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在其自传体小说《男孩》中记述了一个场景：在南非开普省的伍斯特镇，女人是不骑自行车的，母亲笨拙执拗地学会了骑自行车；一天早上，男孩库切瞥了一眼母亲骑行的背影，她穿着白上衣和深色裙子，头发在风中飘扬，看上去年轻、精神，像个女孩子，还有那么一点诡秘。母亲踩着踏板驶向杨树大街，离开家，逃向自己，这一形象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记忆。在这一场景中，库切从母亲身上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形象，之前，母亲就只是母亲，这一次，母亲是个自由独立、充满魅力的女孩，或许比这还要更多。
《陌生的阿富汗》，无论是本书的作者班卓还是书中的内容，都让我想起库切所描述的这一场景，激起我类似的感受。班卓是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但我熟悉的也只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部分，而旅行者赛玛、书中的阿富汗，对我来说都颇为陌生，因此，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几乎是把它当作一部小说读完的，而它也的确是一部具有小说品格的游记。做出这一论断，并非意在进行文体类型比较，也没否认它作为游记的真实性和记录性，而是认为作者的笔力使这部游记具有了小说的品格。
将我们带入一个新奇的世界
游记记述的是发现的旅程，旅人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以自身的经验和眼光打量和体验着这个新世界，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将之记录下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记录者的选材与记忆过滤。游记中的“发现”好似当下年轻人爱玩的开盲盒，充满着未知、冒险和奇趣。
《陌生的阿富汗》首先将我们带入的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满身皆是阿富汗味道：干旱而贫瘠的黄土坡，空气中永远卷着的尘埃味，被战争洗劫过后的贫穷，包着头巾的男人，穿着布卡的女人，人流如织、物品琳琅的巴扎，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不穿布卡的女子走出去会被围观、被扔石子，阿富汗本地人对塔利班的看法，等等。作者记录的这些亲历的见闻，让人仿佛置身于现场，“看”到一个鲜活真实的阿富汗。
除了这些经由观察而得来的基本事实，《陌生的阿富汗》还呈现了更深层的真实，即阿富汗人特有的生命样态和精神状态，而这恰是精雕细刻的小说擅长书写的真实。司汤达提出小说家应是“人类灵魂的观察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志于“发现人身上的人”，描绘“人灵魂深处的一切”；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对人的存在可能性的发现，这些都说明小说追求的从来不是眼见的“实”，而是客观表象背后的“真”。在小说中，历史、地理、习俗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板，更是造就人物存在状态和精神特质的合力，每个国别或地方的人才因此有其独特的样貌。《陌生的阿富汗》进深到历史与文化的幽微之处、人的具体处境之中，以平静客观的对话方式敞开了当地人的生存情状。三个巴基斯坦青年在自己的小书店里怀揣着宏图远志，他们要在严苛残酷的现实里追寻自由，以期实现人性自由与伊斯兰信仰的结合，并资助本民族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他们主动学习英语，想要与外界交流；他们想娶的不只是一个被包裹在布卡里的女人，而“希望她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能够交流的人”，在这些受过教育的巴基斯坦青年身上显现出一种新型的包容性和变革性，他们力求在本地传统与全球现代化之间寻找恰当的出路。
