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如今住在莫桑比克东海岸的一个小岛上，为了参加2024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他先从住地赶到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接着搭乘去葡萄牙里斯本的航班，之后又经过超过20小时的长途航班抵达上海，翻越山海，路途迢迢。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然而当他开口分享创作的故事，他和他的中文编辑、中文译者以及更多的中国读者，如同老友久别重逢。上海炎夏的夜晚，他在思南文学公馆说了一段让听者如沐春风的话：通过阅读，一个读者辨认出另一个，他们之间不必有种族和身份的焦虑，这就是文学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在文学的国度里没有异乡人。
阿瓜卢萨的第一部小说《阴谋》是一部历史小说，以安哥拉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一次起义为背景，他的灵感来自19世纪末当地报纸上的新闻。阿瓜卢萨回忆，他读到由那个年代的黑人作者撰写的新闻故事时，想到当代安哥拉从1961年到1974年的反殖民战争，“我的祖国经历了也许是这个时代最漫长、残忍的一场内战，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不了解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当阿瓜卢萨深入安哥拉近一个世纪的血腥记忆，他辨认出往日的殖民者和内战制造者发明的冷酷话术，这种话术先否定反抗者的“国民性”，继而否认对方的“人性”，把对抗的阵营贬斥为“异邦的怪物”，是不怀好意的“非我族类”，必须消灭之。这套充斥着敌意的话语体系撕裂了人群，压制了人对人的善意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写作是对这类恶意话术的抵抗和反击。写作者倾听对立者的声音，写作的过程是进入他人的皮肤，感受他人的心跳，流下他人的泪水，哪怕对方被定义为“敌人”。作家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以是“不成为任何人的怪物”，在《贩卖过去的人》里，作家化身一只壁虎，让壁虎开口讲那些并未过去的过去。阿瓜卢萨得出了一个具有悲悯心的结论：写作锻炼着人们掌管同情心的肌肉，文学让人们从幽闭中重新建立连接，通过阅读，不同阵营的人群能够拉近关系，甚至可能因此解决冲突。在写作《遗忘通论》时，他明确地表达着：不要用“我们”和“他们”来界定身份，因为我们是我们，我们也是他们。
就这一点而言，文学本身也应该从区分“我们”“他们”的思路中跳脱，阿瓜卢萨很直率地议论：强调亚洲或非洲文学的“民族性”，这本质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当阿瓜卢萨在上海面对一桌子中国食物，他认为中国是他一无所知的另一个宇宙。但是他翻开葡萄牙语版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合集，前言里提到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他拍手赞叹：“看吧，文学是把全世界的个体串联在一起的桥梁，在这里，不必有异乡人的区分。”恰似马尔克斯在旅居安哥拉后，认为在非洲找回了“童年时沉浸的哥伦比亚魔法”，而米亚克托笔下的莫桑比克，也让人们联想魔幻的拉美。“文学不该存在身份和国族认同的焦虑，此类讨论默认了欧美中心的立场，直白地说，是因为世界给予美国、给予白人的关注太多了。”
中国作家孙甘露概括阿瓜卢萨的特点是人物和出其不意的意象相关联，在波澜不惊的话语里出现惊心动魄的事件。阿瓜卢萨写过这样一段刺目刺心的细节：一个年轻男孩长久地做着命悬一线的排雷工作，他时刻感觉自己的嘴里有雷管类似枇杷的气味，有一天当一个外国记者采访他，问他正在想什么，男孩回答：“嘴里的枇杷味。”少年和地雷，枇杷和死亡，类似具有悬殊反差感的描写对象反复地出现在阿瓜卢萨的作品里，他认为自己身处的非洲大陆就是这样遍布着冲突和混乱，多元又复杂。比如在安哥拉多年内战中，反对葡萄牙殖民的阵营里很多是欧洲后裔，他们祖辈从葡萄牙迁居而来，但孙辈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独立的安哥拉人”。比如，被尊称为“莫桑比克摄影之父”的一位前辈，其实他带有中国广东血统。阿瓜卢萨总结，非洲的大地上有太多非凡的人，也有无数离奇的事。他的朋友、毛里塔尼亚导演希萨柯曾经到安哥拉拍纪录片，他和摄影师在街头随机采访人们，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起初阿瓜卢萨觉得这工作方式太扯了，但他随摄制组拍摄几天后，惊讶地发现那么多普通人有一肚子的故事要分享。他说：“这种讲故事的紧迫感就是非洲文学的特性，甚至可以说，讲故事的紧迫感是非洲作家出生时的脐带。”
