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故宫博物院跨越时空的两大玉器展“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和“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聚首时，另外两个颇有特色的玉文化展也在同时展出，分别是河南博物院的“玉鉴古国——红山·良渚文化展”以及良渚博物院的“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将它们排排序，即可发现一条中国玉文化发展的时间线：从玉文化发轫期的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到玉文化盛年期末尾的汉代，结束于玉文化的谢幕期清代。
玉琮变成乾隆的香薰瓶？
乾隆帝有一只别致的香薰瓶，它由一只远古时代的玉琮改装而来。琮的中央孔洞配了铜胎掐丝珐琅胆。胆上镶嵌了一首诗，与玉琮外圈上刻的诗一样，这是乾隆御制诗《再题旧玉扛头瓶》，从这个题目可知乾隆对这件玉器的认知。他不知道这只琮的真正用途，因此称它为扛头瓶。玉琮上刻有神人兽面纹，刻诗的工匠显然也没看出来，因为刻出来的诗与花纹颠倒了。
从诗的题目可知，喜欢钻研文物的乾隆皇帝将这件远古玉琮定名为“玉扛头”。至于它的用处，乾隆也曾经发表过“真知灼见”，他认为这种“玉扛头”是步辇（古代一种用人抬的代步工具）两端木杆上套的装饰物。这种认识我们今天看起来颇为好笑。不过，这不是乾隆一个人的误读，实际上早在西汉初年，人们已经不清楚玉琮的真实身份了。
玉琮在周代以后逐渐失去原有功能，不为人所识。《周礼》载：“黄琮礼地。”玉琮首见于良渚文化，主要用于祭祀、殓葬等，流行至商周时期。
乾隆帝把玉琮变身成香薰瓶的小故事发人深思，中国人对于玉的继承与玉文化的理解可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也正是观众通过一个个玉文化展想要探究的背后故事。
三大文化6000年前开始治玉
正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玉鉴古国——红山·良渚文化展”共有来自辽宁省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348件组，旨在展示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各具特色的玉质器物，探讨它们背后殊途同归的寓意，从而深入到新石器时代各地聚落的祭祀系统之中，探究以玉为尊的文化根源，建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观。
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良渚文化，一北一南，是考古所见不同阶段古国在华夏大地上留下的重要文化坐标。由此可见，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史前时代迎来了灿烂的转折期。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蓬勃增长。各地史前社会加速裂变，竞相完成跨越式发展。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作“古国”的复杂社会组织如满天星斗，各呈异彩。
良渚与凌家滩地缘相邻，发展年代前后接续。无论玉器工艺、形制，还是聚落营建、布局都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理位置介于红山与良渚之间的凌家滩，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南的裕溪河后河北岸，这个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标志性的聚落遗址距今已有5800年至5300年。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认为，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因此，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的凌家滩文化玉器展选择了“文明先锋”作为标题。
在大众眼里，凌家滩最出名的玉器有两样，一是玉鹰，一是玉龟和玉版。玉鹰正反两面的纹样完全相同，均为两翅展开的姿态，翅端各有一猪首形象。鹰腹刻八角星纹，学术界对此有不同解释。这件玉鹰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所用之物，鹰、猪、八角星纹集于一体，表现了先民崇尚万物有灵的宇宙观。
另一件出土于87M4墓葬的玉龟和玉版被发掘时的原初状态是玉质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夹着一块玉版，其正面中心圆内琢刻了八角星纹，与玉鹰腹部的图案属于同类。对此，学者们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是太阳，或是远古的洛书和原始的八卦，或反映了“八方”和“数理关系”的概念，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是古代历法的反映，是史前的日晷图像及记录超新星爆发的天文现象。
