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做书人，李昕将其视为一种幸运。李昕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的书封上，周有光、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王世襄、杨绛等名字闪闪发光，而他曾有幸为他们“作嫁衣裳”，并因此成就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书中李昕以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感悟，真实且深情记录了自己出版生涯里所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让读者看到了文化的群星灿烂。
意味着幸运
读书周刊：总结您40年出版生涯的《一生一事》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图书结伴，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那么，记录您出版生涯中所遇之人故事的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是否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做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作者交往，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
李昕：作为一名编辑，和这些名家的交往，的确让我开眼界、长见识。这不仅是因为我给他们编书，从他们的书里可以获得很多知识和思想，更是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举例来说，我跟杨振宁先生接触时，听他谈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现他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喜欢研究各种新事物，愿意了解他所不了解的东西。他的《曙光集》出版后，我请他去郑州做讲座。那是他第一次到郑州，我到机场接他，我们在车上聊天时，我发现他已经把郑州的历史、地理和发展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了，他事先做了功课。他非常关心和了解各学科前沿的发展。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可以获得好多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我记得，是他第一个告诉我，中国有一个叫屠呦呦的人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和吴敬琏先生外出时，我们聊的大多是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我就像小学生一样向他请教，他跟我讲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就像教学生一样，他讲的很多观点都是他个人的思考。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非常透彻。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他为人特别谦恭。
读书周刊：周有光、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王世襄、杨绛……书封上的这些名字闪闪发光，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对您的职业生涯与人生意味着什么？
李昕：意味着幸运。我可以接触到这些大学者、大作家，出版他们的作品，当然是很幸运的，很多做编辑的人没有我这种机会。
读书周刊：遇见机会，还得把握住机会。
李昕：当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出精品、出好书、出有影响力的书，我们都希望我们编的书有更多的读者读到并且叫好，希望我们编的书是有生命力的书。
作为一名编辑能够编一本传世之作，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传世之作是经我手编出来提供给读者的，与有荣焉。为此，我要感谢我工作的平台，我这一辈子服务于4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在国内影响力很大的出版社，在这些出版社工作比较容易联系到那些大学者、大作家。
有风骨的文化人
读书周刊：书中的第一篇《三访周有光老人》就很动人，周有光老人年过百岁，身居陋室，每天读书、写作、上网、思考，那种人生的清澈与睿智，经由您的文字淡淡传递出来。
李昕：我认识周有光先生的时候，他已经106岁。他给我的最深感悟是，人要与时俱进，要活到老学到老。年过百岁，他依然思维敏捷，对社会现实问题保持关注，是一个坚持终身学习、保持独立思考的学者。所以，他常常有自己的独见，比如，他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他有好多这类的金句，都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我每次去看望他都会给他带几本书，等我下次去的时候，那几本书他早看完了，还会和我交流他读书的体会。
读书周刊：读到《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一文的标题，不由对您表示敬佩——敢于直面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那些“错”。不粉饰，要坦陈，应该就是您写下这些交往的基调？
李昕：是这样的。我对杨绛先生是由衷敬佩的，而且，我想补充一点，我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回应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杨绛先生的误解。杨绛先生曾因有人未经授权拍卖她和钱锺书、钱瑗的书信手稿而打版权官司，对此有人认为她是不是过分计较了。我希望通过我的这篇文章，为她做一个回应。我们需要设身处地站在杨绛先生的角度来理解她的做法，她是那种无欲无求、与世无争的人，她将自己和钱先生的稿费等财产都捐了，生活非常简朴。就像我“三次道歉”那篇文章中写到的例子一样，她自己什么都不要，别人也不要利用她和钱先生捞名利。
