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巴金中后期代表作《寒夜》，是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世界文学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杰作。
“香港版”为何不准确
1955年，香港华联影业公司拍摄完成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的《寒夜》，导演是因擅长文学名著改编而闻名于香港影坛的李晨风，著名演员吴楚帆担任影片监制并饰演男主人公汪文宣。1957年，吴楚帆到上海请巴金看他带来的这部粤语片《寒夜》，吴楚帆给巴金做翻译。1959年，该片在内地公映。
1962年6月，《作品》新1卷第5、6期合刊“作家书简”栏目发表巴金的文章《谈〈寒夜〉》，文章对香港影片《寒夜》的人物处理提出看法，认为影片曲解了女主人公曾树生的形象。香港影片《寒夜》在处理女主人公曾树生和婆婆的纠纷时，把曾树生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当作婆婆一直看不起她、不肯原谅她的大罪，巴金不赞成这样处理。
巴金在文章中说：“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形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合越来越深。”
香港影片《寒夜》对原著最大的改动，是改变了故事的结局。原小说结尾，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去向，树生在寒夜中慢步走，她应该怎么办呢？作者没有解答这个问题。而香港编导把结局改为曾树生跟着婆婆回到乡下去了。
巴金不赞同结局的处理，认为曲解了曾树生的形象：“影片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感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
尽管巴金不赞同影片对小说人物的处理，但是为了支持香港进步电影，巴金并没有过多责备，而且对演员的表演给予肯定，尤其赞赏吴楚帆的演技：“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吴楚帆是观众非常喜爱的香港演员，以主演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的《家》《春》《秋》和《寒夜》最为著名。
从“太冷”到“需要温暖”
巴金创作小说《寒夜》，开始于1944年冬，时写时辍，直到1946年才完成。小说开始是汪文宣在寒夜中寻找曾树生，结尾是曾树生在寒夜中回到旧居：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耽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巴金在1947年排印《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
小说的尾声，曾树生并没有飞回兰州和银行经理结婚，她孤零零地走在凄清的寒夜中，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她会走出一条怎样的路，作者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巴金在《谈〈寒夜〉》中说，“她很可能在陈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息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
关于小说尾声，巴金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曾树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出路的，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
1960年冬天，巴金在编印《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把《寒夜》全书修改了一遍，改动不大。二十年后，1980年12月27日，巴金写了一篇《关于〈寒夜〉》的文章，谈了他对小说的看法：“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
北影厂再度搬上银幕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阙文和北京电影学院讲师林洪桐开始改编《寒夜》，1982年11月写成剧本。12月12日，阙文和北影厂副厂长武兆堤专程由北京来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征求他对改编的意见。巴金说：“这部作品，也可以说就是写我。汪文宣就是我，作品写的地方就是重庆民国路，我当年就住在那里。电影改编是再创作，改编者有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编嘛，我不干涉。你们既然已经搞好了，就先拍起来。艺术上怎么处理我不管，你们自己搞吧。”
12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到北影厂，对阙文和林洪桐谈了对剧本《寒夜》的意见：“你们读完剧本后，是不是感到太压抑了？……为什么老是那样凄凄惨惨，哭哭啼啼？恐怕还是要像鲁迅说过的，在黑暗中要给一点亮色。这个剧本看了不压抑，就不是《寒夜》了，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太压抑了，也是个问题，使人感到没有希望。当然，增加亮色，绝不是简单地给剧中人非加上一些进步的言论与行动。应该完全可以从剧本里他们本身的活动中，去点染出那些有光有热的闪亮之处来……总之，我认为改编时既要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和总体构思，又要补充原著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而现在显得不足的地方。这不是一部容易改好、拍好的作品”。
1983年1月，阙文和林洪桐完成剧本修订。3月，阙文和演员许还山、潘虹、林默予等再次专程到上海看望巴金。随后，为赶在巴金诞辰八十周年之前拍出影片，《寒夜》摄制组进入重庆水巷子18号一幢旧楼，借了两间居民的住室做拍摄场地，投入拍摄。
