，聊罢言未尽处，便是归路，便是前途。
前些年驾车北归穿州过府，入淄博境就心痒难耐，纠结了几十公里。这痒的发作全怪清代一老翁，当时已经是自己与他最最接近的一次，错过拜望日后不知还有没有机缘。加上不久前付梓的那本《厌作人间语》，更使得我一厢情愿地觉得跟他亲近了许多。有这凌越时空的亲近加持，决心笃定，犹豫尽消，下道直奔他故居。不凑巧蒲家村整修，再开放不知几时。正叹我们爷儿俩奈何无缘至此，突然想起还有个毕自严故居可解我心痒，赶忙重设了导航。不过是晚几个小时回家罢了，那可是蒲松龄课徒，住了三十多年的所在，完全可供我凭吊与魂游物外的跨时空跨辈分的神交和聆讯，未必就输过他老人家的祖宅。
到目的地已是正午，灰瓦飞檐五脊六兽，门楣上一匾额，上书“蒲松龄书馆”。明明是毕府，反倒给寄居的蒲翁“鹊巢鸠占”，刻着“毕自严故居”的石碑毫无脾气地以配角之姿戳在一旁，似可说是文学的力量之彰显了。须知毕自严可是做过户部尚书，从一品大员，且是蒲松龄的馆东。蒲先生呢，七十二岁高龄才弄了个岁贡生，一宗高龄贡品罢了。想毕氏祖孙三代，打死也想不到自家最后那个身份反倒成了被记住的第一理由。正踅摸着哪儿买票时，一位约莫六十出头的老者出了门房，正要把大门带上，见我鬼头鬼脑，就问是不是看蒲松龄，忙答是，就让我把门票钱给他，一口浓郁而干脆的鲁中口音，说是回家吃晌午饭，让我走的时候把大门掩上。径自走了。心真大，也没来得及容我问一句他是不是也姓毕。多半是的，我猜。
也就是说，我是唯一的游客。
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
振衣阁、绰然堂与万卷楼，以及施工状态下的石隐园，单只名字是古旧的，五进院子，随处“修旧如新”，神交和聆讯是没戏了，只冲着蒲松龄住过的绰然堂鞠了个躬，算是宣布单方面成礼，隔了N代的弟子礼。没办法，任你如何口眼歪斜地试图目游神驰，看着眼前剪成球形的灌木瓷砖彩绘和红幅标语，纵是有崂山道士的本事也穿越不过去。比这小小遗憾更可惜的当然是毕家数代攒下的五万册藏书，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被人扔出万卷楼，付之一炬。不赘。
单说我曾高度怀疑蒲松龄西席毕府的首因不是与毕际有（毕自严之仲子，彼时毕府实际上的主人）的交情，而是贪恋那万卷书，三十来年的免费阅览证、免费食宿还有束脩银子拿，这是何等的性价比。要知道蒲留仙虽然屡试不第，却也一度很排斥当塾师的，有他老人家的打油诗为证：
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
更别说让他一驻卅载不想家的，还有位时常出入毕府的文章宗伯级的大人物，虽只一面之缘，却也为《聊斋志异》批注三十六处，并给蒲松龄题下史上最牛“腰封”推荐语的王士祯，毕际有的内侄。
《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下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又是多年以后，某个不入流的晚生后辈从这首诗中擅取五字，当了书名。那日在毕府，心想如果带了书，说不定要烧一本给蒲翁批评的，又怕他老人家有《司文郎》里瞽僧的超能力，闻了我那破东西上吐下泻。幸亏没带。又谁能料想，当年没答应给教书先生写序只甩下四句诗，先翰林后高居刑部尚书之位的王渔洋，三百年后普罗大众中反而声名不显，倒是当年的“蒲生”路人皆知。话说北宋时“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如今是举凡讲个鬼故事都绕不过蒲松龄，可谓是魑魅魍魉，尽出聊斋了。这是文学力量之彰显，堪称佳话的另一桩了。