读书周刊：书中写到杨政宁先生“不同意用这张13年前的照片，它显得我太年轻了”，韦君宜忙忙碌碌赶来上班，衣服扣子扣错眼儿自己都不知道……描述人物的个性与特点时，您很注重细节的作用。
李昕：细节的力量会超过很多一般性的叙述，因为细节的表现力是最强的，是最能打动读者的。我们读过很多文学作品，通常许多内容都记不清了，但里面的一些细节会过目不忘。
我写的这些文章应该说归类于纪实文学，我要求自己写的东西都有真凭实据，同时也通过许多细节来刻画人物，体现一种文学性。
读书周刊：您“翻书忆往正思君”的“君”来自不同领域，在和他们交往、书写他们故事的过程中，您感受到的相同与不同分别是什么？
李昕：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有风骨的文化人。王鼎钧说：“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这句话对我的写作影响很深。我要写什么样的“值得做的人”？写有风骨的人。那么，风骨是什么东西？我的理解是，风骨的表现是不同的，但离不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书中我写的清一色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有文化情怀，都有社会担当。当然具体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书中我写的一些出版人，如高贤均、杨德炎他们没做什么大事，但是他们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埋头苦干，也是了不起的。《永远的微笑》一文写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他深知钱锺书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尽管知道出这样的书不太可能热销，但在没有获得相关资金支持之前，就跟杨绛先生拍胸脯说，这书我来出。这是一种魄力，也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而他的决策和努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特别的观察和思考
读书周刊：有没有哪位名人的故事，是您觉得特别难写或反复斟酌修改的？
李昕：有。这主要是那种已经被别人写得太多的人物，比如韦君宜和王蒙。韦君宜老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个大神级的出版家，她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纪念集，许多人写了纪念她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文章写得极其精彩。我看过那本纪念集，真的就感觉自己没法下笔了。后来我想到自己和韦君宜有过那么一点接触，虽然不多，但在那点接触中我对她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是从误解到理解的过程。这是没有人写过的。我对韦君宜从误解到理解的这个过程，写的是我自己关于韦君宜内心观察的变化，我感觉到这是特点。找到了这个特点，我才敢写韦君宜。
王蒙，也是因为写过他的人太多了。我和王蒙的交往很多，我从1985年认识他，到今天已经整整40年了。王蒙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他最早的文学评论集我是责任编辑。所以，要写王蒙，我可写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写不过别人。后来我想到我和王蒙交往中的几个细节，这几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就把这几个细节串起来写了一篇短文，是这本书里最短的一篇文章，叫作《王蒙先生与我二三事》。我希望我的文章不要重复别人的，要写那些自己有特别的观察和思考的东西。
读书周刊：写下这些观察和思考时，您如何既展现人物的关键特质又融入自己的独有感悟？
李昕：这就需要我写文章不是为了作文而作文，一定要有感而发。所谓有感而发，就是你写一篇文章，总是要有一个触发点，然后从触发点展开去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老领导陈早春，我早就想写他了，腹稿打了很长时间，但找不着一个点去写。直到他去世3年后的那个春节，我正在北海公园游园，他夫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陈早春去世以前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写他是怎么培养包括我在内的青年编辑的。这成了一个触发点，我马上就联想起来，陈早春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他对我的栽培和帮助……我思绪万千，马上写成了《倔强而沉静的书生》这篇文章。
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
读书周刊：从您对韦君宜、屠岸、陈早春等前辈出版人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您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个侧影以及前辈对您的影响。
李昕：我记得，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听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君宜老师上的，她说当编辑就是默默无闻地工作，不要指望发财，不要指望出名。从一开始，她就让我明白一件事：要把编辑工作当作事业来做，而不仅仅当作一个谋生手段。我这一辈子没有把当官和发财太当一回事，就是受她的影响。
