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暑热未消，77岁的裴艳玲在天蟾逸夫舞台为“乾旦坤生坤净京剧演唱会”压轴。
到达上海后，裴艳玲闭门谢客做准备。与乐队试音，她叮嘱年轻的女琴师注意过门细节。
演出长达150分钟，裴艳玲在化妆间一直注视监控器。看到兴起时，她站起身，大声跟唱。女儿想阻止：“妈妈，不要激动，待会还要上台。”她一摆手，说：“小菜一碟！”
在裴艳玲身上，有长红70年的傲气、豪气，有杂糅京剧、昆剧、梆子等剧种，武生、老生、花脸各行当的丰富经验与真知灼见。她对艺术的严格要求从未因岁月而松懈。
戏班是最好玩的幼儿园
1987年，上海导演黄蜀芹想拍一部“能总结自己与寻找自己”的作品，于是有了表现裴艳玲戏梦人生的电影《人·鬼·情》。该片入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优秀电影”，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真正具有女性意识的影片。
77岁的裴艳玲身上，不见电影中的悲情与沉重：“我太自由了，说不了什么正经话，说到哪就算哪。”
周末周刊：您和上海有不解之缘。上海导演黄蜀芹拍摄的《人·鬼·情》，近年又被年轻影迷“翻”出来，对女演员、戏曲有新解读。
裴艳玲：一开始是河北作家蒋子龙写了我，发表报告文学《长 发 男儿》。报告文学必须是真人真事，不能乱编乱造。蒋子龙给我写报道，我如实告诉他自己的故事。《长发男儿》惊动了戏剧大师黄佐临，他向女儿黄蜀芹推荐：“这个人，你可以拍。”
我的剧团从山东到河北沿着铁路线巡演，黄蜀芹跟了半个月，我们谈得特别投机。《人·鬼·情》在国内外拿大奖，片中人物关系都源自我的真人真事。
周末周刊：您非常坦荡，很多名人不太愿意如此袒露家事。
裴艳玲：遮遮掩掩有意思嘛？纸能包住火嘛？要不是在极特殊的背景下，我不会成长得那么快，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我。
《人·鬼·情》首映时，我父亲还健健康康地活着。剧团很多老人都惊呆了，问他：“老裴，你女儿就这么把你给‘端’出去了？”我父亲不介意，招呼大家一起喝酒、看片，坦坦荡荡。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父亲的性格完全遗传给了我，虽然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我六亲无缘，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和我都没缘分。我不在乎这些。
周末周刊：您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裴艳玲：他唱京剧，其实不是什么角儿，就是一个武行，老演“青面虎”。他的跟头练得好，跟头前面还加一个小翻，能在空中飞脚，踹掉台边吊着的汽灯，“啪”一下，特别准。
以前戏园摆着八仙桌，观众嗑着瓜子，边喝茶边看戏，台前放着一溜茶壶。我父亲表演时，经常把茶壶都踢碎了。观众不生气，也不让他赔壶，反倒大声叫好，让他继续踹，踹完还翻跟头。
周末周刊：您5岁登台，9岁挑梁，12岁能拧104个旋子，为毛主席表演过孙悟空。这身硬功夫是如何练成的？
裴艳玲：我在戏班长大。解放前，我爸妈为糊口，吃了一辈子戏饭。我生得晚，但是吃戏饭早，自个儿学，9岁就挣钱了。
我小时候演戏时，私人剧团多，国营团少。别人老说我敬业，其实我没敬过业。对我来说，戏班是最好玩的幼儿园。来上海，看到外滩高楼大厦，我会想这是不是布景。只有舞台，才是我儿时下决心要待的地方。
那时不流行女人演男性角色。一开始，我父亲让我学了一出《红娘》，还有半出《玉堂春》。但我一唱《玉堂春》导板，睡神就来，还没奔前台，基本就进入梦乡，完全待不住。《红娘》稍微好一点，毕竟是热闹的花旦戏。我们一帮戏班的孩子自己演戏玩，你来张生，我来红娘，我故意学张生捣乱，大人就笑我。
我父亲问我到底想学什么，我说要学他的“青面虎”。他不同意：哪有女孩唱花脸的？演“青面虎”，摔坏了怎么办？那就唱老生吧。
