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近，假期来临，孩子们放假，打工人返乡，大多数朋友都将度过一段轻松惬意、团圆喜庆的美好时光。然而在清朝，尤其是在乾隆年间的北京城，春节假期却能让人如临大敌……
封印以后 官员不再理会治安问题
潘荣陛，大兴人，乾隆年间做过京官，他在《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写道：“高年人于岁逼时，训饬后辈谨慎出入，又有二十七八、平取平抓之谚。”每当到了年尾，北京老年人都会教育后辈，平常尽量别出门，出门一定要小心，因为街上有人抢东西。俗话说，二十七八，平取平抓，意思是在腊月二十七、二十八那两天，不仅流行偷窃，而且流行抢劫。
爱新觉罗·宝廷，清朝皇族，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后，中过进士，当过内阁学士，很有学问，写过一首《都门岁暮竹枝词》，描写了春节期间北京丐帮光天化日抢东西的场景。诗曰：“乞丐年终横且强，当街攫物意洋洋。果然捕务常严密，封印宽容也不妨。”到了年终，乞丐们变得豪横起来，当街抢夺，得意洋洋。北京城的捕快平常工作严谨，可在年终封印以后，就啥也不管了。
富察敦崇，清末官员，著有《燕京岁时记》，详细描写清代北京风俗，其中一段话是这么写的：“印封之后，乞丐无赖攫货于市肆之间，毫无顾忌，盖谓官不办事，亦恶俗也。”年终封印，乞丐和无赖在市场明抢，进商店明抢，丝毫没有顾忌，因为封印以后官员不再理会治安问题，这是北京的一大恶俗。
潘荣陛、爱新觉罗·宝廷、富察敦崇，这三个人身份不同，时代不同，但都在北京生活，都提到了年终的治安之乱，说明这在当时具有某种普遍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葩的普遍现象呢？原因就在于两个字：封印。
封印一词出现得很早 至少从唐朝就有
爱读修仙网文的朋友肯定很熟悉“封印”，那是把法力封在体内，原有的功力无法施展。不过，古人所说的封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指的是官员把官印装起来，不再办公，既有下班的意思，又有休假的意思。
封印一词出现得很早，至少从唐朝就有。公元839年，李商隐在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市）当县尉，认为工作太累，太无聊，不符合他的人生价值，于是向上司陕州刺史请假，事后写了两句诗：“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黄昏时分得到上司批准，把县尉的官印锁起来，最后再清点一遍囚徒的名字，从此进山当个隐士。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说过封印。公元1072年，曾巩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市）当知州，清明节放假，他出城踏青，写诗抒情：“四境带牛无事日，两衙封印自由身。”假期里没有公务，骑着牛到处游玩，知州和通判都把大印锁起来，体验到难得的自由自在。
无论是唐朝还是宋朝，官员们都有法定假期，但每个假期都不长，放假最长的春节也只有几天，所以封印期很短。南宋风俗宝典《武林旧事》第三卷记载：“是日（除夕），官府封印，不复佥押，至新正三日始开。”官员们在除夕那天封印，不再处理公务，到正月初三就要开印，也就是把官印拿出来继续办公。
清朝官员们的封印期 一年比一年长
然而在清朝，春节假期一下子扩充到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所以官员们的封印期也变得很长。我们以《康熙起居注》为例，看看康熙在位时皇帝和满朝文武何时封印、何时开印。