南北玉接力完成从石到器转变
从凌家滩向北1000余公里，在辽西地区，大凌河上游的连绵丘陵里，藏着红山文化的三重圆环祭坛，对应着太阳在冬至、夏至和春秋二分的运行轨道，宣示着宇宙秩序。
从考古发现来看，相隔遥远的凌家滩与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多重的相似性，可以成为史前社会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比如凌家滩文化中出土的玉龟和玉版，显然是占卜之用，而红山文化也出土了玉龟，只不过以具象形态呈现；红山文化有玉鸮，凌家滩文化有玉鹰，两者都体现了史前先民对飞翔的向往与崇敬；红山和凌家滩墓葬中的玉人同样双腿弯曲，双臂回收，双手放在两肩，双目闭合，似凝神进入了致幻状态，正与神灵沟通，其身份可能是巫师。
与红山文化最知名的中华玉龙（也称C形龙）相比，凌家滩的玉龙比较写实，背部还刻有麟片纹。红山文化大名鼎鼎的玉猪龙也有学者认为是玉熊龙，因其短立耳和圆睛的特征与熊相似。凌家滩文化玉鹰翅端的猪首也有学者认为是熊首。说到猪的形象，凌家滩文化07M23墓葬出土的大玉猪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同时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器，重达88公斤。
为什么说凌家滩是“文明先锋”呢？那是因为有了稍晚一些的良渚文化作为参照。两大文化同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距今5000多年前，此区域的农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稻作农业日趋成熟，人们才得以定居生活，聚落的人口持续增多，这促使人们对社会稳定秩序的进一步需求，原始宗教成为维护社会内部关系的重要方式。凌家滩虽具备了一定的文明要素，玉石手工业制造发达，但用玉制度尚未固定下来，没有类似良渚文化玉琮那种具有普遍“神权”属性的特殊礼器出现，社会层级划分还不够复杂。凌家滩处于迈向文明、走向“国家”治理的最初阶段，因而是古国时代的“文明先锋”，但它已比红山文化走得更远更先进。
在红山人那里，玉完成了从石到器的转变，人们开始把这种美石当作宗教和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而到了凌家滩人这里，呈现出史前治玉的勃勃生机，玉更加明确地成为身份与层级的象征。同属长江中下游的良渚几乎是毫不迟疑地握住凌家滩递上的接力棒，跑完了史前治玉璀璨时期的最后一程。
良渚的辉煌有凌家滩的功劳，而凌家滩文化的衰落很可能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气候条件恶化，导致洪水泛滥，因无法泄洪，水稻大面积减产，人们不得不迁移他地；二是玉石资源枯竭，高等级的工匠选择到其他区域的聚落安身。玉石生产的中心很可能转向东南，到达了与凌家滩地理位置接近的太湖流域，其中的良渚文化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良渚文化升级了聚落发展模式，走上了古王国的顶端，玉器作为王权表达的重要载体，表现为普遍出现的神人兽面纹，贯穿于良渚文化的始终。
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凌家滩到良渚文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个用玉高峰。玉从石到器，完成了从物质制作到精神升华与艺术表现的关键一步。接力棒将传递回中原地区，由夏商周三代跑向下一个高峰。
汉代西玉东渐，葬玉成主流
从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玉器风格的形成，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殷商之于新石器时代，西周之于商代，春秋战国之于西周，汉代玉器则直接受到战国玉器的影响，随着两汉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的变化，拓展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用玉制度与风格。
这一特征在良渚博物院“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中得以验证，该展汇聚了9个省区21家文博机构所藏两汉玉器精品。
从殷商晚期到汉初，历经1000多年，汉代的玉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按照以前的用料传统，多以绿色或黄褐色的玉为主，但到了汉代，羊脂玉料大量出现，这种玉料的获得与汉朝的统治力密切相关。