一个民族长期浸润在自己的文化中，必然会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情感状态，阿富汗人也是由他们独特的文化造就而成。比如对爱情的理解，西欧在经过文艺复兴的世俗化转型后，倾向于人本主义文化对人欲的肯定，将爱与欲望相关联，从而形成世俗的情欲之爱的观念，爱总是指向某种欲求，而欲望投射的是主体自身的匮乏，并非对象的稳固性品质，人不会欲求他所拥有的东西，所欲求的客体总是延宕的，因此欲望是流变的、无限延异的，伴随着欲求的爱自然容易幻灭，作家们要么以“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作结，要么像阿兰·巴迪欧所说的将爱情缩短成“精彩绝伦的邂逅之诗”，更多的情况是主人公在爱欲中走向沉沦或毁灭。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一个青年的故事》中，弗雷德利克·莫罗十八岁时对巴黎画商的妻子阿尔努夫人一见钟情，相遇时尽收弗雷德利克眼底的是阿尔努夫人的外部特征，她的皮肤颜色、衣着姿态、长相身段，勾起他好奇心的也是与此相关的家世背景、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等，在足够长时间的凝视中，阿尔努夫人的内心世界在脸部的映像丝毫未被提及，夫人激起了年轻人对美的感受，究其实却是由欲望引发的迷恋。这种懵懂的情愫一直持续到中年，待到两人真正有机会在一起时，那漫长的痴恋却被阿尔努夫人的一绺白发打败了。美好的思念、强烈的欲望、想象的激情随着灯光照亮的白发而纷纷落幕，“于是一切都完了”，他们的感情从外到内都结束了。
写出人的文化特性，也写出人的普遍性
俄罗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经历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转型，东正教文化源远流长，成为塑造其民族性格的主导因素，俄罗斯人将宗教信仰实践为对生命神圣性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完善，在对爱情的理解上，精神层面的共鸣必不可少。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特维尔街成百上千的行人中遇到玛格丽特，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目光中的“不安”和“痛苦”，以及“她眼神中那非同寻常的、任何人都从未看到过的孤独”，大师越过玛格丽特的外貌衣着直接捕捉到了她内在的状态，显然这不是欲望的相互吸引，而是两个个体的精神相遇，一个温柔善意的人才会体恤到另一个人的痛苦和孤独，因此，它也是两个神圣生命的相互体认，这样的爱一旦产生便是共担命运的永恒。
在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得宗教不只是个人内在的信仰，更是社会的政治秩序与人的精神秩序一致的保障，一切都要符合对真主的信仰，爱情与婚姻也要纳入这一范畴加以考量。《陌生的阿富汗》也提到了爱情，但它既不是西欧式的爱欲邂逅，也不是俄罗斯式的精神共鸣，倒像是虔诚信徒信奉的真主的一道命令。与赛玛一路遇到的其他男子相比，穆利算不上有趣，但他绝对神秘，这种神秘源自宗教信仰、政治使命、自然人性的合力造就而成的混合型特质。穆利是个会说英语、坚持写诗的男子，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他从始至终慷慨无私地帮助赛玛，推荐她寄居在一个美善之家，显示出正直的品格和担当的意识。但另一方面穆利也是个观念性很强的人，他认为赛玛适合做他的妻子，便向她下了一道“爱情”的命令：赛玛需要皈依真主，两人最好一起前行，他好护她周全。穆利不但命令，而且付诸行动，在赛玛还没有应允且有意回避他后，他仍然一厢情愿地办好前往伊朗的签证，等待着与她同行。这种强烈而坚定的意愿就好似真主在督促着他行动，而非其他的驱动力。穆利是一个典型的阿富汗人，伊斯兰信仰不但写在他的诗句里，表现在他的言行上，也刻在他的思想情感之中，以致于他生命的真实内核被包裹在了最深处，没有一条人世的通道可以照亮那里。《陌生的阿富汗》像小说一样以典型人物写出了人的文化特征，文化赋予人多样性和丰富性。阿富汗人对于我们之所以是陌生的，是因为他们成长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