康熙十九年（1680年）腊月二十五封印，次年正月十七开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年（1681年）腊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十七开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腊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二十三开印，放假约一个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腊月二十三封印，次年正月十九开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腊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十八开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腊月十九封印，次年正月十八开印，放假约一个月……
康熙当皇帝时，官员封印长达二十多天，偶尔能有一个月的“年假”。到了乾隆年间呢？按吏部官员史珥《汇东手谈》一书记载，每年腊月二十封印，来年正月二十开印，时长一个月。
不过，史珥的记载也可能不是常例，因为公元1759年元宵节那天，乾隆率领群臣吟诗联句，最后一句写道：“节过明朝逮开印，畴咨勤政共孜孜。”明天就是正月十六，君臣们该开印了，希望大伙一起努力把国家治理好。这说明1759年不是正月二十开印，而是正月十六开印。1798年正月十七，已经退位做太上皇的乾隆写了一首开印诗：“开印由来撰吉朝，依然晓起肯逍遥。两旬节事倏以度，何日曾忘望捷焦。”诗里说“两旬节事”，意思是春节封印长达二十天，并不像《汇东手谈》里说的每年都封印一个月。
到了清朝晚期，春节封印就真的长达一个月了。道光年间礼部侍郎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一书中说：“今世中外官，以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或十九，或二十一，要不出此三日。开印亦然。”周寿昌意思是说，道光年间的京官和地方官都是在每年腊月二十前后封印，来年正月二十前后开印，妥妥的封印一个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个名叫许宝蘅的文人在北京当小官，封印之后写诗纪事：“叩户渐闻追酒债，挥毫着意写春联。曹司封印三旬假，准备巡游厂甸钱。”放了年假，在住处写春联，听见门外敲门声，那是店主在催收酒债。单位里放了三旬年假，准备去琉璃厂逛逛，寻访一些古代钱币。所谓“封印三旬假”，三旬就是三十天，仍旧是封印一个月。
官员封印 皇帝也要封印
对清朝官员来说，封印就等于春节假期开始，开印就等于春节假期结束，那么封印日期和开印日期究竟是谁来确定呢？这就需要让一个特殊的机构登场，钦天监。
清朝的钦天监类似于现在的天文台，负责观察星象和推算历法，只不过钦天监的迷信色彩比较浓厚，要根据天干地支为国家大事挑选所谓的吉日。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日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每逢农历十二月，钦天监就要从腊月十九、腊月二十、腊月二十一等日期当中挑选最吉利的一天作为封印日，再把这个日子昭告天下，全国官员一起照办。
《大清会典》第二十八卷《礼部·仪制清吏司》记载得更详细：“凡封印、开印，前期札钦天监，择吉日，具疏，通行中外遵守。”每年腊月，礼部官员给钦天监发公文，让钦天监挑选封印吉日和开印吉日，然后礼部官员奏请皇帝批准，通令全国官员照办。
官员封印，皇帝也要封印，乾隆年间修编的《皇朝文献通考》第一百四十三卷有一段《洗宝仪》，记载了皇帝封印的过程：“每岁封印日，洗御宝，内阁先期奏闻，至期，学士、典籍各一人，赴乾清门，接出洗毕，交内监收进。”每年腊月二十前后皇帝封印那天，由内阁大臣奏请，两名近臣到乾清门迎接玉玺，洗刷干净，交给太监收藏起来。
跟皇帝封印相比，官员封印更加热闹。齐如山先生《北平怀旧》和张次溪先生《北平岁时志》都写过北京官员的封印仪式，大致过程如下：凌晨时分，衙门里的全体官员都要到场，其中一名官员负责清洗官印，用黄布包袱包裹，放到印盒里，供到公案上；衙门长官带头，率领大家到公案前行礼，三跪九叩首；与此同时，衙役们要在公堂外边燃放鞭炮；放过鞭炮，磕过头，衙门长官给印匣盖上盖子，系上包袱皮，贴上一张封条，或者在左右两侧贴两幅春联，一幅写“封印大吉”，一幅写“禄位高升”；印匣被送进仓库，最后可能还有一场封印的宴席，合衙官员一起庆祝，喝得醉醺醺的，从此进入过年模式。