西汉中期，张骞通西域成为“西玉东渐”的重要节点。和田在汉代被称“于阗”，于阗产玉，张骞将此信息带回中原，和田玉自此正式进入中原皇室贵族的视野。随着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大获全胜，汉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通畅，和田玉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优质和田子料逐渐得到皇室的喜爱并成为用玉首选。
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儒家的“贵玉”思想自然得到了广泛传播。“贵玉”思想在礼仪方面的体现触发了汉代礼仪用玉的高潮。“君子贵玉”，因而“无故玉不去身”。展中“长乐”单元展示了汉代的装饰玉系统。
另一方面，虽然从殷商到战国时期，祭祀玉器几乎完全停止，但由于汉代人讲究重殓厚葬的习俗，葬玉制度却蔚然成风。本展的“千秋”单元，主要为葬玉，展现了2000多年前汉代贵族所追求的“不朽”。徐州博物馆藏金缕玉衣最为代表。以玉为衣、以玉为塞、以玉为敛，祈求身体不腐、七魄留体，以葆灵魂升天、天门成仙，永达千秋万岁。“延年”单元体现了汉代帝王尊奉黄老之学，在升仙与长生思想观念影响下，生前修方术、食玉屑、饮甘露、喜辟邪、戴厌胜之器。
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所传达的权力意志，在汉代演变为“符信”观念。汉代的“玺”（帝、王专用）与“印”（官、私均用）是一种权力和信用的凭证。国家、官吏与贵族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印有官、私之分，官印的材质与形制依等级不同有明确规定。
玉为“物精”的观念从先秦时期一直绵延至汉代，除了特定的祭祀和丧葬仪式外，在现实生活中以玉上镌刻的吉语形式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最为经典的是扬州博物馆所藏“宜子孙”玉璧，将永受嘉福的美好愿望代代递传。
“宜子孙”这句吉语后来遇到了一个非常喜爱它的帝王，他就是乾隆。他有一方“宜子孙”印，专门用于书画上的钤盖。汉武帝打通并收服了西域，和田玉料开始进入汉家宫廷的玉作坊，真正的受益者其实是清代，特别是乾隆帝。
清代玉器转型装饰配饰
汉代开辟的玉石之路叠加在丝绸之路之上，至唐代，玉石的运输更加快捷和便利。宋代以后，和田玉的开采和贸易持续不断，并逐渐成为中原用玉的重要来源。明代开始，和田山料玉真正得以开采。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新疆准噶尔叛乱被彻底平定，和田玉运往内地的通道恢复畅通，从根本上解决了玉雕材料的来源问题。和田良玉充贡宫廷，成为清代宫廷玉料的主要来源。
“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于2025年1月7日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展厅正式对外开放，这既是对清代玉器的一次巡礼，又是对自汉至明玉器制作的一次大总结。中国古代玉文化迎来了精彩谢幕，此后的新中国玉文化将迎来一个开天辟地的崭新面貌。
在清代，玉器以佩饰和器皿为大宗。以玉为饰的传统，早在史前三大治玉时代即已产生，只不过侧重不同。到了汉代，佩饰用玉才逐渐成为制玉的重要需求之一，远古时代最为看重的祭祀用玉几乎消失殆尽。这才出现本文起首所讲的故事，玉琮变身成了香薰。当失去了用玉的意义时，人们自然分辨不清它的真身。
1691年，康熙皇帝下旨扩大了清宫“造办处”的规模，清代的宫廷玉器逐步发展起来。雍正皇帝把主要的心思放在了政治结构治理上，宫廷玉器制作几乎进入休眠期。但到了乾隆朝，由于乾隆对玉的痴迷，玉器制作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尤其是文人用玉的门类和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以玉山子和玉质“文房四宝”为最。
清代用玉的另一个制作方向是玉质的饮食器大为增加，这当然得益于和田玉料的大量供给。碗、盘、壶、杯、箸、匙等器物精雕细琢，华美异常。
尽管乾隆朝用玉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却遗失了一个最为宝贵的维度。玉为什么重要？是中国人认为玉有通灵之气，这与远古时代先人沟通天地的信仰最相契合。而清代的工匠在使用顶级玉料进行工艺最复杂最高超的雕琢时，这股通灵天地之气却失掉了。当然这不是工匠之过，而是玉料所有者之过。这的确是一个美玉美器的华美时代，不料却走到了古代玉文化的谢幕之际。
玉的使用，从上古时代一直绵延至今，从巫玉、王玉到民玉，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喜爱。玉器是探源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玉从石进化为器，凝结着中华民族近万年的智慧与心血。让我们借玉追溯时光，感怀先民的伟大创造力，守住玉之精神，不辜负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笔丰厚无比的物质与文化财富。