屠岸先生是翻译家、诗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他曾对我说，做出版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你一定要给这个书加上一点你自己的附加值，你要帮助作者提高这个书的质量，这样你才会有成就感。如果你只是当一个二传手，作者给你什么，你就把什么印出来，你是没有成就感的。
刚刚提到的老领导陈早春，对我更多的是言传身教。作为一名学者型编辑，他在工作中展现出的对学问的重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对我很有启发，让我认识到扎实的学术基础对于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读书周刊：书中这些出版界往事所展现出的出版家精神与风范，您认为哪些是当下的新一代出版人应该学习和传承的？
李昕：我想是文化的理想和担当，还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承认做出版是要追求经济效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和思想，传承文化，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那些前辈的出版家，从张元济到陆费逵到邹韬奋，他们都是看到图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才投身这个行业的。图书与我们国家的思想文化进步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出版人的责任重大。那么，对新一代的出版人来说，认识到出版人的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编辑出版的图书来传播知识和思想，来传承文化，这要成为一个基本的理念。
读书周刊：当年是屠岸先生的一句话，成全了您做一名编辑的心愿，那一刻，您惊喜不已吧？
李昕：那时候，我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入职的五名大学生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实习期满后，人事处打算安排我从事行政工作，但我想从事编辑工作。当时屠岸先生是人文社的总编辑，我就在单位食堂找到他，表明自己来人文社就是想当一名好编辑，希望社里给我3年为限，如果3年内编辑工作做得不好，愿意接受组织别的安排。他慈眉善目地看着我，安安静静地听我讲完，然后，伸出一个指头跟我说：“一言为定！”就这四个字，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命运。
这里面的核心内容是，尊重了我成为一名编辑的想法，给了我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这是屠岸支持我当编辑的决定性意义。
读书周刊：后来，当您成为出版社领导的时候，这样的经历是否影响了您对待年轻编辑的方式？
李昕：我无法说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在我当出版社领导的时候，对于那些有才华、有想法的编辑，我确确实实会尊重他们的个性和想法。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北京，我都发现有才华的编辑常常很有个性，有的时候他们在与其他人合作和共事的时候会发生问题。那么，我就很注意这一点，那就是包容他们的个性，给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空间，允许他们去尝试、创造、发挥，有的时候甚至会为他们破例。
最重要的是眼光
读书周刊：您曾说：“在面对大众市场时，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眼光。”这句话怎么理解？
李昕：如果面对专业市场的话，可能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学问。但是，如果面对的是大众市场的话，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眼光了。因为，面对大众市场，编辑需要了解大众读者究竟有什么需求，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一种社会的需要，要依靠编辑的眼光来判断。然后，把好书推荐给读者。因此，编辑一定要真正懂书，这里面需要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需要专业背景知识，第二需要编辑出版的经验，第三需要对市场的了解，第四对书的装帧艺术形式要有一定的认识，这就是我创造的一个词“书感”。
读书周刊：书感，听起来比较感性，似乎不容易定义。
李昕：书感，就是编辑对一本书的内容需要用什么形式来呈现，有一种直觉的判断力。拿到一个作品，怎么去策划、设计，怎么去制作，用什么纸印刷，用什么材料，最后以什么形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觉得这本书很精彩很漂亮，这就是编辑的书感。实际上，就是将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时，编辑赋予这个内容什么样的形式，使它让读者满意。
我从北京三联退休后，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做特约编审，参与策划了韩启德先生《医学的温度》一书。书稿有55篇文章，可以算是他的一本科学论文集，其中有他的医学论文，有他关于科学问题的报告、论文和访谈。我和责编蔡长虹认真读了书稿后，向韩先生建议只选与医学相关的文章，而且要突出人文性、思想性、话题性和新颖性，把它编成一本“医学是人学”主题下的有关医学人文的论文集，既是一本专业著作，又是一本大众读物。韩先生很支持我们的想法，和我们一起将55篇文章删减到只剩21篇，将一本厚厚的论文集改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出版后，获得了医学界和文化界的好评，也获得了许多图书奖，销售情况也很好。
读书周刊：文史学者刘梦溪认为：“俗云‘（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可这位漂亮衣裳的缝制者并没有失去自我，那些个书里书外的戏剧场面，都是李昕一手所导演。”您如何在为他人作嫁衣中成就自我？
李昕：其实，为他人作嫁衣和实现编辑自己的个人价值是一回事，编辑成就了作者，也就是成就了自己。
