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敦煌莫高窟，总要想起常书鸿先生。
今年是这位著名画家、有“敦煌守护神”之称的敦煌研究开拓者诞辰120周年，逝世30周年，也是由他具体创办的敦煌研究院（原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80周年。
他的一生，实在不平凡。
一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他家是满族，祖上为镶黄旗。他的祖父是个世袭小军官，被清政府派到杭州驻防，于是一家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常书鸿的童年充满艰辛。7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外面纷纷传说要杀满人。他祖母带着一家人，连夜从西湖边上的旗下营逃到南高峰躲起来。还好虚惊一场。这一幕，是常书鸿幼年最深刻的记忆。
大清灭亡后，家中男丁们原有的皇恩官饷没有了，一大家子生计维艰。他的三叔身患残疾，靠画一些小画贴补家用。他也从小跟着点染涂抹，慢慢在心中播下美术的种子。
进入小学，常书鸿受同学影响，还学过一阵中国山水，后又照杂志上的西洋名画临摹描绘，乐此不疲。
高小毕业，有人劝他去投考上海美专，但家里要他先解决饭碗问题。期间，常书鸿曾背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考试，终因不会法文而落榜。他只好依父命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入学后改学染织。染织和美术的关系很大，像张大千等大家早年也都学过染织。
在染织科，常书鸿很用功，与同学沈西苓（后成为著名剧作家）意趣相投，两人业余还悄悄参加由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周末假期一起外出写生画画，并与画友们广泛交流，拓展眼界。
1923年，常书鸿毕业，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美术教员。可巧纹工场的负责人都锦生（后“都锦生丝织厂”创办人）对他极为信任，放手让他管理工场。常书鸿又给预科学员讲授美术，经常带学生去西湖周边写生，深获好评。一次在西湖边写生，师生一起目睹了雷峰塔的轰然倒塌。
二
1927年6月，常书鸿如愿以偿，在学校和都锦生等人的资助下，乘船赴法留学。
来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卢浮宫参观，饱览这些西方美术史上名作。
在巴黎，他一边在饭店打工，一边全心补习法文和绘画技法。不久就获得公费资格，到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染织图案。常书鸿几乎从头学起，埋头苦学，翌年即跳班参加三年级的人体素描考试。那年，他的夫人陈芝秀来法国伴读。1930年，他在全校素描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奖金，提前升入油画班。
那时，吕斯百和王临乙也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转来该校留学，三人意气风发，一时成为学校尖子，并相互结下终生友情。
1932年，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国立美术学院毕业，随即参加赴巴黎深造公费奖学金选拔考试，以油画《梳妆小姐》获得第一名中选，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伦斯画室。劳伦斯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家里三代都是画家，常书鸿从他学习，尽得真传，深受老师青睐。
重回巴黎，常书鸿如鱼得水，这时他的一帮同学好友均在巴黎，艺术才俊济济一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常书鸿在巴黎安家，工作学习之余，他家俨然是艺术家们聚会的沙龙。1933年，他更发起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凝聚同好，覃研艺术。徐悲鸿夫妇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时，也和他们见面相聚，给予常书鸿诸多鼓励。
常书鸿在法国生活了近十年，他的画风洗练严谨，纯粹精致，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获金银奖章。他是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巴黎近代美术馆（现蓬皮杜艺术中心）、里昂国立美术馆等国家美术机构均藏有他的画作。
由于受20世纪初欧洲盛行的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影响，加上早年染织图案的实践经历，使得常书鸿的油画创作将写实主义与装饰趣味巧妙融合，富有浓烈的东方韵味。
《G夫人像》（1932）是常书鸿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作品，即以高度的写实技巧获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画面女性的优雅娴静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深入古典写实绘画的堂奥。
《画家家庭》（1933）是青年画家一家三口温馨的写照，在人物写实神情的表现外，画家夫人旗袍服饰图案渲染，形成画面强烈的装饰视觉冲击和东方美感。
