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随着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王女士手机响起——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所在班级群有了新消息，老师发来一份需要打印的数学专项练习——两页A4纸，要求次日早上交。王女士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匆匆下楼，赶往最近的打印店。
这样的场景，近年来在她家已经多次上演。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和王女士一样，都有夜间“紧急打印”的经历，班级微信群中随时弹出的作业文件，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任务”。
打印作业给家长带来了怎样的现实负担？其背后又折射出当前教育实践中的哪些矛盾？《法治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采访。
打印作业成为家长负担
“平均每周打印3次至5次作业，不是练习卷就是复习资料。”王女士告诉记者。
“有时我比较忙没有注意到群消息、有时老师发打印作业时间比较晚，导致无法及时给孩子打印，因为打印店关门了。”王女士说，这种“深夜打印难”的窘境，让家里陷入忙乱和焦虑。
王女士尝试与老师沟通。“有一次，我向语文老师反映打印作业多，却收到‘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的回复。”
这样的回应让王女士倍感无力。
宗女士居住在山东省枣庄市，孩子今年上初中二年级，同样有这类烦恼。
采访中，她向记者回忆孩子就读初一时的情景。“打印任务繁重，工作日每天打印两张，周末每天打印五六张。一学期结束，我把孩子的打印作业整理后摞起来测量厚度，在大部分打印作业上交给老师的情况下，家里保存的练习纸近0.1米高。如果估算，孩子一学期打印出来的作业高度可能超过0.2米。”
“家里没有打印机，每次打印都像在执行紧急任务。”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女士这样描述。她坦言，寻找打印店、往返路程、排队等待，整个流程往往需要耗费半小时以上。
宗女士介绍说，打印作业内容以语文、英语为主，多为老师临时布置的练习卷、复习资料或默写纸。尽管老师常说“有条件的家长可以打印出来”，但大部分家长会选择打印，有的作业内容没有办法用手抄，必须打印，比如函数图像、几何图形。
“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负担。”王女士说。首先是看得见的经济账，打印一次两三元，一学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与经济压力相比，精神负担更重。对王女士来说，帮孩子打印作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及时查看班级群、课程群已成为“习惯”，这些都是时间和精力的消耗。
尽管深感不便，但家长们普遍选择沉默。
“我没有向学校或老师反映打印作业过多的问题。”朱女士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内心有所顾虑，担心反馈之后，老师认为家长“事多”，反而对孩子不利。
“如果反映打印作业过多，老师可能觉得家长不想让孩子写作业。”宗女士道出了她的顾虑。在“一切为了孩子学习”的前提下，任何对作业的质疑都可能被误解为“不配合”学校教学，影响的可能是孩子的成绩。
这种沉默，让问题始终被局限在家庭内部，难以得到校方的正视和解决。
学校教学责任转嫁家长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受访专家认为，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这一行为本身与“双减”政策精神相悖。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执行末端”，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一方面，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导致学生作业任务“明减暗增”；另一方面，增加家长负担，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双减”政策要求“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家长需要引导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
“让家长打印作业成为学生完成作业的强制性、常态化前置程序，本质上是将学校教学保障责任转嫁给家长。”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说。
她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深层矛盾，即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模糊。包括打印作业等在内的本应由教师承担的教学管理职责转嫁给家长，家校共育异化为“家校共教”，家长甚至成为“校外教师”角色。
刘一玮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政策执行异化、政策稳定性不强是重要原因。
“‘双减’政策的本意是推动学校与教师优化作业质量、合理控制总量，但让家长自行打印作业，是政策落地执行的异化。同时，‘双减’政策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质上仍属于教育政策文件范畴，其稳定性不及国家法律法规。”她说。
在姚金菊看来，“双减”政策落实难，主要面临两个困境：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存在问题，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于保障休息权的规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但“双减”政策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另一方面，教育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监管技术不足，导致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相对“隐蔽”的途径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管，导致对“双减”政策落地的监督难以常态化。
违规布置作业可以问责
受访专家认为，治理此类问题，需要将教育减负纳入法治轨道。
