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中国画院在程十发美术馆推出“海上名家研究系列”又一个大展“我的路——张迪平艺术回顾展”。
今年是张迪平进入上海中国画院担任画师59周年。策划这次展览，我没有按历史发展顺序展开，而是把张迪平最近20多年来的花鸟画创作作为第一个单元来呈现，以突出她在当代花鸟画艺术上的新追求。
“意境最难言”
2001年，张迪平同时将水仙花、鸡冠花、向日葵与和平鸽作为她花鸟画创作的系列研究对象。这些被描绘对象的基本色分别为绿、红、黄、白，似乎意味着她对色彩表现出浓厚兴趣。其实不然，张迪平思考的是新世纪的花鸟画在传统与现代艺术的融合中如何表现出思想的深度。
在传统文人画中，花鸟画是画家“托物言志”的载体。水仙花在画中常以岁朝清供之物出现，但是在张迪平笔下描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一丛丛水仙花在山石溪流中怒放，遒劲老辣的叶子裹挟着娇嫩的花朵在寒流中抗争，不畏风暴，不惧激流，远景群山起伏，黑云沉沉。她将案头清供的水仙花画成了野外生长得风生水起的大花鸟，赋予了时代的审美新意。朱屺老说：“立意须高，有意境。意境最难言，是个胸襟与眼界问题。”张迪平的大写意水仙花映照出画家胸中的大格局，拓展了花鸟画艺术的新语境。
在和平鸽系列中，鸽子与花卉在画中的角色是平等的、相辅相成的。《瑞气云集》（2004年）可谓张迪平花鸟画中的巨制，满幅的鸡冠花像跳跃的火苗，染红了自身，也映红了天空。一群白鸽栖身于花下，在黑土地的衬托下显得悠然安逸。而在《和平·百合》（2009年）中，用淡墨勾出的白鸽与用焦墨画成的黑鸽、百合花则成为抽象构成的元素，黑与白的穿插与避让，令我想到克利的抽象油画《城郊公园L》，在看似随意的布局中却有着严谨的秩序，或许还隐含了某种哲理。
谈起张迪平的向日葵系列，很多人会把她的作品与凡·高的画联系起来，因为两者在情感表现上确实有相通的地方，她用点笔画天空画土地，与凡·高的短笔触有着同工异曲之妙，但是在心理诉求及艺术趣味的追求上是迥然不同的。张迪平画的向日葵拥有红、黄、绿等各种色调，无拘无束的笔墨中洋溢着欢乐的童趣。只有一件例外，那就是《葵之灵》（2013年）。在这件三联画中，每一幅只画两株向日葵，顶天立地地站立，硕大的葵盘垂下脑袋，渐现干枯衰败之态，独一无二的黑、白、灰三色带着某种暗示，是生与死的转折，夕阳余晖的一声叹息，抑或死而后已的奉献。此种复杂的情感表达在张迪平的花鸟画中极为罕见。一直反对平涂的她却在画的背景上相当认真地把背景涂得均匀干净。她极富现代感的水墨形式赋予了当代花鸟画新的语境。
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是张迪平艺术灵感的源头。《清泉流长》（2017年）、《曲水春晓》（2018年）和《溪涧有声》（2019年）是三幅竖向的水墨画，张迪平用顿挫有力的线条、单纯又丰富的墨色把景象描绘了出来。在《溪涧有声》中，画面上部的空白划过几道疏朗的线条，一只鸭子将点点水花扑腾在白底子上，顷刻把这块空白变成了映照在河面的白云，与莫奈的睡莲有着某种共情之美。
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写意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表现甚为相似，张迪平的墨韵笔意感悟了八大山人的畅神，又蕴含了克利和米罗的天趣，对空间表现的手法、对透视维度的处理，都不乏独到之处。张迪平的花鸟新语反映了花鸟画艺术在当代和未来将要承担起的角色。
人物画贯穿一生
张迪平出生在温州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张明曹是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她父亲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连环画与国画创作。父亲有个习惯，总喜欢把连环画的构思草图贴在墙上，还时不时地与家里几个孩子说一些欣赏绘画的故事，这给当时读初中的大女儿张迪平留下很深的印象。
自从父亲叮嘱她“要画速写”后，附近的小菜场经常可以见到张迪平怯生生作速写的娇小身影。后来，张迪平利用暑假和晚上的时间到同济大学陈盛铎教授开办的现代画室去学画。
张迪平18岁时创作的中国画《妈妈变了样》（1960年）对刚走上艺术道路的她起到了关键作用，巧妙的构思、生动的形象表明少年时期的她在造型能力和笔墨技巧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该画入选上海市美术作品展览后，在《美术》《解放》《东风》等杂志画刊上接连发表，并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同年，张迪平顺利考入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本科中国画系。
