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这是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的定评。
其实，苏东坡从未自称文艺家，苏门中人亦反对类似说法，秦观便认为，这是“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生命的最后一年，苏东坡给亲戚苏伯固写信，并未提及自己的那些“千古名篇”，反而称：“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
然而，少有人关注苏东坡的这三本书，《论语说》在南宋时便已散佚。
当然，不可否认苏东坡的诗、文、赋、小令、慢词、书法、绘画等均称当时一流。此外，他还是美食家、哲学家、实干家、幽默大师……为何苏东坡如此多能？难道他是100个人的合称？
美国学者艾朗诺的《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揭出真相：只有一个苏东坡，只是先遭朱熹扭曲，再经元人涂改，后被明清文人集体误解……在文艺家这个镜像中，只有苏东坡的倒影，水波流动，一散为百，看上去无比丰富，却不真实。
真实的苏东坡究竟如何？本书呈现了接受美学的力量。
真正梦想的是出将入相
接受美学关注人物、作品被接受的过程。换言之，当我们说起苏东坡时，未必是他本人，而是我们共同误解的苏东坡，从相关研究中，可得启迪。
苏东坡生于1037年，1061年考中制科（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非常规考试）第三等。此试无一、二等，此前百余年，仅一人至三等。宋仁宗称：“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另一是苏辙）。”
显然，苏东坡是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以出将入相为人生目标。
为通过科举，苏东坡写过许多散文，包括《留侯论》《乐毅论》等“代表作”，他后来自评：“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颇为不屑。
苏东坡看重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但生不逢时：北宋积弊已深，又逢王安石变法。从结果看，变法增加了民间负担，官员数量从1067年的2.4万余人，增至1080年的3.4万余人。
可不变法又不行，北宋供养125万军队，1065年时，军费占政府全年支出的83%，司马光的“节流”计划已失败，宋廷不得不转向“开源”。
苏东坡意识到现实困境：“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并试图在理论上证明王安石错了。苏东坡发现，王安石信“心光”，掌握了它，便掌握了至理。“心光”高于感官认知，亦无法习得，只有集中心志，达到“一”的境界，方能悟到。
依据“心光”理论，王安石认为儒家经典皆不可靠，遂竭尽全力，编出《字说》，试图从造字中理解古人深意，却搞成大笑话，比如：
姜（薑）：姜能彊（强）御百邪。
富：同田为富。
贫：分贝为贫。
这些毫无证据的望文生义，被王安石当成“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于此书”，苏东坡挖苦说：“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怎么也实现不了的“理越辩越明”
王安石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将推论当成事实。既无逻辑印证，又无事实依据。
然而，苏东坡也不掌握相应的思辨工具，致争论只能在低水平的层面上展开——在王安石看来，苏东坡无实际工作经验，不足与论；在苏东坡看来，王安石已陷入理性迷狂中，以为靠直觉能掌握绝对真理，犯错亦无法自知。
苏东坡的见解不无道理，可他说不清楚，只好转向人身攻击，常以夹枪带棒的方式。见人收藏金石，他扯到“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于政”；友人赠茶，回信感谢，偏加上“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慵”……
苏东坡成功激怒了论辩对手。新党报复旧党时，苏东坡受害最大，差点死于“乌台诗案”；旧党复辟后，苏东坡又是“元祐党人”中被贬最远的。
苏东坡自称：“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必吐出乃已。”个性凸显，本是“唐宋革命”的成果，但精神发展与现实未同步，他的好友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黄庭坚说的未必对：没有“好骂”，苏东坡岂能“文章妙天下”？苏东坡科举成功的那些文章，并无新观点，只因用语犀利，被当成新观点。宋代士大夫好辩，却做不到“理越辩越明”，反而造成私怨。苏东坡也未能免俗。
他开创了宋词的两个传统
在实际工作中，苏东坡执行力强、有远见、勤政爱民，却因党争，一次次被贬。在诗作中，苏东坡异常达观，晚年被贬到广东惠州，他写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敌人章惇看后大怒，说：“苏某尚尔快活耶？”
在诗中，苏东坡反复提到陶渊明，其实二人境遇不同。陶是主动归隐，苏东坡是被动漂泊。赞陶是为表达自己的快活，以激怒敌手。苏东坡写了很多参禅诗，但今天赞美，明天又嘲讽，表示不愿受约束。苏东坡还写了《前赤壁赋》等，极言达观，可在私信中，他常流露出愤怒、迷茫、消极的情绪。