对于作者来说，总是希望自己的书能留给更多的读者，成为传世之作。对编辑来说也是这样，要编出一些能够留给许多年以后的读者的书，其实，编辑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机会比作家要多，因为作家创作的时间要很长，还跟他个人的写作能力相关，有的作家一辈子也写不出一本传世之作，而编辑是可能遇见好多传世之书的人，只要他能选到有传世价值的作品，他就有机会编辑出这样的好书。
读书周刊：近年来，您陆续开了视频号、抖音号、小红书账号，在新媒体时代您如何看待出版行业的未来？
李昕：现在是流量时代、视频时代，我也应该跟上时代。我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编余闲笔”，用来介绍新书，在这个基础上接着开了视频号，发布的内容基本都是关于新书的。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号后去买书了，我挺开心的。后来，又开通了其他账号，算是我在新时代的一种尝试。
我想，将来传统出版会渐渐收缩，因为电子出版物对传统出版物构成了一个竞争的态势。我们已经看到电子出版物在迅猛发展，纸质出版物在收缩，但是，我认为这种此消彼长并不意味着纸质出版物的消亡。纸质出版物已经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未来还会继续得到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不是指数量的增加，而是指品质的提升。纸质出版物可能变得越来越艺术化，越来越精品化，越来越收藏品化，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质量上的要求都会变得更高。如果一个出版人坚持做传统出版的话，那么，今后他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用心策划，打造精品，做出与众不同的、有长期阅读价值甚至是有收藏价值的精品书。
成为一名做书人，李昕将其视为一种幸运。李昕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的书封上，周有光、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王世襄、杨绛等名字闪闪发光，而他曾有幸为他们“作嫁衣裳”，并因此成就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书中李昕以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感悟，真实且深情记录了自己出版生涯里所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让读者看到了文化的群星灿烂。
意味着幸运
读书周刊：总结您40年出版生涯的《一生一事》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图书结伴，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那么，记录您出版生涯中所遇之人故事的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是否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做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作者交往，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
李昕：作为一名编辑，和这些名家的交往，的确让我开眼界、长见识。这不仅是因为我给他们编书，从他们的书里可以获得很多知识和思想，更是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举例来说，我跟杨振宁先生接触时，听他谈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现他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喜欢研究各种新事物，愿意了解他所不了解的东西。他的《曙光集》出版后，我请他去郑州做讲座。那是他第一次到郑州，我到机场接他，我们在车上聊天时，我发现他已经把郑州的历史、地理和发展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了，他事先做了功课。他非常关心和了解各学科前沿的发展。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可以获得好多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我记得，是他第一个告诉我，中国有一个叫屠呦呦的人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和吴敬琏先生外出时，我们聊的大多是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我就像小学生一样向他请教，他跟我讲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就像教学生一样，他讲的很多观点都是他个人的思考。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非常透彻。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他为人特别谦恭。
读书周刊：周有光、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王世襄、杨绛……书封上的这些名字闪闪发光，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对您的职业生涯与人生意味着什么？
李昕：意味着幸运。我可以接触到这些大学者、大作家，出版他们的作品，当然是很幸运的，很多做编辑的人没有我这种机会。
读书周刊：遇见机会，还得把握住机会。
李昕：当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出精品、出好书、出有影响力的书，我们都希望我们编的书有更多的读者读到并且叫好，希望我们编的书是有生命力的书。