我的正式舞台启蒙，是学京剧老生，不会翻，也不会打，怕我受伤。唱京剧老生，挣了一大笔钱，我又跨行到武生，打飞脚、扫腿、大砍身、大涮腰。别人问我是哪派，我说是“杂派”。“杂派”吃八方，也挺好。我小时候在山东演戏，一口山东话特别地道，到了天津，天津话很溜。
周末周刊：回想在戏班时的成长经历，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裴艳玲：我是戏班的娃娃。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也就是我的二妈，是梆子演员。父亲在后台老围着我二妈转，我看了生气，不肯叫她“妈”，故意找她碴，但是我爱看她的戏。二妈演《金水桥》，演小秦英的演员突然肚子疼，我顶替演秦英，大获成功，那时才5岁。
当时演戏，没有喇叭、电铃，预告开戏全靠敲锣鼓，俗称“打通儿”，提醒老百姓快快吃饭，准备看戏。敲完锣鼓后，戏班挂上汽灯，然后卖票、检票，都是一个人做。
一个戏班七八十号人，演员们带着一大家子，拿着锅碗瓢盆上路。我们小孩子一进后台，就叫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跟着看他们排练、上装、登台。我困了就睡觉，被锣鼓吵醒，睁开眼看戏。演出前，小孩占领舞台，先唱一轮。
我没上过一天学，戏班是我的学校。戏班人情味足，也多少有些旧的、不被人喜欢的缺点带到我身上。我一辈子玩的、唱的、做的梦都是戏。
周末周刊：跟着戏班走八方，您如何从同行中脱颖而出？
裴艳玲：看到厉害的师父就学习。在山东德州演戏时，我父亲给我找了第一个正式师父李崇帅，他来自山东济南府小富连成科班，会的戏很多。
有人说我杨派，有人说我高派，我说别管这套，戏班里就要什么戏都会。到了德州，拿武戏打炮，聊城拿文戏打炮。从前演戏的，就是高级要饭的。到了乡里，四处敲锣打鼓，请大家来看戏。
那时没有太多娱乐，戏曲就是天和地。每个村都有村剧团，一个县里最少三个团，竞争非常激烈。谁我都学，谁有名，我学谁，逗大家乐。我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我确实是当今的保守派
裴艳玲被曹禺誉为“国宝”。她是三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特殊贡献奖得主。
12岁时，裴艳玲在上海凭借《宝莲灯》声名鹊起。40岁时，她的《夜奔》《钟馗》在上海收获一片叫好。60岁时，她带着新编戏《响九霄》来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在天蟾逸夫舞台组织的见面会上，一位老观众激动回忆，1986年在上海共舞台看过裴艳玲的《夜奔》。
周末周刊：您演的《夜奔》获得全国戏曲调演特等奖。您的《夜奔》时长长于其他人的版本，是不是因为您的绝活比别人多？
裴艳玲：大家都有看家本事，可能节目有时间限制，导致有的《夜奔》25分钟，有的15分钟，你可千万别小看人家。
1986年我带着《夜奔》来上海。那时我承包了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一团。我喜欢自由，剧团我说了算，不拿国家一分钱，还给上级剧院交了3万元，40年前，这是一笔巨款。剧团天天演两场戏，白天一场，晚上一场。我每天在台上拧60到80个旋子。
1986年，周信芳、盖叫天等老先生都不在了。从前我来上海看名家的戏，那是只要报纸宣传有啥好戏，我下了戏，带着妆，坐火车来看戏，然后再赶回去演我自己的戏，好戏没白看。
周末周刊：从京剧转行到河北梆子，阴差阳错，是您艺术生涯的一道坎。
裴艳玲：1960年左右，领导提出恢复地方戏河北梆子，把我们的京剧团、昆剧团合并，成立梆子剧团。梆子音韵和京剧不一样，我一听梆子的弦儿就想抱头鼠窜。它高京剧四个调门，真能折磨人。我闹了三年脾气，差点得了忧郁症。
唱不好梆子，那就多练武戏。虽然我改行唱了梆子，但是对京剧的热爱，一天没断过。京剧技艺全面、词曲讲究。如果我的梆子戏有些成就，功劳不是我的，而是京剧的。
周末周刊：早在1960年，您跟随梆子剧团来上海演出，报纸上称您为“红领巾”裴艳玲。
裴艳玲：当时我从京剧团到了河北省青年跃进剧团，从福建厦门一路演到上海。来上海，在火车站接我们的都是大腕，周信芳大师，还有张美娟老师直接到了站台。我还记得，周信芳大师穿着水獭皮的外套。