1965年毕业时，张迪平作为人物画创作的新生力量被吸收进上海中国画院。在此后的20余年中，张迪平一直将人物画作为创作的主攻方向。
《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1977年）是张迪平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作，显示出她已经摆脱了特殊时期人物画创作的表现程式。《人勤手巧》（1980年）等作品，反映出她对生活的敏感捕捉和出手的胸有成竹。
改革开放后，张迪平的人物画创作从现实主义的叙事转向了纪实性的表现。也许是受程十发院长画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影响，她作于20世纪80到90年代的人物画也多以傣族妇女为主。不过，在生活体验中，她有了自己的表现角度，在《母与子》（1987年）、《果园深处》（1987年）、《秋色融融》（1994年）等作品中，她以写实的手法从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中挖掘表现了母子间的舐犊之情。这些作品用笔粗犷，色彩浑厚，还吸收了油画的某些表现手法，呈现出不一般的水墨画趣味。
2007年的一次埃及采风，使张迪平孕育了一批新的人物画。埃及干燥的气候似乎并不影响她水墨淋漓的大写意笔调，爽快的墨晕直接化为人物的衣袍和骆驼，又用带墨的色块绘出人物黝黑的面部。与描绘云南傣族姑娘的画风相比，她显然摆脱了纪实性的描绘而转向诗意化的表现，画面也趋于平面化。她跨越了自己的绘画边界，朝着未来探索。
张迪平曾对我说，她在人物画上还有许多新的想法。我突然感到，在她的中国画艺术中，好像只有人物画是始终贯穿她一生的。
我行我道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迪平的中国画创作开始由人物画逐渐转向花鸟画。从人物画移情到花鸟画，释放了她内心积聚多年的能量，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她在荷花系列、松鼠系列等画作中尽情施展了她的笔墨技巧和对色彩的喜好。
在经历一阵创作的狂喜以后，张迪平静下心来思考。“今后的路怎么走，关键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我也时时处在矛盾和思索之中。”这是她写于2004年的一段内心独白。在此后的20年里，她的花鸟画创作进入了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理性思考阶段，而在艺术表现上则达到了随心所欲、自由发挥的忘我境地。
张迪平的学艺道路注定了她的艺术灵魂是安放在现代中国画上的。在上海中国画院，她经常能够看到前辈画家当场挥毫作画的全过程，尤与朱屺瞻、谢之光、张大壮、程十发接触较多。程十发的造型能力、笔墨变化令她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说，张迪平同时接受了美术学院的科班教育和画院师傅带徒弟式的传统授艺方式，因而在她的画中，写生与传统是混为一体的。还因为她对雕塑的喜爱，雕塑的厚重感和外轮廓形的美感也被她用进水墨画中。
张迪平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吸收方法也是独具个性的。对于印象派，她不遵循色彩表现的冷暖关系，而着力于对色彩纯度的提炼；她喜爱高更的用色，却摒弃平涂的方法，倾情于色彩的主观性运用，故而她敢于肆无忌惮地把向日葵画成红色、绿色，甚至黑色。
张迪平生性谦和低调，纤弱的身躯里却有着强大的内心。我行我道，是她在时代变革中逐渐领悟的艺术真谛，也由此决定了她对古今中外的艺术所持的取我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她的“用”不是借用、挪用，而是吃透了、消化了别人的东西，再变成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21世纪以来，张迪平在花鸟画上的一路探索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她把画展题目定为“我的路”的原因所在。
作者：朱国荣 本次展览策展人、美术史论家