小说不但要写具有文化特质的人，也要揭示人性的普遍性，正是后者使人得以超越国别、民族、语言、文化的隔阂而达成沟通，某种程度上小说构建的是一个聚合性空间，人们在分裂中寻求和解，在差异性中看到同一性，最终走向兄弟姐妹式的情谊。《陌生的阿富汗》最具魅力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聚合性的空间，在其中陌生人之间互相关怀体恤，他们突破文化与生存的防御机制，在某一时刻达到心灵的无碍交流。蹲在白沙瓦老城区幽暗巷子里的阿富汗人，一个住过难民营、走私过鸦片的中年男子，看见黄昏时刻还在巷子里闲逛的赛玛，竟担心她的安危，诚挚地邀请她到家中坐一坐，带她到自己所开的店铺里逛一逛，充满信赖地向她讲述自己复杂的经历。喀布尔市的警察纳维德看到独自穿行在巴扎人流中的赛玛，便决定要保护她，一脸真诚地称“你是我的姐妹”，向她分享自己取得的成就和家人的照片，带她到他学习karate的学校参观，甚至爱屋及乌地帮助她同屋的病人史太郎，纳维德最后以照片丢失为由向赛玛和史太郎要钱，是真诚求助，还是有意勒索，意图已无从知晓，但那一路的相随相助却是不争的事实，作者在人性的疑点处留下空白，让人性的光辉闪烁在旅途的黯淡之中。“歌声与少年”中的少年，在短暂的车程中无声而细致地帮助病弱的赛玛，频繁地为她摇下和关上车窗，让她既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又不至于被灰尘袭击；在军事检查站时为她解围；在歇脚的地方，单独为她提上一桶水，让她能够彻底地清洗一番，洗去满面尘灰的疲惫；悄悄地拿给她两个洗好的青苹果，让她在食物单调、胃口败坏的情况下得以饱餐一顿。在作者笔下，少年没有名字，从始至终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那无声的温柔与慷慨却如沙漠中的绿洲，温暖着赛玛，也打湿了读者的眼眶。还有那些在路途中随时截住赛玛，或要载她一程，或要她到家里歇歇脚的人们。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卷。
在壁垒中，唯有善与爱是融通的魔法
最后一章“八个镯子的家庭”更是勾画了一个理想的聚合性空间，沙赫伯一家是传统的阿富汗家庭，却具有敞开性和接纳性，能使一个外国人、外族人、异乡人迅速融入其中而没有陌生感，在其中，我们可以象征性地看到本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普遍性、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少年沙赫伯虽尊穆利为精神导师，却似乎比穆利更容易沟通，他带赛玛外出时，也要求她穿上具有本地特色的布卡，刻意与她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但给人的感觉并不过分，这只是在让赛玛尊重他们民族的文化习俗，回到家中他和赛玛可以亲如姐弟。母亲纳莉亚一见面便将赛玛视为闺友，盛情款待，闲叙家常，让她穿自己的服装和女儿的鞋子。妹妹德娃则像前面提及的那个少年一样，默然而深情地关注着赛玛，把她当作贴心的姐姐和知己，临别还把自己手臂上的八个镯子脱下来送给她。被艰辛的旅途损耗得憔悴不堪的赛玛正是在这个家庭中得到疗愈。在人类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壁垒中，唯有善与爱是融通的魔法，镯子会碎掉，但氤氲其中的爱意却保留了下来。
《陌生的阿富汗》以简洁隽永的语言勾勒了阿富汗的地理环境、生活场景、人物群像，其中不乏作者对阿富汗历史、文化、现状的独到见解，同时又以诗性的叙述呈现了阿富汗人的精神品格，读来让人既翻涌在思想的浪花上又沉醉在美的氛围里。意犹未尽的是，阿富汗女性的那双眼睛还始终隐没在厚重的布卡的后面，其中藏着怎样的黯淡或火花，有待旅人去与她对视、探寻。
合上书页，思绪飘到了古希腊特洛伊的战场：战争进行到了第十年，希腊一方的阿基琉斯与特洛伊一方的赫克托耳也已完成对决，赫克托耳死去，阿基琉斯将他带到自己的营帐。夜幕降临，白发苍苍的普里阿摩斯孤身来到阿基琉斯的营帐，讨要儿子的尸体，看着他，阿基琉斯想起自己的父亲，两人都怀念亲人，不禁都哭了起来，“他们的哭声响彻房屋”。哭够之后，年轻人搀扶起老年人，“怜悯他的灰白头发、灰白胡须”。他们同桌饮酒吃肉，席间定定地看着对方，普里阿摩斯赞叹阿基琉斯好似天神，阿基琉斯对这位老者也充满敬佩。等他们互相看够了对方，老人请求年轻人赶紧安排他睡上一觉，在仇人的营帐里，特洛伊的老国王美美地安然睡去。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绝伦而在人间难以复刻的场景，但它却会在文学空间、人的心灵记忆中一次次涌现，我想，这也是班卓写《陌生的阿富汗》的意义之一。