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到福州生活，著有《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晴福州见闻录》一书。这本书描写了某年福州官员封印的壮观景象：按照行政级别，各级衙门逐次封印，每当上级衙门封印时，下级衙门的官员都要到场，火炮声、鞭炮声、喧哗声响成一片，道台衙门凌晨封印，州官衙门上午封印，轮到县衙封印时，时间已经到了黄昏。
因为要放炮，要摆酒，所以封印得花钱。乾隆年间《汉阳府志》记载了汉阳府衙和汉阳县衙的封印费用，其中府衙封印花八两银子，县衙封印花四两银子。在乾隆年间《全州志》里，封印开销是“四两九钱八分”，将近五两银子。同样是乾隆年间，《顺天府志》里的封印开销要多得多，顺天府衙门封印一次要花费一百多两银子，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在两万元左右，这大概是因为顺天府管着北京城，财大气粗的缘故。
放假期间不用处理公务 但却不能离开岗位
官员们封印以后都干什么呢？往往不是返乡探亲，而是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燕京岁时记》说：“每当封印已毕，万骑齐发，前门一带拥挤非常，园馆居楼均无隙地矣。”每年举行完封印仪式，大小官员骑着马去聚餐，前门一带变得非常拥挤，所有饭馆酒楼都被坐满。
如前所述，清朝官员拥有二十天甚至一个月的春节假期，放假期间不用处理公务，但却不能离开岗位。按《大清律例》规定：“凡官吏无故擅离职役者，笞四十。”官吏无故离开岗位，要抽四十鞭。春节期间，衙役、小吏、幕僚可以休假回家，但作为一把手的知县、知州、知府们却必须继续待在自己的辖区里，如果胆敢离开辖区，私自回乡探亲，轻则挨鞭，重则丢官。
其实也不仅仅是清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都有类似的规定，这是因为古代交通落后，绝大多数官员又都是异地任职，假如北京人在江南做官，从江南回北京一趟就得半个月，回任又得半个月，所有假期都得花在路上，根本没有跟亲属团聚的时间。所以，历朝历代的地方长官都喜欢带亲属上任，把老婆孩子养在衙门里，过年一起过，卸任一起走。如果没有把妻儿带到任上呢？那就只能等到三年任满以后才能团聚了。
为了“与民休息” 再大的案子也得开印后再办
清朝还有规定，禁止官员在封印期间审理案件。如果有紧急军情，官员可以奏报；如果有紧急灾情，官员可以赈灾；但是碰上案子，官员最多只能先把嫌疑人抓起来，不能像往常一样登堂审理，再大的刑事案件也得放到开印以后才能办理。为什么这样规定呢？《清史稿·刑法志》解释了缘由：与民休息。
清朝皇帝认为，官员审案时一定会尽可能地把相关百姓都关起来，想方设法索要贿赂（这是实情），如果官员一年到头都在审案，那么老百姓一年到头都要受牵连。例如乾隆年间，顺天府永清县（今河北省永清县）封印以后，县令仍旧让衙役照常办案，结果衙役们为了“自筹过年费”，有的上门抓赌，有的拦截单身旅客，把人锁到旅店里，让家属拿钱赎人，还有的去商铺索要“工食银”，每家店铺必须缴纳几两银子，搞得民不聊生。乾隆得知此事，大为震怒，要求全国州县“封印时将票暂行缴销，俟开印，差拘另行给票，违者将州县官分别议处”（乾隆二十八年律令），意思是封印期间撤销州县官员的办案权。从这个角度说，清朝长达个把月的封印倒不是为了让官员休息，而是为了让百姓能喘口气。
可问题是，官员不再审案，治安就会变差。为此，乾隆在北京城内增设治安兵丁：“年节封印后，于城上设堆拨六处，各门各旗设堆拨一，每处设官二名，兵二十名，各委官校与步军营堆拨相间看守。”（《大清会典事例》卷171）春节封印期间，城墙上加设六个堆拨，各城门设置一个堆拨，每个堆拨派驻两名官员和二十名士兵。堆拨是满语，意思是驻兵场所，清朝后期俗称“堆子”，功能近似于现在的治安警亭。
这样做有用吗？也许有用，也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清朝官员薪水极低，士兵薪水更低，衙役们则完全没有薪水，那些在堆拨里值班的官吏为了筹措过年费，是有可能参与抢夺的。