在阿瓜卢萨的笔下，总有相似或相同的人物穿梭在不同的小说里，有读者趣称这是他的“文学宇宙”，他回应，如果他的作品中存在一个“宇宙”，那是有关“阅读”的宇宙，在那里，文学克服了现实。文学不仅有改善现实的力量，它能更进一步地介入并成为现实本身。最初让他产生这种想法的是领导安哥拉独立战争的诗人们。在他被翻译最多的一部小说《遗忘通论》里，他塑造了一个被困在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公寓里的女主角，她继承了一屋子的藏书，于是她靠阅读的方式离开了幽闭着她生命的小公寓，阅读在象征层面解放了她。写作《生者与余众》时，他在小说中设想虚构的角色进入现实、改变现实。
他的另一段创作趣事更坚定了他对文学的信心。他曾和朋友一起给安哥拉的报纸写连载小说，为了掩饰有两个作者轮流在写，他们假冒女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虚构了笔名“费伊沙”，冒充一个不存在的女作家。但是追连载的读者们深信不疑，他们迷恋这个叫“费伊沙”的女作家，在维基百科上为她创立了词条，当连载正式出版后，人们四处打探“费伊沙”，在巴西的一次文学节签售中，编辑谎称“费伊沙正在阿富汗考察，所以不能前来”，而现场读者深信不疑。被虚构的影子作者“费伊沙”取代了阿瓜卢萨，他甚至怀疑：“如果我对葡萄牙语系的读者坦白，恐怕没人会相信我。”
在小说《热带巴洛克》里，阿瓜卢萨写到一个中国孩子在一座等待被建成的城市里到处涂鸦，他说，这个故事是他最喜欢的，因为“孩子、不确定的未来和自由的表达”，正是关于文学的绝妙意象。
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如今住在莫桑比克东海岸的一个小岛上，为了参加2024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他先从住地赶到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接着搭乘去葡萄牙里斯本的航班，之后又经过超过20小时的长途航班抵达上海，翻越山海，路途迢迢。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然而当他开口分享创作的故事，他和他的中文编辑、中文译者以及更多的中国读者，如同老友久别重逢。上海炎夏的夜晚，他在思南文学公馆说了一段让听者如沐春风的话：通过阅读，一个读者辨认出另一个，他们之间不必有种族和身份的焦虑，这就是文学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在文学的国度里没有异乡人。
阿瓜卢萨的第一部小说《阴谋》是一部历史小说，以安哥拉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一次起义为背景，他的灵感来自19世纪末当地报纸上的新闻。阿瓜卢萨回忆，他读到由那个年代的黑人作者撰写的新闻故事时，想到当代安哥拉从1961年到1974年的反殖民战争，“我的祖国经历了也许是这个时代最漫长、残忍的一场内战，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不了解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当阿瓜卢萨深入安哥拉近一个世纪的血腥记忆，他辨认出往日的殖民者和内战制造者发明的冷酷话术，这种话术先否定反抗者的“国民性”，继而否认对方的“人性”，把对抗的阵营贬斥为“异邦的怪物”，是不怀好意的“非我族类”，必须消灭之。这套充斥着敌意的话语体系撕裂了人群，压制了人对人的善意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写作是对这类恶意话术的抵抗和反击。写作者倾听对立者的声音，写作的过程是进入他人的皮肤，感受他人的心跳，流下他人的泪水，哪怕对方被定义为“敌人”。作家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以是“不成为任何人的怪物”，在《贩卖过去的人》里，作家化身一只壁虎，让壁虎开口讲那些并未过去的过去。阿瓜卢萨得出了一个具有悲悯心的结论：写作锻炼着人们掌管同情心的肌肉，文学让人们从幽闭中重新建立连接，通过阅读，不同阵营的人群能够拉近关系，甚至可能因此解决冲突。在写作《遗忘通论》时，他明确地表达着：不要用“我们”和“他们”来界定身份，因为我们是我们，我们也是他们。