我那会才12周岁，一个大网兜子装着四个盆：一个洗脸盆、一个洗脚盆，还有两个饭盆。人家一看：哪儿来的一要饭的小孩？
20世纪70年代初，我结婚了，生了两个女儿。身体倍儿胖，我也挺美。织毛衣、做饭、养鸡，稀里糊涂，我就玩，这样度过了少年与青年期。再回到舞台前，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胖到130斤，为了复出演戏疯狂减肥。
周末周刊：您的拿手戏特别多，被誉为活林冲、活武松、活钟馗，演孙悟空也好评如潮。
裴艳玲：我七八岁时学的传统猴戏叫《安天会》，足有4个半小时。我的猴戏在河北唱得特别红，口口相传：有个小丫头能演猴，还能唱麒派《徐策跑城》，和周信芳“跑”得一样。其实不一样，观众就爱这么形容。小时候我写日记，说要超过李少春。后来，为了去法国演出，我向李少春先生学过《闹天宫》。
《夜奔》，我跟着侯永奎先生学过，骨子里是李兰亭一派。《钟馗》，我从昆曲里获得的灵感，向厉慧良先生求教，又加入钟馗前史，有老生、小生元素，还向秦腔艺人学喷火。
李少春先生的父亲李桂春喜欢我，马连良先生也喜欢我，都觉得这个小丫头有意思。我这人长得没型，戏码也没型，一会儿演老生、花脸，一会儿演猴子。你说好，也不怎么好。你说不好，还挺能挣钱。
周末周刊：50岁后，您从河北梆子回归京剧，十年磨一剑，有了《响九霄》。
裴艳玲：我出国前，特别自卑：从小唱戏，打把式、翻跟头，谁拿我们当回事？后来一开国门，我与外国人比试，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就“耍”上了。
我发现，话剧不唱，只说话；舞蹈，五音不全也能跳，都是单向维度的表演。在丹麦、瑞典，我看了一些纯正的歌剧，演员“吨位”挺大，唱得当然是好。歌剧《圣女贞德》和《花木兰》一样，都是女扮男装。上战场打仗，一剑刺过去，其实离人八丈远，演员就好“痛”，和我们的戏曲一样，是虚拟的表现艺术。
我从外国演员身上学，学与咱们不一样的地方。不能白白把咱们的艺术送出去，我也“搂”了不少回来。
在法国图书馆，我看到清末京剧演员田际云的资料。他对艺术、对社会、对梨园行高人一等的视角，让我震惊。他办女子科班，自己编戏、演戏。我只是武生、花脸、老生，他连旦角都唱，竟然有比我更全面的人？我看他的资料看上瘾了，想给他立传。
《响九霄》就是田际云的传记，不完全是京剧，也不完全是梆子。我想留下我自己的唱腔，在剧中大量运用五字唱词，这是京剧里少有的。《响九霄》最后一场“哭坟”，是我从法国一支乐队获取的灵感。乐队有个老头是太阳剧社成员，他一人演奏七样乐器，每天不一样。“哭坟”是田际云怀念故人，我不要乐队，全凭自己吟唱。我今天这么唱，明天换个方式唱，演一百场，有一百个样。一到“哭坟”，连演武戏的人都会到侧幕听我怎么唱。明天演，他们又来听了。我非常得意，非常享受。
周末周刊：《响九霄》后，您近70岁时自导自演《赵陀》，是被什么原因激发吗？
裴艳玲：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讲课，有个学生说：“裴老师，你的《哪吒》《钟馗》都是革新派先锋。这几年，你没有作品。现在，我认为你是保守派。”同学们有很多提问，唯独这句话，我记在心里了。
我做过先锋派。《哪吒》《钟馗》那种改良，放到2000年以后有点“轻”了。戏里也有架子鼓、霹雳舞，又太现代了。
我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但说没主意，到了时候，我还有点主意。我想修正原来犯的错误。
我承认我确实是当今的保守派，而且“保守”得还不够。我们曾经丢了很多东西。于是我重新梳理我的创造意识，把它们放在《赵陀》中。
京剧就是这么伟大
“给我三个‘梅花’大盘子干吗？一个大盘子我都不敢摆出来。脑子里没货，光有大盘子，没用！”
上海观众见面会上，裴艳玲用大盘子形容梅花奖奖杯，全场疯狂鼓掌。
裴艳玲说：“感谢肯定我的这种认知。我希望听到这样的掌声。因为看戏的明白了，我们唱戏的才能跟着明白。”
B站有一段裴艳玲拄着拐杖走路的视频。网友评论：“她手里的，看上去不像拐杖，而是兵器。”还有人说：“英雄老了，还是英雄。”