1935年，常书鸿以四岁的女儿为模特，创作《沙娜像》。画面头部的如实刻画和衣服的简练描写形成鲜明对比，相互映衬。此作当时即被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四年后他在昆明创作的《沙娜》画像则更是写实与装饰手法融合的高度发挥。
油画《姐妹俩》（1936）则更具代表性。常书鸿虚构了一处具有中国式情调的空间，描绘了姐妹俩（均以妻子陈芝秀为原型）穿着中式旗袍在客厅阅读的场景。一人手持书籍，身着黑底白牡丹旗袍坐在沙发椅上阅读，另一人身着素色薄纱旗袍倚靠着沙发，凝视观众。红色的背景，黑白红的对比暗示，各种图案符号的巧妙呼应，让东方图案的秩序和装饰的美感融为一体，热烈而庄重。
凭常书鸿的艺术才能，当时完全可以留在法国，做一个成功舒适的艺术家。
三
但常书鸿的心一直牵挂着祖国。
1936年，他应聘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教授兼西画系主任，旋即又负责翌年全国美展北平方面的筹备工作。
孰料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常书鸿和北平艺专师生仓皇南下，一路逃亡。学校在湖南沅陵复课不久，国立杭州艺专也西迁而来，两校合并。
合并后的国立艺专矛盾重重。新校成立了一个校务委员会，杭州的校长林风眠是主任委员，北平的校长赵太侔和常书鸿则为委员。两位校长都有自己的人马，并带了家眷，平时不住在学校，这样常书鸿就成了驻校的常务负责人，许多具体的办学事务和烦杂的人事纠纷统统落在他身上。
常书鸿后来回忆说，当时上面希望他在新校中起一个“团结和缓冲的作用”。哪知道，“由于派别及许多十分复杂的原因，我左右为难，而且吃力不讨好。”
不久，林风眠和赵太侔先后辞职他去，滕固被任命为艺专校长，常先生则留了下来。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学校又开始向西迁移。期间滕固生病住院，委托常先生负责全校的搬迁工作。1939年2月4日，学校搬迁至贵阳时，遭遇大轰炸。他们的旅馆被炸毁，常书鸿的藏书和画作全部化为灰烬，仅在废墟中找到金银奖章两枚。那天他正好在医院探望滕固校长，妻女则在废墟中侥幸死里逃生，惊恐万状。
1939年春，学校迁到云南昆明，暂借昆华中学校舍上课，年底学校又迁往昆明郊外安江村。期间常书鸿尽心尽职，授课之外，为学校做了很多事务工作。1940年夏天，校长滕固辞职，学校再迁四川重庆。
新校长吕凤子怕事，原有教授全部不用。相关部门为了安排那些教员，特别组织了一个“美术教育委员会”，常书鸿担任秘书，秦宣夫等一批老教员任专门委员。大家相对清闲，有薪水而不必办公。常书鸿每月到青木关去帮大家拿薪水，平时空下来他画了不少画，还到成都周边去风景写生，过了一两年难得安定的日子。
四
早在巴黎留学期间，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一部《敦煌石窟图录》，为他打开这座古代艺术宝库的大门。自那时起他就埋下心愿，有朝一日要到敦煌去。
1942年，在于右任等人的倡议下，政府欲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从梁思成等朋友处得知消息，接受邀请，任筹委会副主任，去敦煌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莫高窟有492个洞窟，壁画总面积44830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从东晋开凿到元代绵延千年，是世界现存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举世无双。1943年春，当他抵达敦煌，但见这里破败不堪，自然和人为的破坏难以想象，生活条件也极其简陋艰苦。
常书鸿并不气馁，克服种种困难，一边着手窟区的调查勘测，一边战风沙、筑围墙，保护工作初见端倪。
很快好几位艺专学生闻讯陆续从大后方赶来，有董希文夫妇、李浴等人，一下子成了常先生的左膀右臂，壁画临摹、文献整理等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1944年，经过一年多的辛勤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1945年，可能是常书鸿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4月，妻子陈芝秀受不了敦煌的艰苦，偷偷逃离敦煌。常书鸿闻讯追赶不及，晕倒在茫茫戈壁，幸得被人发现救治，三天后才苏醒。8月，国民政府下令撤销研究院，他得知消息，急忙赶到重庆，向有关部门据理力争晓以利害，几经交涉，终于将研究所保了下来，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接管。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但随之研究所的大部分人员，思乡心切，乘着胜利复员的热潮，纷纷离开了这里。而常书鸿没有动摇：“思前想后，我决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五
为了保护敦煌，弘扬敦煌文化，常先生全力以赴，终生无悔。
早在1945年春，常书鸿托人带了一小批敦煌临摹作品，在重庆中苏文协楼上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展览，引起热烈反响，连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郭沫若等人都去参观了展览。
1948年，常书鸿亲自携带敦煌临摹壁画500多件，到南京和上海先后举办展览。南京展览期间，蒋介石和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和傅斯年等政府要员及驻外使节均莅临展览，规格很高。