库切在其自传体小说《男孩》中记述了一个场景：在南非开普省的伍斯特镇，女人是不骑自行车的，母亲笨拙执拗地学会了骑自行车；一天早上，男孩库切瞥了一眼母亲骑行的背影，她穿着白上衣和深色裙子，头发在风中飘扬，看上去年轻、精神，像个女孩子，还有那么一点诡秘。母亲踩着踏板驶向杨树大街，离开家，逃向自己，这一形象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记忆。在这一场景中，库切从母亲身上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形象，之前，母亲就只是母亲，这一次，母亲是个自由独立、充满魅力的女孩，或许比这还要更多。
《陌生的阿富汗》，无论是本书的作者班卓还是书中的内容，都让我想起库切所描述的这一场景，激起我类似的感受。班卓是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但我熟悉的也只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部分，而旅行者赛玛、书中的阿富汗，对我来说都颇为陌生，因此，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几乎是把它当作一部小说读完的，而它也的确是一部具有小说品格的游记。做出这一论断，并非意在进行文体类型比较，也没否认它作为游记的真实性和记录性，而是认为作者的笔力使这部游记具有了小说的品格。
将我们带入一个新奇的世界
游记记述的是发现的旅程，旅人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以自身的经验和眼光打量和体验着这个新世界，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将之记录下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记录者的选材与记忆过滤。游记中的“发现”好似当下年轻人爱玩的开盲盒，充满着未知、冒险和奇趣。
《陌生的阿富汗》首先将我们带入的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满身皆是阿富汗味道：干旱而贫瘠的黄土坡，空气中永远卷着的尘埃味，被战争洗劫过后的贫穷，包着头巾的男人，穿着布卡的女人，人流如织、物品琳琅的巴扎，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不穿布卡的女子走出去会被围观、被扔石子，阿富汗本地人对塔利班的看法，等等。作者记录的这些亲历的见闻，让人仿佛置身于现场，“看”到一个鲜活真实的阿富汗。
除了这些经由观察而得来的基本事实，《陌生的阿富汗》还呈现了更深层的真实，即阿富汗人特有的生命样态和精神状态，而这恰是精雕细刻的小说擅长书写的真实。司汤达提出小说家应是“人类灵魂的观察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志于“发现人身上的人”，描绘“人灵魂深处的一切”；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对人的存在可能性的发现，这些都说明小说追求的从来不是眼见的“实”，而是客观表象背后的“真”。在小说中，历史、地理、习俗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板，更是造就人物存在状态和精神特质的合力，每个国别或地方的人才因此有其独特的样貌。《陌生的阿富汗》进深到历史与文化的幽微之处、人的具体处境之中，以平静客观的对话方式敞开了当地人的生存情状。三个巴基斯坦青年在自己的小书店里怀揣着宏图远志，他们要在严苛残酷的现实里追寻自由，以期实现人性自由与伊斯兰信仰的结合，并资助本民族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他们主动学习英语，想要与外界交流；他们想娶的不只是一个被包裹在布卡里的女人，而“希望她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能够交流的人”，在这些受过教育的巴基斯坦青年身上显现出一种新型的包容性和变革性，他们力求在本地传统与全球现代化之间寻找恰当的出路。