却说王士祯对他姑丈家这位西宾颇有些轻慢嫌疑，当然更可能是太忙，可也算是目光犀利，说《聊斋志异》“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而无疑也”。如今历经时间检验，蒲松龄早已卓然大家，在世界短篇小说的名人堂够格刻下名字的汉语作家——恕我鄙陋，真想不出除了他还有哪几位。鲁迅先生那几篇固然厉害，产量上却实在说不过去。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昀（纪晓岚），虽然奉圣命（认为《聊斋》颇有讥讽满人，非刺时政的嫌疑）对《聊斋志异》“黜而不载”，私下写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其笔下鬼狐魅怪读起来亦熟头熟脸，脱不掉的蒲氏基因。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郭沫若说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大体上阐明了《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蒲翁笔下的精怪妖狐的确富含人性，富到漾出来，让真正的要脸的人类感到羞耻。
红玉狐中之侠。出手震慑枉法的县令，拯救蒙冤的冯生，可谓智勇兼具；娇娜的跨物种外科医术，分分钟让教书先生孔雪笠从痛不欲生到赫然而愈，既急公好义又神乎其技；一句“我不惯与生人睡”，把婴宁这样一位狐女的痴憨写到了极致，也生动到了极致，读了忍不住怀疑史湘云是照着婴宁写的；溺水而死的王六郎，依照冥界惯例，完全可以拖人入水换取轮回投生，却因为良善不忍做了多年不得超生的水鬼。更兼该水鬼嗜酒，与渔人结下友情，下水帮忙赶鱼，上岸支炉烧烤，把酒言欢，对月共酌，那场景既有趣又忧伤。年轻时读了，忍不住发异史氏之叹，恨不能也有这样一位横跨阴阳两界的鬼朋友；《席方平》中，对执权柄者的讥讽登峰造极，阳世阴间皆枉法，从小鬼、城隍直至阎王，无一不暴虐，无一不贪腐，刻画不留情面。而对席方平、成名这种底层小人物的怜惜与共情，蒲松龄是有切肤之痛的，以至于受限于所处年代，类似的小说无法抵达更高的层级，只能寄托于二郎神或者某个神灵的拯救，略略俗套了些，但毕竟心愿是好的。
对科举制度的讽喻，也是《聊斋志异》中的浓墨重彩。《王子安》中发生的事貌似黄粱一梦，荒谬或有所不如，却隐含着蒲松龄对自身的无奈与自嘲，既恨八股之困缚思维，科举之恶弊丛生，又终其一生期待一个可使自己不再畏惧“穷神”（蒲松龄曾写过祭穷神文）的功名。古稀之年选为岁贡生之后，蒲松龄自嘲道：“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即便他再豁达，回想自己十九岁时县府道三试第一中秀才的风光，又怎能化得开那一腔陈年的孤愤。
花面逢迎，世情如鬼
蒲翁的凌厉毛锥，还指向了当时已颇有土壤的邪教，譬如《金世成》一文，以极短的篇幅给一个神棍做了轮廓清晰的白描——“类颠，啖不洁以为美。犬羊遗秽于前，辄伏啖之。”——越发映衬出乌合之众的愚蠢——当一个人敢于当街吃屎时，旁观者不是怀疑他疯了，反而认为是代世人受辱受难的活佛之举，于是不为左右的独立思考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愚蠢，捍卫愚蠢，播散愚蠢，视不肯跟他们一起蠢的人如寇仇。当“教主蒙难”之时，信徒们“争募救之”，“其金钱之集，尤捷于酷吏之追乎也。”这样的句子，切骨晾髓般精准、彻底，寥寥数语，完胜连篇累牍。
即便其中超级短的篇章，气势上也不输鸿篇巨制。《龙无目》一则中，说自天上掉下一龙，“县令以八十席覆之，未能周身”，龙之巨跃然纸上，而龙奄奄一息却还没死，“犹反复以尾击地，其声堛然”，龙之痛苦之挣扎宛如亲见。再扩展下去，就朝着诺奖得主马尔克斯名篇《巨翅老人》的方向去了，不过蒲翁戛然而止。龙何以堕？它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有无生还可能？均未交代，遗下供人思考的空间无限，比海明威的冰山还冰山。