周末周刊：2019年，您查出肾脏和乳腺病变后做手术，一个月后就去香港西九龙戏曲中心登台演出。
裴艳玲：是25天。本来我想不动，但不动，我自己受不了，那就动。
那是一个奇迹。72岁，我做手术，一上手术台5个小时麻醉，给我做了两件大事：切了右肾、右边乳房。本来可以只切肾，剩下的再给我留两年。我说，算了，既然来了，就一块做了。进手术室，我一看两个主任，他们都有点紧张。
去香港演出时，我右手神经都不灵了，抬不起来，也不知道怎么演的。就那么回事儿，谁让阎王爷不要我，又把我一脚丫子给踹回来了，我还没完成使命。
周末周刊：您现在和女儿一块儿住吗？
裴艳玲：每年太冷或者太热的时候，我就去新加坡，和女儿一块儿。春天、秋天，我还是喜欢待在石家庄我自己的家。
我以为自己还能打，医生说：“老师，您多大岁数了？”我女儿也说：“妈，你现在抵抗力弱了。岁数大了，那就是大了。”我可不爱听这话。后来我想了想，也接受了。我父亲，像铁打的人，那么大一个儿，才活到77岁。人不服老，不行。
周末周刊：这次您为什么接受著名小生演员宋小川的邀请，助阵“乾旦坤生坤净京剧演唱会”？
裴艳玲：我看到他演《春闺梦》，很不错。
我们的许多后生只会演一两出好戏，演主角行，不会演配角，没有节奏。给人配戏，恨不得自己全唱了，也不知道这个戏谁是角儿、谁是二路。旦角坐在那儿，二路小生一上台，唱念10分钟。我睡一觉，他还没完。
《春闺梦》里，宋小川懂得节奏，不多占时间，小锣结束，赶紧把位置让给旦角，我就记住他了，认这个人。其实，他对我不熟悉，可能看过我的戏，但对我的脾气秉性不了解，觉得我还挺“随和”。
周末周刊：您好像不喜欢别人称您“大师”？
裴艳玲：京剧就这么伟大，博大精深。大师们就是大师，我是冒牌的，别拿我真当大师。
慢慢学，别以为拿奖了不起，你真懂了吗？戏曲的一根手指、脚趾，一个腔、板式，都是用小数点去计算的。小数点后边是个什么数，你算出来了吗？
戏曲的高级美，就是在“虚”字上下功夫。我水平并不高，是先人伟大。梅兰芳的一只手，就能迷死外国人，也迷死我们。不尊重先人的戏曲演员，不就是二百五嘛？
老一辈的戏，都是改出来的。梅兰芳演戏，每场结束了吃夜宵，专门请人提建议。我看梅兰芳的《宇宙锋》，他演的赵艳容好在哪儿？赵高说话，赵艳容从没有死板地听。“爹说事儿，该怎么回答呢？”赵艳容会有神情反应。我最爱看这些表演的细节——赵艳容唱完“想那赵忠，他是甚等样人，儿岂能叫他一声丈夫”，眼神还得表达自己在思考。
只会唱的演员，就是“死人”，票友唱得不比你差。
周末周刊：我大概能理解您批评的演员：他满脑子想着要怎么唱好，像您要求表演细节，必须唱到非常自如放松的状态。
裴艳玲：那你就别干这行了，回家去吧。谁让你唱戏的？一开始就要对自己有要求、有标准，就这样，都是十多年的功夫了。所以戏曲演员不好当。
现在唱老生的，都是真声大嗓，没有混合声，嗓子早早就不行了。老生要有混合声，嗓子就亮了。为什么余叔岩的声音那么清脆，很多人都喜欢？余叔岩学谭鑫培，学着学着，他不“老实”了，就进步了，他也是混合声。
周末周刊：在天蟾逸夫舞台后台，您出场前一个小时就开始压腿、热身。我看您抬腿特别稳，完全不像需要撑拐杖的样子。
裴艳玲：我没白吃饭，没糊弄人，忠于自己的事业。
我9岁轰动天津，唱了3个月。那时看戏计时收费，10分钟2毛钱，观众拿个红票进去，要是超过10分钟了，再加2毛。你演戏，人家来看戏，演员跟观众就是这个关系。你演得好，人喜欢，这就够了。
我们平常穿衣服，还知道换颜色、换款式，大家都穿同一件衣服，别人不觉得烦吗？你二黄，他也二黄；你西皮，他也西皮，观众为什么非得看你？不管演什么戏，手势要不一个拳头，要不两手一挥，还有别的动作吗？一个演员，哪儿都得讲究，才跟得上观众需求。
现在有些戏变成选择题：要么加法，要么减法，还自作聪明——这是自欺欺人。我们的认知，要从最简单的四个字“实事求是”开始。身上的玩意儿少了，基本功弱了，塑造出来的人物自然缺了精气神。观众很清楚自己要看什么，如果觉得不好，他们就不看。
裴艳玲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北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河北省京剧院院长，三次获梅花奖。
沪上暑热未消，77岁的裴艳玲在天蟾逸夫舞台为“乾旦坤生坤净京剧演唱会”压轴。