当故宫博物院跨越时空的两大玉器展“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和“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聚首时，另外两个颇有特色的玉文化展也在同时展出，分别是河南博物院的“玉鉴古国——红山·良渚文化展”以及良渚博物院的“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将它们排排序，即可发现一条中国玉文化发展的时间线：从玉文化发轫期的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到玉文化盛年期末尾的汉代，结束于玉文化的谢幕期清代。
玉琮变成乾隆的香薰瓶？
乾隆帝有一只别致的香薰瓶，它由一只远古时代的玉琮改装而来。琮的中央孔洞配了铜胎掐丝珐琅胆。胆上镶嵌了一首诗，与玉琮外圈上刻的诗一样，这是乾隆御制诗《再题旧玉扛头瓶》，从这个题目可知乾隆对这件玉器的认知。他不知道这只琮的真正用途，因此称它为扛头瓶。玉琮上刻有神人兽面纹，刻诗的工匠显然也没看出来，因为刻出来的诗与花纹颠倒了。
从诗的题目可知，喜欢钻研文物的乾隆皇帝将这件远古玉琮定名为“玉扛头”。至于它的用处，乾隆也曾经发表过“真知灼见”，他认为这种“玉扛头”是步辇（古代一种用人抬的代步工具）两端木杆上套的装饰物。这种认识我们今天看起来颇为好笑。不过，这不是乾隆一个人的误读，实际上早在西汉初年，人们已经不清楚玉琮的真实身份了。
玉琮在周代以后逐渐失去原有功能，不为人所识。《周礼》载：“黄琮礼地。”玉琮首见于良渚文化，主要用于祭祀、殓葬等，流行至商周时期。
乾隆帝把玉琮变身成香薰瓶的小故事发人深思，中国人对于玉的继承与玉文化的理解可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也正是观众通过一个个玉文化展想要探究的背后故事。
三大文化6000年前开始治玉
正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玉鉴古国——红山·良渚文化展”共有来自辽宁省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348件组，旨在展示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各具特色的玉质器物，探讨它们背后殊途同归的寓意，从而深入到新石器时代各地聚落的祭祀系统之中，探究以玉为尊的文化根源，建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观。
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良渚文化，一北一南，是考古所见不同阶段古国在华夏大地上留下的重要文化坐标。由此可见，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史前时代迎来了灿烂的转折期。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蓬勃增长。各地史前社会加速裂变，竞相完成跨越式发展。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作“古国”的复杂社会组织如满天星斗，各呈异彩。
良渚与凌家滩地缘相邻，发展年代前后接续。无论玉器工艺、形制，还是聚落营建、布局都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理位置介于红山与良渚之间的凌家滩，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南的裕溪河后河北岸，这个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标志性的聚落遗址距今已有5800年至5300年。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认为，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因此，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的凌家滩文化玉器展选择了“文明先锋”作为标题。
在大众眼里，凌家滩最出名的玉器有两样，一是玉鹰，一是玉龟和玉版。玉鹰正反两面的纹样完全相同，均为两翅展开的姿态，翅端各有一猪首形象。鹰腹刻八角星纹，学术界对此有不同解释。这件玉鹰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所用之物，鹰、猪、八角星纹集于一体，表现了先民崇尚万物有灵的宇宙观。
另一件出土于87M4墓葬的玉龟和玉版被发掘时的原初状态是玉质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夹着一块玉版，其正面中心圆内琢刻了八角星纹，与玉鹰腹部的图案属于同类。对此，学者们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是太阳，或是远古的洛书和原始的八卦，或反映了“八方”和“数理关系”的概念，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是古代历法的反映，是史前的日晷图像及记录超新星爆发的天文现象。