小说原著中汪文宣母亲这个形象，老是同媳妇曾树生争吵，不讲理，苛求。曾树生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靠收入供给儿子上学，但不像一般母亲关心儿子那样地关心他。如何评价这两个人物，巴金说：“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谈〈寒夜〉》）
对汪母和曾树生这两个人物的认识，历来有着许多分歧。阙文和林洪桐改编剧本时，抓住二人矛盾中心是对汪文宣的爱，并通过几场家庭气氛融洽的戏，表现两个女人都是善良、真诚的。这几场戏丰富了人物的色彩，遗憾的是，拍好后受时长限制，这些镜头又给删掉了，这就使得林默予饰演的汪母色彩单调了些，过多地表现了不大讲理、故意滋生事端的一面。
对曾树生这个人物的评价，则历来是这部小说引起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如何准确把握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这部作品改编成功的关键。电影中，汪文宣为了养家和男人的自尊，硬撑着病弱的身体深夜缮写稿件，引起了与曾树生的激烈争执，这个细节在原小说里没有，是电影编导增加的，丰富并加强了曾树生关心丈夫、善良的本性。
演员许还山和潘虹在表现汪、曾这两个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生活在抗战大后方，命运坎坷、思想感情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时，分寸是恰当的。许还山说：“汪文宣的悲剧意义，在于他控诉了旧社会的可恶和可憎。”潘虹说：“我必须伸出捉刺猬的手去捕捉她（曾树生）……她是又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她的悲惨命运，预示着旧中国的崩溃，预示着不远将来的黎明。因此，我的任务，是要在准确中表现出原作赋予那个时代的思想深度。”
家庭悲剧背后的社会控诉
巴金在《寒夜》挪威文译本序中说：“小说里的描写并没有一点夸张。我要写真实，而且也只能写真实。我心中充满悲愤，我不想为自己增添荣誉，我要为受难人鸣冤叫屈。我说，我要控诉。的确，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提出了控诉。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否定了。”
巴金写作《寒夜》的时候，由于受国民党反动统治对进步出版物的限制，难以全面地展现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历史环境，小说作者主要是通过社会生活细节的精细描绘，揭示当时遭受不幸的乃是普天之下滔滔者也。曾树生离去的这场戏，小说写汪文宣追出门外，赶了几步汽车，然后绝望地走回家来。“大门口一盏满月似的门灯孤寂地照着门前一段人行道。门旁边墙角下有一个人堆。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互相抱着缩成了一团。油黑的脸，油黑的破棉袄，满身都是棉花疙瘩，连棉花也变成黑灰色了。他们睡得很熟，灯光温柔地抚着他们的脸。”这些描写，把对时代面貌的展现融入到细节的描绘中，和故事中的人物内在感情自然结合。可惜的是，在改编电影时，这些细节却被省略了。
这版《寒夜》上映后，吸引了无数的观众。1984年的一天，巴金在家中和孙道临谈到北影厂拍摄的《寒夜》，巴金说：“我觉得还不错，主要演员都不错。”
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巴金中后期代表作《寒夜》，是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世界文学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杰作。
“香港版”为何不准确
1955年，香港华联影业公司拍摄完成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的《寒夜》，导演是因擅长文学名著改编而闻名于香港影坛的李晨风，著名演员吴楚帆担任影片监制并饰演男主人公汪文宣。1957年，吴楚帆到上海请巴金看他带来的这部粤语片《寒夜》，吴楚帆给巴金做翻译。1959年，该片在内地公映。
1962年6月，《作品》新1卷第5、6期合刊“作家书简”栏目发表巴金的文章《谈〈寒夜〉》，文章对香港影片《寒夜》的人物处理提出看法，认为影片曲解了女主人公曾树生的形象。香港影片《寒夜》在处理女主人公曾树生和婆婆的纠纷时，把曾树生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当作婆婆一直看不起她、不肯原谅她的大罪，巴金不赞成这样处理。
巴金在文章中说：“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形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合越来越深。”
香港影片《寒夜》对原著最大的改动，是改变了故事的结局。原小说结尾，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去向，树生在寒夜中慢步走，她应该怎么办呢？作者没有解答这个问题。而香港编导把结局改为曾树生跟着婆婆回到乡下去了。
巴金不赞同结局的处理，认为曲解了曾树生的形象：“影片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感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
尽管巴金不赞同影片对小说人物的处理，但是为了支持香港进步电影，巴金并没有过多责备，而且对演员的表演给予肯定，尤其赞赏吴楚帆的演技：“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吴楚帆是观众非常喜爱的香港演员，以主演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的《家》《春》《秋》和《寒夜》最为著名。
从“太冷”到“需要温暖”
巴金创作小说《寒夜》，开始于1944年冬，时写时辍，直到1946年才完成。小说开始是汪文宣在寒夜中寻找曾树生，结尾是曾树生在寒夜中回到旧居：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耽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巴金在1947年排印《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
小说的尾声，曾树生并没有飞回兰州和银行经理结婚，她孤零零地走在凄清的寒夜中，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她会走出一条怎样的路，作者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巴金在《谈〈寒夜〉》中说，“她很可能在陈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息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