一个民族长期浸润在自己的文化中，必然会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情感状态，阿富汗人也是由他们独特的文化造就而成。比如对爱情的理解，西欧在经过文艺复兴的世俗化转型后，倾向于人本主义文化对人欲的肯定，将爱与欲望相关联，从而形成世俗的情欲之爱的观念，爱总是指向某种欲求，而欲望投射的是主体自身的匮乏，并非对象的稳固性品质，人不会欲求他所拥有的东西，所欲求的客体总是延宕的，因此欲望是流变的、无限延异的，伴随着欲求的爱自然容易幻灭，作家们要么以“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作结，要么像阿兰·巴迪欧所说的将爱情缩短成“精彩绝伦的邂逅之诗”，更多的情况是主人公在爱欲中走向沉沦或毁灭。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一个青年的故事》中，弗雷德利克·莫罗十八岁时对巴黎画商的妻子阿尔努夫人一见钟情，相遇时尽收弗雷德利克眼底的是阿尔努夫人的外部特征，她的皮肤颜色、衣着姿态、长相身段，勾起他好奇心的也是与此相关的家世背景、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等，在足够长时间的凝视中，阿尔努夫人的内心世界在脸部的映像丝毫未被提及，夫人激起了年轻人对美的感受，究其实却是由欲望引发的迷恋。这种懵懂的情愫一直持续到中年，待到两人真正有机会在一起时，那漫长的痴恋却被阿尔努夫人的一绺白发打败了。美好的思念、强烈的欲望、想象的激情随着灯光照亮的白发而纷纷落幕，“于是一切都完了”，他们的感情从外到内都结束了。
写出人的文化特性，也写出人的普遍性
俄罗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经历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转型，东正教文化源远流长，成为塑造其民族性格的主导因素，俄罗斯人将宗教信仰实践为对生命神圣性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完善，在对爱情的理解上，精神层面的共鸣必不可少。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特维尔街成百上千的行人中遇到玛格丽特，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目光中的“不安”和“痛苦”，以及“她眼神中那非同寻常的、任何人都从未看到过的孤独”，大师越过玛格丽特的外貌衣着直接捕捉到了她内在的状态，显然这不是欲望的相互吸引，而是两个个体的精神相遇，一个温柔善意的人才会体恤到另一个人的痛苦和孤独，因此，它也是两个神圣生命的相互体认，这样的爱一旦产生便是共担命运的永恒。
在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得宗教不只是个人内在的信仰，更是社会的政治秩序与人的精神秩序一致的保障，一切都要符合对真主的信仰，爱情与婚姻也要纳入这一范畴加以考量。《陌生的阿富汗》也提到了爱情，但它既不是西欧式的爱欲邂逅，也不是俄罗斯式的精神共鸣，倒像是虔诚信徒信奉的真主的一道命令。与赛玛一路遇到的其他男子相比，穆利算不上有趣，但他绝对神秘，这种神秘源自宗教信仰、政治使命、自然人性的合力造就而成的混合型特质。穆利是个会说英语、坚持写诗的男子，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他从始至终慷慨无私地帮助赛玛，推荐她寄居在一个美善之家，显示出正直的品格和担当的意识。但另一方面穆利也是个观念性很强的人，他认为赛玛适合做他的妻子，便向她下了一道“爱情”的命令：赛玛需要皈依真主，两人最好一起前行，他好护她周全。穆利不但命令，而且付诸行动，在赛玛还没有应允且有意回避他后，他仍然一厢情愿地办好前往伊朗的签证，等待着与她同行。这种强烈而坚定的意愿就好似真主在督促着他行动，而非其他的驱动力。穆利是一个典型的阿富汗人，伊斯兰信仰不但写在他的诗句里，表现在他的言行上，也刻在他的思想情感之中，以致于他生命的真实内核被包裹在了最深处，没有一条人世的通道可以照亮那里。《陌生的阿富汗》像小说一样以典型人物写出了人的文化特征，文化赋予人多样性和丰富性。阿富汗人对于我们之所以是陌生的，是因为他们成长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