作为一名编辑能够编一本传世之作，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传世之作是经我手编出来提供给读者的，与有荣焉。为此，我要感谢我工作的平台，我这一辈子服务于4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在国内影响力很大的出版社，在这些出版社工作比较容易联系到那些大学者、大作家。
有风骨的文化人
读书周刊：书中的第一篇《三访周有光老人》就很动人，周有光老人年过百岁，身居陋室，每天读书、写作、上网、思考，那种人生的清澈与睿智，经由您的文字淡淡传递出来。
李昕：我认识周有光先生的时候，他已经106岁。他给我的最深感悟是，人要与时俱进，要活到老学到老。年过百岁，他依然思维敏捷，对社会现实问题保持关注，是一个坚持终身学习、保持独立思考的学者。所以，他常常有自己的独见，比如，他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他有好多这类的金句，都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我每次去看望他都会给他带几本书，等我下次去的时候，那几本书他早看完了，还会和我交流他读书的体会。
读书周刊：读到《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一文的标题，不由对您表示敬佩——敢于直面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那些“错”。不粉饰，要坦陈，应该就是您写下这些交往的基调？
李昕：是这样的。我对杨绛先生是由衷敬佩的，而且，我想补充一点，我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回应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杨绛先生的误解。杨绛先生曾因有人未经授权拍卖她和钱锺书、钱瑗的书信手稿而打版权官司，对此有人认为她是不是过分计较了。我希望通过我的这篇文章，为她做一个回应。我们需要设身处地站在杨绛先生的角度来理解她的做法，她是那种无欲无求、与世无争的人，她将自己和钱先生的稿费等财产都捐了，生活非常简朴。就像我“三次道歉”那篇文章中写到的例子一样，她自己什么都不要，别人也不要利用她和钱先生捞名利。
读书周刊：书中写到杨政宁先生“不同意用这张13年前的照片，它显得我太年轻了”，韦君宜忙忙碌碌赶来上班，衣服扣子扣错眼儿自己都不知道……描述人物的个性与特点时，您很注重细节的作用。
李昕：细节的力量会超过很多一般性的叙述，因为细节的表现力是最强的，是最能打动读者的。我们读过很多文学作品，通常许多内容都记不清了，但里面的一些细节会过目不忘。
我写的这些文章应该说归类于纪实文学，我要求自己写的东西都有真凭实据，同时也通过许多细节来刻画人物，体现一种文学性。
读书周刊：您“翻书忆往正思君”的“君”来自不同领域，在和他们交往、书写他们故事的过程中，您感受到的相同与不同分别是什么？
李昕：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有风骨的文化人。王鼎钧说：“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这句话对我的写作影响很深。我要写什么样的“值得做的人”？写有风骨的人。那么，风骨是什么东西？我的理解是，风骨的表现是不同的，但离不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书中我写的清一色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有文化情怀，都有社会担当。当然具体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书中我写的一些出版人，如高贤均、杨德炎他们没做什么大事，但是他们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埋头苦干，也是了不起的。《永远的微笑》一文写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他深知钱锺书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尽管知道出这样的书不太可能热销，但在没有获得相关资金支持之前，就跟杨绛先生拍胸脯说，这书我来出。这是一种魄力，也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而他的决策和努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特别的观察和思考
读书周刊：有没有哪位名人的故事，是您觉得特别难写或反复斟酌修改的？
李昕：有。这主要是那种已经被别人写得太多的人物，比如韦君宜和王蒙。韦君宜老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个大神级的出版家，她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纪念集，许多人写了纪念她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文章写得极其精彩。我看过那本纪念集，真的就感觉自己没法下笔了。后来我想到自己和韦君宜有过那么一点接触，虽然不多，但在那点接触中我对她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是从误解到理解的过程。这是没有人写过的。我对韦君宜从误解到理解的这个过程，写的是我自己关于韦君宜内心观察的变化，我感觉到这是特点。找到了这个特点，我才敢写韦君宜。
王蒙，也是因为写过他的人太多了。我和王蒙的交往很多，我从1985年认识他，到今天已经整整40年了。王蒙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他最早的文学评论集我是责任编辑。所以，要写王蒙，我可写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写不过别人。后来我想到我和王蒙交往中的几个细节，这几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就把这几个细节串起来写了一篇短文，是这本书里最短的一篇文章，叫作《王蒙先生与我二三事》。我希望我的文章不要重复别人的，要写那些自己有特别的观察和思考的东西。
读书周刊：写下这些观察和思考时，您如何既展现人物的关键特质又融入自己的独有感悟？