关于小说尾声，巴金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曾树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出路的，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
1960年冬天，巴金在编印《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把《寒夜》全书修改了一遍，改动不大。二十年后，1980年12月27日，巴金写了一篇《关于〈寒夜〉》的文章，谈了他对小说的看法：“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
北影厂再度搬上银幕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阙文和北京电影学院讲师林洪桐开始改编《寒夜》，1982年11月写成剧本。12月12日，阙文和北影厂副厂长武兆堤专程由北京来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征求他对改编的意见。巴金说：“这部作品，也可以说就是写我。汪文宣就是我，作品写的地方就是重庆民国路，我当年就住在那里。电影改编是再创作，改编者有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编嘛，我不干涉。你们既然已经搞好了，就先拍起来。艺术上怎么处理我不管，你们自己搞吧。”
12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到北影厂，对阙文和林洪桐谈了对剧本《寒夜》的意见：“你们读完剧本后，是不是感到太压抑了？……为什么老是那样凄凄惨惨，哭哭啼啼？恐怕还是要像鲁迅说过的，在黑暗中要给一点亮色。这个剧本看了不压抑，就不是《寒夜》了，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太压抑了，也是个问题，使人感到没有希望。当然，增加亮色，绝不是简单地给剧中人非加上一些进步的言论与行动。应该完全可以从剧本里他们本身的活动中，去点染出那些有光有热的闪亮之处来……总之，我认为改编时既要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和总体构思，又要补充原著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而现在显得不足的地方。这不是一部容易改好、拍好的作品”。
1983年1月，阙文和林洪桐完成剧本修订。3月，阙文和演员许还山、潘虹、林默予等再次专程到上海看望巴金。随后，为赶在巴金诞辰八十周年之前拍出影片，《寒夜》摄制组进入重庆水巷子18号一幢旧楼，借了两间居民的住室做拍摄场地，投入拍摄。
小说原著中汪文宣母亲这个形象，老是同媳妇曾树生争吵，不讲理，苛求。曾树生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靠收入供给儿子上学，但不像一般母亲关心儿子那样地关心他。如何评价这两个人物，巴金说：“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谈〈寒夜〉》）
对汪母和曾树生这两个人物的认识，历来有着许多分歧。阙文和林洪桐改编剧本时，抓住二人矛盾中心是对汪文宣的爱，并通过几场家庭气氛融洽的戏，表现两个女人都是善良、真诚的。这几场戏丰富了人物的色彩，遗憾的是，拍好后受时长限制，这些镜头又给删掉了，这就使得林默予饰演的汪母色彩单调了些，过多地表现了不大讲理、故意滋生事端的一面。
对曾树生这个人物的评价，则历来是这部小说引起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如何准确把握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这部作品改编成功的关键。电影中，汪文宣为了养家和男人的自尊，硬撑着病弱的身体深夜缮写稿件，引起了与曾树生的激烈争执，这个细节在原小说里没有，是电影编导增加的，丰富并加强了曾树生关心丈夫、善良的本性。
演员许还山和潘虹在表现汪、曾这两个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生活在抗战大后方，命运坎坷、思想感情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时，分寸是恰当的。许还山说：“汪文宣的悲剧意义，在于他控诉了旧社会的可恶和可憎。”潘虹说：“我必须伸出捉刺猬的手去捕捉她（曾树生）……她是又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她的悲惨命运，预示着旧中国的崩溃，预示着不远将来的黎明。因此，我的任务，是要在准确中表现出原作赋予那个时代的思想深度。”
家庭悲剧背后的社会控诉
巴金在《寒夜》挪威文译本序中说：“小说里的描写并没有一点夸张。我要写真实，而且也只能写真实。我心中充满悲愤，我不想为自己增添荣誉，我要为受难人鸣冤叫屈。我说，我要控诉。的确，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提出了控诉。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否定了。”
巴金写作《寒夜》的时候，由于受国民党反动统治对进步出版物的限制，难以全面地展现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历史环境，小说作者主要是通过社会生活细节的精细描绘，揭示当时遭受不幸的乃是普天之下滔滔者也。曾树生离去的这场戏，小说写汪文宣追出门外，赶了几步汽车，然后绝望地走回家来。“大门口一盏满月似的门灯孤寂地照着门前一段人行道。门旁边墙角下有一个人堆。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互相抱着缩成了一团。油黑的脸，油黑的破棉袄，满身都是棉花疙瘩，连棉花也变成黑灰色了。他们睡得很熟，灯光温柔地抚着他们的脸。”这些描写，把对时代面貌的展现融入到细节的描绘中，和故事中的人物内在感情自然结合。可惜的是，在改编电影时，这些细节却被省略了。
这版《寒夜》上映后，吸引了无数的观众。1984年的一天，巴金在家中和孙道临谈到北影厂拍摄的《寒夜》，巴金说：“我觉得还不错，主要演员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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