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上阅读云冈穿越1500年的石窟与人

发布时间: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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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综艺《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热播、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出海，世界文化遗产大同云冈石窟的新闻热度频频上升，也燃起了公众的兴趣和求知欲。前《南方人物周刊》总主笔蒯乐昊的新书《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从0到1向公众讲述了云冈石窟的故事。

从历史遗产到人的石窟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杜比，曾这样总结他对历史写作的认识：“历史不是单纯的信息，它不能在缺乏责任和忠实的情况下形成。我们整理这些凌乱的信息碎片，尝试着去一一理顺，但我们无权去更改、去扭曲、去排斥它们。”

1500年的历史，让云冈石窟的故事格外厚重。但《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的开篇，没有将云冈石窟的诞生讲成善男信女的传统故事。在蒯乐昊笔下，“太武（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文成（文成皇帝拓跋濬）复佛”这一灭一复的北魏国策，不过是宫廷政治斗争及佛道斗法的衍生。

北魏文成时代的“昙曜五窟”，被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誉为“我国雕塑史即于此期间放其第一次光彩”。这“光彩”，固然有皇室威仪、国匠巧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昙曜五窟”的诸佛法相，与五位北魏帝王的尊容形成呼应，即沿袭了僧人法果等人将皇帝尊奉为“当今如来”的政治策略——帝王形象的解释权，在这里部分让渡予僧侣阶层。与之相对的是佛家法相，也由此有了更丰富的意涵。

这一变化背后，仍然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起作用。相比雄主太武帝、名臣崔浩、权后冯太后等“大人物”的政治野望，作者有意将石窟开创者、僧人昙曜的形象，描绘为信仰的守护者——她写道，“为了佛教长久流传，昙曜坚忍深虑”。除造像外，昙曜还组织译介佛教经典，推动朝廷给予劳力、土地。前者丰富了云冈石窟的内容（如18洞窟的主尊立佛，对应《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后者则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僧众的政治经济特权与护法实力。

但在这一阶段，书中对庶民的处境描述是相对缺失的，例如515年的大乘教起义。当然，这或许是作者对史料的取舍所致。而随着“神坛”的消解，石窟的历史与人的历史，由此形成相互呼应的平行线。这让我想起一位荷兰文化遗产学者的观点，“不存在没有情感共享与情感冲突的遗产”。

审美维度上的云冈石窟

确立平视基调后，如何讲述云冈石窟的美学价值？这让我想起巫鸿研究中国艺术史时一直在思考的两个问题：“中国艺术在其文化、社会政治和艺术原境中被如何叙述？这些叙述与同时代的艺术生产如何关联？”

作者参考汗牛充栋的云冈石窟文献，侧重向读者普及“云冈石窟造像与历史背景的关联”“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中国石窟艺术典型案例之间的比较”这三层知识点。她将云冈石窟不同时期的建造特点，如样貌、姿态、比例等因素，与北魏政治的迭变进行关联，阐明诸洞窟不是模组复制般的批量延续。针对云冈石窟的采光设计、群像布置、观赏点位等看点，作者结合佛学（如佛教礼仪、文学、物质文化等）、建筑学等知识点，进行逐一介绍。同时针对云冈石窟与敦煌等石窟的不同定位、题材、技艺、功能等，比对其艺术的独特性与稀缺性。

由于该书并非学术写作，这些审美视角不免零散，也并未深入讨论佛教史和佛教文化本土化的命题，但其积极面向也显而易见——迥然不同于汗牛充栋的学术写作、看图说话式图集，或史实与传说杂糅的所谓“趣说”，作者力求为读者提供一种更为多元的大众审美视野。

在这一意图的铺垫下，作者继续聚焦“人”的主线，从游客路线与开凿顺序的不同，为读者进行观赏动线的整体空间导览：“虽然在行走时较为凌乱，但在观看上反倒可以建立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视觉秩序……云冈石窟在美学与风格上的流变，也在这样的行走路线众变得明朗起来”。