李昕：这就需要我写文章不是为了作文而作文，一定要有感而发。所谓有感而发，就是你写一篇文章，总是要有一个触发点，然后从触发点展开去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老领导陈早春，我早就想写他了，腹稿打了很长时间，但找不着一个点去写。直到他去世3年后的那个春节，我正在北海公园游园，他夫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陈早春去世以前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写他是怎么培养包括我在内的青年编辑的。这成了一个触发点，我马上就联想起来，陈早春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他对我的栽培和帮助……我思绪万千，马上写成了《倔强而沉静的书生》这篇文章。
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
读书周刊：从您对韦君宜、屠岸、陈早春等前辈出版人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您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个侧影以及前辈对您的影响。
李昕：我记得，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听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君宜老师上的，她说当编辑就是默默无闻地工作，不要指望发财，不要指望出名。从一开始，她就让我明白一件事：要把编辑工作当作事业来做，而不仅仅当作一个谋生手段。我这一辈子没有把当官和发财太当一回事，就是受她的影响。
屠岸先生是翻译家、诗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他曾对我说，做出版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你一定要给这个书加上一点你自己的附加值，你要帮助作者提高这个书的质量，这样你才会有成就感。如果你只是当一个二传手，作者给你什么，你就把什么印出来，你是没有成就感的。
刚刚提到的老领导陈早春，对我更多的是言传身教。作为一名学者型编辑，他在工作中展现出的对学问的重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对我很有启发，让我认识到扎实的学术基础对于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读书周刊：书中这些出版界往事所展现出的出版家精神与风范，您认为哪些是当下的新一代出版人应该学习和传承的？
李昕：我想是文化的理想和担当，还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承认做出版是要追求经济效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和思想，传承文化，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那些前辈的出版家，从张元济到陆费逵到邹韬奋，他们都是看到图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才投身这个行业的。图书与我们国家的思想文化进步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出版人的责任重大。那么，对新一代的出版人来说，认识到出版人的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编辑出版的图书来传播知识和思想，来传承文化，这要成为一个基本的理念。
读书周刊：当年是屠岸先生的一句话，成全了您做一名编辑的心愿，那一刻，您惊喜不已吧？
李昕：那时候，我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入职的五名大学生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实习期满后，人事处打算安排我从事行政工作，但我想从事编辑工作。当时屠岸先生是人文社的总编辑，我就在单位食堂找到他，表明自己来人文社就是想当一名好编辑，希望社里给我3年为限，如果3年内编辑工作做得不好，愿意接受组织别的安排。他慈眉善目地看着我，安安静静地听我讲完，然后，伸出一个指头跟我说：“一言为定！”就这四个字，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命运。
这里面的核心内容是，尊重了我成为一名编辑的想法，给了我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这是屠岸支持我当编辑的决定性意义。
读书周刊：后来，当您成为出版社领导的时候，这样的经历是否影响了您对待年轻编辑的方式？
李昕：我无法说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在我当出版社领导的时候，对于那些有才华、有想法的编辑，我确确实实会尊重他们的个性和想法。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北京，我都发现有才华的编辑常常很有个性，有的时候他们在与其他人合作和共事的时候会发生问题。那么，我就很注意这一点，那就是包容他们的个性，给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空间，允许他们去尝试、创造、发挥，有的时候甚至会为他们破例。
最重要的是眼光
读书周刊：您曾说：“在面对大众市场时，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眼光。”这句话怎么理解？
李昕：如果面对专业市场的话，可能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学问。但是，如果面对的是大众市场的话，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眼光了。因为，面对大众市场，编辑需要了解大众读者究竟有什么需求，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一种社会的需要，要依靠编辑的眼光来判断。然后，把好书推荐给读者。因此，编辑一定要真正懂书，这里面需要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需要专业背景知识，第二需要编辑出版的经验，第三需要对市场的了解，第四对书的装帧艺术形式要有一定的认识，这就是我创造的一个词“书感”。