在姚金菊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关于教育减负的规定，是“双减”法治化的起点；通过部门规章等指引学校对“减负”进行制度化构建，将“双减”政策落实为学校规章制度；在执行层面，加强教育评估和监督，可以考虑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
“应依法明确教育参与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配置足够专职执法人员，对于违规布置打印作业等行为进行查处。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布置打印作业、变相增加学生负担的学校，依法给予通报批评、经费核减等处罚。”刘一玮说。
姚金菊建议，教育应回归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她认为，教学创新与减负相辅相成，提高教学质量、精进教学研究、打造高效的课堂，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完成对大部分知识的掌握；丰富学生考核方式，允许教师在资源库内或经备案后，合理选用、组合或微调习题，让补充练习“名正言顺”。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对作业类型（如预习、练习、探究、阅读）提出比例指导。
刘一玮建议建设共享作业库。开发高质量基础性作业、拓展性作业，丰富不同层级作业形式，如探究式作业等；推广线上作业系统，可以实现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推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负担，提升学生学习质量。
“教师可以选择学校统一打印或订购统一习题册等方式，由学校教研室完成，避免将此环节留给家长和学生个人。要明确发布渠道与格式规范，通过官方指定教学平台统一发布，如需电子材料，应提前打包、一次提供，严禁零散、临时的群消息刷屏。”姚金菊说。
晚上，随着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王女士手机响起——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所在班级群有了新消息，老师发来一份需要打印的数学专项练习——两页A4纸，要求次日早上交。王女士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匆匆下楼，赶往最近的打印店。
这样的场景，近年来在她家已经多次上演。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和王女士一样，都有夜间“紧急打印”的经历，班级微信群中随时弹出的作业文件，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任务”。
打印作业给家长带来了怎样的现实负担？其背后又折射出当前教育实践中的哪些矛盾？《法治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采访。
打印作业成为家长负担
“平均每周打印3次至5次作业，不是练习卷就是复习资料。”王女士告诉记者。
“有时我比较忙没有注意到群消息、有时老师发打印作业时间比较晚，导致无法及时给孩子打印，因为打印店关门了。”王女士说，这种“深夜打印难”的窘境，让家里陷入忙乱和焦虑。
王女士尝试与老师沟通。“有一次，我向语文老师反映打印作业多，却收到‘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的回复。”
这样的回应让王女士倍感无力。
宗女士居住在山东省枣庄市，孩子今年上初中二年级，同样有这类烦恼。
采访中，她向记者回忆孩子就读初一时的情景。“打印任务繁重，工作日每天打印两张，周末每天打印五六张。一学期结束，我把孩子的打印作业整理后摞起来测量厚度，在大部分打印作业上交给老师的情况下，家里保存的练习纸近0.1米高。如果估算，孩子一学期打印出来的作业高度可能超过0.2米。”
“家里没有打印机，每次打印都像在执行紧急任务。”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女士这样描述。她坦言，寻找打印店、往返路程、排队等待，整个流程往往需要耗费半小时以上。
宗女士介绍说，打印作业内容以语文、英语为主，多为老师临时布置的练习卷、复习资料或默写纸。尽管老师常说“有条件的家长可以打印出来”，但大部分家长会选择打印，有的作业内容没有办法用手抄，必须打印，比如函数图像、几何图形。
“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负担。”王女士说。首先是看得见的经济账，打印一次两三元，一学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与经济压力相比，精神负担更重。对王女士来说，帮孩子打印作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及时查看班级群、课程群已成为“习惯”，这些都是时间和精力的消耗。
尽管深感不便，但家长们普遍选择沉默。
“我没有向学校或老师反映打印作业过多的问题。”朱女士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内心有所顾虑，担心反馈之后，老师认为家长“事多”，反而对孩子不利。
“如果反映打印作业过多，老师可能觉得家长不想让孩子写作业。”宗女士道出了她的顾虑。在“一切为了孩子学习”的前提下，任何对作业的质疑都可能被误解为“不配合”学校教学，影响的可能是孩子的成绩。
这种沉默，让问题始终被局限在家庭内部，难以得到校方的正视和解决。
学校教学责任转嫁家长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受访专家认为，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这一行为本身与“双减”政策精神相悖。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执行末端”，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一方面，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导致学生作业任务“明减暗增”；另一方面，增加家长负担，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双减”政策要求“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家长需要引导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
“让家长打印作业成为学生完成作业的强制性、常态化前置程序，本质上是将学校教学保障责任转嫁给家长。”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说。