近日，上海中国画院在程十发美术馆推出“海上名家研究系列”又一个大展“我的路——张迪平艺术回顾展”。
今年是张迪平进入上海中国画院担任画师59周年。策划这次展览，我没有按历史发展顺序展开，而是把张迪平最近20多年来的花鸟画创作作为第一个单元来呈现，以突出她在当代花鸟画艺术上的新追求。
“意境最难言”
2001年，张迪平同时将水仙花、鸡冠花、向日葵与和平鸽作为她花鸟画创作的系列研究对象。这些被描绘对象的基本色分别为绿、红、黄、白，似乎意味着她对色彩表现出浓厚兴趣。其实不然，张迪平思考的是新世纪的花鸟画在传统与现代艺术的融合中如何表现出思想的深度。
在传统文人画中，花鸟画是画家“托物言志”的载体。水仙花在画中常以岁朝清供之物出现，但是在张迪平笔下描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一丛丛水仙花在山石溪流中怒放，遒劲老辣的叶子裹挟着娇嫩的花朵在寒流中抗争，不畏风暴，不惧激流，远景群山起伏，黑云沉沉。她将案头清供的水仙花画成了野外生长得风生水起的大花鸟，赋予了时代的审美新意。朱屺老说：“立意须高，有意境。意境最难言，是个胸襟与眼界问题。”张迪平的大写意水仙花映照出画家胸中的大格局，拓展了花鸟画艺术的新语境。
在和平鸽系列中，鸽子与花卉在画中的角色是平等的、相辅相成的。《瑞气云集》（2004年）可谓张迪平花鸟画中的巨制，满幅的鸡冠花像跳跃的火苗，染红了自身，也映红了天空。一群白鸽栖身于花下，在黑土地的衬托下显得悠然安逸。而在《和平·百合》（2009年）中，用淡墨勾出的白鸽与用焦墨画成的黑鸽、百合花则成为抽象构成的元素，黑与白的穿插与避让，令我想到克利的抽象油画《城郊公园L》，在看似随意的布局中却有着严谨的秩序，或许还隐含了某种哲理。
谈起张迪平的向日葵系列，很多人会把她的作品与凡·高的画联系起来，因为两者在情感表现上确实有相通的地方，她用点笔画天空画土地，与凡·高的短笔触有着同工异曲之妙，但是在心理诉求及艺术趣味的追求上是迥然不同的。张迪平画的向日葵拥有红、黄、绿等各种色调，无拘无束的笔墨中洋溢着欢乐的童趣。只有一件例外，那就是《葵之灵》（2013年）。在这件三联画中，每一幅只画两株向日葵，顶天立地地站立，硕大的葵盘垂下脑袋，渐现干枯衰败之态，独一无二的黑、白、灰三色带着某种暗示，是生与死的转折，夕阳余晖的一声叹息，抑或死而后已的奉献。此种复杂的情感表达在张迪平的花鸟画中极为罕见。一直反对平涂的她却在画的背景上相当认真地把背景涂得均匀干净。她极富现代感的水墨形式赋予了当代花鸟画新的语境。
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是张迪平艺术灵感的源头。《清泉流长》（2017年）、《曲水春晓》（2018年）和《溪涧有声》（2019年）是三幅竖向的水墨画，张迪平用顿挫有力的线条、单纯又丰富的墨色把景象描绘了出来。在《溪涧有声》中，画面上部的空白划过几道疏朗的线条，一只鸭子将点点水花扑腾在白底子上，顷刻把这块空白变成了映照在河面的白云，与莫奈的睡莲有着某种共情之美。
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写意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表现甚为相似，张迪平的墨韵笔意感悟了八大山人的畅神，又蕴含了克利和米罗的天趣，对空间表现的手法、对透视维度的处理，都不乏独到之处。张迪平的花鸟新语反映了花鸟画艺术在当代和未来将要承担起的角色。
人物画贯穿一生
张迪平出生在温州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张明曹是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她父亲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连环画与国画创作。父亲有个习惯，总喜欢把连环画的构思草图贴在墙上，还时不时地与家里几个孩子说一些欣赏绘画的故事，这给当时读初中的大女儿张迪平留下很深的印象。
自从父亲叮嘱她“要画速写”后，附近的小菜场经常可以见到张迪平怯生生作速写的娇小身影。后来，张迪平利用暑假和晚上的时间到同济大学陈盛铎教授开办的现代画室去学画。
张迪平18岁时创作的中国画《妈妈变了样》（1960年）对刚走上艺术道路的她起到了关键作用，巧妙的构思、生动的形象表明少年时期的她在造型能力和笔墨技巧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该画入选上海市美术作品展览后，在《美术》《解放》《东风》等杂志画刊上接连发表，并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同年，张迪平顺利考入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本科中国画系。