就这一点而言，文学本身也应该从区分“我们”“他们”的思路中跳脱，阿瓜卢萨很直率地议论：强调亚洲或非洲文学的“民族性”，这本质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当阿瓜卢萨在上海面对一桌子中国食物，他认为中国是他一无所知的另一个宇宙。但是他翻开葡萄牙语版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合集，前言里提到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他拍手赞叹：“看吧，文学是把全世界的个体串联在一起的桥梁，在这里，不必有异乡人的区分。”恰似马尔克斯在旅居安哥拉后，认为在非洲找回了“童年时沉浸的哥伦比亚魔法”，而米亚克托笔下的莫桑比克，也让人们联想魔幻的拉美。“文学不该存在身份和国族认同的焦虑，此类讨论默认了欧美中心的立场，直白地说，是因为世界给予美国、给予白人的关注太多了。”
中国作家孙甘露概括阿瓜卢萨的特点是人物和出其不意的意象相关联，在波澜不惊的话语里出现惊心动魄的事件。阿瓜卢萨写过这样一段刺目刺心的细节：一个年轻男孩长久地做着命悬一线的排雷工作，他时刻感觉自己的嘴里有雷管类似枇杷的气味，有一天当一个外国记者采访他，问他正在想什么，男孩回答：“嘴里的枇杷味。”少年和地雷，枇杷和死亡，类似具有悬殊反差感的描写对象反复地出现在阿瓜卢萨的作品里，他认为自己身处的非洲大陆就是这样遍布着冲突和混乱，多元又复杂。比如在安哥拉多年内战中，反对葡萄牙殖民的阵营里很多是欧洲后裔，他们祖辈从葡萄牙迁居而来，但孙辈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独立的安哥拉人”。比如，被尊称为“莫桑比克摄影之父”的一位前辈，其实他带有中国广东血统。阿瓜卢萨总结，非洲的大地上有太多非凡的人，也有无数离奇的事。他的朋友、毛里塔尼亚导演希萨柯曾经到安哥拉拍纪录片，他和摄影师在街头随机采访人们，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起初阿瓜卢萨觉得这工作方式太扯了，但他随摄制组拍摄几天后，惊讶地发现那么多普通人有一肚子的故事要分享。他说：“这种讲故事的紧迫感就是非洲文学的特性，甚至可以说，讲故事的紧迫感是非洲作家出生时的脐带。”
在阿瓜卢萨的笔下，总有相似或相同的人物穿梭在不同的小说里，有读者趣称这是他的“文学宇宙”，他回应，如果他的作品中存在一个“宇宙”，那是有关“阅读”的宇宙，在那里，文学克服了现实。文学不仅有改善现实的力量，它能更进一步地介入并成为现实本身。最初让他产生这种想法的是领导安哥拉独立战争的诗人们。在他被翻译最多的一部小说《遗忘通论》里，他塑造了一个被困在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公寓里的女主角，她继承了一屋子的藏书，于是她靠阅读的方式离开了幽闭着她生命的小公寓，阅读在象征层面解放了她。写作《生者与余众》时，他在小说中设想虚构的角色进入现实、改变现实。
他的另一段创作趣事更坚定了他对文学的信心。他曾和朋友一起给安哥拉的报纸写连载小说，为了掩饰有两个作者轮流在写，他们假冒女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虚构了笔名“费伊沙”，冒充一个不存在的女作家。但是追连载的读者们深信不疑，他们迷恋这个叫“费伊沙”的女作家，在维基百科上为她创立了词条，当连载正式出版后，人们四处打探“费伊沙”，在巴西的一次文学节签售中，编辑谎称“费伊沙正在阿富汗考察，所以不能前来”，而现场读者深信不疑。被虚构的影子作者“费伊沙”取代了阿瓜卢萨，他甚至怀疑：“如果我对葡萄牙语系的读者坦白，恐怕没人会相信我。”
在小说《热带巴洛克》里，阿瓜卢萨写到一个中国孩子在一座等待被建成的城市里到处涂鸦，他说，这个故事是他最喜欢的，因为“孩子、不确定的未来和自由的表达”，正是关于文学的绝妙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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