上海展览期间，常书鸿希望将这批珍贵摹本彩印出版，得到郑振铎等热心人士的支持。当时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制版期间，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要人想将这批摹本拿到台湾，常书鸿推托拖延，连夜将原件分藏在上海和杭州亲友处。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秋，时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打电报给敦煌的常书鸿，要他火速进京筹备敦煌文物大型展览会，这批珍贵的摹本才重见天日。
翌年的敦煌展览，轰动京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前来参观，常书鸿接待。1963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组织进行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加固工程。
六
自1936年回国，经历抗战，特别是到达敦煌后，常书鸿的创作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大西北的壮阔风情和他亲手临摹大量敦煌壁画的实践，使他的油画创作更加质朴内敛，清新大气。《临摹工作的开始》（1944）《肖像》（1947）《在蒙古包中》（1947）《敦煌农民》（1947）《敦煌莫高窟庙会》（1950）《敦煌九层楼》（1952）等作品，其表现语言、形式结构、色彩表现、装饰意味大量借鉴壁画元素，可以看作是他特殊的民族化探索。
七
常书鸿虽然“少小离家”，但他一辈子乡音不改，永远一口杭州官话。
1982年3月，常书鸿在国家的关心下，举家从敦煌迁往北京。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他更系念家乡，一次次对女儿常沙娜说：“我的‘娃儿’（画）要回家乡！捐给家乡！”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先生在北京逝世。8月9日，他的部分骨灰重回敦煌，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上，与这座艺术宝库守护相伴。
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常沙娜到处奔走。1998年两会期间，她向时任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再次表达了常老的遗愿，要把他的“娃儿”全部捐给家乡。柴省长非常重视，马上通知浙江博物馆负责人即刻到京，与家属办理画作登记及相关捐赠手续，随后决定在浙江省博物馆特设“常书鸿美术馆”，常年收藏并展出他一生大部分的画作，油画、水粉和素描共计两百多件。
1999年，常书鸿美术馆开馆，为西子湖畔增添了一道深情多彩的人文风景。
每次去敦煌莫高窟，总要想起常书鸿先生。
今年是这位著名画家、有“敦煌守护神”之称的敦煌研究开拓者诞辰120周年，逝世30周年，也是由他具体创办的敦煌研究院（原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80周年。
他的一生，实在不平凡。
一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他家是满族，祖上为镶黄旗。他的祖父是个世袭小军官，被清政府派到杭州驻防，于是一家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常书鸿的童年充满艰辛。7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外面纷纷传说要杀满人。他祖母带着一家人，连夜从西湖边上的旗下营逃到南高峰躲起来。还好虚惊一场。这一幕，是常书鸿幼年最深刻的记忆。
大清灭亡后，家中男丁们原有的皇恩官饷没有了，一大家子生计维艰。他的三叔身患残疾，靠画一些小画贴补家用。他也从小跟着点染涂抹，慢慢在心中播下美术的种子。
进入小学，常书鸿受同学影响，还学过一阵中国山水，后又照杂志上的西洋名画临摹描绘，乐此不疲。
高小毕业，有人劝他去投考上海美专，但家里要他先解决饭碗问题。期间，常书鸿曾背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考试，终因不会法文而落榜。他只好依父命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入学后改学染织。染织和美术的关系很大，像张大千等大家早年也都学过染织。
在染织科，常书鸿很用功，与同学沈西苓（后成为著名剧作家）意趣相投，两人业余还悄悄参加由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周末假期一起外出写生画画，并与画友们广泛交流，拓展眼界。
1923年，常书鸿毕业，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美术教员。可巧纹工场的负责人都锦生（后“都锦生丝织厂”创办人）对他极为信任，放手让他管理工场。常书鸿又给预科学员讲授美术，经常带学生去西湖周边写生，深获好评。一次在西湖边写生，师生一起目睹了雷峰塔的轰然倒塌。
二
1927年6月，常书鸿如愿以偿，在学校和都锦生等人的资助下，乘船赴法留学。
来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卢浮宫参观，饱览这些西方美术史上名作。
在巴黎，他一边在饭店打工，一边全心补习法文和绘画技法。不久就获得公费资格，到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染织图案。常书鸿几乎从头学起，埋头苦学，翌年即跳班参加三年级的人体素描考试。那年，他的夫人陈芝秀来法国伴读。1930年，他在全校素描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奖金，提前升入油画班。