1965年毕业时，张迪平作为人物画创作的新生力量被吸收进上海中国画院。在此后的20余年中，张迪平一直将人物画作为创作的主攻方向。
《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1977年）是张迪平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作，显示出她已经摆脱了特殊时期人物画创作的表现程式。《人勤手巧》（1980年）等作品，反映出她对生活的敏感捕捉和出手的胸有成竹。
改革开放后，张迪平的人物画创作从现实主义的叙事转向了纪实性的表现。也许是受程十发院长画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影响，她作于20世纪80到90年代的人物画也多以傣族妇女为主。不过，在生活体验中，她有了自己的表现角度，在《母与子》（1987年）、《果园深处》（1987年）、《秋色融融》（1994年）等作品中，她以写实的手法从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中挖掘表现了母子间的舐犊之情。这些作品用笔粗犷，色彩浑厚，还吸收了油画的某些表现手法，呈现出不一般的水墨画趣味。
2007年的一次埃及采风，使张迪平孕育了一批新的人物画。埃及干燥的气候似乎并不影响她水墨淋漓的大写意笔调，爽快的墨晕直接化为人物的衣袍和骆驼，又用带墨的色块绘出人物黝黑的面部。与描绘云南傣族姑娘的画风相比，她显然摆脱了纪实性的描绘而转向诗意化的表现，画面也趋于平面化。她跨越了自己的绘画边界，朝着未来探索。
张迪平曾对我说，她在人物画上还有许多新的想法。我突然感到，在她的中国画艺术中，好像只有人物画是始终贯穿她一生的。
我行我道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迪平的中国画创作开始由人物画逐渐转向花鸟画。从人物画移情到花鸟画，释放了她内心积聚多年的能量，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她在荷花系列、松鼠系列等画作中尽情施展了她的笔墨技巧和对色彩的喜好。
在经历一阵创作的狂喜以后，张迪平静下心来思考。“今后的路怎么走，关键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我也时时处在矛盾和思索之中。”这是她写于2004年的一段内心独白。在此后的20年里，她的花鸟画创作进入了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理性思考阶段，而在艺术表现上则达到了随心所欲、自由发挥的忘我境地。
张迪平的学艺道路注定了她的艺术灵魂是安放在现代中国画上的。在上海中国画院，她经常能够看到前辈画家当场挥毫作画的全过程，尤与朱屺瞻、谢之光、张大壮、程十发接触较多。程十发的造型能力、笔墨变化令她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说，张迪平同时接受了美术学院的科班教育和画院师傅带徒弟式的传统授艺方式，因而在她的画中，写生与传统是混为一体的。还因为她对雕塑的喜爱，雕塑的厚重感和外轮廓形的美感也被她用进水墨画中。
张迪平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吸收方法也是独具个性的。对于印象派，她不遵循色彩表现的冷暖关系，而着力于对色彩纯度的提炼；她喜爱高更的用色，却摒弃平涂的方法，倾情于色彩的主观性运用，故而她敢于肆无忌惮地把向日葵画成红色、绿色，甚至黑色。
张迪平生性谦和低调，纤弱的身躯里却有着强大的内心。我行我道，是她在时代变革中逐渐领悟的艺术真谛，也由此决定了她对古今中外的艺术所持的取我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她的“用”不是借用、挪用，而是吃透了、消化了别人的东西，再变成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21世纪以来，张迪平在花鸟画上的一路探索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她把画展题目定为“我的路”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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