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年中，我曾和张信哲先生一起，围绕他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旗袍进行过许多次的探讨、交流。历经十余轮严格挑选，我们从他收藏的千余件旗袍藏品中甄选出12件各具特色的晚清民国服装（其中10件是民国海派旗袍，2件是晚清女服）。我代表上博承接这份热爱与真诚，希望将服饰之美和背后的价值发扬光大。
与这批新藏品相处的时光，让我想起了研究生时代自己对旗袍的痴迷。我当时的研究课题是海派旗袍，同时也在协助东华大学筹备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经手了几百件旗袍。时至今日重启这项研究内容时，我内心十分感慨，并试图解答民国旗袍曾怎样风行于上海摩登时代。
如今人们动辄说到“国潮爆款”，而民国旗袍就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国潮爆款”，其中引领旗袍风尚的则是海派旗袍。不过，关于海派旗袍的诞生过程，学术界并没有定论，我的概念是跟随导师包铭新教授等专家的脚步而慢慢形成的。后来，我接触到一些海外学者研究旗袍的论著，那些论著把旗袍称为“长衫”。其实长衫的概念也不准确，在没有任何明确定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旗袍，第一感觉很可能不是“长衫”，而大概率会觉得这是一种礼服样式的长裙。
多年前，我为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筹备藏品时，看到一件大红缎地五彩绣八团鹤大襟女袍，深受震撼。它整体是晚清时期的一款女子正装袍服，但宽口大袖区别于一般清代女袍的窄袖，袖口形态有点像一个巨大的马蹄袖口。后来在上博从事相关研究后才慢慢了解到，一种类似的清代女服名为（敞+衣），其两侧开长衩，里面搭配衬衣，在正式场合穿着。款式有点像初期的旗袍样式。与我们所认为的旗袍相比而言，这件女袍的袖口收窄而袍体也更为贴身。这也是旗袍源于“旗人之袍”一说的缘由。
再看晚清汉女的上衣也是衣长渐长，长到膝盖也就有了旗袍的影子。民国时，汉女的上衣有了新变化，比如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的一件黄素缎波浪边女夹上衣，可以看出吸收西方服装设计或装饰元素的过程。当时的女学生已经开始在“上衣下裙”中采用西洋设计，相对于晚清繁复的镶绲边设计，这种上衣更为简洁，还有蕾丝这样浪漫的装饰，都是当时的流行趋势。除了半腰裙之外，这些衣服也可以直接配裤子。后来上衣下裙的女服继续受西方影响，正如包铭新教授所言，当时的女性受到西方“onepiece dress（连衣裙）”的影响，创新出一种倒大袖的袍裙。到20世纪20年代，差不多能盖住脚背的倒大袖旗袍兴起，虽保留了以往旗袍的端庄感，但显然已是新样式的袍服。
旗袍的面料也越来越时髦、洋气且富于变化。比如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浅红绸手工装饰花卉旗袍，面料是进口的渐变色蕾丝花卉纹，纹样同样带有西方设计感，即便在如今看来都不落伍；还有的民国旗袍使用一种特别的绣花面料，将当时流行的丝袜面料染色后绣在锦缎上，再绣上几何造型的叶子纹样，显得洋气而时尚；再比如印花纱，多设计用于轻薄的夏季旗袍，含蓄地凸显女性的曼妙身材。
追溯旗袍发展的最早30年，新款新貌更是层出不穷，最终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成为用以展现女性美感的礼服，正式成为各阶层都接受并日常穿着的服装。它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糅合具象的象征，也是女性平权意识觉醒的明证。
而在上海这个摩登大都会，旗袍的亮丽光芒将这座城市推向了世界服饰的潮流前沿。海派旗袍将潮流的瞬息万变尽显而出：它曾经有过能衬托出瓜子脸的“元宝领”，有过露出手腕小臂的“喇叭管袖子”和露出脖颈的立领，有过高高低低的衩口和长长短短的裙摆边……花边装饰也随时代审美变迁而走向简洁。民国时期的“时尚杂志”《玲珑》（该杂志于1931年由中国摄影先驱林泽苍先生在上海创刊，1937年停刊）中曾经刊登过介绍旗袍的图文，文中描述“旗袍不妨长到脚背，但必须穿高跟鞋”，配的图正是长摆高衩的夏季旗袍。
海派旗袍与香港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如张爱玲的《更衣记》中所言，当时流行着“四分之三袖”：不长不短，刚好露出手腕以露出风雅的腕饰，又便于女子读书习文上洋学。张爱玲在上海得闻这种袖型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两地人互相“推诿”，不敢“负责”。总之，汇聚各种思潮和审美情趣的沪港两地，孕育着旗袍潮流震荡往复，仿佛旋涡般或向传统的趋势走、或向西洋的潮流走，沪港两地的旗袍细节迥异，又不断碰撞与融合，适应着时代的潮流。
海派旗袍成为海派文化代表性的意象之一，是漫长的岁月中与美不断交织的历史，也在今天演绎着新的故事与光彩。