春节将近，假期来临，孩子们放假，打工人返乡，大多数朋友都将度过一段轻松惬意、团圆喜庆的美好时光。然而在清朝，尤其是在乾隆年间的北京城，春节假期却能让人如临大敌……
封印以后 官员不再理会治安问题
潘荣陛，大兴人，乾隆年间做过京官，他在《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写道：“高年人于岁逼时，训饬后辈谨慎出入，又有二十七八、平取平抓之谚。”每当到了年尾，北京老年人都会教育后辈，平常尽量别出门，出门一定要小心，因为街上有人抢东西。俗话说，二十七八，平取平抓，意思是在腊月二十七、二十八那两天，不仅流行偷窃，而且流行抢劫。
爱新觉罗·宝廷，清朝皇族，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后，中过进士，当过内阁学士，很有学问，写过一首《都门岁暮竹枝词》，描写了春节期间北京丐帮光天化日抢东西的场景。诗曰：“乞丐年终横且强，当街攫物意洋洋。果然捕务常严密，封印宽容也不妨。”到了年终，乞丐们变得豪横起来，当街抢夺，得意洋洋。北京城的捕快平常工作严谨，可在年终封印以后，就啥也不管了。
富察敦崇，清末官员，著有《燕京岁时记》，详细描写清代北京风俗，其中一段话是这么写的：“印封之后，乞丐无赖攫货于市肆之间，毫无顾忌，盖谓官不办事，亦恶俗也。”年终封印，乞丐和无赖在市场明抢，进商店明抢，丝毫没有顾忌，因为封印以后官员不再理会治安问题，这是北京的一大恶俗。
潘荣陛、爱新觉罗·宝廷、富察敦崇，这三个人身份不同，时代不同，但都在北京生活，都提到了年终的治安之乱，说明这在当时具有某种普遍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葩的普遍现象呢？原因就在于两个字：封印。
封印一词出现得很早 至少从唐朝就有
爱读修仙网文的朋友肯定很熟悉“封印”，那是把法力封在体内，原有的功力无法施展。不过，古人所说的封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指的是官员把官印装起来，不再办公，既有下班的意思，又有休假的意思。
封印一词出现得很早，至少从唐朝就有。公元839年，李商隐在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市）当县尉，认为工作太累，太无聊，不符合他的人生价值，于是向上司陕州刺史请假，事后写了两句诗：“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黄昏时分得到上司批准，把县尉的官印锁起来，最后再清点一遍囚徒的名字，从此进山当个隐士。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说过封印。公元1072年，曾巩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市）当知州，清明节放假，他出城踏青，写诗抒情：“四境带牛无事日，两衙封印自由身。”假期里没有公务，骑着牛到处游玩，知州和通判都把大印锁起来，体验到难得的自由自在。
无论是唐朝还是宋朝，官员们都有法定假期，但每个假期都不长，放假最长的春节也只有几天，所以封印期很短。南宋风俗宝典《武林旧事》第三卷记载：“是日（除夕），官府封印，不复佥押，至新正三日始开。”官员们在除夕那天封印，不再处理公务，到正月初三就要开印，也就是把官印拿出来继续办公。
清朝官员们的封印期 一年比一年长
然而在清朝，春节假期一下子扩充到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所以官员们的封印期也变得很长。我们以《康熙起居注》为例，看看康熙在位时皇帝和满朝文武何时封印、何时开印。
康熙十九年（1680年）腊月二十五封印，次年正月十七开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年（1681年）腊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十七开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腊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二十三开印，放假约一个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腊月二十三封印，次年正月十九开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腊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十八开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腊月十九封印，次年正月十八开印，放假约一个月……
