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的人生和诗歌

2024-11-15 10:25:00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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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辛波斯卡15岁，和她的姐姐娜沃亚在父母的朋友家中做客期间，给她正在生病疗养的妈妈写了很多封信，这些信童稚可爱、活泼天真而又不失机敏睿达。在其中一封信中，她这样跟妈妈说道：“我也不想当诗人，做出这个选择是为了节约纸和墨水。”谁曾想到，这个不想当诗人的小女孩，如今已是名满天下的“诗坛莫扎特”，用一首首凝练、自由而又丰富多变的诗歌俘获了无数的读者。1996年，辛波斯卡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继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奈莉·萨克斯后，成为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辛波斯卡的这句诗在国内广为流传。除了她的作品，我们似乎对这位著名女诗人的生平了解很少。我们对她的了解，几乎都来自于她的诗歌。对诗人来说，这是最高的赞誉，而对喜爱她的读者而言，这还远远不够。《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堪称一部关于辛波斯卡“最全面、最丰富、最权威的传记”，为我们认识这位女诗人的人生历程与诗歌创作提供了有力的文本。

如何写？为何写？

一部优秀的传记，必然需要参考大量的资料，以便作者从中提取出最有价值、最能体现传主人生的部分。这部传记之所以能够详细梳理出辛波斯卡漫长而宽阔的人生，就在于作者掌握了与她相关的一手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她的书信。辛波斯卡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留下了巨量的书信，如她与自己的亲密爱侣科内尔·菲利波维奇的书信集，以及与著名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好友尤安娜·库尔莫娃等人的书信集。这些书信呈现了辛波斯卡的人生轨迹，从童年、青少年，再到中年、暮年：她去哪儿度假、认识了什么人、写了哪些诗，以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难以对外人道的隐秘心曲。作者也有效利用了这些书信，还原了辛波斯卡日常生活、心理状态和她最重要的诗人形象。

除了书信，作者还从其他资料中汲取了充足的资源，这些来源辛波斯卡的其他传记、同时代人撰写的回忆录、身边人的记录、学术研究文章等。作者多次提到辛波斯卡是一个具有“双面性”的人，这些来自他人的讲述，无疑组构出了诗人丰富的面相，呈现了她的“一人千面”，一个更为真实、复杂而完整的辛波斯卡。

伟大的作家值得一写再写，优秀的传记也总能写出新意。正如副标题“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所示，这部传记不只是满足于将辛波斯卡的人生编年体式地罗列出来，而是进入诗人坚决捍卫的私人领地，挖掘她的个人发展、个性变化与内心世界，将其“私密”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亲情、爱情与友情

一个人内心的秘密，往往展露于外部的世界。为了发掘辛波斯卡鲜为人知的一面，作者详细讲述了她生命中的情感，主要包括亲情、爱情和友情。这些占据辛波斯卡全部生命的社会关系，也占据了本书绝大部分篇幅。或者说，这些情感塑造了辛波斯卡的性格与志趣，影响甚至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也定义了她自身。

辛波斯卡的父母十分恩爱，给两个孩子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尤其是父亲，喜欢读书，见多识广，为培养辛波斯卡的文学爱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辛波斯卡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创作儿童诗，父亲怀着极大的热情鼓励她发展这种天赋。辛波斯卡晚年曾说她对父亲的爱是“歇斯底里的”，她也曾用诗歌表达这份深沉的爱。因此可以俗套却准确地说，家一直都是辛波斯卡温暖的港湾，她用《记忆终于》这首诗抒发了失去父母的感受以及对父母的爱：“只有他们闪着美好的光，因为就和本身的模样一样。是他们让我感受到了悠远绵长的幸福。”

亲情绵长而温和，爱情往往短暂而热烈。在辛波斯卡的爱情史中，有三个男人留下了浓重的印迹。首先是诗人亚当·弗沃德克，他们于1948年结婚，1954年离婚。六年的婚姻，见证了这对诗人夫妻共同走过的岁月，伴随着甜蜜与忧伤、坚守与背叛。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创作生涯的早期，弗沃德克充当了辛波斯卡的领路人的角色。1945年4月，辛波斯卡带着她的几首诗来到了《战斗》编辑部，而这个刊物的编辑正是弗沃德克。尽管婚姻破裂了，两人从来没有过激烈的争吵和暗生的怨怼，而是将爱情自动降格（或者说升格）成了友情。或许很难想象这段奇妙的关系，在漫长的余生中，他们相互支持，帮忙邮寄物品和收拾房间，分享文学上的收获和生活中的烦恼，哪怕是两人开始了新的感情，都会寻求彼此的意见（也包括倾诉与抱怨）。

扬·帕维乌·加夫利克是辛波斯卡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交往期间，他一直以“猴子先生”的外号出现。从他们的书信可以看出，加夫利克对辛波斯卡的爱，浓烈而不够深刻，激情却缺乏克制，甚至显得有些小孩子气，经常充满埋怨和妒忌。而最让人不舒服的，是他在表达爱的同时，带有强烈的占有性和控制欲。要知道，性格古怪的加夫利克当时是一个有妇之夫，我们无法用东方的道德观念去审视西方人的爱情，但或许这个状态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段情感的夭折。比如，在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你不要随便到处乱跑，别喝酒……亲爱的，你不知道我哪一天或者哪一刻就会出现，来惩罚你或者奖励你。所以你要乖，非常非常乖，你记住，不能喝咖啡，不能散步，任何会成为不幸的开端的事情都不行。”也正因此，加夫利克在辛波斯卡的爱情史中存在感是最弱的，而她和猴子先生的爱情也转化成了友情。和弗沃德克不同，这一次确实是降格。