小说不但要写具有文化特质的人，也要揭示人性的普遍性，正是后者使人得以超越国别、民族、语言、文化的隔阂而达成沟通，某种程度上小说构建的是一个聚合性空间，人们在分裂中寻求和解，在差异性中看到同一性，最终走向兄弟姐妹式的情谊。《陌生的阿富汗》最具魅力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聚合性的空间，在其中陌生人之间互相关怀体恤，他们突破文化与生存的防御机制，在某一时刻达到心灵的无碍交流。蹲在白沙瓦老城区幽暗巷子里的阿富汗人，一个住过难民营、走私过鸦片的中年男子，看见黄昏时刻还在巷子里闲逛的赛玛，竟担心她的安危，诚挚地邀请她到家中坐一坐，带她到自己所开的店铺里逛一逛，充满信赖地向她讲述自己复杂的经历。喀布尔市的警察纳维德看到独自穿行在巴扎人流中的赛玛，便决定要保护她，一脸真诚地称“你是我的姐妹”，向她分享自己取得的成就和家人的照片，带她到他学习karate的学校参观，甚至爱屋及乌地帮助她同屋的病人史太郎，纳维德最后以照片丢失为由向赛玛和史太郎要钱，是真诚求助，还是有意勒索，意图已无从知晓，但那一路的相随相助却是不争的事实，作者在人性的疑点处留下空白，让人性的光辉闪烁在旅途的黯淡之中。“歌声与少年”中的少年，在短暂的车程中无声而细致地帮助病弱的赛玛，频繁地为她摇下和关上车窗，让她既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又不至于被灰尘袭击；在军事检查站时为她解围；在歇脚的地方，单独为她提上一桶水，让她能够彻底地清洗一番，洗去满面尘灰的疲惫；悄悄地拿给她两个洗好的青苹果，让她在食物单调、胃口败坏的情况下得以饱餐一顿。在作者笔下，少年没有名字，从始至终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那无声的温柔与慷慨却如沙漠中的绿洲，温暖着赛玛，也打湿了读者的眼眶。还有那些在路途中随时截住赛玛，或要载她一程，或要她到家里歇歇脚的人们。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卷。
在壁垒中，唯有善与爱是融通的魔法
最后一章“八个镯子的家庭”更是勾画了一个理想的聚合性空间，沙赫伯一家是传统的阿富汗家庭，却具有敞开性和接纳性，能使一个外国人、外族人、异乡人迅速融入其中而没有陌生感，在其中，我们可以象征性地看到本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普遍性、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少年沙赫伯虽尊穆利为精神导师，却似乎比穆利更容易沟通，他带赛玛外出时，也要求她穿上具有本地特色的布卡，刻意与她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但给人的感觉并不过分，这只是在让赛玛尊重他们民族的文化习俗，回到家中他和赛玛可以亲如姐弟。母亲纳莉亚一见面便将赛玛视为闺友，盛情款待，闲叙家常，让她穿自己的服装和女儿的鞋子。妹妹德娃则像前面提及的那个少年一样，默然而深情地关注着赛玛，把她当作贴心的姐姐和知己，临别还把自己手臂上的八个镯子脱下来送给她。被艰辛的旅途损耗得憔悴不堪的赛玛正是在这个家庭中得到疗愈。在人类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壁垒中，唯有善与爱是融通的魔法，镯子会碎掉，但氤氲其中的爱意却保留了下来。
《陌生的阿富汗》以简洁隽永的语言勾勒了阿富汗的地理环境、生活场景、人物群像，其中不乏作者对阿富汗历史、文化、现状的独到见解，同时又以诗性的叙述呈现了阿富汗人的精神品格，读来让人既翻涌在思想的浪花上又沉醉在美的氛围里。意犹未尽的是，阿富汗女性的那双眼睛还始终隐没在厚重的布卡的后面，其中藏着怎样的黯淡或火花，有待旅人去与她对视、探寻。
合上书页，思绪飘到了古希腊特洛伊的战场：战争进行到了第十年，希腊一方的阿基琉斯与特洛伊一方的赫克托耳也已完成对决，赫克托耳死去，阿基琉斯将他带到自己的营帐。夜幕降临，白发苍苍的普里阿摩斯孤身来到阿基琉斯的营帐，讨要儿子的尸体，看着他，阿基琉斯想起自己的父亲，两人都怀念亲人，不禁都哭了起来，“他们的哭声响彻房屋”。哭够之后，年轻人搀扶起老年人，“怜悯他的灰白头发、灰白胡须”。他们同桌饮酒吃肉，席间定定地看着对方，普里阿摩斯赞叹阿基琉斯好似天神，阿基琉斯对这位老者也充满敬佩。等他们互相看够了对方，老人请求年轻人赶紧安排他睡上一觉，在仇人的营帐里，特洛伊的老国王美美地安然睡去。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绝伦而在人间难以复刻的场景，但它却会在文学空间、人的心灵记忆中一次次涌现，我想，这也是班卓写《陌生的阿富汗》的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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