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则臣说，一个作家选择写什么题材，无非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你懂，你喜欢，你有感情，你觉得值得。”
所以，他写了《北上》。
《北上》曾获“2018中国好书”奖、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迄今已发行逾50万册。最近，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
近年来，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成为影视行业的热门话题。如何将文学经典成功搬上荧屏，既保留原著的精髓，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在电视剧《北上》热播之际，《北上》原著作者徐则臣、编剧赵冬苓、总导演姚晓峰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心得。
运河塑造一个人的生活记忆和看世界的角度
姚晓峰告诉记者，《北上》刚出版时，他就读过这本小说。“小说写了运河百年，但是又用了一个很巧妙的点把百年的历史串起来，讲船运人的命运相连。一个当下的人寻根，然后发现这一路碰见的所有人都来自那一条船。”
《北上》原著小说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历史与人物命运。徐则臣在创作小说时，融入了自己对运河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
春日午后，在大运河畔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徐则臣分享了选择以京杭大运河为创作背景的缘由——对运河文明的深入理解，以及与水共生的深切情谊，让他选择以运河为创作母题。
徐则臣说：“运河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作为在水边成长的人，水不仅塑造了我的生活记忆，更成为我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在探访运河、创作作品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运河塑造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是解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密码。”
徐则臣说，他儿时所有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小时候，夏天游泳、摸鱼、摘荷花，冬天溜冰、在冰上骑自行车，这些都是水与我生活之间自然的关联。所以我很注重这些细节的描写。”在徐则臣人生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背景。所以，河流与船，是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象。
《北上》小说被改编成音乐剧、话剧、电视剧等形式。徐则臣说，最近他自己也一直在“追剧”。
作为原著作者，他说自己看电视时可能比很多人更放松。
“我就跟着电视剧走，该流眼泪的时候我也哗哗地流眼泪。”徐则臣说，他还没看到这部剧时，就有很多人来问他如何评价电视剧，徐则臣回答，只要这个剧是自洽的、自足的、经得起推敲的，那就是成功的改编。
沿着运河，和“花街少年”一起长大
将《北上》这样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并非易事。
创作电视剧时，主创选择从一个运河沿岸的小院切入，以一群普通90后青年的视角，展现运河如何融入他们的成长。童年的他们，在运河里嬉戏玩乐；青春期，他们在运河边探索人生的方向；成年后，他们带着运河精神远行，又最终回归故乡，见证时代变迁中的悲欢离合。
姚晓峰表示：“在影像表达上，我们着力还原运河的苍茫厚重感与花街的烟火气息，通过影像语言赋予这条河流鲜活的生命力。”
姚晓峰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呈现运河的文化底蕴，主创团队沿着运河进行了采风，把江苏段的运河从南到北走了一遍，形成了剧集现在的结构。
在采风过程中，姚晓峰特别关注船民的生活。他发现，许多船民在被迫上岸后，虽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内心充满失落感。这种复杂的情感被融入剧中，成为人物命运的重要推动力。
在姚晓峰看来，原著小说的结构是一个旅程式的轮回，而电视剧则需要更长的叙事线和更丰富的人物关系。
为了适应电视剧的叙事节奏，主创团队最终决定以2000年京沪高速通车为起点，讲述一群90后少年的成长故事，并通过他们的命运折射出运河的变迁与时代的巨变。
《北上》电视剧第一集的开场是一个长达4分钟的长镜头，一镜到底地介绍了花街小院的环境和人物关系。这一镜头的设计不仅展现了导演对场景的掌控力，也让观众迅速沉浸到故事的氛围中。
姚晓峰回忆，这个长镜头的拍摄难度很大，但他坚持要将其保留下来，因为这个镜头能够帮助观众迅速建立对人物的认知，从而跟着这群“花街少年”的成长轨迹，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你能跟着他们走，看这些孩子一点点长大，后来分崩离析再和好，再回家……一起经历种种事情，你才会被带进去，会深深地爱上他们。”姚晓峰说。