苏东坡把写诗当成战斗，后人常批评他的诗中乏情，可读者就是喜欢。一方面，苏东坡找到了新的抒情方式，看似参禅，其实饱含生命关怀；另一方面，苏东坡不想用诗来传情，因为他发现了词。
35岁前，苏东坡几乎没写过词，他承认不懂音乐，且他的词往往唱不了。苏东坡开创了两个传统，其一，以词为自传，其二，将现实入词。这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词的境界，不论是否喜欢苏词，都会承认它是独一无二、有个性的。包括书法与绘画，苏东坡都蔑视基本功训练，强调发挥。
被贬期间，苏东坡曾躬耕陇亩，为五斗米折腰，甚至遭遇过暴力……我是谁？我该向何处去？如何度过今生……苏东坡用词、用书法、用画来追问，因为它们的规范不严格，可随心所欲。
“制造苏东坡”是死胡同
苏东坡去世时，好友道潜称赞他经纶如古伊尹，辞章如班固与扬雄，雅量如东晋谢安，高才如诸葛亮，雄辩如子贡，识人如东汉郭泰……并没提到李白、杜甫。
朱熹时，笔锋突转：“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妄，无所不为。”“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
朱熹不喜苏东坡，因苏东坡与程颐交恶，称其诈伪，并当面戏弄程颐。朱熹恨屋及乌，甚至讨厌苏东坡的书法，他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朱熹意识到，苏东坡的诗影响巨大，只有予以策略性的承认，才能加上“都不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吟诗饮酒戏谑度日”之类的评判。在朱熹努力下，苏东坡成了有才无德的诗人。
元代文人走向专业化，个人发展被限制在文学上，不免仰望宋人的自在，苏东坡遂成追捧对象，到了明清，人们更是只见苏东坡高度自我的抒情方式，至于他的“治国平天下”，被彻底忽略，苏东坡终于成了文艺家。
“制造苏东坡”的代价，是让苏东坡难以理解——没来由的创造力、过分张扬的个性、玩世不恭式的游戏精神……名垂青史，仅仅因为他的“文笔好”，可这恰恰是苏东坡最反对的，他甚至提出：文章应句句有用，不必雕饰。苏东坡梦想建功立业，却意外成了潇洒、自在、旷达、反内卷的代言人。层层滤镜之下，远离现实的假苏东坡光彩照人，而那个愁苦、执着、诚恳的真苏东坡，还能否归来？
本书抽丝剥茧、针脚绵密，呈现了专业史学研究的睿智与真诚。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多矣，我愿视这本为最佳。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这是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的定评。
其实，苏东坡从未自称文艺家，苏门中人亦反对类似说法，秦观便认为，这是“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生命的最后一年，苏东坡给亲戚苏伯固写信，并未提及自己的那些“千古名篇”，反而称：“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
然而，少有人关注苏东坡的这三本书，《论语说》在南宋时便已散佚。
当然，不可否认苏东坡的诗、文、赋、小令、慢词、书法、绘画等均称当时一流。此外，他还是美食家、哲学家、实干家、幽默大师……为何苏东坡如此多能？难道他是100个人的合称？
美国学者艾朗诺的《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揭出真相：只有一个苏东坡，只是先遭朱熹扭曲，再经元人涂改，后被明清文人集体误解……在文艺家这个镜像中，只有苏东坡的倒影，水波流动，一散为百，看上去无比丰富，却不真实。
真实的苏东坡究竟如何？本书呈现了接受美学的力量。
真正梦想的是出将入相
接受美学关注人物、作品被接受的过程。换言之，当我们说起苏东坡时，未必是他本人，而是我们共同误解的苏东坡，从相关研究中，可得启迪。
苏东坡生于1037年，1061年考中制科（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非常规考试）第三等。此试无一、二等，此前百余年，仅一人至三等。宋仁宗称：“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另一是苏辙）。”
显然，苏东坡是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以出将入相为人生目标。
为通过科举，苏东坡写过许多散文，包括《留侯论》《乐毅论》等“代表作”，他后来自评：“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颇为不屑。
苏东坡看重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但生不逢时：北宋积弊已深，又逢王安石变法。从结果看，变法增加了民间负担，官员数量从1067年的2.4万余人，增至1080年的3.4万余人。
可不变法又不行，北宋供养125万军队，1065年时，军费占政府全年支出的83%，司马光的“节流”计划已失败，宋廷不得不转向“开源”。
苏东坡意识到现实困境：“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并试图在理论上证明王安石错了。苏东坡发现，王安石信“心光”，掌握了它，便掌握了至理。“心光”高于感官认知，亦无法习得，只有集中心志，达到“一”的境界，方能悟到。
