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随着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王女士手机响起——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所在班级群有了新消息，老师发来一份需要打印的数学专项练习——两页A4纸，要求次日早上交。王女士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匆匆下楼，赶往最近的打印店。
这样的场景，近年来在她家已经多次上演。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和王女士一样，都有夜间“紧急打印”的经历，班级微信群中随时弹出的作业文件，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任务”。
打印作业给家长带来了怎样的现实负担？其背后又折射出当前教育实践中的哪些矛盾？《法治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采访。
打印作业成为家长负担
“平均每周打印3次至5次作业，不是练习卷就是复习资料。”王女士告诉记者。
“有时我比较忙没有注意到群消息、有时老师发打印作业时间比较晚，导致无法及时给孩子打印，因为打印店关门了。”王女士说，这种“深夜打印难”的窘境，让家里陷入忙乱和焦虑。
王女士尝试与老师沟通。“有一次，我向语文老师反映打印作业多，却收到‘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的回复。”
这样的回应让王女士倍感无力。
宗女士居住在山东省枣庄市，孩子今年上初中二年级，同样有这类烦恼。
采访中，她向记者回忆孩子就读初一时的情景。“打印任务繁重，工作日每天打印两张，周末每天打印五六张。一学期结束，我把孩子的打印作业整理后摞起来测量厚度，在大部分打印作业上交给老师的情况下，家里保存的练习纸近0.1米高。如果估算，孩子一学期打印出来的作业高度可能超过0.2米。”
“家里没有打印机，每次打印都像在执行紧急任务。”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女士这样描述。她坦言，寻找打印店、往返路程、排队等待，整个流程往往需要耗费半小时以上。
宗女士介绍说，打印作业内容以语文、英语为主，多为老师临时布置的练习卷、复习资料或默写纸。尽管老师常说“有条件的家长可以打印出来”，但大部分家长会选择打印，有的作业内容没有办法用手抄，必须打印，比如函数图像、几何图形。
“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负担。”王女士说。首先是看得见的经济账，打印一次两三元，一学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与经济压力相比，精神负担更重。对王女士来说，帮孩子打印作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及时查看班级群、课程群已成为“习惯”，这些都是时间和精力的消耗。
尽管深感不便，但家长们普遍选择沉默。
“我没有向学校或老师反映打印作业过多的问题。”朱女士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内心有所顾虑，担心反馈之后，老师认为家长“事多”，反而对孩子不利。
“如果反映打印作业过多，老师可能觉得家长不想让孩子写作业。”宗女士道出了她的顾虑。在“一切为了孩子学习”的前提下，任何对作业的质疑都可能被误解为“不配合”学校教学，影响的可能是孩子的成绩。
这种沉默，让问题始终被局限在家庭内部，难以得到校方的正视和解决。
学校教学责任转嫁家长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受访专家认为，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这一行为本身与“双减”政策精神相悖。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执行末端”，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一方面，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导致学生作业任务“明减暗增”；另一方面，增加家长负担，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双减”政策要求“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家长需要引导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
“让家长打印作业成为学生完成作业的强制性、常态化前置程序，本质上是将学校教学保障责任转嫁给家长。”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说。
她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深层矛盾，即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模糊。包括打印作业等在内的本应由教师承担的教学管理职责转嫁给家长，家校共育异化为“家校共教”，家长甚至成为“校外教师”角色。
刘一玮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政策执行异化、政策稳定性不强是重要原因。
“‘双减’政策的本意是推动学校与教师优化作业质量、合理控制总量，但让家长自行打印作业，是政策落地执行的异化。同时，‘双减’政策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质上仍属于教育政策文件范畴，其稳定性不及国家法律法规。”她说。
在姚金菊看来，“双减”政策落实难，主要面临两个困境：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存在问题，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于保障休息权的规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但“双减”政策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另一方面，教育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监管技术不足，导致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相对“隐蔽”的途径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管，导致对“双减”政策落地的监督难以常态化。
违规布置作业可以问责
受访专家认为，治理此类问题，需要将教育减负纳入法治轨道。
在姚金菊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关于教育减负的规定，是“双减”法治化的起点；通过部门规章等指引学校对“减负”进行制度化构建，将“双减”政策落实为学校规章制度；在执行层面，加强教育评估和监督，可以考虑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
“应依法明确教育参与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配置足够专职执法人员，对于违规布置打印作业等行为进行查处。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布置打印作业、变相增加学生负担的学校，依法给予通报批评、经费核减等处罚。”刘一玮说。
姚金菊建议，教育应回归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她认为，教学创新与减负相辅相成，提高教学质量、精进教学研究、打造高效的课堂，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完成对大部分知识的掌握；丰富学生考核方式，允许教师在资源库内或经备案后，合理选用、组合或微调习题，让补充练习“名正言顺”。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对作业类型（如预习、练习、探究、阅读）提出比例指导。
刘一玮建议建设共享作业库。开发高质量基础性作业、拓展性作业，丰富不同层级作业形式，如探究式作业等；推广线上作业系统，可以实现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推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负担，提升学生学习质量。
“教师可以选择学校统一打印或订购统一习题册等方式，由学校教研室完成，避免将此环节留给家长和学生个人。要明确发布渠道与格式规范，通过官方指定教学平台统一发布，如需电子材料，应提前打包、一次提供，严禁零散、临时的群消息刷屏。”姚金菊说。