南北玉接力完成从石到器转变
从凌家滩向北1000余公里，在辽西地区，大凌河上游的连绵丘陵里，藏着红山文化的三重圆环祭坛，对应着太阳在冬至、夏至和春秋二分的运行轨道，宣示着宇宙秩序。
从考古发现来看，相隔遥远的凌家滩与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多重的相似性，可以成为史前社会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比如凌家滩文化中出土的玉龟和玉版，显然是占卜之用，而红山文化也出土了玉龟，只不过以具象形态呈现；红山文化有玉鸮，凌家滩文化有玉鹰，两者都体现了史前先民对飞翔的向往与崇敬；红山和凌家滩墓葬中的玉人同样双腿弯曲，双臂回收，双手放在两肩，双目闭合，似凝神进入了致幻状态，正与神灵沟通，其身份可能是巫师。
与红山文化最知名的中华玉龙（也称C形龙）相比，凌家滩的玉龙比较写实，背部还刻有麟片纹。红山文化大名鼎鼎的玉猪龙也有学者认为是玉熊龙，因其短立耳和圆睛的特征与熊相似。凌家滩文化玉鹰翅端的猪首也有学者认为是熊首。说到猪的形象，凌家滩文化07M23墓葬出土的大玉猪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同时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器，重达88公斤。
为什么说凌家滩是“文明先锋”呢？那是因为有了稍晚一些的良渚文化作为参照。两大文化同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距今5000多年前，此区域的农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稻作农业日趋成熟，人们才得以定居生活，聚落的人口持续增多，这促使人们对社会稳定秩序的进一步需求，原始宗教成为维护社会内部关系的重要方式。凌家滩虽具备了一定的文明要素，玉石手工业制造发达，但用玉制度尚未固定下来，没有类似良渚文化玉琮那种具有普遍“神权”属性的特殊礼器出现，社会层级划分还不够复杂。凌家滩处于迈向文明、走向“国家”治理的最初阶段，因而是古国时代的“文明先锋”，但它已比红山文化走得更远更先进。
在红山人那里，玉完成了从石到器的转变，人们开始把这种美石当作宗教和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而到了凌家滩人这里，呈现出史前治玉的勃勃生机，玉更加明确地成为身份与层级的象征。同属长江中下游的良渚几乎是毫不迟疑地握住凌家滩递上的接力棒，跑完了史前治玉璀璨时期的最后一程。
良渚的辉煌有凌家滩的功劳，而凌家滩文化的衰落很可能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气候条件恶化，导致洪水泛滥，因无法泄洪，水稻大面积减产，人们不得不迁移他地；二是玉石资源枯竭，高等级的工匠选择到其他区域的聚落安身。玉石生产的中心很可能转向东南，到达了与凌家滩地理位置接近的太湖流域，其中的良渚文化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良渚文化升级了聚落发展模式，走上了古王国的顶端，玉器作为王权表达的重要载体，表现为普遍出现的神人兽面纹，贯穿于良渚文化的始终。
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凌家滩到良渚文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个用玉高峰。玉从石到器，完成了从物质制作到精神升华与艺术表现的关键一步。接力棒将传递回中原地区，由夏商周三代跑向下一个高峰。
汉代西玉东渐，葬玉成主流
从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玉器风格的形成，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殷商之于新石器时代，西周之于商代，春秋战国之于西周，汉代玉器则直接受到战国玉器的影响，随着两汉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的变化，拓展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用玉制度与风格。
这一特征在良渚博物院“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中得以验证，该展汇聚了9个省区21家文博机构所藏两汉玉器精品。
从殷商晚期到汉初，历经1000多年，汉代的玉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按照以前的用料传统，多以绿色或黄褐色的玉为主，但到了汉代，羊脂玉料大量出现，这种玉料的获得与汉朝的统治力密切相关。
西汉中期，张骞通西域成为“西玉东渐”的重要节点。和田在汉代被称“于阗”，于阗产玉，张骞将此信息带回中原，和田玉自此正式进入中原皇室贵族的视野。随着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大获全胜，汉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通畅，和田玉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优质和田子料逐渐得到皇室的喜爱并成为用玉首选。