那时，吕斯百和王临乙也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转来该校留学，三人意气风发，一时成为学校尖子，并相互结下终生友情。
1932年，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国立美术学院毕业，随即参加赴巴黎深造公费奖学金选拔考试，以油画《梳妆小姐》获得第一名中选，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伦斯画室。劳伦斯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家里三代都是画家，常书鸿从他学习，尽得真传，深受老师青睐。
重回巴黎，常书鸿如鱼得水，这时他的一帮同学好友均在巴黎，艺术才俊济济一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常书鸿在巴黎安家，工作学习之余，他家俨然是艺术家们聚会的沙龙。1933年，他更发起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凝聚同好，覃研艺术。徐悲鸿夫妇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时，也和他们见面相聚，给予常书鸿诸多鼓励。
常书鸿在法国生活了近十年，他的画风洗练严谨，纯粹精致，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获金银奖章。他是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巴黎近代美术馆（现蓬皮杜艺术中心）、里昂国立美术馆等国家美术机构均藏有他的画作。
由于受20世纪初欧洲盛行的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影响，加上早年染织图案的实践经历，使得常书鸿的油画创作将写实主义与装饰趣味巧妙融合，富有浓烈的东方韵味。
《G夫人像》（1932）是常书鸿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作品，即以高度的写实技巧获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画面女性的优雅娴静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深入古典写实绘画的堂奥。
《画家家庭》（1933）是青年画家一家三口温馨的写照，在人物写实神情的表现外，画家夫人旗袍服饰图案渲染，形成画面强烈的装饰视觉冲击和东方美感。
1935年，常书鸿以四岁的女儿为模特，创作《沙娜像》。画面头部的如实刻画和衣服的简练描写形成鲜明对比，相互映衬。此作当时即被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四年后他在昆明创作的《沙娜》画像则更是写实与装饰手法融合的高度发挥。
油画《姐妹俩》（1936）则更具代表性。常书鸿虚构了一处具有中国式情调的空间，描绘了姐妹俩（均以妻子陈芝秀为原型）穿着中式旗袍在客厅阅读的场景。一人手持书籍，身着黑底白牡丹旗袍坐在沙发椅上阅读，另一人身着素色薄纱旗袍倚靠着沙发，凝视观众。红色的背景，黑白红的对比暗示，各种图案符号的巧妙呼应，让东方图案的秩序和装饰的美感融为一体，热烈而庄重。
凭常书鸿的艺术才能，当时完全可以留在法国，做一个成功舒适的艺术家。
三
但常书鸿的心一直牵挂着祖国。
1936年，他应聘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教授兼西画系主任，旋即又负责翌年全国美展北平方面的筹备工作。
孰料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常书鸿和北平艺专师生仓皇南下，一路逃亡。学校在湖南沅陵复课不久，国立杭州艺专也西迁而来，两校合并。
合并后的国立艺专矛盾重重。新校成立了一个校务委员会，杭州的校长林风眠是主任委员，北平的校长赵太侔和常书鸿则为委员。两位校长都有自己的人马，并带了家眷，平时不住在学校，这样常书鸿就成了驻校的常务负责人，许多具体的办学事务和烦杂的人事纠纷统统落在他身上。
常书鸿后来回忆说，当时上面希望他在新校中起一个“团结和缓冲的作用”。哪知道，“由于派别及许多十分复杂的原因，我左右为难，而且吃力不讨好。”
不久，林风眠和赵太侔先后辞职他去，滕固被任命为艺专校长，常先生则留了下来。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学校又开始向西迁移。期间滕固生病住院，委托常先生负责全校的搬迁工作。1939年2月4日，学校搬迁至贵阳时，遭遇大轰炸。他们的旅馆被炸毁，常书鸿的藏书和画作全部化为灰烬，仅在废墟中找到金银奖章两枚。那天他正好在医院探望滕固校长，妻女则在废墟中侥幸死里逃生，惊恐万状。
1939年春，学校迁到云南昆明，暂借昆华中学校舍上课，年底学校又迁往昆明郊外安江村。期间常书鸿尽心尽职，授课之外，为学校做了很多事务工作。1940年夏天，校长滕固辞职，学校再迁四川重庆。
新校长吕凤子怕事，原有教授全部不用。相关部门为了安排那些教员，特别组织了一个“美术教育委员会”，常书鸿担任秘书，秦宣夫等一批老教员任专门委员。大家相对清闲，有薪水而不必办公。常书鸿每月到青木关去帮大家拿薪水，平时空下来他画了不少画，还到成都周边去风景写生，过了一两年难得安定的日子。
四
早在巴黎留学期间，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一部《敦煌石窟图录》，为他打开这座古代艺术宝库的大门。自那时起他就埋下心愿，有朝一日要到敦煌去。