读书周刊：书感，听起来比较感性，似乎不容易定义。
李昕：书感，就是编辑对一本书的内容需要用什么形式来呈现，有一种直觉的判断力。拿到一个作品，怎么去策划、设计，怎么去制作，用什么纸印刷，用什么材料，最后以什么形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觉得这本书很精彩很漂亮，这就是编辑的书感。实际上，就是将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时，编辑赋予这个内容什么样的形式，使它让读者满意。
我从北京三联退休后，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做特约编审，参与策划了韩启德先生《医学的温度》一书。书稿有55篇文章，可以算是他的一本科学论文集，其中有他的医学论文，有他关于科学问题的报告、论文和访谈。我和责编蔡长虹认真读了书稿后，向韩先生建议只选与医学相关的文章，而且要突出人文性、思想性、话题性和新颖性，把它编成一本“医学是人学”主题下的有关医学人文的论文集，既是一本专业著作，又是一本大众读物。韩先生很支持我们的想法，和我们一起将55篇文章删减到只剩21篇，将一本厚厚的论文集改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出版后，获得了医学界和文化界的好评，也获得了许多图书奖，销售情况也很好。
读书周刊：文史学者刘梦溪认为：“俗云‘（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可这位漂亮衣裳的缝制者并没有失去自我，那些个书里书外的戏剧场面，都是李昕一手所导演。”您如何在为他人作嫁衣中成就自我？
李昕：其实，为他人作嫁衣和实现编辑自己的个人价值是一回事，编辑成就了作者，也就是成就了自己。
对于作者来说，总是希望自己的书能留给更多的读者，成为传世之作。对编辑来说也是这样，要编出一些能够留给许多年以后的读者的书，其实，编辑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机会比作家要多，因为作家创作的时间要很长，还跟他个人的写作能力相关，有的作家一辈子也写不出一本传世之作，而编辑是可能遇见好多传世之书的人，只要他能选到有传世价值的作品，他就有机会编辑出这样的好书。
读书周刊：近年来，您陆续开了视频号、抖音号、小红书账号，在新媒体时代您如何看待出版行业的未来？
李昕：现在是流量时代、视频时代，我也应该跟上时代。我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编余闲笔”，用来介绍新书，在这个基础上接着开了视频号，发布的内容基本都是关于新书的。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号后去买书了，我挺开心的。后来，又开通了其他账号，算是我在新时代的一种尝试。
我想，将来传统出版会渐渐收缩，因为电子出版物对传统出版物构成了一个竞争的态势。我们已经看到电子出版物在迅猛发展，纸质出版物在收缩，但是，我认为这种此消彼长并不意味着纸质出版物的消亡。纸质出版物已经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未来还会继续得到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不是指数量的增加，而是指品质的提升。纸质出版物可能变得越来越艺术化，越来越精品化，越来越收藏品化，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质量上的要求都会变得更高。如果一个出版人坚持做传统出版的话，那么，今后他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用心策划，打造精品，做出与众不同的、有长期阅读价值甚至是有收藏价值的精品书。
近日，韩国在线旅游平台InterparkTriple与GDS公司Sabre达成战略合作，将共同利用Sabre开发的AI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旅行选择。 据悉，InterparkTriple是韩国大型旅游公司Yanolja子公司，由在线旅游票务公司I 4月25日，为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梅葆玖先生诞辰90周年，“相遇梅兰芳—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中、附小四百余位师生 近日，广东佛山千灯湖君亭酒店启幕。该项目不仅是君亭品牌在佛山的首秀，也是上海君达城与中保产业基金在酒店资产管理业务项下的首个合作项目。酒店位于千灯湖板块核心区位，紧邻千灯湖科技园、佛山南海万达广场等 ，周边商 近日，北京万科在朝阳区的“G地块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标志着朝阳区在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领域的创新探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该项目由北京朝阳高碑店乡半壁店村、北京朝阳城市发展集团及万科集团 据斯里兰卡第一新闻网(newsfirst)于当地时间5月6日晚间发表的报道，斯里兰卡内阁决定继续免除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七个国家的公民签证费用。 此前，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在4月 5月8日，睿思网消息，KKR宣布，计划将其近期收购的14家日本酒店改造成万豪国际旗下的中档品牌——福朋喜来登快捷酒店 (Four Points Express by Sheraton)，预计将于2024年下半年开业。以上14家酒店位于函馆、盛冈、宇都宫、 。本文链接：一名做书人，记下文化的群星灿烂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434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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