《骂鸭》同样很短，却照样跌宕。说某人偷了邻居的鸭子烧烤吃了，翌日皮肤瘙痒，发现腋下肋下长出了茸毛，却远不够做鸭绒被的量，碰不得，一碰就痛不欲生。夜里做了个梦，梦里有人告诉他你这是遭了天谴，非得找失主大骂你一顿才能好。醒了就赶紧让亲人去求邻居老者，说那人嫌疑最大，你骂骂他说不定就招供了。结果老头儿极善良又温文尔雅，别说丢只鸭子，你绑架了他孙子都未必爆粗口，亲人只好实话实说，老先生为救人于危难才硬着头皮骂了几句，正疼得嘎嘎叫的小偷茸毛尽脱，秒变成人。短短三行字，不仅有因果，蒲翁还留下个课后作业：对于老者而言，骂人等于违反本性，如果是居士还犯了嗔戒，约等于小恶。那么，为了拯救一个伤害过自己的处于痛苦中的作恶者，违背自我意愿究竟是对还是错？私以为单就这两则论，意境与格局绝不输给擅写超短篇的莉迪亚·戴维斯。
书中篇幅最长的《罗刹海市》，读者诸君早已熟稔，不需要谁再拆开来解读。异史氏自己的点评就已足够，“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当所有人的价值观（含审美）都有悖于自然律却与庙堂的意识形态契合时，这样的人世必然是以丑为美，视皂如白的，于是香就是臭，鹿就是马，二加二或许未必等于五，却一定不许等于四。以及，D-503（扎米亚京《我们》中的主人公）脑袋里的幻想也必定会被切除，然后欢呼“理性必胜”。
仅成孤愤之书
《罗刹海市》也恰恰是第一篇被翻译成英语的，远在1880年，汉学家翟理斯（又译翟理思）就出版了《聊斋志异》的译作。着手的第一篇就挑战了他前所未有的翻译难度——想想文言文的三千字转换为白话文的体量——其艰难不言自明。也由此，翟理斯在阅读与翻译过程中放弃了大英帝国绅士加饱学之士的骄傲，不再认定中国人只是“摇摆在茶叶与丝绸之间”，亦同样是世间的盐。
从蒲松龄的文字中，翟理斯触摸到了中国人也有隐秘且细腻的内心世界，也有愤怒，孤独，抗争的心与不羁的幻想。其文体，更有承接自屈宋、李贺与唐传奇的瑰丽想象。像这世上所有的人种一样，东方人同样有着引人赞美与唾弃、令人五味杂陈却又难以言说的浓郁人味儿。绝不都如木鸡土狗般地活着。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对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评价很高，认为精确转译了蒲松龄行文的精髓，且最大限度保留了原著的味道。
曾纪泽，同光年间的外交官，幼时习学英文，壮年以大清外交官身份游历英法，与沙俄谈判。显然，他是读过翟理斯译本的。据说一贯瞧不上翟理斯的辜鸿铭也为之点赞，称之为“汉译英的典范”，须知这位不肯剪辫子的老先生可是吝赞如金的。最后补充下，翟理斯译本的《聊斋志异》，其英文书名是《The Strange Stories From Chinese Studio》。
至于这本被无数读者读了三百余年的奇书到底该如何定位，翻翻蒲留仙老先生在他的Studio中写下的自序或许会得到答案，“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而懂他的人，“在青林黑塞间”——天涯羁旅，世间的行走者，站在高处眺望的人们，当你们有那么一刻“厌作人间语”时，不妨叫停一切事关禄蠹的事，放下手机，读几页孤愤之书，累了就合上书卷，“静听秋坟鬼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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