到达上海后，裴艳玲闭门谢客做准备。与乐队试音，她叮嘱年轻的女琴师注意过门细节。
演出长达150分钟，裴艳玲在化妆间一直注视监控器。看到兴起时，她站起身，大声跟唱。女儿想阻止：“妈妈，不要激动，待会还要上台。”她一摆手，说：“小菜一碟！”
在裴艳玲身上，有长红70年的傲气、豪气，有杂糅京剧、昆剧、梆子等剧种，武生、老生、花脸各行当的丰富经验与真知灼见。她对艺术的严格要求从未因岁月而松懈。
戏班是最好玩的幼儿园
1987年，上海导演黄蜀芹想拍一部“能总结自己与寻找自己”的作品，于是有了表现裴艳玲戏梦人生的电影《人·鬼·情》。该片入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优秀电影”，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真正具有女性意识的影片。
77岁的裴艳玲身上，不见电影中的悲情与沉重：“我太自由了，说不了什么正经话，说到哪就算哪。”
周末周刊：您和上海有不解之缘。上海导演黄蜀芹拍摄的《人·鬼·情》，近年又被年轻影迷“翻”出来，对女演员、戏曲有新解读。
裴艳玲：一开始是河北作家蒋子龙写了我，发表报告文学《长 发 男儿》。报告文学必须是真人真事，不能乱编乱造。蒋子龙给我写报道，我如实告诉他自己的故事。《长发男儿》惊动了戏剧大师黄佐临，他向女儿黄蜀芹推荐：“这个人，你可以拍。”
我的剧团从山东到河北沿着铁路线巡演，黄蜀芹跟了半个月，我们谈得特别投机。《人·鬼·情》在国内外拿大奖，片中人物关系都源自我的真人真事。
周末周刊：您非常坦荡，很多名人不太愿意如此袒露家事。
裴艳玲：遮遮掩掩有意思嘛？纸能包住火嘛？要不是在极特殊的背景下，我不会成长得那么快，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我。
《人·鬼·情》首映时，我父亲还健健康康地活着。剧团很多老人都惊呆了，问他：“老裴，你女儿就这么把你给‘端’出去了？”我父亲不介意，招呼大家一起喝酒、看片，坦坦荡荡。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父亲的性格完全遗传给了我，虽然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我六亲无缘，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和我都没缘分。我不在乎这些。
周末周刊：您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裴艳玲：他唱京剧，其实不是什么角儿，就是一个武行，老演“青面虎”。他的跟头练得好，跟头前面还加一个小翻，能在空中飞脚，踹掉台边吊着的汽灯，“啪”一下，特别准。
以前戏园摆着八仙桌，观众嗑着瓜子，边喝茶边看戏，台前放着一溜茶壶。我父亲表演时，经常把茶壶都踢碎了。观众不生气，也不让他赔壶，反倒大声叫好，让他继续踹，踹完还翻跟头。
周末周刊：您5岁登台，9岁挑梁，12岁能拧104个旋子，为毛主席表演过孙悟空。这身硬功夫是如何练成的？
裴艳玲：我在戏班长大。解放前，我爸妈为糊口，吃了一辈子戏饭。我生得晚，但是吃戏饭早，自个儿学，9岁就挣钱了。
我小时候演戏时，私人剧团多，国营团少。别人老说我敬业，其实我没敬过业。对我来说，戏班是最好玩的幼儿园。来上海，看到外滩高楼大厦，我会想这是不是布景。只有舞台，才是我儿时下决心要待的地方。
那时不流行女人演男性角色。一开始，我父亲让我学了一出《红娘》，还有半出《玉堂春》。但我一唱《玉堂春》导板，睡神就来，还没奔前台，基本就进入梦乡，完全待不住。《红娘》稍微好一点，毕竟是热闹的花旦戏。我们一帮戏班的孩子自己演戏玩，你来张生，我来红娘，我故意学张生捣乱，大人就笑我。
我父亲问我到底想学什么，我说要学他的“青面虎”。他不同意：哪有女孩唱花脸的？演“青面虎”，摔坏了怎么办？那就唱老生吧。
我的正式舞台启蒙，是学京剧老生，不会翻，也不会打，怕我受伤。唱京剧老生，挣了一大笔钱，我又跨行到武生，打飞脚、扫腿、大砍身、大涮腰。别人问我是哪派，我说是“杂派”。“杂派”吃八方，也挺好。我小时候在山东演戏，一口山东话特别地道，到了天津，天津话很溜。