帅气、儒雅、才华过人的科内尔·菲利波维奇，是辛波斯卡第三段爱情的男主角，也是最终的归属。1946年或者1947年辛波斯卡第一次见到菲利波维奇，他“极具辨识度的外表”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7年初他们再次产生交集的时候，友谊很快上升为爱情，并成为终身的伴侣。两人的关系可以视为爱情的典范，尽管不像青春年少时热情洋溢，轰轰烈烈，但自有一股笃定和松弛。他们不互相捆绑但又合为一体，无论日常生活还是文学事业，都互相支持和理解。

尽管诗人表示这些感情各不相同，对每一段感情也无怨无悔，但在被问到哪一段爱情最重要时，她是这样回答的：“应该是最后一段吧，这段爱情持续了二十三年，在某种意义上，或者说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这都是我最伟大的情感，是我最伟大的爱情。我在这里不想说其他情感，那些情感我也曾拥有过，也都有过非常美好的回忆。我是不会做残忍的筛选的。”这时候，菲利波维奇已经去世六年了。或许可以说，辛波斯卡是幸运的，在文学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她的爱情也以圆满的结局收场。

很少有诗人可以像艾米莉·狄金森一样，在最美好的年华东山高卧，避世绝俗，却又能创作出璀璨动人的诗篇。文学家是群聚性的动物，他们在互动中更能碰撞出灵感和作品。辛波斯卡自然也不例外，她在不同的时期与地域，处于不同的文学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她认识了很多文学朋侪，通过娱乐聚会、戏剧表演、文学讨论等多种形式，对自身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更新、促进作用。

从克鲁普尼察大街的“文学团伙”到扎科帕内雅士别墅的文人团体，从“比普洛斯塔集团”到卢博米日的“物理学家们”、“新省咖啡馆”，这些文学团体中不乏如今已享誉国际的著名作家，如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著名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著名剧作家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等。有别于亲人和爱人，在这些文学共同体中，辛波斯卡找到了另一种归属，关于文学、诗歌、政治或者思想观念上的集体认同。这些朋友或才华横溢，或特立独行，但几乎都具备幽默谐趣的特质，这也是她寻找同类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幽默感，以及在平庸无趣的生活中寻找快乐的能力”。

诗歌与自我

辛波斯卡一生大概公开发表了400首诗歌，相比于很多诗人，这个数量并不算多。即便如此，这些诗歌仍十分有助于解释她的人生，毕竟，诗歌作为情感最饱满、最充沛的文学体裁，可以直接表达兴观群怨，她会将某些时刻的情感倾注其中，转换为文字的符码。作者在书写辛波斯卡的人生时，引用了很多她的诗歌，以匹配她的人生历程。这些诗歌与她的人生形成一种呼应式的互文，生命历程是诗歌诞生的基础，诗歌又是对生命历程的总结。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作者并没有浓墨重彩地讲述辛波斯卡的诗歌创作，尽管书中也提到了她诗歌生涯的一些关键节点，或者《呼唤雪人》《盐》《种种可能》等诗集的发表，但对于想了解她详细的创作过程的读者来说，似乎有些隔靴搔痒。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可以理解，作者按照传统的“三分法”将辛波斯卡的人生分解为亲情、爱情、友情，她最重要的人生作品——诗歌——被巧妙地融入这三个部分之中，无需再开辟专章予以解释了。

谈完了辛波斯卡的人生与诗歌，终于可以说说她本人了，这里是指一个共时与历时交叉点上的辛波斯卡。在谈到自我时，辛波斯卡的两首诗可以作为注解：“我就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偶然/就像每一个偶然……我可以是我自己，波澜不惊，/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我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了。”（《芸芸众生中》）、“大地和天空的划分/并非正确的/思考整体的方式/只能让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地址下面活下去，/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可以更快地找到我。/我独具特色的标记，/是绝望与欣喜。”（《天空》）

绝望与欣喜，这对带有二律背反性质的词汇，体现了辛波斯卡的矛盾性和“双面性”，也将“她和其他诗人区分开来，因为她既不只是欣喜，也不只是绝望，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出现的”。是的，辛波斯卡呈现在朋友面前的形象，是快乐的、喜欢社交的、热爱生活的，而她的那些“心情沉重”与“愁容满面”，那些“怀疑”与“死亡”，却万万不愿示人。她为自己塑造的这种假面，还是被作者识破了，因此她才认为绝望与欣喜是她的诗歌“最重要的宣言”，也是她“对自己最准确的描述”。

而想要真正地理解辛波斯卡，一两部传记还是不够的，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归到她的诗歌，在她的诗歌世界中看见她漫长丰厚的人生，感受她微不可察的情绪，因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最伟大的情感、最深刻的反思、希望、绝望和欣喜，都在诗歌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