改编是“形成独立作品”的创造过程
《北上》原著小说的清代部分占据很大篇幅，而影视剧需要更强烈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编剧赵冬苓不得不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地改编。“原著的清代故事基本不能用，当代部分又缺乏足够的戏剧冲突，所以我们作了很大调整。”
赵冬苓提到，改编的过程是创作者与原著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形成独立作品”的过程，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原著。
“改编是在创造，不能失掉自己的声音。”她认为，成功的改编应该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赋予故事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意义。
赵冬苓回忆，采风的过程更像一次“唤醒记忆”的旅程。她从小在山东济宁长大，运河边的童年记忆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涌现，成为她塑造人物和故事的重要灵感来源。
“采访的时候，你不是以一张白纸的状态去的。编剧采风都是带着自己全部的人生阅历、文化积累、知识储备去的，到一个地方，重要的是寻找感觉，一边走一边回溯你的少年时代，你遇到的事情会自动和你的经验融合在一起。”赵冬苓说。
主创采风时遇到了一位会说评话的老人，将其融入了剧中王学圻饰演的角色——周家的老爷子既是叙述者，也承载了运河文化。
《北上》剧本以2000年京沪高速通车作为故事的起点，终点则是当代。赵冬苓“根据终点来设计起点”，最终将故事的时间线定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重点描写了孩子们长大后的故事。
赵冬苓将《北上》拓展为6户人家的故事，涉及18个主要角色。赵冬苓坦言，这样的群像戏对编剧和演员都是巨大的挑战。“写6户人家的难度很大，观众要认清这些人物也不容易。”但她认为，正是这种复杂性让故事更加丰富和真实。
在《北上》中，大运河之于“花街少年”意味着什么？
赵冬苓认为，大运河代表了传统文化，少年们在成长过程中想离开传统、反叛传统，要离开家乡，但等相对成熟后又会回归传统。“你会发现，这个传统你几乎是离不开的，它就是你身上的血液，就是你的一呼一吸。”
作家徐则臣说，一个作家选择写什么题材，无非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你懂，你喜欢，你有感情，你觉得值得。”
所以，他写了《北上》。
《北上》曾获“2018中国好书”奖、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迄今已发行逾50万册。最近，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
近年来，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成为影视行业的热门话题。如何将文学经典成功搬上荧屏，既保留原著的精髓，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在电视剧《北上》热播之际，《北上》原著作者徐则臣、编剧赵冬苓、总导演姚晓峰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心得。
运河塑造一个人的生活记忆和看世界的角度
姚晓峰告诉记者，《北上》刚出版时，他就读过这本小说。“小说写了运河百年，但是又用了一个很巧妙的点把百年的历史串起来，讲船运人的命运相连。一个当下的人寻根，然后发现这一路碰见的所有人都来自那一条船。”
《北上》原著小说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历史与人物命运。徐则臣在创作小说时，融入了自己对运河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
春日午后，在大运河畔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徐则臣分享了选择以京杭大运河为创作背景的缘由——对运河文明的深入理解，以及与水共生的深切情谊，让他选择以运河为创作母题。
徐则臣说：“运河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作为在水边成长的人，水不仅塑造了我的生活记忆，更成为我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在探访运河、创作作品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运河塑造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是解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密码。”