康熙当皇帝时，官员封印长达二十多天，偶尔能有一个月的“年假”。到了乾隆年间呢？按吏部官员史珥《汇东手谈》一书记载，每年腊月二十封印，来年正月二十开印，时长一个月。
不过，史珥的记载也可能不是常例，因为公元1759年元宵节那天，乾隆率领群臣吟诗联句，最后一句写道：“节过明朝逮开印，畴咨勤政共孜孜。”明天就是正月十六，君臣们该开印了，希望大伙一起努力把国家治理好。这说明1759年不是正月二十开印，而是正月十六开印。1798年正月十七，已经退位做太上皇的乾隆写了一首开印诗：“开印由来撰吉朝，依然晓起肯逍遥。两旬节事倏以度，何日曾忘望捷焦。”诗里说“两旬节事”，意思是春节封印长达二十天，并不像《汇东手谈》里说的每年都封印一个月。
到了清朝晚期，春节封印就真的长达一个月了。道光年间礼部侍郎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一书中说：“今世中外官，以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或十九，或二十一，要不出此三日。开印亦然。”周寿昌意思是说，道光年间的京官和地方官都是在每年腊月二十前后封印，来年正月二十前后开印，妥妥的封印一个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个名叫许宝蘅的文人在北京当小官，封印之后写诗纪事：“叩户渐闻追酒债，挥毫着意写春联。曹司封印三旬假，准备巡游厂甸钱。”放了年假，在住处写春联，听见门外敲门声，那是店主在催收酒债。单位里放了三旬年假，准备去琉璃厂逛逛，寻访一些古代钱币。所谓“封印三旬假”，三旬就是三十天，仍旧是封印一个月。
官员封印 皇帝也要封印
对清朝官员来说，封印就等于春节假期开始，开印就等于春节假期结束，那么封印日期和开印日期究竟是谁来确定呢？这就需要让一个特殊的机构登场，钦天监。
清朝的钦天监类似于现在的天文台，负责观察星象和推算历法，只不过钦天监的迷信色彩比较浓厚，要根据天干地支为国家大事挑选所谓的吉日。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日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每逢农历十二月，钦天监就要从腊月十九、腊月二十、腊月二十一等日期当中挑选最吉利的一天作为封印日，再把这个日子昭告天下，全国官员一起照办。
《大清会典》第二十八卷《礼部·仪制清吏司》记载得更详细：“凡封印、开印，前期札钦天监，择吉日，具疏，通行中外遵守。”每年腊月，礼部官员给钦天监发公文，让钦天监挑选封印吉日和开印吉日，然后礼部官员奏请皇帝批准，通令全国官员照办。
官员封印，皇帝也要封印，乾隆年间修编的《皇朝文献通考》第一百四十三卷有一段《洗宝仪》，记载了皇帝封印的过程：“每岁封印日，洗御宝，内阁先期奏闻，至期，学士、典籍各一人，赴乾清门，接出洗毕，交内监收进。”每年腊月二十前后皇帝封印那天，由内阁大臣奏请，两名近臣到乾清门迎接玉玺，洗刷干净，交给太监收藏起来。
跟皇帝封印相比，官员封印更加热闹。齐如山先生《北平怀旧》和张次溪先生《北平岁时志》都写过北京官员的封印仪式，大致过程如下：凌晨时分，衙门里的全体官员都要到场，其中一名官员负责清洗官印，用黄布包袱包裹，放到印盒里，供到公案上；衙门长官带头，率领大家到公案前行礼，三跪九叩首；与此同时，衙役们要在公堂外边燃放鞭炮；放过鞭炮，磕过头，衙门长官给印匣盖上盖子，系上包袱皮，贴上一张封条，或者在左右两侧贴两幅春联，一幅写“封印大吉”，一幅写“禄位高升”；印匣被送进仓库，最后可能还有一场封印的宴席，合衙官员一起庆祝，喝得醉醺醺的，从此进入过年模式。