她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深层矛盾，即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模糊。包括打印作业等在内的本应由教师承担的教学管理职责转嫁给家长，家校共育异化为“家校共教”，家长甚至成为“校外教师”角色。
刘一玮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政策执行异化、政策稳定性不强是重要原因。
“‘双减’政策的本意是推动学校与教师优化作业质量、合理控制总量，但让家长自行打印作业，是政策落地执行的异化。同时，‘双减’政策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质上仍属于教育政策文件范畴，其稳定性不及国家法律法规。”她说。
在姚金菊看来，“双减”政策落实难，主要面临两个困境：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存在问题，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于保障休息权的规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但“双减”政策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另一方面，教育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监管技术不足，导致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相对“隐蔽”的途径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管，导致对“双减”政策落地的监督难以常态化。
违规布置作业可以问责
受访专家认为，治理此类问题，需要将教育减负纳入法治轨道。
在姚金菊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关于教育减负的规定，是“双减”法治化的起点；通过部门规章等指引学校对“减负”进行制度化构建，将“双减”政策落实为学校规章制度；在执行层面，加强教育评估和监督，可以考虑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
“应依法明确教育参与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配置足够专职执法人员，对于违规布置打印作业等行为进行查处。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布置打印作业、变相增加学生负担的学校，依法给予通报批评、经费核减等处罚。”刘一玮说。
姚金菊建议，教育应回归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她认为，教学创新与减负相辅相成，提高教学质量、精进教学研究、打造高效的课堂，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完成对大部分知识的掌握；丰富学生考核方式，允许教师在资源库内或经备案后，合理选用、组合或微调习题，让补充练习“名正言顺”。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对作业类型（如预习、练习、探究、阅读）提出比例指导。
刘一玮建议建设共享作业库。开发高质量基础性作业、拓展性作业，丰富不同层级作业形式，如探究式作业等；推广线上作业系统，可以实现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推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负担，提升学生学习质量。
“教师可以选择学校统一打印或订购统一习题册等方式，由学校教研室完成，避免将此环节留给家长和学生个人。要明确发布渠道与格式规范，通过官方指定教学平台统一发布，如需电子材料，应提前打包、一次提供，严禁零散、临时的群消息刷屏。”姚金菊说。
公安部：开展整治“飙车炸街”专项行动，去年查处案件7.4万起 中新网1月11日电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2023年，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强化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和问题隐患治理，不断深化便民利企改革，推动公安交管服务迈上新台阶 下班后涌入医院做推拿；常年服用多种保健品；关注艾灸、刮痧、八段锦等调理攻略 “脆皮年轻人”花式养生，有人月均账单超千元 中医专家提醒，应审慎评价身体状况，切勿盲目跟风 本报记者 王羡茹 曲欣悦 阅读提 作者：王成（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新质生 2023年能源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新数据 新看点) 新能源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超34% 本报北京2月22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3年，我国能源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据监测，全国在建和年内拟开工能源重点 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 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运行有关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共受理案件18924件，审结15710 中新经纬2月22日电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消息，西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王集团”)、西王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王勇、王棣、王伟2月20日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超3.3亿，案号为(2024)鲁02执383号。 来 。本文链接：“让家长打印作业本质上是责任转嫁”——专家：将“减负”政策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http://www.sushuapos.com/show-5-857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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