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儒家的“贵玉”思想自然得到了广泛传播。“贵玉”思想在礼仪方面的体现触发了汉代礼仪用玉的高潮。“君子贵玉”，因而“无故玉不去身”。展中“长乐”单元展示了汉代的装饰玉系统。
另一方面，虽然从殷商到战国时期，祭祀玉器几乎完全停止，但由于汉代人讲究重殓厚葬的习俗，葬玉制度却蔚然成风。本展的“千秋”单元，主要为葬玉，展现了2000多年前汉代贵族所追求的“不朽”。徐州博物馆藏金缕玉衣最为代表。以玉为衣、以玉为塞、以玉为敛，祈求身体不腐、七魄留体，以葆灵魂升天、天门成仙，永达千秋万岁。“延年”单元体现了汉代帝王尊奉黄老之学，在升仙与长生思想观念影响下，生前修方术、食玉屑、饮甘露、喜辟邪、戴厌胜之器。
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所传达的权力意志，在汉代演变为“符信”观念。汉代的“玺”（帝、王专用）与“印”（官、私均用）是一种权力和信用的凭证。国家、官吏与贵族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印有官、私之分，官印的材质与形制依等级不同有明确规定。
玉为“物精”的观念从先秦时期一直绵延至汉代，除了特定的祭祀和丧葬仪式外，在现实生活中以玉上镌刻的吉语形式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最为经典的是扬州博物馆所藏“宜子孙”玉璧，将永受嘉福的美好愿望代代递传。
“宜子孙”这句吉语后来遇到了一个非常喜爱它的帝王，他就是乾隆。他有一方“宜子孙”印，专门用于书画上的钤盖。汉武帝打通并收服了西域，和田玉料开始进入汉家宫廷的玉作坊，真正的受益者其实是清代，特别是乾隆帝。
清代玉器转型装饰配饰
汉代开辟的玉石之路叠加在丝绸之路之上，至唐代，玉石的运输更加快捷和便利。宋代以后，和田玉的开采和贸易持续不断，并逐渐成为中原用玉的重要来源。明代开始，和田山料玉真正得以开采。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新疆准噶尔叛乱被彻底平定，和田玉运往内地的通道恢复畅通，从根本上解决了玉雕材料的来源问题。和田良玉充贡宫廷，成为清代宫廷玉料的主要来源。
“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于2025年1月7日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展厅正式对外开放，这既是对清代玉器的一次巡礼，又是对自汉至明玉器制作的一次大总结。中国古代玉文化迎来了精彩谢幕，此后的新中国玉文化将迎来一个开天辟地的崭新面貌。
在清代，玉器以佩饰和器皿为大宗。以玉为饰的传统，早在史前三大治玉时代即已产生，只不过侧重不同。到了汉代，佩饰用玉才逐渐成为制玉的重要需求之一，远古时代最为看重的祭祀用玉几乎消失殆尽。这才出现本文起首所讲的故事，玉琮变身成了香薰。当失去了用玉的意义时，人们自然分辨不清它的真身。
1691年，康熙皇帝下旨扩大了清宫“造办处”的规模，清代的宫廷玉器逐步发展起来。雍正皇帝把主要的心思放在了政治结构治理上，宫廷玉器制作几乎进入休眠期。但到了乾隆朝，由于乾隆对玉的痴迷，玉器制作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尤其是文人用玉的门类和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以玉山子和玉质“文房四宝”为最。
清代用玉的另一个制作方向是玉质的饮食器大为增加，这当然得益于和田玉料的大量供给。碗、盘、壶、杯、箸、匙等器物精雕细琢，华美异常。
尽管乾隆朝用玉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却遗失了一个最为宝贵的维度。玉为什么重要？是中国人认为玉有通灵之气，这与远古时代先人沟通天地的信仰最相契合。而清代的工匠在使用顶级玉料进行工艺最复杂最高超的雕琢时，这股通灵天地之气却失掉了。当然这不是工匠之过，而是玉料所有者之过。这的确是一个美玉美器的华美时代，不料却走到了古代玉文化的谢幕之际。
玉的使用，从上古时代一直绵延至今，从巫玉、王玉到民玉，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喜爱。玉器是探源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玉从石进化为器，凝结着中华民族近万年的智慧与心血。让我们借玉追溯时光，感怀先民的伟大创造力，守住玉之精神，不辜负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笔丰厚无比的物质与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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