晚上，随着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王女士手机响起——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所在班级群有了新消息，老师发来一份需要打印的数学专项练习——两页A4纸，要求次日早上交。王女士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匆匆下楼，赶往最近的打印店。
这样的场景，近年来在她家已经多次上演。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和王女士一样，都有夜间“紧急打印”的经历，班级微信群中随时弹出的作业文件，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任务”。
打印作业给家长带来了怎样的现实负担？其背后又折射出当前教育实践中的哪些矛盾？《法治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采访。
打印作业成为家长负担
“平均每周打印3次至5次作业，不是练习卷就是复习资料。”王女士告诉记者。
“有时我比较忙没有注意到群消息、有时老师发打印作业时间比较晚，导致无法及时给孩子打印，因为打印店关门了。”王女士说，这种“深夜打印难”的窘境，让家里陷入忙乱和焦虑。
王女士尝试与老师沟通。“有一次，我向语文老师反映打印作业多，却收到‘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的回复。”
这样的回应让王女士倍感无力。
宗女士居住在山东省枣庄市，孩子今年上初中二年级，同样有这类烦恼。
采访中，她向记者回忆孩子就读初一时的情景。“打印任务繁重，工作日每天打印两张，周末每天打印五六张。一学期结束，我把孩子的打印作业整理后摞起来测量厚度，在大部分打印作业上交给老师的情况下，家里保存的练习纸近0.1米高。如果估算，孩子一学期打印出来的作业高度可能超过0.2米。”
“家里没有打印机，每次打印都像在执行紧急任务。”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女士这样描述。她坦言，寻找打印店、往返路程、排队等待，整个流程往往需要耗费半小时以上。
宗女士介绍说，打印作业内容以语文、英语为主，多为老师临时布置的练习卷、复习资料或默写纸。尽管老师常说“有条件的家长可以打印出来”，但大部分家长会选择打印，有的作业内容没有办法用手抄，必须打印，比如函数图像、几何图形。
“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负担。”王女士说。首先是看得见的经济账，打印一次两三元，一学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与经济压力相比，精神负担更重。对王女士来说，帮孩子打印作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及时查看班级群、课程群已成为“习惯”，这些都是时间和精力的消耗。
尽管深感不便，但家长们普遍选择沉默。
“我没有向学校或老师反映打印作业过多的问题。”朱女士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内心有所顾虑，担心反馈之后，老师认为家长“事多”，反而对孩子不利。
“如果反映打印作业过多，老师可能觉得家长不想让孩子写作业。”宗女士道出了她的顾虑。在“一切为了孩子学习”的前提下，任何对作业的质疑都可能被误解为“不配合”学校教学，影响的可能是孩子的成绩。
这种沉默，让问题始终被局限在家庭内部，难以得到校方的正视和解决。
学校教学责任转嫁家长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受访专家认为，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这一行为本身与“双减”政策精神相悖。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执行末端”，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一方面，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导致学生作业任务“明减暗增”；另一方面，增加家长负担，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双减”政策要求“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家长需要引导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
“让家长打印作业成为学生完成作业的强制性、常态化前置程序，本质上是将学校教学保障责任转嫁给家长。”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说。
她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深层矛盾，即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模糊。包括打印作业等在内的本应由教师承担的教学管理职责转嫁给家长，家校共育异化为“家校共教”，家长甚至成为“校外教师”角色。
刘一玮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政策执行异化、政策稳定性不强是重要原因。
“‘双减’政策的本意是推动学校与教师优化作业质量、合理控制总量，但让家长自行打印作业，是政策落地执行的异化。同时，‘双减’政策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质上仍属于教育政策文件范畴，其稳定性不及国家法律法规。”她说。
在姚金菊看来，“双减”政策落实难，主要面临两个困境：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存在问题，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于保障休息权的规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但“双减”政策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另一方面，教育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监管技术不足，导致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相对“隐蔽”的途径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管，导致对“双减”政策落地的监督难以常态化。
违规布置作业可以问责
受访专家认为，治理此类问题，需要将教育减负纳入法治轨道。
在姚金菊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关于教育减负的规定，是“双减”法治化的起点；通过部门规章等指引学校对“减负”进行制度化构建，将“双减”政策落实为学校规章制度；在执行层面，加强教育评估和监督，可以考虑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
“应依法明确教育参与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配置足够专职执法人员，对于违规布置打印作业等行为进行查处。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布置打印作业、变相增加学生负担的学校，依法给予通报批评、经费核减等处罚。”刘一玮说。
姚金菊建议，教育应回归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她认为，教学创新与减负相辅相成，提高教学质量、精进教学研究、打造高效的课堂，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完成对大部分知识的掌握；丰富学生考核方式，允许教师在资源库内或经备案后，合理选用、组合或微调习题，让补充练习“名正言顺”。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对作业类型（如预习、练习、探究、阅读）提出比例指导。
刘一玮建议建设共享作业库。开发高质量基础性作业、拓展性作业，丰富不同层级作业形式，如探究式作业等；推广线上作业系统，可以实现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推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负担，提升学生学习质量。
“教师可以选择学校统一打印或订购统一习题册等方式，由学校教研室完成，避免将此环节留给家长和学生个人。要明确发布渠道与格式规范，通过官方指定教学平台统一发布，如需电子材料，应提前打包、一次提供，严禁零散、临时的群消息刷屏。”姚金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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