周末周刊：回想在戏班时的成长经历，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裴艳玲：我是戏班的娃娃。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也就是我的二妈，是梆子演员。父亲在后台老围着我二妈转，我看了生气，不肯叫她“妈”，故意找她碴，但是我爱看她的戏。二妈演《金水桥》，演小秦英的演员突然肚子疼，我顶替演秦英，大获成功，那时才5岁。
当时演戏，没有喇叭、电铃，预告开戏全靠敲锣鼓，俗称“打通儿”，提醒老百姓快快吃饭，准备看戏。敲完锣鼓后，戏班挂上汽灯，然后卖票、检票，都是一个人做。
一个戏班七八十号人，演员们带着一大家子，拿着锅碗瓢盆上路。我们小孩子一进后台，就叫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跟着看他们排练、上装、登台。我困了就睡觉，被锣鼓吵醒，睁开眼看戏。演出前，小孩占领舞台，先唱一轮。
我没上过一天学，戏班是我的学校。戏班人情味足，也多少有些旧的、不被人喜欢的缺点带到我身上。我一辈子玩的、唱的、做的梦都是戏。
周末周刊：跟着戏班走八方，您如何从同行中脱颖而出？
裴艳玲：看到厉害的师父就学习。在山东德州演戏时，我父亲给我找了第一个正式师父李崇帅，他来自山东济南府小富连成科班，会的戏很多。
有人说我杨派，有人说我高派，我说别管这套，戏班里就要什么戏都会。到了德州，拿武戏打炮，聊城拿文戏打炮。从前演戏的，就是高级要饭的。到了乡里，四处敲锣打鼓，请大家来看戏。
那时没有太多娱乐，戏曲就是天和地。每个村都有村剧团，一个县里最少三个团，竞争非常激烈。谁我都学，谁有名，我学谁，逗大家乐。我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我确实是当今的保守派
裴艳玲被曹禺誉为“国宝”。她是三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特殊贡献奖得主。
12岁时，裴艳玲在上海凭借《宝莲灯》声名鹊起。40岁时，她的《夜奔》《钟馗》在上海收获一片叫好。60岁时，她带着新编戏《响九霄》来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在天蟾逸夫舞台组织的见面会上，一位老观众激动回忆，1986年在上海共舞台看过裴艳玲的《夜奔》。
周末周刊：您演的《夜奔》获得全国戏曲调演特等奖。您的《夜奔》时长长于其他人的版本，是不是因为您的绝活比别人多？
裴艳玲：大家都有看家本事，可能节目有时间限制，导致有的《夜奔》25分钟，有的15分钟，你可千万别小看人家。
1986年我带着《夜奔》来上海。那时我承包了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一团。我喜欢自由，剧团我说了算，不拿国家一分钱，还给上级剧院交了3万元，40年前，这是一笔巨款。剧团天天演两场戏，白天一场，晚上一场。我每天在台上拧60到80个旋子。
1986年，周信芳、盖叫天等老先生都不在了。从前我来上海看名家的戏，那是只要报纸宣传有啥好戏，我下了戏，带着妆，坐火车来看戏，然后再赶回去演我自己的戏，好戏没白看。
周末周刊：从京剧转行到河北梆子，阴差阳错，是您艺术生涯的一道坎。
裴艳玲：1960年左右，领导提出恢复地方戏河北梆子，把我们的京剧团、昆剧团合并，成立梆子剧团。梆子音韵和京剧不一样，我一听梆子的弦儿就想抱头鼠窜。它高京剧四个调门，真能折磨人。我闹了三年脾气，差点得了忧郁症。
唱不好梆子，那就多练武戏。虽然我改行唱了梆子，但是对京剧的热爱，一天没断过。京剧技艺全面、词曲讲究。如果我的梆子戏有些成就，功劳不是我的，而是京剧的。
周末周刊：早在1960年，您跟随梆子剧团来上海演出，报纸上称您为“红领巾”裴艳玲。
裴艳玲：当时我从京剧团到了河北省青年跃进剧团，从福建厦门一路演到上海。来上海，在火车站接我们的都是大腕，周信芳大师，还有张美娟老师直接到了站台。我还记得，周信芳大师穿着水獭皮的外套。
我那会才12周岁，一个大网兜子装着四个盆：一个洗脸盆、一个洗脚盆，还有两个饭盆。人家一看：哪儿来的一要饭的小孩？