云冈学何为？以学人做注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的三分之一内容，是从人的历史看云冈石窟、从人的角度欣赏云冈石窟，但作者深知，这些并不等于云冈石窟抑或云冈学的全部魅力。

如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其讲座《云冈学何为？——云冈的研究与云冈学的建设》中所言，云冈学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涉及“考古学（中古时期考古、佛教考古）、历史学（民族融合、古代社会治理、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学、美学）、物理（岩体力学）、化学（文物保护）、地质、中文（民俗与方言）、美术（雕塑、从人文角度的美术史研究）、音乐（音乐史）、生物与医学（古DNA、同位素等）、旅游（文化遗产活化、文化创意产业）、计算机（大数据）”等。这些丰富的视角背后，是一代代学人隐秘而伟大的贡献。

在我看来，“学人”部分无疑是全书最富有感染力的部分——诸国学人的争鸣、交流；学人的志业所驱、师门传承；甚至包括刻不容缓、前赴后继的文保修复与科技前瞻——这些故事，深入浅出地展现出云冈学的现实意义。

作者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华瀛论辩”切入，展现云冈学百舸争流的前奏，但其着眼点不在于消解民族苦难，而是从学术互济的视角，展现中国考古学者宿白与日本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的学术论战。最终，宿白凭借对云冈石窟年代分期和历史沿革等方面的突破性研究，不仅为我国赢得了云冈学的学术主动权，也让云冈研究步入新的阶段。杭侃对此指出：“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美术史、艺术史，宿先生之后则主要是从考古的角度去做研究。”

再者，该书也以宿白的外籍弟子、现任筑波大学艺术学系教授的八木春生为例，进一步展现学问是没有国界、相互助力、代代接续的。从目前的学术态势来看，日本学界也仍然是云冈学研究的重镇。这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日围棋交流史。当时的日本棋圣藤泽秀行曾说过：“把日本输棋说成是我的责任，多么小心眼。中国啊，更加强大起来！我们就是被超过了，也没什么不好。那时我们就会像中国那样，拼命再把失去的夺回来……你不能指望对手很差，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手，应该期望对手很强，这才能共同创造精彩对局”。

除学术互济之外，该书还围绕不同志业、治学的主题形成章节，梯次展现了宿白、杭侃、彭明浩这三代云冈石窟“守窟人”的学术传承。作者通过一系列轶事，展现宿白治学的六亲不认、志业的克己求真，而他的弟子杭侃，“在更综合、更战略的岗位上，成为云冈石窟的守护者和云冈学的传播者”；弟子的弟子彭明浩，其对云冈工程营造方面系统性地填补了学术架构的空白，也形成了中国石窟寺营造研究的范式。

三人之中，作者对宿白最是不吝笔墨，似乎有意将其打造为全书的灵魂人物。其缘由，或许是因为宿白在整个“云冈石窟”的命题里，最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他作为中国石窟寺考古范式的创建者，能够以专业的“历史旁观者”审视、见证云冈学的厚重；作为“云冈学”治学精神的诠释者之一，他的故事也预示着“云冈学人”志业之路的生生不息。在此过程中，一代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个人经历，也成了云冈石窟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人与历史之间形成新的闭环。如宿白颇为喜欢的藏族萨迦格言“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以“基调、审美、价值”审视《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历史爱好者蒯乐昊无疑试图深入“云冈石窟”文化遗产的肌理，又机敏地以“人”来确保全书的纲举目张，从而将此书指向更深邃的结构性命题：社会变迁、文明内在的动力以及文明的过程。

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各有千秋。这本书固然不能替代该领域任何一本学术著作，但其问世却见证着整个云冈石窟的遗产传承，正在不断走向社会共创。尤其是潜力可期的公众普知领域，有待更多新的探索与经验，这也是对宿白、杭侃等宝藏级学人的有力呼应。

想起艺术史学者普雷特约翰在《美的，艺术的》一书中的致谢辞：他们用真正的行动告诉了我，即使身处工具主义的世界中，我们依然可以永无止境地去探索和发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