1942年，在于右任等人的倡议下，政府欲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从梁思成等朋友处得知消息，接受邀请，任筹委会副主任，去敦煌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莫高窟有492个洞窟，壁画总面积44830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从东晋开凿到元代绵延千年，是世界现存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举世无双。1943年春，当他抵达敦煌，但见这里破败不堪，自然和人为的破坏难以想象，生活条件也极其简陋艰苦。
常书鸿并不气馁，克服种种困难，一边着手窟区的调查勘测，一边战风沙、筑围墙，保护工作初见端倪。
很快好几位艺专学生闻讯陆续从大后方赶来，有董希文夫妇、李浴等人，一下子成了常先生的左膀右臂，壁画临摹、文献整理等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1944年，经过一年多的辛勤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1945年，可能是常书鸿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4月，妻子陈芝秀受不了敦煌的艰苦，偷偷逃离敦煌。常书鸿闻讯追赶不及，晕倒在茫茫戈壁，幸得被人发现救治，三天后才苏醒。8月，国民政府下令撤销研究院，他得知消息，急忙赶到重庆，向有关部门据理力争晓以利害，几经交涉，终于将研究所保了下来，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接管。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但随之研究所的大部分人员，思乡心切，乘着胜利复员的热潮，纷纷离开了这里。而常书鸿没有动摇：“思前想后，我决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五
为了保护敦煌，弘扬敦煌文化，常先生全力以赴，终生无悔。
早在1945年春，常书鸿托人带了一小批敦煌临摹作品，在重庆中苏文协楼上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展览，引起热烈反响，连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郭沫若等人都去参观了展览。
1948年，常书鸿亲自携带敦煌临摹壁画500多件，到南京和上海先后举办展览。南京展览期间，蒋介石和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和傅斯年等政府要员及驻外使节均莅临展览，规格很高。
上海展览期间，常书鸿希望将这批珍贵摹本彩印出版，得到郑振铎等热心人士的支持。当时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制版期间，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要人想将这批摹本拿到台湾，常书鸿推托拖延，连夜将原件分藏在上海和杭州亲友处。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秋，时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打电报给敦煌的常书鸿，要他火速进京筹备敦煌文物大型展览会，这批珍贵的摹本才重见天日。
翌年的敦煌展览，轰动京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前来参观，常书鸿接待。1963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组织进行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加固工程。
六
自1936年回国，经历抗战，特别是到达敦煌后，常书鸿的创作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大西北的壮阔风情和他亲手临摹大量敦煌壁画的实践，使他的油画创作更加质朴内敛，清新大气。《临摹工作的开始》（1944）《肖像》（1947）《在蒙古包中》（1947）《敦煌农民》（1947）《敦煌莫高窟庙会》（1950）《敦煌九层楼》（1952）等作品，其表现语言、形式结构、色彩表现、装饰意味大量借鉴壁画元素，可以看作是他特殊的民族化探索。
七
常书鸿虽然“少小离家”，但他一辈子乡音不改，永远一口杭州官话。
1982年3月，常书鸿在国家的关心下，举家从敦煌迁往北京。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他更系念家乡，一次次对女儿常沙娜说：“我的‘娃儿’（画）要回家乡！捐给家乡！”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先生在北京逝世。8月9日，他的部分骨灰重回敦煌，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上，与这座艺术宝库守护相伴。
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常沙娜到处奔走。1998年两会期间，她向时任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再次表达了常老的遗愿，要把他的“娃儿”全部捐给家乡。柴省长非常重视，马上通知浙江博物馆负责人即刻到京，与家属办理画作登记及相关捐赠手续，随后决定在浙江省博物馆特设“常书鸿美术馆”，常年收藏并展出他一生大部分的画作，油画、水粉和素描共计两百多件。
1999年，常书鸿美术馆开馆，为西子湖畔增添了一道深情多彩的人文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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