20世纪70年代初，我结婚了，生了两个女儿。身体倍儿胖，我也挺美。织毛衣、做饭、养鸡，稀里糊涂，我就玩，这样度过了少年与青年期。再回到舞台前，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胖到130斤，为了复出演戏疯狂减肥。
周末周刊：您的拿手戏特别多，被誉为活林冲、活武松、活钟馗，演孙悟空也好评如潮。
裴艳玲：我七八岁时学的传统猴戏叫《安天会》，足有4个半小时。我的猴戏在河北唱得特别红，口口相传：有个小丫头能演猴，还能唱麒派《徐策跑城》，和周信芳“跑”得一样。其实不一样，观众就爱这么形容。小时候我写日记，说要超过李少春。后来，为了去法国演出，我向李少春先生学过《闹天宫》。
《夜奔》，我跟着侯永奎先生学过，骨子里是李兰亭一派。《钟馗》，我从昆曲里获得的灵感，向厉慧良先生求教，又加入钟馗前史，有老生、小生元素，还向秦腔艺人学喷火。
李少春先生的父亲李桂春喜欢我，马连良先生也喜欢我，都觉得这个小丫头有意思。我这人长得没型，戏码也没型，一会儿演老生、花脸，一会儿演猴子。你说好，也不怎么好。你说不好，还挺能挣钱。
周末周刊：50岁后，您从河北梆子回归京剧，十年磨一剑，有了《响九霄》。
裴艳玲：我出国前，特别自卑：从小唱戏，打把式、翻跟头，谁拿我们当回事？后来一开国门，我与外国人比试，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就“耍”上了。
我发现，话剧不唱，只说话；舞蹈，五音不全也能跳，都是单向维度的表演。在丹麦、瑞典，我看了一些纯正的歌剧，演员“吨位”挺大，唱得当然是好。歌剧《圣女贞德》和《花木兰》一样，都是女扮男装。上战场打仗，一剑刺过去，其实离人八丈远，演员就好“痛”，和我们的戏曲一样，是虚拟的表现艺术。
我从外国演员身上学，学与咱们不一样的地方。不能白白把咱们的艺术送出去，我也“搂”了不少回来。
在法国图书馆，我看到清末京剧演员田际云的资料。他对艺术、对社会、对梨园行高人一等的视角，让我震惊。他办女子科班，自己编戏、演戏。我只是武生、花脸、老生，他连旦角都唱，竟然有比我更全面的人？我看他的资料看上瘾了，想给他立传。
《响九霄》就是田际云的传记，不完全是京剧，也不完全是梆子。我想留下我自己的唱腔，在剧中大量运用五字唱词，这是京剧里少有的。《响九霄》最后一场“哭坟”，是我从法国一支乐队获取的灵感。乐队有个老头是太阳剧社成员，他一人演奏七样乐器，每天不一样。“哭坟”是田际云怀念故人，我不要乐队，全凭自己吟唱。我今天这么唱，明天换个方式唱，演一百场，有一百个样。一到“哭坟”，连演武戏的人都会到侧幕听我怎么唱。明天演，他们又来听了。我非常得意，非常享受。
周末周刊：《响九霄》后，您近70岁时自导自演《赵陀》，是被什么原因激发吗？
裴艳玲：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讲课，有个学生说：“裴老师，你的《哪吒》《钟馗》都是革新派先锋。这几年，你没有作品。现在，我认为你是保守派。”同学们有很多提问，唯独这句话，我记在心里了。
我做过先锋派。《哪吒》《钟馗》那种改良，放到2000年以后有点“轻”了。戏里也有架子鼓、霹雳舞，又太现代了。
我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但说没主意，到了时候，我还有点主意。我想修正原来犯的错误。
我承认我确实是当今的保守派，而且“保守”得还不够。我们曾经丢了很多东西。于是我重新梳理我的创造意识，把它们放在《赵陀》中。
京剧就是这么伟大
“给我三个‘梅花’大盘子干吗？一个大盘子我都不敢摆出来。脑子里没货，光有大盘子，没用！”
上海观众见面会上，裴艳玲用大盘子形容梅花奖奖杯，全场疯狂鼓掌。
裴艳玲说：“感谢肯定我的这种认知。我希望听到这样的掌声。因为看戏的明白了，我们唱戏的才能跟着明白。”
B站有一段裴艳玲拄着拐杖走路的视频。网友评论：“她手里的，看上去不像拐杖，而是兵器。”还有人说：“英雄老了，还是英雄。”
周末周刊：2019年，您查出肾脏和乳腺病变后做手术，一个月后就去香港西九龙戏曲中心登台演出。
裴艳玲：是25天。本来我想不动，但不动，我自己受不了，那就动。