徐则臣说，他儿时所有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小时候，夏天游泳、摸鱼、摘荷花，冬天溜冰、在冰上骑自行车，这些都是水与我生活之间自然的关联。所以我很注重这些细节的描写。”在徐则臣人生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背景。所以，河流与船，是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象。
《北上》小说被改编成音乐剧、话剧、电视剧等形式。徐则臣说，最近他自己也一直在“追剧”。
作为原著作者，他说自己看电视时可能比很多人更放松。
“我就跟着电视剧走，该流眼泪的时候我也哗哗地流眼泪。”徐则臣说，他还没看到这部剧时，就有很多人来问他如何评价电视剧，徐则臣回答，只要这个剧是自洽的、自足的、经得起推敲的，那就是成功的改编。
沿着运河，和“花街少年”一起长大
将《北上》这样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并非易事。
创作电视剧时，主创选择从一个运河沿岸的小院切入，以一群普通90后青年的视角，展现运河如何融入他们的成长。童年的他们，在运河里嬉戏玩乐；青春期，他们在运河边探索人生的方向；成年后，他们带着运河精神远行，又最终回归故乡，见证时代变迁中的悲欢离合。
姚晓峰表示：“在影像表达上，我们着力还原运河的苍茫厚重感与花街的烟火气息，通过影像语言赋予这条河流鲜活的生命力。”
姚晓峰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呈现运河的文化底蕴，主创团队沿着运河进行了采风，把江苏段的运河从南到北走了一遍，形成了剧集现在的结构。
在采风过程中，姚晓峰特别关注船民的生活。他发现，许多船民在被迫上岸后，虽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内心充满失落感。这种复杂的情感被融入剧中，成为人物命运的重要推动力。
在姚晓峰看来，原著小说的结构是一个旅程式的轮回，而电视剧则需要更长的叙事线和更丰富的人物关系。
为了适应电视剧的叙事节奏，主创团队最终决定以2000年京沪高速通车为起点，讲述一群90后少年的成长故事，并通过他们的命运折射出运河的变迁与时代的巨变。
《北上》电视剧第一集的开场是一个长达4分钟的长镜头，一镜到底地介绍了花街小院的环境和人物关系。这一镜头的设计不仅展现了导演对场景的掌控力，也让观众迅速沉浸到故事的氛围中。
姚晓峰回忆，这个长镜头的拍摄难度很大，但他坚持要将其保留下来，因为这个镜头能够帮助观众迅速建立对人物的认知，从而跟着这群“花街少年”的成长轨迹，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你能跟着他们走，看这些孩子一点点长大，后来分崩离析再和好，再回家……一起经历种种事情，你才会被带进去，会深深地爱上他们。”姚晓峰说。
改编是“形成独立作品”的创造过程
《北上》原著小说的清代部分占据很大篇幅，而影视剧需要更强烈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编剧赵冬苓不得不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地改编。“原著的清代故事基本不能用，当代部分又缺乏足够的戏剧冲突，所以我们作了很大调整。”
赵冬苓提到，改编的过程是创作者与原著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形成独立作品”的过程，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原著。
“改编是在创造，不能失掉自己的声音。”她认为，成功的改编应该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赋予故事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意义。
赵冬苓回忆，采风的过程更像一次“唤醒记忆”的旅程。她从小在山东济宁长大，运河边的童年记忆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涌现，成为她塑造人物和故事的重要灵感来源。
“采访的时候，你不是以一张白纸的状态去的。编剧采风都是带着自己全部的人生阅历、文化积累、知识储备去的，到一个地方，重要的是寻找感觉，一边走一边回溯你的少年时代，你遇到的事情会自动和你的经验融合在一起。”赵冬苓说。
主创采风时遇到了一位会说评话的老人，将其融入了剧中王学圻饰演的角色——周家的老爷子既是叙述者，也承载了运河文化。
《北上》剧本以2000年京沪高速通车作为故事的起点，终点则是当代。赵冬苓“根据终点来设计起点”，最终将故事的时间线定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重点描写了孩子们长大后的故事。
赵冬苓将《北上》拓展为6户人家的故事，涉及18个主要角色。赵冬苓坦言，这样的群像戏对编剧和演员都是巨大的挑战。“写6户人家的难度很大，观众要认清这些人物也不容易。”但她认为，正是这种复杂性让故事更加丰富和真实。
在《北上》中，大运河之于“花街少年”意味着什么？
赵冬苓认为，大运河代表了传统文化，少年们在成长过程中想离开传统、反叛传统，要离开家乡，但等相对成熟后又会回归传统。“你会发现，这个传统你几乎是离不开的，它就是你身上的血液，就是你的一呼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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