在过去的3年中，我曾和张信哲先生一起，围绕他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旗袍进行过许多次的探讨、交流。历经十余轮严格挑选，我们从他收藏的千余件旗袍藏品中甄选出12件各具特色的晚清民国服装（其中10件是民国海派旗袍，2件是晚清女服）。我代表上博承接这份热爱与真诚，希望将服饰之美和背后的价值发扬光大。
与这批新藏品相处的时光，让我想起了研究生时代自己对旗袍的痴迷。我当时的研究课题是海派旗袍，同时也在协助东华大学筹备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经手了几百件旗袍。时至今日重启这项研究内容时，我内心十分感慨，并试图解答民国旗袍曾怎样风行于上海摩登时代。
如今人们动辄说到“国潮爆款”，而民国旗袍就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国潮爆款”，其中引领旗袍风尚的则是海派旗袍。不过，关于海派旗袍的诞生过程，学术界并没有定论，我的概念是跟随导师包铭新教授等专家的脚步而慢慢形成的。后来，我接触到一些海外学者研究旗袍的论著，那些论著把旗袍称为“长衫”。其实长衫的概念也不准确，在没有任何明确定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旗袍，第一感觉很可能不是“长衫”，而大概率会觉得这是一种礼服样式的长裙。
多年前，我为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筹备藏品时，看到一件大红缎地五彩绣八团鹤大襟女袍，深受震撼。它整体是晚清时期的一款女子正装袍服，但宽口大袖区别于一般清代女袍的窄袖，袖口形态有点像一个巨大的马蹄袖口。后来在上博从事相关研究后才慢慢了解到，一种类似的清代女服名为（敞+衣），其两侧开长衩，里面搭配衬衣，在正式场合穿着。款式有点像初期的旗袍样式。与我们所认为的旗袍相比而言，这件女袍的袖口收窄而袍体也更为贴身。这也是旗袍源于“旗人之袍”一说的缘由。
再看晚清汉女的上衣也是衣长渐长，长到膝盖也就有了旗袍的影子。民国时，汉女的上衣有了新变化，比如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的一件黄素缎波浪边女夹上衣，可以看出吸收西方服装设计或装饰元素的过程。当时的女学生已经开始在“上衣下裙”中采用西洋设计，相对于晚清繁复的镶绲边设计，这种上衣更为简洁，还有蕾丝这样浪漫的装饰，都是当时的流行趋势。除了半腰裙之外，这些衣服也可以直接配裤子。后来上衣下裙的女服继续受西方影响，正如包铭新教授所言，当时的女性受到西方“onepiece dress（连衣裙）”的影响，创新出一种倒大袖的袍裙。到20世纪20年代，差不多能盖住脚背的倒大袖旗袍兴起，虽保留了以往旗袍的端庄感，但显然已是新样式的袍服。
旗袍的面料也越来越时髦、洋气且富于变化。比如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浅红绸手工装饰花卉旗袍，面料是进口的渐变色蕾丝花卉纹，纹样同样带有西方设计感，即便在如今看来都不落伍；还有的民国旗袍使用一种特别的绣花面料，将当时流行的丝袜面料染色后绣在锦缎上，再绣上几何造型的叶子纹样，显得洋气而时尚；再比如印花纱，多设计用于轻薄的夏季旗袍，含蓄地凸显女性的曼妙身材。
追溯旗袍发展的最早30年，新款新貌更是层出不穷，最终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成为用以展现女性美感的礼服，正式成为各阶层都接受并日常穿着的服装。它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糅合具象的象征，也是女性平权意识觉醒的明证。
而在上海这个摩登大都会，旗袍的亮丽光芒将这座城市推向了世界服饰的潮流前沿。海派旗袍将潮流的瞬息万变尽显而出：它曾经有过能衬托出瓜子脸的“元宝领”，有过露出手腕小臂的“喇叭管袖子”和露出脖颈的立领，有过高高低低的衩口和长长短短的裙摆边……花边装饰也随时代审美变迁而走向简洁。民国时期的“时尚杂志”《玲珑》（该杂志于1931年由中国摄影先驱林泽苍先生在上海创刊，1937年停刊）中曾经刊登过介绍旗袍的图文，文中描述“旗袍不妨长到脚背，但必须穿高跟鞋”，配的图正是长摆高衩的夏季旗袍。
海派旗袍与香港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如张爱玲的《更衣记》中所言，当时流行着“四分之三袖”：不长不短，刚好露出手腕以露出风雅的腕饰，又便于女子读书习文上洋学。张爱玲在上海得闻这种袖型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两地人互相“推诿”，不敢“负责”。总之，汇聚各种思潮和审美情趣的沪港两地，孕育着旗袍潮流震荡往复，仿佛旋涡般或向传统的趋势走、或向西洋的潮流走，沪港两地的旗袍细节迥异，又不断碰撞与融合，适应着时代的潮流。
海派旗袍成为海派文化代表性的意象之一，是漫长的岁月中与美不断交织的历史，也在今天演绎着新的故事与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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