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到福州生活，著有《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晴福州见闻录》一书。这本书描写了某年福州官员封印的壮观景象：按照行政级别，各级衙门逐次封印，每当上级衙门封印时，下级衙门的官员都要到场，火炮声、鞭炮声、喧哗声响成一片，道台衙门凌晨封印，州官衙门上午封印，轮到县衙封印时，时间已经到了黄昏。
因为要放炮，要摆酒，所以封印得花钱。乾隆年间《汉阳府志》记载了汉阳府衙和汉阳县衙的封印费用，其中府衙封印花八两银子，县衙封印花四两银子。在乾隆年间《全州志》里，封印开销是“四两九钱八分”，将近五两银子。同样是乾隆年间，《顺天府志》里的封印开销要多得多，顺天府衙门封印一次要花费一百多两银子，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在两万元左右，这大概是因为顺天府管着北京城，财大气粗的缘故。
放假期间不用处理公务 但却不能离开岗位
官员们封印以后都干什么呢？往往不是返乡探亲，而是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燕京岁时记》说：“每当封印已毕，万骑齐发，前门一带拥挤非常，园馆居楼均无隙地矣。”每年举行完封印仪式，大小官员骑着马去聚餐，前门一带变得非常拥挤，所有饭馆酒楼都被坐满。
如前所述，清朝官员拥有二十天甚至一个月的春节假期，放假期间不用处理公务，但却不能离开岗位。按《大清律例》规定：“凡官吏无故擅离职役者，笞四十。”官吏无故离开岗位，要抽四十鞭。春节期间，衙役、小吏、幕僚可以休假回家，但作为一把手的知县、知州、知府们却必须继续待在自己的辖区里，如果胆敢离开辖区，私自回乡探亲，轻则挨鞭，重则丢官。
其实也不仅仅是清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都有类似的规定，这是因为古代交通落后，绝大多数官员又都是异地任职，假如北京人在江南做官，从江南回北京一趟就得半个月，回任又得半个月，所有假期都得花在路上，根本没有跟亲属团聚的时间。所以，历朝历代的地方长官都喜欢带亲属上任，把老婆孩子养在衙门里，过年一起过，卸任一起走。如果没有把妻儿带到任上呢？那就只能等到三年任满以后才能团聚了。
为了“与民休息” 再大的案子也得开印后再办
清朝还有规定，禁止官员在封印期间审理案件。如果有紧急军情，官员可以奏报；如果有紧急灾情，官员可以赈灾；但是碰上案子，官员最多只能先把嫌疑人抓起来，不能像往常一样登堂审理，再大的刑事案件也得放到开印以后才能办理。为什么这样规定呢？《清史稿·刑法志》解释了缘由：与民休息。
清朝皇帝认为，官员审案时一定会尽可能地把相关百姓都关起来，想方设法索要贿赂（这是实情），如果官员一年到头都在审案，那么老百姓一年到头都要受牵连。例如乾隆年间，顺天府永清县（今河北省永清县）封印以后，县令仍旧让衙役照常办案，结果衙役们为了“自筹过年费”，有的上门抓赌，有的拦截单身旅客，把人锁到旅店里，让家属拿钱赎人，还有的去商铺索要“工食银”，每家店铺必须缴纳几两银子，搞得民不聊生。乾隆得知此事，大为震怒，要求全国州县“封印时将票暂行缴销，俟开印，差拘另行给票，违者将州县官分别议处”（乾隆二十八年律令），意思是封印期间撤销州县官员的办案权。从这个角度说，清朝长达个把月的封印倒不是为了让官员休息，而是为了让百姓能喘口气。
可问题是，官员不再审案，治安就会变差。为此，乾隆在北京城内增设治安兵丁：“年节封印后，于城上设堆拨六处，各门各旗设堆拨一，每处设官二名，兵二十名，各委官校与步军营堆拨相间看守。”（《大清会典事例》卷171）春节封印期间，城墙上加设六个堆拨，各城门设置一个堆拨，每个堆拨派驻两名官员和二十名士兵。堆拨是满语，意思是驻兵场所，清朝后期俗称“堆子”，功能近似于现在的治安警亭。
这样做有用吗？也许有用，也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清朝官员薪水极低，士兵薪水更低，衙役们则完全没有薪水，那些在堆拨里值班的官吏为了筹措过年费，是有可能参与抢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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