依据“心光”理论，王安石认为儒家经典皆不可靠，遂竭尽全力，编出《字说》，试图从造字中理解古人深意，却搞成大笑话，比如：
姜（薑）：姜能彊（强）御百邪。
富：同田为富。
贫：分贝为贫。
这些毫无证据的望文生义，被王安石当成“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于此书”，苏东坡挖苦说：“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怎么也实现不了的“理越辩越明”
王安石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将推论当成事实。既无逻辑印证，又无事实依据。
然而，苏东坡也不掌握相应的思辨工具，致争论只能在低水平的层面上展开——在王安石看来，苏东坡无实际工作经验，不足与论；在苏东坡看来，王安石已陷入理性迷狂中，以为靠直觉能掌握绝对真理，犯错亦无法自知。
苏东坡的见解不无道理，可他说不清楚，只好转向人身攻击，常以夹枪带棒的方式。见人收藏金石，他扯到“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于政”；友人赠茶，回信感谢，偏加上“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慵”……
苏东坡成功激怒了论辩对手。新党报复旧党时，苏东坡受害最大，差点死于“乌台诗案”；旧党复辟后，苏东坡又是“元祐党人”中被贬最远的。
苏东坡自称：“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必吐出乃已。”个性凸显，本是“唐宋革命”的成果，但精神发展与现实未同步，他的好友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黄庭坚说的未必对：没有“好骂”，苏东坡岂能“文章妙天下”？苏东坡科举成功的那些文章，并无新观点，只因用语犀利，被当成新观点。宋代士大夫好辩，却做不到“理越辩越明”，反而造成私怨。苏东坡也未能免俗。
他开创了宋词的两个传统
在实际工作中，苏东坡执行力强、有远见、勤政爱民，却因党争，一次次被贬。在诗作中，苏东坡异常达观，晚年被贬到广东惠州，他写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敌人章惇看后大怒，说：“苏某尚尔快活耶？”
在诗中，苏东坡反复提到陶渊明，其实二人境遇不同。陶是主动归隐，苏东坡是被动漂泊。赞陶是为表达自己的快活，以激怒敌手。苏东坡写了很多参禅诗，但今天赞美，明天又嘲讽，表示不愿受约束。苏东坡还写了《前赤壁赋》等，极言达观，可在私信中，他常流露出愤怒、迷茫、消极的情绪。
苏东坡把写诗当成战斗，后人常批评他的诗中乏情，可读者就是喜欢。一方面，苏东坡找到了新的抒情方式，看似参禅，其实饱含生命关怀；另一方面，苏东坡不想用诗来传情，因为他发现了词。
35岁前，苏东坡几乎没写过词，他承认不懂音乐，且他的词往往唱不了。苏东坡开创了两个传统，其一，以词为自传，其二，将现实入词。这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词的境界，不论是否喜欢苏词，都会承认它是独一无二、有个性的。包括书法与绘画，苏东坡都蔑视基本功训练，强调发挥。
被贬期间，苏东坡曾躬耕陇亩，为五斗米折腰，甚至遭遇过暴力……我是谁？我该向何处去？如何度过今生……苏东坡用词、用书法、用画来追问，因为它们的规范不严格，可随心所欲。
“制造苏东坡”是死胡同
苏东坡去世时，好友道潜称赞他经纶如古伊尹，辞章如班固与扬雄，雅量如东晋谢安，高才如诸葛亮，雄辩如子贡，识人如东汉郭泰……并没提到李白、杜甫。
朱熹时，笔锋突转：“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妄，无所不为。”“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
朱熹不喜苏东坡，因苏东坡与程颐交恶，称其诈伪，并当面戏弄程颐。朱熹恨屋及乌，甚至讨厌苏东坡的书法，他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朱熹意识到，苏东坡的诗影响巨大，只有予以策略性的承认，才能加上“都不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吟诗饮酒戏谑度日”之类的评判。在朱熹努力下，苏东坡成了有才无德的诗人。
元代文人走向专业化，个人发展被限制在文学上，不免仰望宋人的自在，苏东坡遂成追捧对象，到了明清，人们更是只见苏东坡高度自我的抒情方式，至于他的“治国平天下”，被彻底忽略，苏东坡终于成了文艺家。
“制造苏东坡”的代价，是让苏东坡难以理解——没来由的创造力、过分张扬的个性、玩世不恭式的游戏精神……名垂青史，仅仅因为他的“文笔好”，可这恰恰是苏东坡最反对的，他甚至提出：文章应句句有用，不必雕饰。苏东坡梦想建功立业，却意外成了潇洒、自在、旷达、反内卷的代言人。层层滤镜之下，远离现实的假苏东坡光彩照人，而那个愁苦、执着、诚恳的真苏东坡，还能否归来？
本书抽丝剥茧、针脚绵密，呈现了专业史学研究的睿智与真诚。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多矣，我愿视这本为最佳。
本文链接：苏东坡为何成了文艺家？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07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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