那是一个奇迹。72岁，我做手术，一上手术台5个小时麻醉，给我做了两件大事：切了右肾、右边乳房。本来可以只切肾，剩下的再给我留两年。我说，算了，既然来了，就一块做了。进手术室，我一看两个主任，他们都有点紧张。
去香港演出时，我右手神经都不灵了，抬不起来，也不知道怎么演的。就那么回事儿，谁让阎王爷不要我，又把我一脚丫子给踹回来了，我还没完成使命。
周末周刊：您现在和女儿一块儿住吗？
裴艳玲：每年太冷或者太热的时候，我就去新加坡，和女儿一块儿。春天、秋天，我还是喜欢待在石家庄我自己的家。
我以为自己还能打，医生说：“老师，您多大岁数了？”我女儿也说：“妈，你现在抵抗力弱了。岁数大了，那就是大了。”我可不爱听这话。后来我想了想，也接受了。我父亲，像铁打的人，那么大一个儿，才活到77岁。人不服老，不行。
周末周刊：这次您为什么接受著名小生演员宋小川的邀请，助阵“乾旦坤生坤净京剧演唱会”？
裴艳玲：我看到他演《春闺梦》，很不错。
我们的许多后生只会演一两出好戏，演主角行，不会演配角，没有节奏。给人配戏，恨不得自己全唱了，也不知道这个戏谁是角儿、谁是二路。旦角坐在那儿，二路小生一上台，唱念10分钟。我睡一觉，他还没完。
《春闺梦》里，宋小川懂得节奏，不多占时间，小锣结束，赶紧把位置让给旦角，我就记住他了，认这个人。其实，他对我不熟悉，可能看过我的戏，但对我的脾气秉性不了解，觉得我还挺“随和”。
周末周刊：您好像不喜欢别人称您“大师”？
裴艳玲：京剧就这么伟大，博大精深。大师们就是大师，我是冒牌的，别拿我真当大师。
慢慢学，别以为拿奖了不起，你真懂了吗？戏曲的一根手指、脚趾，一个腔、板式，都是用小数点去计算的。小数点后边是个什么数，你算出来了吗？
戏曲的高级美，就是在“虚”字上下功夫。我水平并不高，是先人伟大。梅兰芳的一只手，就能迷死外国人，也迷死我们。不尊重先人的戏曲演员，不就是二百五嘛？
老一辈的戏，都是改出来的。梅兰芳演戏，每场结束了吃夜宵，专门请人提建议。我看梅兰芳的《宇宙锋》，他演的赵艳容好在哪儿？赵高说话，赵艳容从没有死板地听。“爹说事儿，该怎么回答呢？”赵艳容会有神情反应。我最爱看这些表演的细节——赵艳容唱完“想那赵忠，他是甚等样人，儿岂能叫他一声丈夫”，眼神还得表达自己在思考。
只会唱的演员，就是“死人”，票友唱得不比你差。
周末周刊：我大概能理解您批评的演员：他满脑子想着要怎么唱好，像您要求表演细节，必须唱到非常自如放松的状态。
裴艳玲：那你就别干这行了，回家去吧。谁让你唱戏的？一开始就要对自己有要求、有标准，就这样，都是十多年的功夫了。所以戏曲演员不好当。
现在唱老生的，都是真声大嗓，没有混合声，嗓子早早就不行了。老生要有混合声，嗓子就亮了。为什么余叔岩的声音那么清脆，很多人都喜欢？余叔岩学谭鑫培，学着学着，他不“老实”了，就进步了，他也是混合声。
周末周刊：在天蟾逸夫舞台后台，您出场前一个小时就开始压腿、热身。我看您抬腿特别稳，完全不像需要撑拐杖的样子。
裴艳玲：我没白吃饭，没糊弄人，忠于自己的事业。
我9岁轰动天津，唱了3个月。那时看戏计时收费，10分钟2毛钱，观众拿个红票进去，要是超过10分钟了，再加2毛。你演戏，人家来看戏，演员跟观众就是这个关系。你演得好，人喜欢，这就够了。
我们平常穿衣服，还知道换颜色、换款式，大家都穿同一件衣服，别人不觉得烦吗？你二黄，他也二黄；你西皮，他也西皮，观众为什么非得看你？不管演什么戏，手势要不一个拳头，要不两手一挥，还有别的动作吗？一个演员，哪儿都得讲究，才跟得上观众需求。
现在有些戏变成选择题：要么加法，要么减法，还自作聪明——这是自欺欺人。我们的认知，要从最简单的四个字“实事求是”开始。身上的玩意儿少了，基本功弱了，塑造出来的人物自然缺了精气神。观众很清楚自己要看什么，如果觉得不好，他们就不看。
裴艳玲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北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河北省京剧院院长，三次获梅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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